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宋元时期的工艺美术

（本章内容改编自南京大学版《中国工艺美术史》）

学习目标：了解宋元时期工艺美术风格特征和其变化的社会原因，掌握宋元诸类工艺美术发展的特点和审美特征。

学习重点：宋代瓷器发展状况及其各个窑系的特色、成因。元青花和釉里红发展情况，宋代的织绣，宋代漆器和家具的发展。

学习难点：宋代瓷器诸窑的装饰纹样特点和审美追求， 宋代的织绣纹样特征，宋代漆器的制作工艺和艺术特色。

实训与练习：宋代陶瓷工艺的发展如何，宋代各瓷窑的分布和特征如何，宋代陶瓷的装饰具有什么审美情趣，元青花和釉里红创制的意义是什么，宋代织绣具有什么工艺特点和审美特色，宋元家具发展情况如何。

概  述

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夺取政权，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史称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使中原地区得到了统一。同一时期，北部和西北部还并存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和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至1125年，女真族建立的金政权灭辽，两年后攻破开封，宋室南迁，定都杭州，史称南宋，此时形成宋金对峙，直至均为蒙古族建立的元政权所灭。至1279年，元先后灭西夏、西辽、金、南宋，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的庞大帝国，建都北京。

北宋初期采取抑武修文的政策，抑武造成了军事的疲弱，丝路阻隔；修文使得文化的高涨，社会文化素质普遍较高。该政策对工艺美术影响重大，使这一时期工艺美术作品的制造基本受不到外来影响，完全在中国文化滋养下发展，终于打造出典雅优美的工艺美术楷模。

两宋时期，社会相对稳定，城市不断发展壮大，商品流通面进一步扩大，坊制逐渐被新兴的集镇替代，城市经济极其繁荣，市民和地主阶层成为社会主流，其生活需求和城乡商品交流，为工艺美术的生产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消费市场。同时，文化高度发达，宋词、散文、世俗文学、白话小说和杂剧流行，理学的兴起代替礼制的规范，经过四次法难的佛教与世俗结合得更加紧密，儒、释、道三教进一步合流，推行火葬将明器和随葬品带入衰落，研究古代器皿促使仿古制作成为重要潮流，市民和文人艺术兴起，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给工艺美术在器物品种、造型及图案纹样、装饰手法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使其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独特风貌。宋代官方工艺机构比唐代规模更大，《宋史·职官志》记载，工部文思院“掌金银犀玉工巧及彩绘装钿之饰”，其中仅金、银、牙、玉、织绣作坊就达四十二作之多。少府监设绫锦院、染院、裁造院、文绣院等，掌管染织刺绣服饰的制作。造作所有八十一作，掌制造门戟、神衣、旌节、祭玉、法物、牌印、朱记、百官拜表法物等，和“禁中及皇家属婚娶各物。”民间手工业已普遍商品化，《东京梦华录》记述北宋开封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大小货行皆工作技巧所居。”《梦梁录》记载南宋杭州“诸行百市”的兴盛景象，“最是官巷花作所聚奇异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冠、梳及锦、绣、罗、帛、销金衣裙，描画领抹，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

两宋工艺美术最具突出成就的是瓷器，无论生产规模，制作工艺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名窑遍布大江南北。织造工艺中刻丝尤其出色，北宋时的定州是其重要产地，南宋时松江艺人辈出。漆器制作创造了戗金、犀皮等新工艺。铜镜铸造虽已近尾声，但仍生产出一批精巧优美的作品。各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促进了工艺美术的交流，少数民族政权的工艺美术制作也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在多种工艺制作类别均取得较大发展的同时，还产生出了特色品种。辽的银器制作水平较高，尤其马鞍非常著名。金的染织规模很大，中都大兴府被称为“锦乡组绮，精绝天下。”西夏的皮毛织造工艺最为发达。

建立元朝的蒙古族为游牧民族，不重视农业，在征服过程中对经济和文化的破坏极大，却比较注意搜刮工匠，《静修文集》载：“保州屠城，唯匠者免。”西征、平金、灭宋掳来的大批以宋金和伊斯兰为主体的工匠，被编入匠籍，分配给政府和贵族使用，地位世袭，子孙不得脱籍，实质上这些工匠沦为一批数量巨大的工奴。元代手工业分官办和民办两种，官办匠人众多，组织庞大，分工细微。工艺美术除顽固地保持传统外，不可避免地承袭宋、金、伊斯兰的技艺和风格，还受到西藏、朝鲜等工艺造作影响，最终融合了各处的特色，创造出了雄伟富丽的时代风貌。但其工艺美术的发展极不平衡，有些畸形繁荣，如织金锦、均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金银器、漆器等，有些却凋零衰落。

