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明清时期的工艺美术

（本章内容改编自南京大学版《中国工艺美术史》）

学习目标：了解明清时期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经济对工艺美术发展产生的影响，掌握明清时期诸类工艺美术品发展的成因、造型、工艺特征、审美风尚。

学习重点：明清陶瓷工艺品种及特点、明清家具及其艺术风格；民间美术诸类品种及其艺术特色。

学习难点：明清诸类工艺美术品的造型特点、工艺特征、纹样构成及其审美理念。

实训与练习：明代陶瓷和清代陶瓷的传承关系如何，在发展上各有什么特色；明式家具有什么设计特征和工艺特点；描述明代的紫砂艺术成就；明清染织的艺术特色是什么；清代的民间艺术有哪些品种，各有什么特色，成因是什么

概  述

明清时期，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国家进一步发展，专制的中央集权建制度更加步强化，封建经济逐渐发展，从明中后期江南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在长期而较稳固的统一局面中，各民族之间不断融合。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一方面在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依然走在世界的前列，另一方面，则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民主思想的萌生，体现在文人、市民、民间艺术兴起等方面。虽明初，为防止倭寇侵扰巩固海防，推行海禁政策，明前期即使有郑和七下西洋，但对外贸易并不发达。至嘉靖年间时，东南沿海的走私已相当繁多，政府无力控制，其后，海禁慢慢开放，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享用西方奢侈品成了时髦，客观上刺激了工艺技术的革新。至清中后期国家主权不断丧失，海禁形同虚设，各类洋货大量倾销，中国传统手工业备受挤压，面临崩溃。

明清统治者对作坊的管理放松，使得地方工艺品种生产中心猛增，如景德镇的陶瓷，苏杭的丝织，松江的棉织，芜湖的印染，遵化的冶铁，益都的玻璃等。同时，官府和民间两种生产模式逐渐分开，宫廷和民间两大工艺各成体系，许多器皿分为生活用具和工艺摆设两类。这一时期，工艺美术种类完备，陶瓷、染织、漆艺、金工、家具及各种材料的雕刻工艺等，全面发展，风格吸取了宋之典雅、元之豪华，融豪放和严谨于一体，至清代康、雍、乾三朝时臻于隆盛，技术性和艺术性都有了新的发展，清中期以后，制作工艺走向了繁琐堆砌，格调不高，但在生产技术仍取得了一些成就。

第一节瓷器工艺

明代是我国瓷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陶瓷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从釉色上分，明以前以青瓷为主，明以后以白瓷为主，白瓷的繁荣，为瓷器的纹饰工艺开辟了广阔天地，画花成为瓷器装饰的主要方法，以前流行的刻花渐趋衰落。明代官窑器开始用年号作款，这种作法延用了明清两代。生产技术上以吹釉代替蘸釉，以陶车旋坯代替竹刀旋坯，工艺的发展使得陶瓷种类繁多。这一时期的景德镇、宜兴、龙泉、佛山等地制瓷业都很发达，瓷器烧造技术在宋、元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提高，制瓷工艺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当时景德镇作为“瓷都”的身份，除开设了御窑厂烧制宫廷御用器外，民窑也有很大发展，出现了“官民竟市”的繁盛局面，五彩、斗彩以及各色彩釉逐渐发展并流行起来。另外，青花瓷经过改进和创新，被推广开来并成为明清以及现代瓷业发展的主流。

清代瓷业仍以景德镇为中心。康熙时期，逐步将景德镇的御窑厂恢复完善，使其产品质量更加好转。景德镇窑数百年的经验积累，加上天然的绝佳原料，督陶官的管理，加上康雍乾三代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使得清初的瓷器制作工艺高超，技术上精工细作，不惜工本，装饰上精细华美，品种繁多，造型古拙，风格轻巧俊秀，终于造就了中国陶瓷史上最光耀灿烂，登峰造极的一页。从道光时期始，清朝国力逐渐衰弱，瓷器制造业亦渐不若从前，胎质显得粗松，胎骨洁白度下降，器型线条生硬，不再圆润秀美，显得粗拙。

一、明代瓷器

整个明代先后有十七个皇帝在位执政，共经历276年（南明除外），其瓷器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的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其中洪武、永乐和宣德为最高峰；中期的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以成化最著名；晚期的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以嘉靖和万历量最大。

明代景德镇窑依然是全国制瓷中心，成就最为突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青花技术秉承前代工艺，将青花釉下彩工艺发展到纯熟的阶段，第二是五彩瓷工艺成熟，效果争奇斗艳，第三是单色釉及杂色釉的工艺非凡。

宣德时期是青花釉下彩发展的的黄金时代，素有“青花贵宣德”之说。宣德青花瓷器的造型丰富多彩，器皿在选材、制样、画器、题款等方面，都极为精湛。青料的应用技法成熟，在细线轮廓之外，再施以渲染，浓淡阴阳相得益彰，画面更加生动活泼。纹饰题材多种多样，鸟兽、鱼虫、花卉、草木，以至云龙、海水、人物等纹样，杖器而作，使纹饰与器型相得益彰。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青料“苏泥勃青”(也称“苏离麻青”)，其色浅者如天蓝，深者似靛蓝，鲜丽而纯正，浓重处有铁锈似的黑斑，闪烁出金属般光泽，层次丰富，墨渖淋漓，蕴含水墨意趣。成化时期青料改用国产的“平等青”，虽不具备宣德青花的深厚艳丽，然而浅淡柔和，色调优雅清丽。嘉靖、万历时期，又改用“石子青”，幽菁可爱。

青花加彩如于宣德，盛于成化，主要有斗彩和填彩两种工艺。斗彩又称逗彩，是先在坯体上以钴料绘出部分纹样，上釉烧成后，又以多种彩色釉料完成纹样，再进窑烘烧，使青花与彩绘形成变化，相互斗合。斗彩所指古今不同，“斗彩”这个词语是清发明的，明代自称五彩，今谓古彩，指青花加彩的工艺。今天所称的五彩，通常指釉上五彩，即不使用釉底的钴色，纹样全由釉上的彩色组成。填彩是先在坯体上以钴料绘制出纹样轮廓，其间填彩色釉料，然后烧制而成。《南窑笔记》载：“成、正、嘉、万俱斗彩、五彩、填彩三种。先于坯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曰斗彩。填彩者，青料双勾花鸟、人物之类于胚胎，成后，复入彩炉，填入五彩，名曰填彩。”五彩瓷以成化时期为代表，胎质洁白，釉色涵润，画面素艳，素有“青花贵宣德，彩瓷贵成化”之说，五彩瓷以其“白地青花间装五色”的色彩争辉斗艳，加上构图繁密，效果相当热烈。器皿造型精致别样，纹饰通常有花鸟、团花、团龙、葡萄、莲花等。

创烧于元代的釉下彩釉里红，在洪武时期得到新的发展。元代釉里红存在晕散飞红的瑕疵，因而大多采取先刻绘图案，再以釉里红料填地留纹的方式予以避免，洪武时期已能够成功地控制烧制过程中的晕散飞红现象，釉里红的纹样已无需借助刻花，直接可用釉里红料绘画，图案大多用线条表现，达到复杂生动的效果，显得流畅刚劲。纹饰题材基本上与青花类同，构图繁复的缠枝花、折枝花、缠枝莲花、扁菊花以及松、竹、梅、庭院芭蕉、飞凤、人物故事图等均有所见。由于釉里红烧成不易，从洪武开始出现了一种呈色稳定的低温矾红器物，虽亦为红色，但总不如釉里红般的深浓幽艳。

