一、证据审查认定的一般规定

（一）全面、客观、公开质证

《民事诉讼法》第68条　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需要在法庭出示的，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

《民诉法解释》第103条  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当事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认可的证据，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视为质证过的证据。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规定应当保密的证据，不得公开质证。

《新民事证据规定》第60条  当事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过程中发表过质证意见的证据，视为质证过的证据。

当事人要求以书面方式发表质证意见，人民法院在听取对方当事人意见后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准许。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书面质证意见送交对方当事人。

 

（二）质证顺序

《新民事证据规定》第62条  质证一般按下列顺序进行：

（一）原告出示证据，被告、第三人与原告进行质证；

（二）被告出示证据，原告、第三人与被告进行质证；

（三）第三人出示证据，原告、被告与第三人进行质证。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审判人员对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后，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第三人进行质证。

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由审判人员对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后，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民事诉讼法》第138条 法庭调查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当事人陈述；

（二）告知证人的权利义务，证人作证，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

（三）出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

（四）宣读鉴定意见；

（五）宣读勘验笔录。

二、证据审查认定的一般规则

（一）审查认定的重点——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民诉法解释》第104条I 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

II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注：本款可以作为民事证据证据能力的一般条款）

（二）自由心证原则和证据裁判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64条Ⅲ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民诉法解释》第105条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新民事证据规定》第85条I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

II 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第97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

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可以不在裁判文书中表述。

我国《民事证据规定》对各类证据证明力的评价作了不少规定，详细如下：

《新民事证据规定》第90条　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一）当事人的陈述；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作的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

（四）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

   （三）单一证据的审核认定

《新民事证据规定》第87条 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
    （一）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
    （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
    （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
    （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

 
    （四）全案证据的审查认定

《新民事证据规定》第88条 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五）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认可证据的审查认定

《新民事证据规定》第89条　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对认可的证据反悔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关联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29条 当事人在庭审中对其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认可的事实和证据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必要时，可以责令其提供相应证据。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审查。理由成立的，可以列入争议焦点进行审理。

 

三、关联性规则

《新民事证据规定》第78条I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证人的询问与待证事实无关，或者存在威胁、侮辱证人或不适当引导等情形的，审判人员应当及时制止。必要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民诉法解释》第104条I 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

II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注：本款可以作为民事证据证据能力的一般条款）
  

评注：

1.相关性影响争议事实的盖然性

2.相关性争议主要与间接证据相联系

直接证据总是具有相关性

3.相关性涉及证据的内容而非形式

传闻证据是指证据的提出形式

4.一般规则，所有具有相关性的证据都是可采纳的，只要它以不可反对的形式和方式提出、而且不违反特殊的排除规则。——不相关的证据一般不可采。

5.逻辑相关性的表面检验标准：(1)所提出的证据是用来证明什么的？（争议问题是什么）(2)争议问题是本案中的实质性问题吗？(3)所提的证据对该问题具有证明性吗？（它能帮助确认该争议问题吗）

法官们在裁决大多数相关问题时大概都根据：（1）关于所提证据的“感觉”；（2）已确立的司法判例或制定法规则，如果有的话。

常见警告信号：（1）证据所指向的时间、人或事件不是正在审理案件的时间、人或时间时，……（2）时间远近，盗窃犯罪，出售一千美元物品，当年内，20年前

6. 相关性和人类的知识水平

确定某一证据与案件事实是否有关联性，往往取决于人们有关的生活经验和科学发展水平。如根据DNA技术进行亲子关系鉴定，是以前所不能想象的，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人们认识案件事实的能力。

枪弹痕迹检验、指纹、雷达测速器、血液酒精检测仪器、声纹鉴定、测谎仪

四、须经法庭调查程序且查证属实规则

《民事诉讼法》第63条II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民诉法解释》第103条  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当事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认可的证据，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视为质证过的证据。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规定应当保密的证据，不得公开质证。

《民诉法解释》第104条I 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

II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注：本款可以作为民事证据证据能力的一般条款）

理解：

1. 法定程序是刚性要求，背后的理论依据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严格证明理论和英美法系的程序正义理论；