第一节瓷器工艺

宋代在唐、五代时期“南青（瓷）北白（瓷）”的基础上，受当时商品流通、生活民用和宫廷御用的推动，窑场众多，产量激增，质量提高，在品种、器型和纹饰方面改观很大，出现了定、汝、官、哥、钧等五大名窑，及磁州窑、耀州窑、吉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窑系。元代以景德镇窑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被确立为天下瓷都，为明清两代制瓷业奠定了基础。同时，借助东南海路和西北陆路出口的外销瓷获得极大发展，刺激了南方景德镇窑、吉州窑、龙泉窑和北方钧州、磁州等窑系的产量。

一、宋代瓷器

宋代可谓是一个瓷的时代。瓷器的突出成就不仅反映在窑口众多方面，还表现在多个窑系烧制出独具特色的器皿，如定窑的白釉印花、耀州窑的青釉刻花和划花、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彩和白釉釉上划花、钧窑的乳光釉和焰红釉、景德镇窑的影青、龙泉窑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等，加上黑釉的兔毫、油滴、玳瑁、剪纸漏花等新兴品种和装饰手法的出现，标志着这一时期陶瓷工艺的巨大进步，相互争胜斗奇，异彩纷呈。在烧制技术上采取了“火照”检查并控制窑炉的温度，以及原钵和覆烧等先进工艺，使瓷器的质量、产量进一步提高。这一时期，新的器物品种不断出现，主要有玉壶春瓶、梅瓶、花口瓶、卷口瓶、洗口瓶、瓜棱瓶、琮式瓶、瓜棱壶、葫节式壶、注子、枕等。纹饰题材多为各具形态的花鸟走兽，还有人物、山水等富有生活气息的纹样，其中许多题材及其表现形式，与当时兴起的文人水墨画有着密切联系。

两宋瓷器若以地域划分，可简单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

1、北方地区

定窑。始建于唐，兴于北宋，终于元。窑址分布于河北曲阳县磁涧、燕川以及灵山诸村镇，因唐代属定州，故称定窑。定窑产品以白瓷为主，也烧制如黑瓷、紫釉、绿釉、红釉等其他名贵品种，均为在白瓷胎上，再罩层高温色釉烧制而成。其瓷胎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苏东坡“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正是对红釉的赞扬。造型多为碗、盘、瓶、碟、盒、枕等日用品，亦产少量的净瓶、海螺等佛教供器，定窑器具多作为贡品进入宫廷，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定州白瓷孩儿枕”，是定窑瓷器的代表作之一。覆烧法和火照术在定窑大量采用，还使用了垫圈式组合匣钵，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既节省燃料，又可防止器具变形，从而降低成本，大幅度地提高了产量，这种烧法对南北瓷窑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定窑瓷器装饰纹样丰富多彩，常见的有龙凤纹、植物纹等。装饰技法有白釉印花、白釉刻花、白釉划花、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等，纹样秀丽典雅。北宋早期刻花工艺构图、纹样趋简，以重莲瓣纹居多，具有浅浮雕之美，至中晚期刻花工艺更是炉火纯青。其他印花、划花和堆花等手法制作的纹样也轻巧端庄，别具一格。后因定窑烧制的器皿口沿无釉，涩边，官家另外兴建了汝窑。

耀州窑。中心在今陕西铜川市的黄堡镇，唐宋时属耀州治，故名耀州窑。如于唐，盛于北宋，衰落于金，终于元初。以烧青瓷为主，作为贡瓷进入朝庭。耀州瓷胎色灰白，胎质坚硬，露胎处呈现酱黄色。釉色青黄，釉层较厚，器物往往上部厚，下部薄，胎釉交接处呈姜黄色。此外，青釉釉面上有的出现小的露胎褐斑，为其它青瓷所不见。器型丰富，盘、碗、杯、碟、瓶、壶、罐、炉、盒、香薰、注壶、注碗、盏、钵、灯、枕等均有，器物造型多样，有花瓣式、瓜棱式和多折式等，外形非常美观。唐末五代时多采用划花工艺，纹饰多为水波纹与花草纹。宋代主要采用刻花、印花、划花及模印加刻划等工艺，以刻花、印花为主，尤其在北宋中期刻花工艺纯熟，刀法犀利，倾斜刀痕，线条刚劲有力，成为宋代刻花工艺中优秀者。至北宋晚期，印花工艺精美，布局严谨，对称匀衡，题材有缠枝莲、把莲、牡丹、缠枝菊、波浪、飞鹤、飞蛾、犀鹤、博古、海水游鱼、莲塘戏鸭和婴戏图等。耀州窑在北宋各时期代纹饰特点鲜明，早期多刻划规则的花瓣纹，中期纹样满布器面，晚期线条纤巧秀丽。金代时大量使用陶范印花，满布器面的花纹逐渐减少，在盘、碗的内壁开始大量出现菊花、莲花、水波、鱼鸭纹等，构图简单，呈圆圈形。元代产品器外通常施半釉，足浅且宽，足内心有乳状凸起。耀州窑的烧造工艺和纹样特点影响范围很大，陕西境内的许多窑口仿烧外，还传到河南省的临汝、禹县、宝丰、内乡等窑，以及广东的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窑系。