明代的颜色釉瓷常以釉色取胜，官窑制作的彩色釉瓷精美考究，品种繁多，在中国陶瓷史上地位很高，与青花瓷并重。洪武二年订立了“祭器皆用瓷”的制度，嘉靖九年也有“定各陵、四郊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的规定。明代颜色釉瓷器品类繁多，其中尤其以甜白釉、红釉、蓝釉和黄釉最为显赫。红釉在永乐、宣德时期已经烧制得呈色端正，美妙之极了，当时在铜红料中加入寒水石，烧成釉色幽丽沉稳，被称为宝石红、霁红、祭红等。蓝釉以钴料为着色剂，入窑一次高温烧成，呈色纯正，釉面滋润，浓丽深沉，又有宝石蓝、霁蓝、祭蓝等称呼。红釉和蓝釉器皿的边缘常显露为白色，犹如细细的白环，俗称“灯边草”，它的出现令器物格外精神。之后，红釉及蓝釉在各朝代虽均有烧制，但质量明显下降，论釉色之美，无法与永乐、宣德时比肩。甜白又称填白，是永乐时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一种半脱胎的白釉瓷，因其胎质细腻，釉色白净甜润，故而得名。器物多为素面，间有印花、刻花或彩金等装饰，始终是官窑颜色釉中产量最大的产品，其中永乐时烧制从未停息，声名最大。黄釉是明代创造的，以氧化铁为呈色剂，在低温中烧成，以弘治器皿黄色端庄鲜丽，色泽柔丽娇嫩。明清时代，这种鲜丽的黄色已经成为帝后的专用色，因此黄釉瓷器也只出现在宫廷。此外，还有仿哥釉、仿龙泉釉、铁红釉（也称矾红釉）、黄釉、洒蓝釉（也称雪花蓝釉）等。

明代瓷器造型通常都显得丰满浑厚，器型边线柔和圆润，给人以质朴庄重之感。胎体也较清代厚重，弘治以前注重修胎，接痕不大明显，正德以后接痕比较明显，胎体更为厚重粗糙，民窑器物尤甚。纹饰主要有龙、凤、麒麟、山水、人物、花鸟、走兽等，图案豪放潇洒，笔意酣畅纯熟，构图疏简高古。器足形式有直圈足、平削圈足、壁型圈足、高足等，其中大件器物多为砂底，常有塌底、粘砂、跳刀痕等。在明代以前，景德镇瓷器多不署款，永乐以后，开始在官窑器上书写本朝年号款、干支款、图记款等，多以青色书写，兼有暗刻，凸印等。

二、清代的瓷器

清代的瓷器制作业仍以景德镇窑为主。康熙时期，派内务府官员至景德镇，驻厂督造，并开创了以督窑官姓氏称呼官窑的先例，比如代表当时制瓷水平的“臧窑”、“郎窑”等。康熙四十四年，朗廷极任江西巡抚，兼管窑务，任职期间，大力推动瓷器革新，豇豆红、郎窑红、胭脂红、祭红、洒蓝、瓜皮绿、孔雀蓝、豆青、金银釉等等花色品种纷纷出现，争奇斗艳。

珐琅彩、粉彩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发明，珐琅彩是在瓷质的胎上，用各种珐琅彩料描绘而成的一种新的釉上彩瓷。珐琅彩瓷的特点是瓷质细润，彩料凝重，色泽鲜艳靓丽，画工精致。粉彩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受珐琅彩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品种，描绘人物服装或植物花朵时，先以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在上面用芸香油调制的彩料渲染，其效果淡雅柔丽，视觉上比五彩软，所以也称“软彩”。青花瓷继续发展，尤以“翠毛色”和“宝石蓝”为最佳，鲜艳纯净，别具风格。此外，还有素三彩、硬三彩、釉下彩和五彩等依然是重要的类型，红釉表现得更为突出。

康熙时期的瓷器造型品种繁多，呈现出千姿百态面貌，大件器皿挺拔雄伟，小件作品细巧秀丽。许多器物在旧式样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创新，如瓶中的梅瓶、蒜头瓶、柳叶瓶等，尊中的太白尊、观音尊、马蹄尊、凤尾尊等，壶中的茄式壶、福字壶、禄字壶、寿字壶等，其他碗、盘等更加式样甚多。瓷器纹样常见有雉鸡牡丹、冰纹梅花、龙凤、四季景与十二月花、人物、刀马、戏曲故事、全篇诗文、耕织图、渔家乐、祈福祝寿、锦地开光等。康熙后期的瓷画风格多受当时著名画家“四王”的影响，装饰内容多为山水松石、古装人物、神仙罗汉、仕女美妇等。

雍正时期作为清代盛世之一，瓷器生产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制作之精冠绝于各代。器皿色釉逸丽清新，精雅圆莹，彩绘精工巧作，鲜艳夺目。粉彩异常盛行，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粉彩不仅白地彩绘，还有多种色地彩绘，如珊瑚红、淡绿、酱地以及墨地等。斗彩用粉彩与青花结合，比康熙朝的作品更显精雅细腻。青花瓷的烧造量仍然很大，以宣德青花为蓝本，运用点、染、拓等技法，将宣德青花的神韵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仿作品几乎乱真。颜色釉瓷中的仿官、汝、钧等窑釉色，把宋代五大名窑中的名品搬到本朝，予以精心摹仿，使仿制名窑的风气盛行，许多颜色釉也在这一时期成熟起来，如祭红、祭蓝、粉青等等。出现于康熙时期的茶叶末、铁锈花等铁结晶釉，在此时达到极盛。唐英所作的《陶成纪事》中，总结了景德镇御窑厂的主要工艺，竞列出了五十七条之多。

乾隆时期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也是清代景德镇达到极盛的时代。《古铜器考》书中称赞当时的制瓷业是“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御窑厂内聚集了大量管理人材和能工巧匠，产品精工细作，不计工本，工艺高超，富丽华美，釉上彩、釉下彩瓷工艺十分成熟。青花、斗彩、珐琅彩、粉彩、金彩等工艺可谓炉火纯青，工匠们高度准确地掌握了釉料的配制和火候的控制，把各种高低温色釉如粉青、松石绿、紫金釉、霁红等掌握的恰到好处，模仿宋代诸窑的各色釉瓷器，极具乱真之态。在装饰上追求细致反复的效果，但从艺术格调上讲，却显繁琐华缛，堆砌罗列。制作工艺盛行使用转心、转颈等技艺，极为精湛，仿木、仿竹、仿漆、仿金属等器，惟妙惟肖。珐琅彩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品种，珐琅器从其铜胎材质上来看，应属于金属器皿，但在当时从其表面釉彩类似瓷器般的晶莹细润，而归于瓷器类，因始制于康熙朝时用进口原料，所以也称“洋瓷”。珐琅彩所用的釉料色泽晶莹，质地凝重，纹样有微凸之感。粉彩完代取代了五彩，但产品质量显然不如前代。乾隆朝瓷器既保留古代的精华，又吸收西方艺术，外观造型大部分比较规整，除常见器型外，还出现了一些奇巧怪诞的物件，烧造了许多被称作“浑厚不及康熙、秀美不如雍正”的赏玩瓷器。

纵观康雍乾三朝，各具特色，康熙朝风格刚劲，多饰人物，以五彩工艺最高；雍正朝雅致，多饰花鸟，以粉彩工艺最高；乾隆朝华缛，前期尚奇巧，后期重模仿，以珐琅彩工艺最高。嘉庆以后，瓷器制作一再下滑，工艺大不如以前了。

第二节织绣工艺

明清各代均鼓励劝农植桑，桑、麻、棉种植广泛，纺织有了充足的原料，为纺织业大发展提供了保障。因元代棉布的大发展，明代时民间家庭纺织业中，产品最多的就不再是丝绸，棉布的产量远远地超越了丝绸，成为百姓的主要服装面料，明以前的所说的“布”还包括麻葛织物，明以后则基本指棉织物而言了。但毕竟棉布注重实用，对纹饰色彩并不特别讲究，其艺术性也大大降低了。对于上流和富有阶层而言，丝绸依然是能突出其身份地位的服装面料，在各类官府的纺织作坊里，丝绸作坊数量最多。这一时期，丝绸生产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民间生产力的追捧，各地各类丝绸品种的质量和工艺均有所改进，江浙一带出现了许多生产丝绸的专业城镇，南京的云锦异军突起，湖丝畅销全国。

一、丝织

明清的制丝机具和技术都有很大改进，明代已普遍使用足踏缫丝车，车上各种零件也有改进，既节约原料又提高了工效。到了清代，嘉、湖地区的蚕桑生产更加兴盛，大片农田都栽了桑树。明朝中叶以来，江南一些农村的许多蚕桑丝绸产品逐渐专业化，商品化，有的农户专植桑树出售桑叶，有的专门缫丝，有的专织某一丝绸品种。如浙江湖州南浔等地专门产丝，号为“湖丝”，其中以辑里丝最为有名，辑里又称七里，是南浔和乌镇之间的一个村，所产蚕丝具备细、圆、匀、坚、白、净、柔、韧的特点。以辑里丝为代表的湖丝，在明清两代都是全国丝绸的主要原料，甚至在云贵川的边远山区都有人在贩卖，以至康熙帝称：“天下丝缕之供，皆在东南，而湖丝之盛，惟此一区。”