2.查证属实是柔性要求，这是实事求是思想的产物。

3.个人建议，证据的真实性或可信性分成两个层次：作为证据能力层面的真实性，只要求达到表面可信程度；作为证明力层面的真实性，必须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程度。

本条应该理解为证据能力层面的真实性。

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现行规定

《民事诉讼法解释》（2015年）第106条  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做进一步区分，笔者注）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主流观点：

1. 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54页。

在判断非法证据的标准上，本条包括如下内容：（1）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仍然作为判断标准。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是指违反实体法上的规定，这里的实体法不限于民事法律，一切实体法规范均包括在内。（2）“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即对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提出了程度上的条件即要达到严重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利益衡量的因素。这意味着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一般性侵害，不会导致证据被排除，因此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相比此前有所放宽。（3）增加了“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由于在审判实践中一直以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来作为判断取证方法是否构成“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标准，违反公序良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构成侵权行为，事实上已经被“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标准所涵盖。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是指证据在形成或获取过程中并无对他人合法权益的明显损害，但其形成或取得的构成本身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此外，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相比，本条对于非法证据的界定并不限于获取证据方法的违法，证据形成本身违法亦构成非法证据。

2.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72-73页。

非法证据只有在以下三种情况下，才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第一，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第二，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第三，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违背公序良俗的具体情形有如下几个方面：（1）违反人伦的行为；（2）违反正义观念的行为；（3）乘他人窘迫、无经验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4）极度限制个人自由的行为；（5）限制营业自由的行为；（6）处分生存基础财产的行为；（7）显著的射幸行为。这是上述司法解释新规定的非法证据情形，主要是针对实践中出现的各式各样的虽严重违背公序良俗但却不构成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证据收集行为。

应该注意的是，这里对公序良俗有程度上的要求即严重。具体到偷录偷拍的证据是否应定位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以下几点需要考虑：（1）案件性质、偷拍偷录的损害后果及其社会危害程度。如在公共场合的偷拍偷录行为的危害性一般来说就小于在个人领域诸如住宅中进行偷拍偷录的社会危害性。（2）偷拍偷录的目的、动机以及主观过错程度。比方说当事人故意将偷拍偷录的照片视频发到网上，然后将网上的评论也作为支持其事实主张的证据，那么该照片或视频及其评论都不能被作为定案根据。（3）偷拍偷录手段或方式。比如用窃听器、望远镜全天候监控某人的住宅等。

 

2、历史渊源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

发文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文　　号：法复[1995]2号

发布日期：1995-3-6

执行日期：1995-3-6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冀高法〔1994〕39号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证据的取得首先要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此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九五年三月六日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年）第68条 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答记者问》（载曹建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2年第1卷（总第9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4-95页。）

问：依据司法解释，未经对方同意录制的音像资料能不能作为证据？

答：《规定》在第六十八条确定了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和排除规则。

关于非法证据标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曾经作出法复（1995）2号《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将录音资料的证据合法性标准限定在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未经对方同意私自录制的，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从这几年审判实践的效果来看，采用这种非法证据的标准，虽然有它积极的一面，但是经过实践和理论上的进一步研究，许多人认为，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音像资料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实践中一方当事人主张同意对方当事人录制其谈话的情形是极其罕见的。而依据这个《批复》，审判人员即使确信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也无法对权利人予以保护，因此，对于这些证据材料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为此，《规定》第六十八条重新明确了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即除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如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如擅自将窃听器安装到他人住处进行窃听）取得的证据外，其他情形不得视为非法证据。

 

3、典型案例

（1）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红楼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因与北京高术天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高术科技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一审：

本案一审法院查明，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是方正世纪RIP软件（以下简称方正RIP软件）、北大方正PostScript中文字库（以下简称方正字库）、方正文合软件V1.1版（以下简称方正文合软件）的著作权人。方正RIP软件和方正字库软件系捆绑在一起销售，合称方正RIP软件。上述软件安装在独立的计算机上，与激光照排机联机后，即可实现软件的功能。