汝窑。因位于汝州(今河南临汝)境内而得名。烧制御用和民用两类器皿，民用者在临汝严和店、轧花沟、下任村三处窑口烧制，现称“临汝窑”，烧瓷时间长，主要为青釉制品，以印花工艺为主，造型纹饰等方面与耀州窑有很多相同之处，但质量比耀州逊色，明显受该窑影响，应属耀州窑系。御用者于北宋后期在汝州为专宫廷烧制，釉质滋润，薄胎，底显现细小支钉痕。这些御用瓷器为汝瓷代表，宋人及明清品评宋瓷时，列汝窑为首位。因烧制时间短暂，南宋时已是“近尤难得”了，明清两代曾一度仿烧，但鲜有乱真者。汝瓷胎质细腻，胎土中含有微量铜，迎光照看，微见泛红，胎色灰中略带着黄色，俗称“香灰胎”。釉色以天青、粉青、天蓝较多，也有豆绿、青绿、月白、桔皮等色，世称“天青为贵，粉青为尚，天蓝弥足珍贵。”釉面柔和纯净，滑润透亮，素静典雅，多呈乳浊或结晶状。汝瓷器型有瓶、尊、盏托、碗、盘、洗、奁、盆等日用器，工艺有堆花、印花、模印等，底部多用刀笔刻画青花年号款。汝瓷开片堪称一绝，开片的形成，是由于器物在高温焙烧下产生的一种难以控制的釉表缺陷，称崩釉。汝窑的匠师将这种釉病转换为一种自然美妙的装饰，而且恰到好处，并根据开片的形状起了如鱼鳞、蝉翼、鱼子、芝麻花、蟹爪、桔皮、冰片、茶叶、柳条等好听的名字。

钧窑。窑址在河南省禹县，因古属钧州，故而得名。属北方青瓷系统，创于唐，盛于北宋晚期。钧瓷釉采用氧化铜为着色剂，在还原焰中烧成，烧成釉色青中带红，如蓝天中的晚霞，呈现出丰富的色调。钧窑釉色大体上分蓝、红两类，细称则为月白、天青、天蓝、葱翠青、玫瑰紫、海棠红、胭脂红、茄色紫、丁香紫、火焰红等。钧窑瓷器烧制时，釉汁下淌，成器后显露成边缘轮廓线，故造型浑厚却不臃肿，质朴凝重，且端妍清新。造型常见有碗、碟、炉、瓶、钵、盏托、盆托、鼓钉洗、出戟尊、侈口尊、高足碗等，其中尤以花盆最为出色，被宋徽宗指定为生辰纲，特供装饰艮岳皇家园林专用。

2、南方地区

景德镇窑。中心窑址位于江西省景德镇，故名，景德镇原名昌南镇，因北宋景德年间烧制的瓷器精美改称景德，由多个窑口组成景德镇窑系。景德镇窑自唐代起即烧制青瓷，至北宋时以烧制青白瓷为主。青白瓷以光素居多，刻花者稀少，其釉色白而略带青味，这种白中泛青、青中见白的色釉，为景德镇窑的新创，给人以清新爽快之感，符合宋人口味，销量增长，地位也日渐重要起来。靖康之变后，北方定窑的许多制瓷工匠随宋室南迁，带来了定窑瓷器制作技术，在景德镇仿制定窑瓷器。所产瓷器胎体釉色纯白如粉，故有粉定之称。受其影响，景德镇窑所烧青白瓷，素面逐渐为刻花、印花替代。青白釉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青白色的瓷釉罩在刻花、印花的器皿上，纹样凹下之处积釉稍厚而略青，迎光细观，纹样若隐若现，故又有影青、映青、隐青、罩青之美誉。景德镇窑品种有碗、盒、盘、注子、瓶等，造型上常作成瓜棱、花瓣等形状，纹饰有牡丹、梅花、芙蓉、莲花、鸳鸯、鱼、鸭、婴戏等，装饰工艺有刻花、划花、印花和贴花等。