明清时期，纻丝已经成为高档丝绸里最重要的一种，官府丝织作坊的产品也主要是纻丝，在额定的岁造里，若以匹计，即使纱、罗、绫、绢、绸相加，数目也不及纻丝的一半。明代纻丝有暗花、织金、素和妆花的区别，其中妆花在以前罕见。妆花织物上的纹样呈彩色，以通经断纬的挖梭技术织成，色彩极其丰富。妆花缎是在缎底上以各色丝绒织成花纹，并以金丝织在花纹边缘，极为精美富丽，是织锦缎的重大发展，以南京、苏州两地产品最为著名。南京产品质地厚重，花色庄重，并在同一色中运用不同的深浅色调的退晕方法，使鲜艳色彩对比中又具有协调的效果，有如天际彩霞，因此有“云锦”之称。苏州织锦质地薄，纹样多仿宋代，图案于严谨中求变化，绚丽中见古雅，被称为“宋式锦”，又根据不同用途，在纹样设计上有所差异，用作被面、靠垫者花纹比较大，称为“大锦”，花纹较小者适于书画、锦匣装衬之用，称为“小锦”。

这一时期，丝织品种和装饰花纹较前代大为丰富，据《天水冰山录》中所列的丝绸缎匹服饰共530多种，包括织锦、妆花缎、绢、罗、纱、绸、改机、绒、锦等，其中仅缎一项即有140余种，纹样题材有云龙、云凤、飞鱼、仙鹤、斗牛、麒麟、狮子、孔雀等。明定陵出土的袍服缎匹达300多件，均为苏杭织造，大多用金钱装饰，极为豪华，其中龙袍上形态各异的团龙，反映出高超的织造工艺。

刻丝工艺在这一时期颇为盛行，重要的产地在苏州及北京，除官办织造外，还出现了民间作坊。刻丝的用途也很广泛，除用于衣物、帐幔、茵褥、书画装裱等实用品外，还用于摹刻名人书画的欣赏品和仙佛像等供奉祭祀物，用以区别官员等级的补子也常以刻丝工艺制作。清代刻丝工艺创新较多，如双面透刻制作的扇面、屏风画、隔心扇等可由两面欣赏，以两色丝捻成的合色线大量使用。多种工艺综合的方法也用于刻丝，如刻绣结合、刻画结合、刻绣画结合，其中刻画或刻绣画中的“画”，这种偷工减料的作法被称为“补笔”。

二、印染

明清时期印染工艺更加发达，染料应用技术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染坊规模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仅从夹缬中即可见印染方法之多。清初仅上海染坊“染工有蓝坊，染天青、淡青、月下白；有红坊，染大红、露桃红；有漂坊，染黄糙为白；有杂色坊，染黄、绿、黑、紫、虾、青、佛面金等。”此外，印花技术也有了发展，明代扬慎在《丹铅总录》中记载：“元时染工有夹缬之路，别有檀缬、蜀缬、浆水缬、三套缬、绿丝斑缬之名。”《天工开物》、《扬州画舫录》、《木棉谱》等书记载，明清印染的色彩有红、紫、白、黄、青、绿、蓝、黑杂色等类，其中又再次细分，如红又分大红、桃红、银红、粉红等，杂色类有古铜、驼绒、虾青等。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明代宣德、崇祯年间的五彩夹缬丝绸，饰有牡丹、石榴、鱼戏荷花等题材图案，色彩有金黄、淡紫、深蓝、浅蓝、大红、草绿等，有的运用套色叠印工艺，取得丰富的色彩效果。明清两代的浇花布（即蓝印花布）由宋代的药斑布发展而来，在民间流传很广，以苏州为最著名。

三、刺绣

明清时期的刺绣非常繁盛，刺绣流行于广大城乡地区，从业者大多为妇女，亦被称为“女红”。不少城市中还出现了经营和生产刺绣的绣庄，绣工们在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品种和多样针法，如纹样突出的背景洒线绣，大大提高了刺绣的艺术表现力。刺绣繁忙还表现在地方风格显著方面，如色彩浓艳的山东鲁绣，细腻典雅的苏绣，以及后来涌现的湘绣、粤绣等都各具特色。清代出现的双面绣，花纹正反相反，工艺巧妙，针法多变化，反映了刺绣技术的进步。明代刺绣以定陵出土的绣品为代表，共出土刺绣118件，绣地主要为罗，有88件，其他还有绢、缎、绸、纱、绫等。因墓主为帝与后，丧葬要遵循国家仪典，故定陵绣品往往是各种礼服，图案也多为十二章、龙等极其庄严的题材，同时，也有凤、四季花卉、禽兽、吉祥文字等，针法虽不算丰富，但配色很富丽。最富有意趣的绣品，当属孝靖皇后和孝端皇后夹衣上绣的百子图，以红罗为底，其上用金线绣出九条龙、八杂宝、四季花草及生动的百子婴戏图，儿童天真活泼，生动多姿，是现存明代刺绣的精品。

明末的顾绣在明清刺绣中具有突出的地位，相传顾绣始于嘉靖时上海顾名世之妻繆氏，而又以其次孙媳韩希孟之刺绣最为精绝。顾绣多以名人书画为蓝本，配色典雅，针线平匀齐整，形象生动，又略以画笔点染补绣工之不足，表现古代书画名迹能得其韵致，而无生硬造作之感，颇为文人士大夫欣赏。顾绣的成就大大促进了欣赏性刺绣艺术的发展。

清代的刺绣十分繁荣，不仅宫廷有绣作，城市中还多有专门的刺绣作坊，城乡妇女也以刺绣为主要形式。促成刺绣繁荣的原因不少，除服用之需扩大、观赏功能增强以外，还有外销的刺激。地方性流派众多是清代中期以来刺绣的重要现象，其中，声誉较高的是京绣、广绣、粤绣、蜀绣、湘绣和苏绣，后四种还被称作“四大名绣”。

戏曲的繁荣，明清戏衣的生产也随之发展，昆剧流行的苏州、扬州及京剧的发祥地北京都是戏装的重要产地。戏衣要求根据不同较色特点而设计，又要求色彩花纹突出，适合演出效果，从帝王将相的蟒袍到贫民的素褶子“富贵衣”（乞丐穿的带补丁的袍子）都需美观悦目。戏衣的刺绣则粗细并用，采用了打子、平金、盘金、堆陵、钉线等多种针法，配色鲜明协调，为中国古典戏曲舞台美术增添了光彩。

民间刺绣常用以装饰衣枕鞋帽，图案朴实健康，又常采用剪纸花样，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内容有狮、虎、鸳鸯戏莲、喜上眉梢、四季花卉及几何图案，极为丰富，并流露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四、纹饰

在阶级社会，服饰纹样受统治阶层审美思想尺度的支配，但民族文化是统一的，促使宫廷服饰和民间服饰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民间优秀的工匠是宫廷官府掠取的对象，民间能工巧匠的精心杰作，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调和服饰艺术，也不断向宫廷渗透。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但在两代的服饰上，均体现出明显等级，尤其是官服，上层社会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清的服饰纹样，除官服以外的便服，服饰才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明代服饰中的纹样题材非常丰富，常见的动物纹样既有现实中的动物，如兽类中的狮子、虎、鹿等，飞禽类中的仙鹤、孔雀、锦鸡、鸳鸯、喜鹊等，鱼类中的鲤鱼、鲶鱼、鳜鱼等，昆虫类中的蝴蝶、蝙蝠、蜜蜂、螳螂等，同时还有想象出的动物，如龙、蟒、斗牛、飞鱼、麒麟、獬豸、凤凰等。云纹有四合如意朵云、四合如意连云、四合如意七窍连云、四合如意灵芝连云、四合如意八宝连云、八宝流云等。灯笼纹是元宵节应景的纹样，梭形内常填内以双龙、龙凤、聚宝盆等图案。八宝纹由珊瑚、金钱、金锭、银锭、方胜、双角、象牙、宝珠组成，象征富有。人物纹样主要有百子图、戏婴图、仕女、太子及神仙、佛像等。