北大方正公司系日本网屏（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屏公司）激光照排机在中国的销售商，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曾为北大方正公司代理销售激光照排机业务，销售的激光照排机使用的是方正RIP软件和方正文合软件。1999年5月间，由于双方发生分歧，导致代理关系终止。高术公司于2000年4月17日与网屏公司签订了销售激光照排机的协议，约定高术公司销售KATANA-5055激光照排机必须配网屏公司的正版RIP软件或北大方正公司的正版RIP软件，若配方正RIP软件，高术公司必须通过网屏公司订购北大方正公司正版RIP软件。

2001年7月20日，北大方正公司的员工以个人名义（化名），与高术天力公司签订了《电子出版系统订货合同》，约定的供货内容为KATANAFT-5055A激光照排机（不含RIP），单价为415，000元。合同签订后，北大方正公司分别于2001年7月20日和8月23日，向高术天力公司支付货款共394，250元，尚欠货款20，750元。高术公司分别于2001年7月23日和8月23日，向北大方正公司的员工出具了收取上述款项的收据。

2001年8月22日，高术天力公司的员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永乐小区84号楼503室北大方正公司的员工临时租用的房间内，安装了激光照排机，并在北大方正公司自备的两台计算机内安装了盗版方正RIP软件和方正文合软件，并提供了刻录有上述软件的光盘。北大方正公司支付了房租3，000元。

应北大方正公司的申请，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先后于2001年7月16日、7月20日、7月23日和8月22日，分别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永乐小区84号楼503室、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6号北楼120室及南楼418室北京后浪时空图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原为北京中唐彩印中心，以下简称“后浪公司”），对北大方正公司的员工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与高术天力公司联系购买KATANAFT-5055A激光照排机设备及高术天力公司在该激光照排机配套使用的北大方正公司自备计算机上安装方正RIP软件、方正文合软件的过程进行了现场公证，并对安装了盗版方正RIP软件、方正文合软件的北大方正公司自备的两台计算机及盗版软件进行了公证证据保全，制作了公证笔录五份。北大方正公司支付公证费10，000元。

2001年9月3日，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以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非法复制、安装、销售行为，侵犯了其享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为由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一、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二、赔偿经济损失3，000，000元；三、承担诉讼费、保全费、取证费及审计费等。

2001年9月24日，一审法院依北大方正公司的申请，对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自1999年1月至2001年9月的财务帐册、销售发票、收据及订货合同等进行了证据保全。同时对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的银行存款进行了财产保全，分别冻结了高术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海淀支行营业部的存款97，454.23元、高术天力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海淀支行海淀分理处的存款460，292.70元。北大方正公司支付财产及证据保全费15，520元。

2001年9月28日，一审法院委托北京天正华会计师事务所对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自1999年1月至2001年9月间销售激光照排机及相应设备、盗版方正RIP软件和方正文合软件的营业额及其利润进行审计。2001年11月12日，北京天正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载明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在上述期间内共销售激光照排机82套，其所销售的激光照排机存在单机销售、联同RIP软件或冲片机或扫描机一并销售等情况。此外，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还单独销售未注明品牌的RIP软件13套。北大方正公司支付审计费60，000元。

2001年11月29日，在一审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参加了对公证证据保全的两台北大方正公司自备计算机及相关软件进行的勘验。勘验结果表明，在被保全的计算机中安装了盗版方正文合软件，被保全的软件中包括盗版方正RIP软件及方正文合软件。双方当事人对勘验结果均不持异议。方正RIP软件及方正文合软件的正常市场售价分别为100，000元和30，000元。

2001年12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一、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立即停止复制、销售方正RIP软件、方正文合软件的侵权行为；二、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计算机世界》刊登启事，向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赔礼道歉；三、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共同赔偿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经济损失600，000元；四、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共同赔偿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为本案支付的调查取证费（购机款394，250元、房租3，000元、公证费10，000元）共407，250元；五、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应在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返还购机款394，250元后，将激光照排机退还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六、驳回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10元、财产保全费15，520元、审计费60，000元，均由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共同负担。