龙泉窑。越窑衰落后，南移至浙江龙泉，形成以此为中心的青瓷窑系，北宋时有20多处，到南宋时，制瓷重心南移，窑址达40多处。龙泉窑以烧制青瓷闻名，北宋以前的产品受越窑、瓯窑、婺州窑的影响，风格与三窑的相似，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淡青，釉层稍簿。北宋中晚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胎体较为厚重，釉色由淡青转为青黄，造型规整，产品多生活用具为主，有碗、盘、杯、壶、瓶、罐等，装饰工艺上有刻花、划花和蓖纹，纹样有花卉、飞鸟、鱼虫和婴戏纹等。南宋时期，龙泉窑得到空前发展，龙泉青瓷进入鼎盛时期。这时期，在唐和五代曾盛极一时的越窑青瓷业已凋凌，唯龙泉青瓷独秀于青瓷之林，粉青釉瓷器、梅子青釉瓷器在南宋龙泉窑中烧制成功，把青瓷釉色之美推到巅峰。龙泉窑瓷器分白胎青瓷和黑胎青瓷两类，其中大量的为白胎青瓷，约90%%以上，黑胎青瓷很少，但质量颇高，因胎簿釉厚，呈现出的紫口铁足可资证明。南宋龙泉窑器型有碗、盘、盆、碟、盏、壶、罐、渣斗、水注、水盂、笔筒、炉、琮、投壶、瓶等。据《饮流斋说瓷》记载，龙泉有哥弟章生一、章生二两人，极善制瓷烧窑，分别持烧哥窑和弟窑，上述龙泉窑址为弟窑，而哥窑窑址尚未发现。哥窑胎色为黑灰、深灰、浅灰、土黄等，釉色多粉青、月白、油灰、米黄等，器型有瓶、炉、盘、碗、洗、文具等，器皿的上下边缘往往有一条褐色的边，称为“紫口铁足”。哥窑最有特色的特征是开片。和汝窑细密开片不同的是，哥窑开片更加明显，片块更大，线条或深或浅，有“金线铁丝”之称。

建窑。在今福建省建阳市水吉镇的芦花坪一带，因宋时属建州建安县（今建瓯），故名建窑。建窑在宋时以盛产黑釉瓷而闻名，主要产品以盏、碗、盘、碟为主，兼烧盒、罐、壶、灯、炉、钵、梅瓶、冥器等，盏、碗造型口大足小，形如漏斗，有敞口和合口两种，以敞口为多。其瓷器胎体厚重坚致，胎色紫黑，釉色黑而润泽，器内外施釉，底部露胎，釉汁垂流厚挂，有的凝聚成滴珠状。釉面呈现褐黄色，银灰色和褐蓝色，因釉色细而下垂，酷似兔毫，故称“兔毫盏”，按其釉色又分称“金盏”、“银盏”和“蓝盏”等，以“蓝盏”为贵。盏上流淌下垂的兔毫纹深浅不同，曲弯不整，呈现出自然的美感。在太阳光下，其黑色釉面闪烁着金红色的光点，盛满水则其光点在水中跳跃，其妙无穷。徽宗时代，君臣痴迷斗茶，当时的茶均为茶饼，饮用时须研磨，沏入水中则会起沫，以深色茶具更易辨别浅色茶沫，于是建窑烧制的黑釉瓷便成首选。建窑为宫廷烧造的器皿，底足常铭“进王戋（盏）”、“供御”等文。

吉州窑。位于江西吉安县永和镇境内，宋时吉安称吉州，故名。吉州窑瓷器种类繁多，纹样装饰丰富多彩。按胎釉可分为青釉、黑釉、乳白釉、白釉彩绘和绿釉等类。黑瓷的釉面往往带有褐黄色斑块，黑黄相间，犹若海龟背甲，故称“玳瑁釉”。玳瑁釉是一种窑变釉，其作法是在器物上先施氧化铁含量较高的釉料，然后再随意甩洒氧化铁含量较低的釉料，烧成时产生交融流淌的变化，令人喜爱。玳瑁釉是吉州窑瓷器上常见的一种釉，以这种釉装饰的瓷器主要有瓶、罐、炉、碗等，纹饰工艺有洒釉、剪纸、贴花、剔花、印花、彩绘、划花、堆塑等多种。南宋的吉州窑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彩绘瓷，至元代彩绘瓷生产盛极一时，主要器型有粉盒和方唇盆。

