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深渊，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民族危机，国家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发生了倾覆性剧变。清政府作为战败方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彻底丧失话语权，在西方国家霸权压迫下，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通过译介西方书籍来自强求变、国际交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徐继畲编纂的《瀛寰志略》以及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等，这些译介作品均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价值理念，是近代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文明的翻译著作；以恭亲王奕䜣、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与西方列强的频繁接触中意识到国家在科技、军事、教育等领域的巨大落差，为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秩序和切身利益也极力倡导变革。

清末民初，中国近代翻译经历了前一阶段的艰难起步后，在这一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思潮并存的特殊历史时期，国家面临更加激荡的文化洪流冲击和内忧外患的矛盾之时，民间译介力量开始崛起和壮大。在此阶段，近代中国的文化心态已经区别于此前的“求知于世界”，取而代之的是有志之士“向西方寻求真理。逐渐崛起和壮大的民间译介力量为构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开拓了新方法和新境界，推动了中国近代翻译的进一步拓展。翻译活动译著内容由前期重点译介西方的实用科学典籍，转向西方以及日本社会科学、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领域的书籍，有意识地选择适应中国近代发展需要的书籍。

1898 年，严复在《天演论序》中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并由此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至今仍广受推崇。在一系列有志之士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爱国运动中，开办翻译机构、译书、办报、出版、译介西方学说、向西方寻求真理，成为其突破封建文化网络，构建新思想文化的重要方式。在此过程中，翻译活动始终贯穿其中，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筛选的重要媒介工具。

五四运动后，文学翻译盛行，翻译规则剧变。有志之士开展翻译活动的直接动机依然是实用理性和启蒙救亡，但其对此前的翻译风尚重新加以纠正并确立了新的翻译规范，“信”成为评估翻译质量的重要标准。

翻译思想以及方法论一改近代翻译初期的单一模式，译者文化自觉意识完全苏醒，可结合自身需要自由、自主地采取多元化翻译方法。随着翻译动机和译著内容发生变化，译者自身的专业学科水平、语言能力和翻译能力得到提高。译界为促使翻译质量不断提升，常针对翻译方法、翻译规范、翻译技术展开激烈讨论，总体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多样化发展态势。

五四运动后译著内容的变化以及译者围绕翻译方法论和翻译中国化展开的讨论，反映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完成了由器物技术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层面的转型历程。近代翻译活动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广泛传播西学加速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和重构，而思想文化的转型亦在加速译者文化自觉意识的醒悟，实现翻译活动的繁荣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