清代服饰中的纹样题材极其丰富，花草、虫鱼、山水、走兽、飞禽、博古、几何纹样、吉祥器物、喜庆文字等应有尽有。尽管有许多或典雅、或优美、或端庄、或秀丽的实例，但作为清代图案的代表，更重要的是形象趋于琐细、构图趋于满密。一般认为，这与从欧洲传来的罗可可装饰风格有直接联系，使纹样形象写实如生，对逼肖的追求压倒了神韵的传达。

明清时吉祥纹样数量大增，在丝绸中表现尤为突出，花卉、禽兽等题材常常借助于谐音、寓意等方式组成吉祥图案，有些还借助于文字，如寿、万寿、喜、福、福喜、万事如意、万事大吉、洪福齐天等。有些图案出现在应景服饰中，明代刘若愚著《明宫史·内臣服佩》载：“自正旦灯景，至冬至阳生、万寿圣节，各有应景蟒；自清明秋千与九月重阳菊花，俱有应景蟒罗；自端阳五毒至八月月仙玉兔，具有应景蟒纱。”又《明宫史·饮食好尚》载，五月“初一日起，至十三日止，宫眷内臣穿五毐艾虎补子蟒衣。”其中，“五毒纹”的吉祥图案比较有趣，明代宫廷在端午前后，宫中的宫眷、宦官都喜欢穿着，认为能辟邪，或许取“虎镇五毒”之意。

明代出现的补子通行于明清两代，将不同的纹样用在官服上以表明品级或类别，图案有织成的或刺绣的，出现在前胸和后背，通常文官用禽，武官用兽，王公附马用麒麟、白泽，谏官用獬豸，其题材选择与动物属性相得益彰。清代帝王朝服的纹样主要为龙纹及十二章，定制龙纹为九条，十二章纹样中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黼、黻八章在上衣，其余四章藻、火、宗彝、米粉在下裳，其间杂以五色云纹。另外，朝服的下摆由下至上分层表现水脚、水浪和山石宝物，象征绵延不断、一统山河和万世升平。清代皇后服装纹样多为凤穿牡丹，数量多为八只，牡丹的颜色净穆素雅，色彩变化微妙，凤的颜色浓重艳丽，对比强烈，具有典型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

第三节漆器工艺

明清时期，漆器工艺趋于繁盛，品目多样，而且其制作工艺更加精湛，尤其在描金、螺钿、款彩、镶嵌等方面成就很大。全国各地形成了很多制作中心，如扬州百宝嵌、苏州金漆器、北京杨倭漆、山西金漆家具、浙江漆器、云南雕漆等，均极一时之盛。明隆庆年间，漆工黄大成编著了《髹饰录》一书，到天启时杨明又作补充，成为我国古代惟一的漆工专著。

1、明代漆器

明代早期漆器在继承宋元传统工艺的基础上，有了飞跃性的发展。经过明初约三十年的经济复苏之后，经济上已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漆器工艺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永乐十九年由南京迁都北京之后，皇家的御用监在原南京生产漆器的基础上，又在北京皇城内的果园厂建立了御用的漆器作坊，并从全国征调漆工高手，大量生产雕漆和填漆，以满足皇室的大量需求。这些因素都使漆器生产获得了很大发展。

早期漆器的纹饰，多以花卉、龙凤、山水人物等为题材，画面的处理常用比较规范而又夸张的手法表现各种景象。不同的题材处理方法又各具特色，花卉常表现枝繁叶茂的大型花朵，在一朵或数朵盛开的硕大花头四周衬托含苞欲放的小花蕾，画面饱满富丽；山水人物多采用三种不同形式，表现出各自的空间；天空多用曲折迥转的单线刻划成锦纹，犹如无垠的苍穹，飘浮着几朵白云，有时还点缀着繁星，更显得高远辽阔；水纹由流畅曲折的锦纹组成，或波涛滚滚，或微波荡漾，具有不息的流动感；陆地多用方格或斜方格为轮廓，格内表现多瓣形的小花朵，表示繁花遍地，绿草如茵。花鸟龙螭采取夸张并富有浪漫气息的形式表现，其中孔雀牡丹最常见，通常表现成双的孔雀在牡丹花丛之中展翅飞旋，花筋叶脉细腻入微，雀身羽毛纤细如丝。龙戏珠的题材非常流行，龙的形态矫健，或在飘浮着白云的天际中翻腾，或在牡丹丛中盘旋嬉戏，充满活力。早期漆器在工艺技法上鲜明特点，表现在雕漆制品比前代更为突出，髹漆层次较厚，多者竞达二百余道。为了表现景物的立体效果，有的器皿花纹层次起伏达三、四层之多，雕刻刀法熟练，纹样边缘磨得十分圆滑细腻，不露棱角和刀刻痕迹，仍保持着元代隐起圆滑的基本特征。

中期的漆器在明宣德以后，因社会经济逐渐衰退，发展受到影响，官府漆器作坊一度陷于停顿状态，遗世漆器中刻有这个时期的作品极为罕见。通过传世的部分作品，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看出这时的艺术风格已从早期简练大方的特点逐渐趋于纤巧细腻。纹饰特征也发生了改变，花卉题材的作品变化多样，早期那种整株的大朵花卉减少，代之而起的是折枝花卉和灵巧别致的小朵花，如石榴、桃花、杏花、海棠等花卉，多采用各种式样的锦纹地，呈现锦上添花之妙。这一时期中云南雕漆兴起，风格特殊，一般髹漆较薄，漆色较灰暗，雕刻刀法纤细，锋棱显露，这类作品通常称作“云雕”。

晚期官府手工业中的雕漆、填漆和描金漆器，生产量很大，宫廷内使用的漆制家具、陈设用品、生活中的实用器物等讲究成双配套，工艺十分考究。特别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漆器的生产地域扩大，产品产量和品种增多，涌现出一些新的品种。民间漆器工艺也有了飞跃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制作工艺方面，已形成崇尚繁缛细腻、工巧华丽的新风格。雕漆制品的雕刻刀法十分快利，纹饰边缘显锋露棱，图案颇为繁缛。剔彩漆器的发展显著，多用红、绿、黄三色漆分层髹饰，剔出黄龙、绿水、红珠或红花、绿叶、黄蕊等各种图案，艳丽醒目。这类剔彩漆器的髹饰方法有所创新，有重色（也称横色）、堆色（也称竖色）等，剔出的花纹具有绘画中晕色的效果，十分漂亮。描金工艺运用很多，既用于屏风、书柜、箱柜等大型家具类，也用于日常用的盒盘等器物，这类描金漆器，多采取黑漆或朱漆为地，漆面上描绘各种金色纹样，十分细腻精美，有些漆器加入泥金工艺，更使得器皿金光灿烂。大明万历年制黑漆描金药柜，器里外均髹黑漆为地，上绘云龙和花卉图案，金色深浅浓淡运用自然，远近层次分明，颇具立体效果，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填漆戗金漆器，虽沿用传统的方法，但工艺提高很大，填色非常丰富，轮廓线内的金色光泽闪烁夺目，器型变化多样，如日常所用的盘、盒之类有银锭式、方胜式、海棠式、梅花式、茨菇叶式以及鱼形等式样，一些器皿采取满雕满填的方法，填色饱满，不着痕迹，展现出高超的工艺水平。

明代漆器的纹饰以宗教和歌功颂德的题材突出。吉祥图案使用较多，用异兽、海水、流云连结成圆形图案，其间缀以篆书“万寿长生、乾坤清泰”等文字，寓意长寿康宁。受佛教和民间思维影响，用宝剑、琵琶、雨伞、蛇按照四个方位组成图案，分别取剑与锋利、琵琶与调弦、伞与雨、蛇与修长体顺的寓意，表现出“风调雨顺”的含义。用松、竹、梅三种植物组成福、禄、寿字样，表现波涛之中的三根石柱，松竹梅缘柱盘绕而上，松枝干纵横交错成“寿”字，梅曲迥穿插成“禄”字，竹盘卷缠绕成“福”字，构思奇巧，布局严谨，立意新颖。