二审与再审：

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已查明北大方正公司伪装身份、编造谎言、利诱高术天力公司的员工，要求将激光照排机捆绑销售的正版软件换成方正盗版软件，但未予认定；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除被利诱陷害安装了涉案的一套盗版方正软件外，没有其他复制销售盗版方正软件的行为，但一审法院却认定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安装方正软件数量难以查清；公证员未亮明身份，未当场记录，记录的事实不完整，公证的是违法的事实，故公证书不合法；北大方正公司的做法是违法的，一审法院认定这种做法为“陷阱取证”，并予以支持是错误的；方正文合软件和激光照排机没有直接或间接关系，方正RIP软件也不是激光照排机的必然之选。一审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是不公正的。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诉讼费用由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负担。

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服从一审判决。

二审法院认定了一审法院查明的大部分事实。同时另查明，从2001年7月、8月间北京市国信公证处作出的现场公证记录可看出，北大方正公司的员工化名与高术天力公司联系购买激光照排机，主动提出要买盗版方正RIP软件和方正文合软件，高术天力公司的员工称该项不能写入合同，但承诺卖给北大方正公司盗版软件。

二审法院认为：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没有举出足够的相反证据推翻该公证书记载内容，故该公证书是合法有效的民事证据，对该公证书所记载的内容予以认定。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对于北大方正公司长达一个月的购买激光照排机的过程来说，该公证记录仅对五处场景作了记录，对整个的购买过程的记载缺乏连贯性和完整性。北大方正公司在未取得其他能够证明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侵犯其软件著作权证据的情况下，派其员工在外租用民房，化名购买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代理销售的激光照排机，并主动提出购买盗版方正软件的要求，由此可以看出，北大方正公司购买激光照排机是假，欲获取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销售盗版方正软件的证据是真。北大方正公司的此种取证方式并非获取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侵权证据的唯一方式，此种取证方式有违公平原则，一旦被广泛利用，将对正常的市场秩序造成破坏，故对该取证方式不予认可。鉴于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并未否认其在本案中售卖盗版方正软件的行为，公证书中对此事实的记载得到了印证，故可对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在本案中销售一套盗版方正RIP软件、方正文合软件的事实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销售盗版软件的数量难以查清，从而对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应予赔偿的数额予以酌定是错误的。鉴于对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的取证方式不予认可，及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销售涉案的一套盗版软件的事实，对于北大方正公司为本案支出的调查取证费，包括购机款、房租，以及审计费用，应由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自行负担；公证费、证据及财产保全费由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但适用法律正确。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合理，对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

2002年7月15日，二审法院作出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的第（一）、（二）、（六）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三）、（四）、（五）项；三、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共同赔偿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经济损失130，000元；四、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共同赔偿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为本案所支付的公证费10，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1，010元，由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共同负担2，386元，由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共同负担8，62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010元，由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共同负担2，386元，由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共同负担8，624元。

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不服二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03年8月20日驳回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再审申请。

提审：

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及驳回再审申请通知，向本院申请再审。其主要理由是，相关证据已经证实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侵权行为属多次的、大范围的实施，二审法院判令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仅赔偿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一套正版方正软件的损失130，000元是错误的。一审、二审法院均确认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合法有效，从该公证书所附若干份现场记录可以看出，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销售的盗版方正软件绝非仅限于销售给北大方正公司员工的一套。二审法院改判由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承担调查取证费用错误。北大方正公司采取的取证方式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如果不采取这样的取证方式，不但不能获得直接的、有效的证据，也不可能发现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进行侵权行为的其他线索。北大方正公司不存在违背公平及扰乱市场秩序的问题，其没有大量购买激光照排机，提高赔偿额。北大方正公司进行调查取证并提起诉讼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盗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起不到纠正侵权行为的作用，无形中为著作权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制造了困难和障碍，不利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答辩称，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是在公证员明知北大方正公司员工假扮买主、欲用诱骗手段取得我公司“侵权”证据的情况下完成的，且记录的内容不完整，不是现场监督记录的结果，仅凭公证员的主观回忆作出的记录是不客观的，缺乏公正性，与我公司了解的情况有很大的出入。北大方正公司采用的“陷阱取证”方式是对法律秩序、社会公德和正常商业秩序的破坏。北大方正公司编造理由，多次要求我公司员工给他们安装一套盗版的方正的软件，这种诱骗的做法是“陷害”，违背公序良俗。

本院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属实，二审法院认定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只销售一套盗版方正RIP软件、方正文合软件的事实有误。