3、艺术特点

宋代的瓷器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从总体看，瓷器的造型典雅优美，如壶多为长流，流与柄和壶口几乎平齐，壶身往往作成瓜菱形。同类器皿的式样很多，如瓶有梅瓶、玉壶春等式样，碗有瓜菱形、葵花形、斗笠形等形状。

瓷器的纹饰工艺多样，有刻花、印花、绣花、画花等，其中刻花、印花是传统的方法，使用得也较多，绣花则是用针刺出花纹，画花则为后来的绘瓷开创了通途。宋瓷的装饰题材常用折枝花，以及飞鸟虫鱼，纹样秀丽，线条流畅，体现了清新典雅的艺术风格。各窑的釉色也丰富多彩，有定窑、景德镇窑的白瓷；有汝窑、耀州窑、龙泉窑的青瓷，有建窑、吉州窑的黑瓷，有钧窑的彩瓷等。

宋瓷诸窑的艺术特色均不相同，如定窑、景德镇窑之清秀，汝窑、耀州窑、龙泉窑之浑厚，官窑、哥窑之典雅，钧窑之绚丽，建窑之淳朴，磁州窑、吉州窑之平实等，各具特色，个性鲜明，显示了各自不同韵味。

二、元代瓷器

官府作坊只有在景德镇窑设的浮梁磁局，其他窑口星罗棋布在大江南北，均为民窑，十分兴盛，但成就最高的当然还是官办的景德镇窑。

1、景德镇窑

景德镇在元代是浮梁州，在这里所设的浮梁磁局为元代唯一官办的瓷器作坊，隶归皇家造作的将作院。浮梁磁局产品以卵白釉瓷居多，还有青花、钴蓝釉、铜红釉等。景德镇窑在制瓷工艺上有所突破，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次配方制胎，扩大了瓷石使用面，提高了制胎原料的烧成温度，减少了器物变形，因而烧造出许多颇具气势的大型器。诸多民窑主要烧制百姓日用的黑瓷、青瓷、青白瓷、卵白釉瓷及青花等。

2、青花瓷器

早在唐代的扬州就发现了蓝白相间的瓷片，到了元代，景德镇窑成功地烧制出真正的青花瓷器，标志着青花瓷器成熟起来。这固然同蒙古族尚白、尚蓝的传统有关，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国内外贸易的需要，元代瓷器畅销海外，特别是青花瓷，自外销之日就成了竞相购置，最受欢迎的品种。元人蒋祁著《陶计略》载：“窑火既歇，商争取售，而上者择焉，谓之捡窑。交易之际，牙侩主之……，运器入河，肩夫执券，次第件具，以凭商筹，谓之非子。”元青花瓷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其器以富丽雄浑、纹饰细密的艺术特征，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同时也使景德镇一跃天下瓷都。

青花是种釉下彩绘瓷器，以氧化钴为呈色剂，在坯体上绘画纹样，罩釉后高温烧就，呈现白地蓝花或蓝地白花的效果。制胎采用了致密坚硬瓷土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烧造大型器皿成为可能。烧制大型器皿，如大罐、大瓶、大盘、大碗既是为了适应伊斯兰国家广大穆斯林席地聚餐的习惯而生产，也同蒙古族豪放的饮食有关，很多大盘、大碗的口径都超过了40厘米。但也不乏精细之作，如胎体轻薄的高足碗、高足杯、匜、盘等，则大多销往东南亚诸国。除了外销，还生产了符合元代社会生活的瓶、炉、笔山、高足碗、连座器等青花器皿。

元青花瓷器的主体纹饰中，植物类有牡丹花纹、莲花纹、菊花纹、松竹梅纹、月梅纹等，组合纹样有牵牛花、山茶花、海棠花、月季花、枣花、萱草、灵芝、芭蕉、竹石、葡萄、瓜果、草虫等作画面衬托。动物类有龙纹、凤纹、麒麟纹、鱼藻纹、鸳鸯卧莲纹、孔雀纹、鹿纹、海马纹等，其中龙纹极具特色，身躯细长，头呈扁长形，双角，张口露齿，细长颈，四腿细瘦，筋腱凹凸，爪生或三或四或五指，分张有力，肘毛、尾鬃皆呈火焰状，真可谓张牙舞爪，威猛矫健。人物故事纹样别出心裁，与戏剧相结合，将著名历史人物的故事情节移植到瓷器画面上，呈现一种新的艺术效果。