2、清代漆器

清承明制，漆器工艺也相应地承袭明代的制作方法和装饰技巧，技术水平较前代有了进一步提高，特别是乾隆年间，漆器生产达到历史最高峰，取得了辉煌成就。清代后期，随着经济的衰落，漆器工艺一蹶不振，深陷低谷。总体来看，清代漆器生产的重要特征是地域特色日益明显，呈多样化发展趋势。明代以官办作坊为主的漆器生产方式，此时已为民营手工业所取代。各地的民间漆器生产作坊，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门类，如苏州的雕漆，扬州的漆镶嵌，福州的脱胎漆等。清代的漆器装饰以繁缛、精巧为主，通常在一件器物上综合了多种髹漆手法，及尽能工之事，加上当时各地的漆器制作又兼有所长，如北京的雕漆、扬州的螺钿、福建的脱胎等，使漆器制品极受欢迎，风靡一时。

清代漆器的装饰题材极为丰富，是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的审美观念、审美思想的融合体现。纹样主要有仿古图案、吉祥图案、佛教图案、人物图案、花鸟图案、山水景色图案、诗句图案等。仿古图案着重仿夏商周三代盛行一时的兽面纹、蝉纹、蕉叶纹。吉祥图案则采取比喻、谐音、寓意、借物托意、取象示意、比拟等多种手法，所谓“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有五蝠捧寿、太平有象、吉庆有余、事事如意、玉堂富贵、万福万寿、五谷丰登、福禄寿喜等。龙凤图案装饰的漆器颇多，在封建社会，龙是皇帝的化身，凤则是皇后的象征，表现在漆器中多为龙飞凤舞、凤戏牡丹、海水游龙、云龙、九龙、团龙等。佛教图案与当时社会各阶层崇信佛教有关，与佛教相联系的图案在漆器中也占有很大比例，题材有佛日常明、七佛、梵文、莲花托八宝等。人物图案以表现历史典故、人物故事为多，如羲之爱鹅、五子夺魁、洗桐图、刘海戏蟾、八仙庆寿、洗象图、龙舟竞渡、五老观日出等。花鸟图案主要有松石藤萝、花蝶、菊花、月季花、牡丹花、荷花等。山水景色以描绘风光秀丽的江南水乡为主，有奇石怪松、亭台水榭、小桥流水。诗句图案以古诗名句作为装饰，主要抒发文人墨客的感性情怀。

第四节玉器工艺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繁荣，民间手工业作坊随之兴起，玉器的制作也随之发展变化。这一时期的玉器渐趋脱离五代两宋玉器形神兼备的艺术传统，形成了精雕细琢，纹饰繁缛的风格。

1、明代玉器

明代的皇家用玉均为御用监制，民间观玉、赏玉之风盛行，使经济、文化发达的都市均开玉肆，形成了苏州、北京、南京并称的三大制玉中心，其中尤以苏州为最，这里作坊林立，人才辈出，出现了很多能工巧匠，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陆子冈。他长于减地、阴文、镂空、浮雕等技巧，制品常见的有盒、花插、发簪、香炉等，作品上多镌图章及子冈款。据记载，他造的水仙簪玲珑奇巧，花茎细如毫发，其技艺为令人倾倒，仰幕者甚多，出重金购买，致使许多玉佩饰常假托他的名款。故宫博物院藏有他制作的茶晶梅花花插，利用玉的茶色及白斑，巧妙地刻成清气袭人的老干白梅，设计及雕琢上确有独到之处。明代城市的发展促进使市民阶层地位提高。玉匠们在制作玉器的时候，目光不仅盯着王公贵族等富有阶层，也迎合百姓的口味，婚丧嫁娶，风俗礼仪等风俗开始走进玉雕的范围，世俗传说故事内容也常见。常见的故事题材有渭滨访贤、武侯高卧、太白醉酒、渊明爱菊、赤壁夜游、八仙捧寿、洞宾松鹿、刘海戏蟾、麻姑献寿、楼阁群仙等。玉雕中的吉祥含义多为谐音取意，如马背上踞猴称马上封侯，两只绶带称双寿，柏树上缠绕绶带称百寿，瓜上蝶舞称瓜瓞绵绵，羊表示吉祥，鱼表示有余，石榴表示多子，雀鹿表示爵禄等。

明代玉器的材质主要为白玉、青玉、碧玉、墨玉，其他像水晶、珍珠、玛瑙、绿宝石、红宝石、蓝宝石、猫眼石、茶晶等也很多。雕刻工艺主要采取镂雕、浮雕、圆雕、阴线刻等，其中镂雕工艺十分发达，在玉器中应用广泛，甚至出现了在片状玉料上，雕出上下两层不同图案的奇工，被后人称为“花上压花”。玉器的纹饰多为花鸟、动物、吉祥图案、人物故事等，其中花鸟纹饰有花朵纹、花鸟纹、鸟纹、灵芝纹、松纹、竹纹、梅纹、兰纹、菊花纹、荷莲纹、桃纹、水仙纹、葵花纹等，动物纹饰有龙纹、凤纹、螭纹、鱼纹、兽纹、蝴蝶纹等，几何纹饰常见云纹、勾云纹、乳钉纹等。

明代的玉器大体有装饰品、观赏陈设器、实用品和仿古器四类。其中装饰品以玉带较佳，玉带材质多为羊脂白玉，工艺有镂雕、镶嵌宝石和素面三种，带板形状有方形、桃形、葵花形、莲瓣形等，纹饰有龙纹、花卉纹和人物纹等。观赏陈设器多为圆雕，供观赏陈设之用，并且体积逐渐趋于增大，主要有插屏、玉山、盆花及玉雕的人或动物等。其中玉雕人多表现佛与仙人，往往在世俗文化中表示一定的吉祥含意。玉插屏的工艺已经十分完备，材质通常选用较薄的白玉，两面加以浮雕或镂雕的纹饰，碾琢工艺十分精湛。玉山就是玉雕的山林景观，通常玉料体积较大，表现景致多且杂，包括山林、人物、飞鸟、流水等。

2、清代玉器

清代的玉器以繁缛华丽著称，但繁华背后是脆弱，高峰过去便是陡坡，在巅峰上的清代玉器做到了技艺上的完美无瑕，但因内在缺乏独创，一旦这种繁华被打破，便再也难寻旧迹。

清代玉器发展主要是在前、中期，尤以乾隆时期为最，达到了全盛，特别是宫廷玉作坊碾琢的器具，呈现出光辉灿烂的景象。清代使用最多的是和田玉料，看中和田玉具有君子般温润柔美的品质，和田玉作为贡品，每年成千上万斤地从新疆运抵北京，据统计，仅乾隆二十五年到嘉庆十七年的52年间，清内廷所收到的新疆贡玉就有20多万斤，年均5000多斤。

清代玉器的材质有白玉、青玉、黄玉、碧玉、玛瑙、水晶、翡翠、碧玺、青金石、芙蓉石等，玉料产地多来自新疆和阗、叶尔羌等地。翡翠在十七世纪由缅甸传入中国，因其色泽鲜艳光润，材质细腻坚韧而备受欢迎。玉器的制作工艺极其考究，雕刻手法有片雕、镂雕、圆雕、掏雕等，其中以掏雕工艺最为精巧，雕刻的活环、环链令人赞叹。玉器种类繁多，类别与明代相同，大致可分为装饰品、观赏陈设品、实用品和仿古品四大类。装饰品玉器大多为用来佩戴的小件物品，如朝珠、翎管、项圈、手镯、戒指、带钩、玉环、玦、玉佩、钗、簪等，其中玉佩的器型多样，有鸡心佩、双鱼佩、螭首佩、英雄佩等。实用品玉器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有实际用途，可分为器皿和文房用具两大类。器皿类主要有盘、碗、杯、盏、壶、盆、盒、烟壶等，做工大都相当精细，雕饰着复杂的纹样。烟壶是在清代出现的新品种，主要用来贮存鼻烟。也有很多用于玩赏。文房用具类有洗、砚、笔杆、笔筒、笔架、水盂、臂搁、镇纸、镇尺、墨床，印章等。仿古品玉器与帝王喜好关系密切，乾隆帝好古玉，命玉匠仿制，这些仿古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清代仿古技艺的特点，主要有三：其一，在明代仿古技术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少新的造型，如双连璧、双耳钫、提梁卣、狩猎纹豆等。其二，纹饰在保持原来风貌的基础上，又加以变形或繁化，如在器物的盖、耳上饰环、钮，或在原纹饰上加雕刻新的纹饰。其三，多数的仿古器上都刻有名款，主要有阴文刻“乾隆年制”、“乾隆仿古”、“大清乾隆仿古”三种，字体或隶书或楷书，很是工整秀丽。宫廷喜好带动民间风尚，民间因玉料缺乏，尤其在乾隆二十四年平厄鲁特蒙古和回部叛乱以前更为严重，因此旧玉作新成为主要方式，仿古风兴起后，新玉做旧的技艺增高，造假的技术因之大获发展。