另查明，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提交的公证书所载五份现场记录证明下列事实：1、2001年7月6日的《现场记录（二）》记录，高术天力公司的员工陈述：“我们这儿卖过不少台，兼容的，没问题，跟正版的一模一样。你看，这个实际就是个兼容RIP。”2、2001年7月20日所作《现场记录（三）》记录，高术天力公司的员工陈述：同时期向“后浪公司”销售了一台激光照排机，用的软件是“兼容的”；向“宝蕾元”（北京宝蕾元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宝蕾元公司）进行过同样的销售。3、2001年7月23日所作《现场记录（四）》记录，北大方正公司的员工和公证员现场观看了高术天力公司的员工为后浪公司安装、调试激光照排机的情况。根据高术天力公司的员工陈述，该激光照排机安装的也是方正RIP软件，也是“兼容的”。其后，高术天力公司的员工向北大方正公司的员工提供了购买同样激光照排机的一份客户名单，其中记录了“宝蕾元制作中心”（即宝蕾元公司）、“彩虹印务”、“尚品”、“中堂（唐）彩印”（即后浪公司）、“路局印厂”等客户的名称、联系电话及联系人等。4、2001年8月22日所作《现场记录（五）》记录，高术天力公司又卖了一台与本案一样的激光照排机给“海乐思（音）”。并且，根据该记录的记载，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廊坊、山西、沈阳等地进行激光照排机的销售，“除了西藏、青海之外，哪儿都卖”，对软件“买正版的少，只是启动盘替换了，其他的都一样”。对于公证证明的上列事实，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推翻。此外，兼容软件即为盗版软件，当事人对此没有异议。

二审判决生效后，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按照上述现场记录所反映的购买和使用盗版软件的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客户线索向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举报。2002年10月，在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后浪公司、宝蕾元公司等用户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北大方正公司委托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公证人员随同，对用户安装软件的情况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后浪公司在接受调查中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供了其从高术公司购买激光照排机的合同，并书面说明其安装的盗版软件系从高术公司处购买。在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对宝蕾元公司另案提起的诉讼中，经法院判决确认宝蕾元公司安装的盗版软件系从高术公司购买。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未能就其销售盗版软件的来源提供相关证据。

另查明，北大方正公司从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处购买的激光照排机已由北大方正公司所属的公司变卖，北大方正公司在本院审理期间，表示放弃赔偿上述购买激光照排机价款支出的诉讼请求；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已更名为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魏新；红楼研究所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肖建国。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共同拥有方正RIP软件和方正文合软件的著作权没有异议。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的行为构成对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著作权的侵犯，但对相关证据及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侵权责任的确定，有所不同。根据一审、二审判决及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申请再审的理由，本案主要涉及北大方正公司取证方式的合法性、被控侵权行为的性质以及赔偿数额的确定等争议焦点问题。

（一）关于本案涉及的取证方式是否合法问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经过公证程序证明的法律事实，除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外，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高术天力公司安装盗版方正软件是本案公证证明的事实，因高术公司、高术天力公司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对于该事实的真实性应予认定。以何种方式获取的公证证明的事实，涉及取证方式本身是否违法，如果采取的取证方式本身违法，即使其为公证方式所证明，所获取的证据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为，如果非法证据因其为公证所证明而取得合法性，那就既不符合公证机关需审查公证事项合法性的公证规则，也不利于制止违法取证行为和保护他人合法权益。二审法院在否定北大方正公司取证方式合法性的同时，又以该方式获取的法律事实经过公证证明而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是不妥当的。

在民事诉讼中，尽管法律对于违法行为作出了较多的明文规定，但由于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和利益关系的复杂性，除另有明文规定外，法律对于违法行为不采取穷尽式的列举规定，而存在较多的空间根据利益衡量、价值取向来解决，故对于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主要根据该行为实质上的正当性进行判断。就本案而言，北大方正公司通过公证取证方式，不仅取得了高术天力公司现场安装盗版方正软件的证据，而且获取了其向其他客户销售盗版软件，实施同类侵权行为的证据和证据线索，其目的并无不正当性，其行为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加之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行为具有隐蔽性较强、取证难度大等特点，采取该取证方式，有利于解决此类案件取证难问题，起到威慑和遏制侵权行为的作用，也符合依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精神。此外，北大方正公司采取的取证方式亦未侵犯高术公司、高术天力公司的合法权益。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申请再审的理由正当，应予支持。

据此，本案涉及的取证方式合法有效，对其获取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应作为定案根据。二审法院关于“此种取证方式并非获取侵权证据的唯一方式，且有违公平原则，一旦被广泛利用，将对正常的市场秩序造成破坏”的认定不当。

……

（2）张文武与陈志雄合同纠纷申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213号）

案件介绍：

张某武近年来一直在打官司，这与他2008年和商人陈某雄签订的一份《合作协议》有关。

陈某雄是珠海一家物流综合市场公司的股东。2008年3月20日，张某武与陈某雄就合作经营该物流综合市场项目签订《合作协议》。

双方约定：张某武负责协助陈某雄开展对外关系的协调工作，争取得到各相关政府部门对此项目的支持，保证陈某雄在合法经营的前提下顺利开展业务;陈某雄负责项目的具体运营，并对外承担法律责任……

协议第4条约定，陈某雄同意以不低于6000万元作为张某武的项目分红，并在此协议生效日起7年内分期付清，其中2010年12月31日前，陈某雄至少应向张某武支付6000万元的25%即1500万元。双方还约定协议生效后，两人于2001年就此项目签订的相关协议作废。

然而，2010年11月，张某武到珠海市香洲区法院起诉，请求判决陈某雄依法履行到期付款义务，向其支付应付款1500万元及逾期的利息。

判决迥异：

诉讼中，双方对“2001年就此项目签订的相关协议作废”的陈述不同。张某武称其与陈某雄于2001年前后认识，而陈某雄则称是2006年前后认识。

香洲区法院一审认为，张某武的起诉符合约定，判决陈某雄应支付张某武1500万元及逾期利息。珠海中院二审判决维持了该结果。二审期间，张某武还以陈某雄根本违约为由向珠海中院起诉，要求解除《合作协议》，并判令陈某雄支付剩余4500万元及逾期利息。

陈某雄不服判决申诉，广东高院裁定提审该案，并作了改判，撤销原一、二审判决，驳回张某武的诉求。

录音突现

这下，张某武不服了。他向最高法院申诉称，上述改判对两人自2001年起即建立并存续了8年的合作关系的基本事实未作审查。另外，有新证据能进一步证明两人间的合作事实。

最高法院受理申诉后，裁定提审该案。2016年4月26日，该案在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开审。

最高法院再审期间，张某武提交了一份录音：张某武的女儿录制的张某武与陈某雄于2012年6月16日14时50分至17时在深圳市五洲宾馆一楼大堂咖啡厅的谈话录音，拟证明两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源自2001年，陈某雄认可张某武在为项目公司所做的各项工作并对工作所形成的成果予以肯定、陈某雄愿向张某武支付3500万元对价，即由6000万元降到3500万元、6000万元系2001年约定的股权权益对价等。

结局逆转

法庭当庭对该录音进行了播放。

最高法院认为，该录音系两人就《合作协议》产生争议后双方协商的谈话过程，能够客观反映双方合作的相关事宜，与本案的基本事实密切相关，应当采纳。

而广东高院在另案4500万元标的案审查时认为，该录音证据是在未取得陈某雄同意的情况下单方录制，该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法复[1995]2号)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认定该录音不具有证明力。

最高法院认为，根据2002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法复[1995]2号批复所指的“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应当理解为系对涉及对方当事人的隐私场所进行的偷录并侵犯对方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6条关于“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明确了该司法精神。

“本案中，张某武与陈某雄的谈话系在宾馆大厅的公共场所进行，录音系在该公共场所录制，除张某武的女儿外也没有其他人在场，并未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益，故对该录音证据应予采纳，并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最高法院日前判决撤销原生效判决，维持珠海中院作出的民事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摘要(2015)民提字第212号