第五节金属工艺

明清时期的金属工艺，包括金、银、铜、锡等制品，都获得了较大发展。精美的金银器，运用了编、织、盘、辫、码、拱等多种制作方法，技术上比前代提高很大。明代宫庭设铸冶局，专门制作御用金属器皿，民间的金工作坊遍布全国，生产简朴实用的民用器皿。清代内务府设金玉作、珐琅作、铜镀作等金工作坊，工部五作中设有银作，都生产宫廷所需的金工制品。明清时期金属工艺主要体现在金银器、宣德炉、景泰蓝、画珐琅、铁画等方面。

一、金银器

明清两代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趋于保守，但其金银器制作华丽浓艳，宫廷气息愈加浓厚。或许政治或文化越不发达，统治者越需要用贵重金属装点自身，抬高身价，造就出满目灿烂的龙凤祥和，透露着不可企及的高贵与权势，与这一时期宫廷装饰艺术的总体风格一致，与贴进世俗生活的唐宋金银器风格迥然有别。明清两代的金银器中，明代的金银器仍未脱尽生动古朴，但清代金银器却极为工整华丽。在工艺技巧上，清代金银器的那种细腻精工，也是明代不可及的。

明代金银器的纹饰中，以龙凤为题材的纹样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到了清代，更将龙凤推向极致。与宋元相比，明代金银器中素面者较少，纹饰结构趋向繁密，花纹组织通常布满器物表面，除使用细线錾刻外，还有很多浮雕装饰，这些对清代的金银器工艺影响颇大。明代金银器工艺的珍品多出于帝王陵墓之中，北京定陵出土万历皇帝的金丝冠和万历孝靖皇后的镶珠宝点翠凤金冠，是明代金银工艺的典范。皇帝金丝冠全用金丝编结而成，冠顶錾生动的双龙戏珠，龙身以粗金丝为骨，采用掐丝、浮雕等工艺焊接成漏孔鳞纹状，体现出编织与錾花工艺相结合的工艺。皇后金冠应用了复杂的掐丝镶嵌珠宝点翠工艺，镶嵌5000多颗珍珠、100多块宝石装饰九龙四凤，展现出龙飞凤舞，璀璨夺目的效果，无愧为金银器中的稀世珍宝。

清代金银器大多为传世品，在风格上受传统、宗教及外来文化的影响，金银器制作工艺获得了空前发展，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洋洋大观和多姿多彩。金银器的器型和纹饰已全无古朴之感，反映了宫廷艺术追求富丽华贵的倾向，附上加工精致的各色宝石的点缀，整个器物更是色彩缤纷、金碧辉煌，应用范围遍及典章、祭祀、冠服、生活、鞍具、陈设和佛事等各个方面。

清代金银器的工艺特点，可用精、细二字概括，在器物的造型、纹饰、色彩调配上，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制作工艺有范铸、锤、焊接等，综合了突起、陷起、阴浅、阳浅、镂空等各种手法，并极大地创新和发展了在金银器上烧蓝、点翠等工艺。烧蓝也称“银蓝”、“银珐琅”，始于清初，兴盛于整个清代，是先在器胎上用金丝掐出纹样，然后在其间填满色釉，再拿到炉温大约800摄氏度的炉中烘烧，色釉会由砂粒状固体熔化为液体，待冷却后形成绚丽的色釉，但此时色釉低于金丝高度，所以得再填一次色釉，再经烧结，通常要连续四五次，直至将纹样内填到与掐丝纹相平。在清代，这种工艺被广泛应用到首饰、容器、生活用具等器皿的制作上。点翠工艺通常用在金银首饰上，是传统的金银器制作辅助工艺，起到点缀美化的作用，用点翠工艺制作出的首饰，光泽感好，色彩艳丽，且永不褪色。这种工艺发展到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制作过程极为繁锁，先将金、银片按花形制成一个底托，再用金丝沿着纹样的边缘焊出槽，在中间部分涂上适量胶水，将翠鸟的羽毛粘贴在金银制成的底托上，形成精美的图案。通常还镶嵌珍珠、翡翠等宝玉石，越发显得典雅高贵。点翠以翠蓝色和雪青色的翠鸟羽毛为上品，借助羽毛的美妙光泽与炫目色彩，再附上金托、宝石等，将整个首饰打造得富丽堂皇，使佩带者不由地也显得高贵了几分。

二、宣德炉

明宣宗三年，工部为了满足宫廷或寺庙用于薰香和祭祀的需要，用暹逻国（泰国）进贡的风磨铜铸造了一批小型铜器，称为宣德炉。据《宣德彝器图谱》记载，宣德炉为宫廷御匠吕震和工部侍郎吴邦佐，参照皇府内收藏瓷器的款式，及《宣和博古图录》、《考古图》等史籍，设计和监制而成。铸造时附加金、银、锌、锡等金属，配料严格，冶炼尤精，竞多至十二炼。用铜数万近，用于镶嵌的金六百两，银二千多两。采用鎏金、渗金、金屑等方法，合金冶炼，制成青绿、黄褐、古铜等达六十多种颜色。炉器造型变化多样，如耳有冲天耳、桥耳、鱼耳、螭耳、如意耳、环耳、连珠耳等50多种，边有回纹边、云纹边、百折边等20多种，足有圆足、乳足、马蹄足、象鼻足、环足等40多种，可谓集各器造型之大成。所成器皿以炉为多，其他还有鼎、彝、鬲等，近19000件之多，大多数在宫内使用，少部分赏赐给了权贵和寺院。

宣德炉用料考究，制作极其精良，款式典雅优美，最妙在色，其色内融，从黯淡中发奇光，明万历年间的项元汴说：“宣炉之妙，在宝色内涵珠光，外现澹澹穆穆。”因宣德炉精妙异常，自官府铸成不久，仿制品就已大量出现，以后历代官私都有仿造铸作，现统称宣德炉。仿制者中很多是著名的店铺，万历年间，北京施家所造的，称为北铸；南京甘文堂所造的，称为南铸；苏州蔡家所造的，称为苏铸等。因仿者众多，到了明末，真品就很难寻到了。

三、景泰蓝

景泰蓝的学名为铜胎掐丝珐琅，因成熟于景泰年间，釉料多为蓝色，故辛亥革命后称为景泰蓝。最初由波斯传入云南，史称“大食窑”，明代匠师融入传统的金属镶嵌工艺，并参考陶瓷工艺，将其发展为一种民族化的工艺美术品种。在宣德时期，景泰蓝的制作工艺就已较高，至景泰年间则更加成熟。景泰蓝的制作比较复杂，大体分七个过程：制胎，先用铜制成各种器型；掐丝，用铜丝掐成花纹粘于胎上；烧焊，将铜丝与铜胎焊接牢实；点蓝，把各种珐琅釉料填嵌在花纹里，其地色大多填蓝料；烧蓝，入火烧烤，点一次烧一次，精品者点蓝与烧蓝需反复三次以上；磨光，用粗砂石、细砂石、黄石及木炭等逐次打磨，使蓝料和铜丝平整；镀金，为了增加光泽并避免生锈，最后镀金，同时增加其金碧辉煌的效果。

景泰蓝作为一种工艺美术名称，可简单地概括为在铜器表面以珐琅釉彩掐丝烧制，在明代宣德、景泰、成化年间发展很大，其后衰落，到清代乾隆时期，景泰蓝的烧制较为繁盛，其后，终清一世不再复兴。大体上说，明代的景泰蓝胎的铜质较好，多为紫铜胎，体略显厚重，故造型仿古较多，主要仿青铜器。所用的彩釉均为天然矿物质料，釉上大多有砂眼，色彩深沉而逼真，红似宝石红，绿如松石绿。此时的丝掐得较粗，镀金部分金水厚。底、边铭“大明景泰年制”或“景泰年制”款。清代的景泰蓝工艺比明代有提高，胎薄，掐丝细，彩釉也比明代要鲜艳，无砂眼，花纹图案繁复多样，但不及明代的文饰生动，镀金部分金水较薄，但金色很漂亮。