关于张文武提交的录音证据及证人证言能否采信问题

本案再审过程中，张文武向本院提交其女儿张莹录制的张文武与陈志雄于2012年6月16日下午2点50分在广东省深圳市五洲宾馆一楼大堂咖啡厅的谈话录音以及原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农渔局局长梁力及原广东省珠海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夏克军的证人证言作为证据，拟证明本案《合作协议》签订的整个过程及双方合作事宜的来龙去脉，即张文武与陈志雄的合作关系源于2001年，陈志雄认可张文武为项目公司做所的各项工作并对工作所形成的约定成果予以认可，陈志雄希望更改6000万元收益为3500万元，6000万元是40%权益的支付对价，即陈志雄在2008年选择了较股权价值低的对价6000万元。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属于再审中的新证据。

本院再审庭审中，张文武对录音证据的取得经过和为何在本案在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才提出该证据作出解释说明。张文武述称该录音是在深圳市五洲宾馆大堂的咖啡厅取得，因为张文武在《合作协议》中所涉及到的1500万和4500万标的的两个案件一审均胜诉，1500万元标的案件二审亦为胜诉，案件结果证明依据其已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合作协议》等证据材料已足以达到充分举证的目的，所以未想到用该录音证据证明相关案件事实。

本院认为张文武的解释说明符合逻辑，存在客观合理性，张文武不存在故意隐瞒重要证据的行为，张文武在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提交该证据亦不存在重大过失。

首先，张文武提交的该份录音证据虽然形成于原审庭审结束之前，但张文武在本案的一审诉讼及另案1500万元标的诉讼的一、二审均为胜诉，该证据对于张文武在本案原审及另案1500万元标的案的一、二审的诉讼过程中并无提交的必要性，亦即张文武在主观上并无逾期提交证据的故意。

其次，该份录音证据是张文武与陈志雄就《合作协议》相关款项的支付产生争议后双方沟通谈话的真实记录，其取得并未侵害陈志雄或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也未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张文武提交的录音证据并非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故该录音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再次，该录音证据系张文武与陈志雄就《合作协议》产生争议后双方协商的谈话过程，能够客观反映双方合作的相关事宜，与本案的基本事实密切相关，应当采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查时认为，该录音证据是在未取得陈志雄同意的情况下单方录制，该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法复[1995]2号)关于证据的取得首先要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认定该录音证据不具有证明力。

本院认为，根据2002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关于“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法复[1995]2号批复所指的“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应当理解为系对涉及对方当事人的隐私场所进行的偷录并侵犯对方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明确了该司法精神。

本案中，张文武与陈志雄的谈话系在宾馆大厅的公共场所进行，录音系在该公共场所录制，除张文武的女儿外也未有其他人在场，并未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益，故对该录音证据应予采纳，并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证据未予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案例思考2位于某市甲区的天南公司与位于乙区的海北公司签订合同，约定海北公司承建天南公司位于丙区的新办公楼，合同中未约定仲裁条款。新办公楼施工过程中，天南公司与海北公司因工程增加工作量、工程进度款等问题发生争议。双方在交涉过程中通过电子邮件约定将争议提交某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其后天南公司考虑到多种因素，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合同。

法院在不知道双方曾约定仲裁的情况下受理了本案，海北公司进行了答辩，表示不同意解除合同。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法院裁定被告停止施工，法院未予准许。

开庭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交了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会谈录音带和会议纪要，主张原合同已经变更。被告质证时表示，对方在会谈时进行录音未征得本方同意，被告事先不知道原告进行了录音，而会议纪要则无被告方人员的签字，故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认为一审判决错误，提出上诉，并称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仲裁协议，法院对本案无诉讼管辖权。

二审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在二审过程中，海北公司见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了本公司的主张，又向二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天南公司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天南公司考虑到二审可能败诉，故提请调解，为了达成协议，表示认可部分工程新增加的工作量。后因调解不成，天南公司又表示对已认可增加的工作量不予认可。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问题：双方的会谈录音带和会议纪要可否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为什么？

 

六、和解或调解让步证据部分场合排除规则

第107条  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

 

七、境外证据的特殊要求

《新民事证据规定》第16条  当事人提供的公文书证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思考：应该规定而未规定的证据能力规则

1.习惯和日常行为

2.事后补救措施

彭宇案

3.特权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