四、画珐琅

画珐琅起源于法国，于16世纪由欧洲商人和传教士经广东传入中国，早期名称较多，后统称“洋瓷”。画珐琅通常指铜胎画珐琅，也有用其他胎质，如金胎、银胎、瓷胎（即珐琅彩瓷）、玻璃胎等。画珐琅这种异常精美的工艺进入中国便受到帝王的喜爱与重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皆在北京皇宫造办处及广东两地设立珐琅作坊，并多次从广东选送优秀工匠进京效力，所产珐琅制品皆供皇室享用，多为“内廷秘玩”，在纹饰上极为精细，追求华美艳丽，颇具宫廷气息，其制品在清朝康、雍、乾三代达到鼎盛。

康熙时期的画珐琅工艺，充分展示出珐琅器薄、平、光、艳、雅的特性，胎体趋于轻薄，釉质温润细腻。器型种类增多，除碗、盘外，还有唾盂、香盒、花瓶、鼻烟壶等生活用具，器皿多以光泽亮丽洁净的黄釉作地，上压红、粉红、绿、草绿、宝蓝、浅蓝、赭和紫等彩釉。纹样以写生花卉和缠枝花、折枝花为主，也有极少的山水风景，花卉题材主要为玉兰、牡丹、茶花、桃花、荷花、梅花与菊等，花间常点缀着蝴蝶、蜜蜂、锦鸡、鸟等，以增添画面活力，以精致的线条描绘花叶的脉络、及花瓣和叶片形状，画风极细腻，色彩谐调。

雍正时期的画珐琅器仍以小型器物居多，其中以鼻烟壶数量最多。器型工整别致，样式很多，如圆、椭圆、桃形和不定形等，也有一些造型的器皿，如卵形小壶、成套本盘、多层式烛台、天球式冠架、多孔式花插、仙桃式洗、筒式熏炉、八宝法轮等前期少见的新鲜式样。装饰除继承缠枝花卉、草虫、花鸟等题材外，吉祥图案显著增多，通常以西洋式的花叶纹或图案式的西蕃莲及荷花为锦地，配以传统的四季花卉、竹石、鸟鹊等吉祥纹饰，画风细腻，纹饰过于繁密。釉色亦较鲜亮，釉色仍以黄色为主，但色感厚，光泽度略逊。这一时期，珐琅工艺最突出的成就是研制成功了20余种色釉，极大丰富了珐琅色釉种类，尤其是黑釉，格外受到帝王的青睐，即使烧制其他彩釉作品，也可见运用黑釉的现象。

乾隆时期的画珐琅工艺突飞猛进，受帝王的爱好和支持，宫廷画家经常参加画珐琅的生产，使得高质量的新作品源源不断地涌现，在图案、色彩、器型等方面均有所创新和突破。器型很多，仅盛放物品的盒就有圆形、方形、长方形，以及梅花式、葵花式、瓜棱式，还有屉盒和攒盒等。除前代有的器具，还创新了仿青铜器、大型器等，尤其是插屏、挂屏、熏炉、画缸、大瓶等大型器，作为宫殿内重要的陈设品，不仅形制高大，而且工艺十分精致，与高大的建筑交相辉映，更显得气势恢弘。装饰工艺则趋向稠密堆砌，釉色繁多，仅黄釉就有明黄、淡黄、橙黄等，但釉色光泽度不及康熙朝。这一时期，珐琅彩瓷中最精致为署“古月轩”名的器皿，以乾隆宫中古月轩命名，是从景德镇挑选制造精良的素胎进京，命内庭供奉绘画高手绘制，在京城中设炉烘烤而成，因出于内府，后人就将出于内府的瓷器均名之为古月轩瓷。

第六节家具工艺

明式家具指明至清康雍时期，以硬木家具为代表的优质家具。是古典家具的代表，选材精良，品类繁多，做工考究，装饰古雅，造型洗练，尺度合宜，风格典雅。重要产地有北京、扬州、徽州、广州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苏州。

明式家具发展的与园林、材料和工具有直接联系，兴建园林建筑到了明代已极为兴盛，家具作为重要的室内陈设需要量很大，为家具生产提供了市场。自郑和开辟南洋海路，东南亚各国优质的木材不断地运到我国，为家具生产提供了原料供应。治铁技术使木器工具质量提高，种类也增加了很多，为家具生产提供了工具保障。明代人范濂写的《云间据目录》反映了明式家具的材料、推广与普及等内容，“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只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延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则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

明式家具的用料极为考究，多用紫檀、红木、花梨、杞梓、楠木、樟木、胡桃木、榆木、柳木等硬质木材，制成的家具充分体现木材的色泽和纹理，造型采用木构架结构，竖腿横档，腿与档以牙子加固，边框多施卷口，形成直曲谐调，简洁雅致，色泽纯净，结实耐用的风格。在制作中很少用钉或胶，多以榫连接，榫的种类很多，有明榫、闷榫、格角榫、半榫、长短榫、燕尾榫、夹头榫等。家具的种类可分为椅登类，有官帽椅、灯柱椅、圈椅、方登、条登、鼓墩等；几案类，有炕几、茶几、香几、书案、平头案、翘头案、架几案、琴桌、供桌、方桌、八仙桌、月牙桌等；橱柜类，有门户橱、书橱、书柜、衣柜、百宝箱等；床榻类，有架子床、木榻等；台架类，有灯台、花台、镜台、衣架、面架、承足等；屏座类，有插屏、围屏、炉屏、瓶屏等，洋洋大观，不可谓不多。家具装饰工艺有攒斗、雕刻、镶嵌等，其中以雕刻最常见，分阴刻、浮雕、透雕、圆雕等。纹样题材有花卉卷草、灵禽瑞兽、山水人物、云纹、八吉祥、杂宝、吉祥文字等。

明式家具将意匠、材料、结构、工艺四个方面结合得恰到好处，产生了造型洗练，端庄质朴，精工巧作，清新典雅的艺术特色，将古典家具推向巅峰。

清初之时，家具上的创新不多，还保持着明式家具的样式，清代中叶以后，清式家具的风格逐渐繁富起来，出现了新的特征。总体尺寸比明式家具宽大，形成稳定、浑厚的气势。样式也十分丰富，如太师椅就有靠背、扶手、束腰、牙条等多种式样。装饰上求多求满，常运用描金、彩绘等手法，显出光华富丽、金碧辉煌的效果。从家具的工艺技术和造型艺术上讲，清代家具以乾隆为鼎盛时期，家具品种和式样多，工艺水平高，追求华丽的装饰和精细的雕琢，装饰常与其它各种工艺品相结合，使用金、银、玉石、珊瑚、象牙、珐瑯器、百宝镶嵌等妆典家具，展现金碧璀璨、富丽堂皇的效果，但因过分追求华丽，却显得繁琐累赘。

第七节其他工艺

明清两代的工艺美术，除上述的瓷器、织绣、漆器、玉器、金属器、家具类别外，还有服装、车轿、武器、乐器、陶器、编织、毛织、盆景、玻璃、钟表、珠宝、玳瑁、木雕、等工艺，及各民族的手工艺，都是我国工艺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限于篇幅，下文着重介绍雕刻中的竹雕和牙角雕，以及紫砂器。

一、雕刻

汉、南北朝、唐时期的石雕各具特色，五代以后，除了两宋时期陕北和川东的佛教造像外，精品较少，石雕走向衰落。至明清时，工艺性雕刻繁盛起来，这些作品用材广泛，体积虽小，却巧思清制。

1、竹雕

明清时期，竹雕艺术达到鼎盛，随着文人士大夫写竹、画竹、种竹、刻竹蔚然成风，竹雕的文化含量也迅速攀升。文人画的勃兴，促使了竹雕与书画、雕塑艺术的结合，刺激了竹雕艺术的空前发展，出现了一批竹雕名家。据清代金元钰《竹人力·凡例》介绍，当时竹艺“雕琢有二派，一始于金陵（南京）濮仲谦，一始于嘉定（吾邑）朱松邻”。作为雕刻师，朱松邻、濮仲谦等人，还不局限于在竹材上施艺，犀角、象牙、紫檀木也是他们常用的材料，对各种材料的性能和各种技法的把握，使他们的雕刻有如神助。作为工艺美术家，他们又长于书法和印章篆刻，构图绘画无所不能，兼具文人画家的才识。有此素养，他们的竹雕作品富有创意，书卷气十足而无匠气，利用竹材的自然形态，删繁就简，衬托出竹的本质特征和文化寓意。

明代时，嘉定地区从事竹雕的艺人就很多，清初嘉定派竹雕兴盛，到清中期达到顶峰。乾隆、道光年间，金陵派潘西风、方诸家就以浅刻见长，成为清代竹雕的领军。张希黄、尚勋的剔地阳纹的留青技法，极具文人气质，亦名噪一时。康熙、乾隆年间，造办处创竹黄雕刻，以黄杨木为胎，用竹之内皮雕成各种纹饰，贴于器表，名曰“贴黄”。稍后，嘉定、黄岩、邵阳、江安、上杭等地均有制作。乾隆以后，造办处还创制仿青铜器竹雕，刀法毕肖古铜器形状和纹饰，装柄、提梁诸器尤见巧思。

2、牙角雕

清代是牙角雕工艺的鼎盛时代，牙角雕与竹、木、金、石等小件雕刻一样，成为几案上的珍玩。清代前朝，象牙雕刻继承了明代的传统，在生产技术和艺术创造方面，均有所发展。中期以后，牙角雕刻艺术创作方面走向了繁琐堆饰。当时，牙角雕刻分宫廷手工艺与民间手工艺两类，宫廷制作者精工细腻，人物、花鸟纹饰多仿绘画笔意，着色、填彩均有一定的章法。虽然如此，但两者是没有绝对区别，许多宫廷匠师都来自民间。牙角雕刻已基本形成江南与广东两大艺术流派。由于文人雅士的偏爱，出现了立意清新典雅的作品，为了获得好的作品，一大批文人画家不仅设计构图，还直接参与雕刻，使牙角雕的风格出新的变化。总体而言，牙角雕刻发展至清代，已逐步向“小品雕刻”的趋势发展，大件牙角雕已不常见。文房用具自然成了牙角雕工艺的主要部分，主要以文玩、装饰品为主，笔筒、笔架、砚台、墨盒、水墨、镇纸以及一些文具盒、印盒、画托等都比较常见，这些象牙小件多以文人故事、花鸟图案，吉祥题材为装饰，透露出浓郁的文人气息。雕刻工艺多样，圆雕、浅浮雕、高浮雕、镂雕，在牙角雕刻中得以普遍运用。高超的水平带来了清代牙角雕走向繁复的特点，越往后期越装饰精细琐碎，如透雕人物塔式瓶，瓶圆身透雕六层，除三层为暗八仙纹样外，其余数层表现包括八仙和十八罗汉在内的百余人，并在每层主纹之间，以回纹、菱形纹、莲瓣纹间隔，繁密异常。

二、紫砂

紫砂是一种炻器，介于陶器与瓷器之间的陶瓷制品，紫砂的结构致密，接近瓷器，强度较大，颗粒细小，断口为贝壳状或石状，但不具有瓷胎的半透明性。宜兴紫砂器胎质便具备上述特性，并且，在器表光挺平整之中，包含着细小颗粒状的肌理，呈现出砂质的效果。紫砂器以器型、泥色和儒雅风采取胜，其器型方非一式，圆无一相，千变万状。

根据文献记载以及传世实物，考古界一般认为紫砂正式形成较完整工艺体系的时期始于明代，尤其在嘉靖至万历年间，紫砂从日用品陶器中独立出来。讲究规正精巧的宜兴紫砂，深受文人仕宦的赏识，入宫廷、出海外，奠定了宜兴作为紫砂之都的基础。紫砂陶品种繁多，紫砂茶壶尤以其独有的实用性与艺术鉴赏性相统一的特性，成为传世精品。明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一书，记录了不少的制壶名匠，明代最有声望的为龚春，又有“四家”，即时朋、董翰、赵梁、元畅，及“三大”，即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之说。其中时大彬成为后人研究明代紫砂壶的重点名匠，周容的《宜兴瓷壶记》记载，“始万历间大朝山僧传供春；供春者，吴氏之小史也，至时大彬，以寺僧始止。削竹如刃，刳山土为之。供春更朽木为摸，时悟其法，则又弃模，而所谓制竹如刃者，器类增至今日，不啻数十事。”时大彬不仅自己制壶，还培养了许多制壶名手，并总结前人的经验，改进了“断木为模”的制法，以槌片、围圈、打身筒的方法成型，或用泥片镶接成型，为紫砂工艺的发展中做出杰出贡献。

明代后期是宜兴陶业大发展和紫砂器独立出来的时期，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密不可分。明代早期时，元代立的“匠户制”已非常松懈，洪武十六年实行“轮班制”，到成化二十年废除了轮班制，改为征银制度，使相沿达两百年的工奴制彻底宣告结束。这些改变使手工业者逐渐得到解脱，从而推进了包括陶瓷业在内的各种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明代后期紫砂器的快速发展，更与当时宜兴整个陶业的发展关系紧密。当时宜兴地区陶类商品经济颇为繁荣，丁蜀镇一带逐渐形成为集中的产区，据《荆溪县志》记载：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宜兴窑场的产品已是“于四方利最薄，不胫而走天下半”，各地商贩云集，“千里之外，趋之若鸿”，“商贾贸易缠市，山村宛然都会”。明末，宜兴紫砂器也由葡萄牙商人远涉重洋运至欧洲，被称为中国的“红色瓷器”、“朱砂瓷”，成为欧洲市场的热销产品。

本章小结

明清时期可谓是我国古代工艺美术总结和集大成的时期，纺织、印染、陶瓷、漆器、金工、家具、雕刻以及建筑装饰等，都得到较全面的发展，其制作工艺达到了十分精练的程度，产生出许多各具特色的作品种类和工艺技术。

1、与社会结合紧密。统治者的喜好，工匠管理的松驰，商品经济的发展，思想领域的渗透，文人画家的参与，民间风俗的导向，地区差异的侧重，不同民族的风尚等因素都对工艺美术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制约着工艺美术的兴衰涨消。

2、种类和工艺增多。受传统工艺、国外工艺、民族工艺的影响，明清时期工艺美术的种类和工艺增幅很大，形成多种工艺美术种类相互交织，工艺技术相互影响的局面，使工艺美术显示出一派欣欣向荣的面貌。

3、地域特色鲜明。或因历史流传，或因官府督办，或因风俗使然，或因原料易取，多种因素导致明清时期工艺美术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通常反映在某地区的某产品兴盛，以城镇为中心形成规模化生产和交易。

4、宫廷和民间两大体系形成。明清时期，官府对工匠的人身束缚由严至松，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使得民间工艺美术兴盛，宫廷所需巧匠也从民间招募，客观上使宫廷和民间两方面交流增强，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5、明清两代风格迥异。明代工艺美术主要受复古风潮和文人思想影响，注重作品的内涵，形成端庄朴实，精致高雅的风格；清代工艺美术主要受国外洛可可风格和宫廷喜好影响，注重作品的形式，形成繁缛堆饰，精细华丽的风格。

6、吉祥图案猛增。明清时期借助于谐音、寓意、比喻、拟合等方法，创造出相当数量的吉祥图案，切合使用者的喜好，广泛应用在多种工艺品上，体现出社会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7、工艺理论著述较多。明代宋应星写的《天工开物》详细地记述了多种手工艺门类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全部生产过程的情况。明代漆工黄大成写的《髹饰录》对制漆的工具、材料、色漆的制配及装饰方法等作了详细的叙述。高濂写的《遵生八笺》有关古器珍玩之类的论述，参考价值很高。清代朱琰的《陶说》、蓝浦的《景德镇陶录》、佚名氏的《南窑笔记》均是关于景德镇瓷器的内容。清代吴大的《古玉图考》是关于玉器的内容，清代丁佩的《绣谱》、沈寿的《雪宦绣谱》是关于刺绣的。另外，一些地方志及文人的诗、文集、笔记、札记等著作中亦多有有关工艺美术的阐述、记载，其中不乏精辟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