在装饰工艺上，青花瓷器纹饰与刻花、印花、瓷塑、浅浮雕等多种工艺相结合，充分发挥蓝白的艺术效果，有白地青花、蓝地白花或青花线描为地等几种风格。在装饰时，工匠结合不同器型采用不同技法，或多种工艺配合使用，刻花线条粗犷有力，印花线条圆润耐看，浅浮雕效果立体层次感强。

3、釉里红瓷器

釉里红瓷是指用氧化铜为呈色剂在胎上着彩，然后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焰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纹样的瓷器。现有的出土资料和传世实物表明釉里红瓷器首创于元代景德镇民窑，多为玉壶春瓶、盖碗、匜、高足杯等，一般图案较疏朗，题材较单纯。釉里红瓷器数量很少，这是由于烧造技术上难度很大，不仅与铜含量和基釉相关，还对烧造的火焰性质和窑温都十分敏感，稍有不妥就会导致色调不正。因其罕见，所以十分珍贵。

第二节织绣工艺

宋元时代随着科技文化的发展，纺织业生产也获得了很大发展，其中丝绸的种类尤其多，且产量高，甚至超越了丝织业发达的唐代。北宋时期，丝织业中心在黄河下游地区，宋金对峙时期，黄河下游地区变成金的丝织中心，南宋丝织中心便自然转到江浙和川蜀地区。中央官府染织刺绣作坊规模最大，地方性官府作坊和民营织造也非常兴盛，所产织物主要供交易和百姓日常所用。元代，因统治者爱重，丝织业兴盛，官府办的丝织作坊数量众多，丝绸品种齐全，其中以贵重的织金锦风靡元代宫廷贵族。此外，棉布和毡罽也都有较大发展，其中棉布尤其影响深远。两宋刺绣造作精良，元代刺绣基本沿习宋金，但趋于程式化，不出新意，制作也比较粗糙。

一、两宋织绣

两宋织绣以技术精湛著称。这一时期的丝绸品类很多，古代著名的丝绸品种此时已经齐备，并且织造精美，纺织业几乎遍布全国，不仅官府作坊造作工巧，民间也常常具有很高的水平。刺绣工艺在两宋以细密精致而倍受称赞，从事刺绣的人员很多，不仅官办的作坊绣工为数不少，民间也以女子作女红为业，虽说是为了陶冶性情，也应与绣件作为商品交易有关。

1、丝绸

北宋时代，重要的产地是黄河下游地区，江浙和川蜀也在稳步发展。《文献通考》记述“其纤丽之物，则东京有绫锦院，西京、真定府，青益、梓州亦有场，主织锦、绮、鹿胎、透背，江宁府、润州有织罗务，梓州有绫绮场，又亳州市绉纱、大名府市绉糓。”南宋时期，杭州和四川地区的丝织依然兴盛，越州的绫、罗、纱等颇负盛名，建阳的织成锦也非常精妙，西南的黎州、文州、叙州等地也都生产美锦。

北宋开国时，赵匡胤就曾以平蜀所得锦工200人置绫锦院于开封，成为纺织的基本力量，政府少府监下设有绫锦院、文思院、染院、裁造院、文绣院及后苑造作所等机构，分工细，种类全，着重生产皇室贵族专用的高级物。在丝织业发达的江南，苏州设有织造局，成都设有转运司锦院，南宋时于茶马司置锦院，以生产的锦缎换取西北边地的马匹。原本作为家庭副业的织造，有些发展成为独立的纺织作坊，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市场上的丝绸布帛交易非常活跃，从《清明上河图》中也可看出北宋开封城中彩帛店铺的交易之盛。

两宋织物丰富多样，有锦、绮、纱、罗、绐、绸、绢、绫等不同品种，同一品种中又有多种名目。罗在宋代有很大发展，分花罗和素罗两种。花罗的织造技术相当精良，根据罗纹孔眼组织的疏密，既可织出几何图案，又可织成花卉纹样。形式上有透空显花（罗地经纬交织较密，花纹作透空处理）、亮地暗花（罗地交织较稀，以稠密的经纬织出花纹）两种，不同的工艺和纹饰使罗的名目繁多，有方目罗、透额罗、孔雀罗、满园春罗、宝花罗、牡丹罗、万寿藤罗等，争奇斗胜，花样翻新。江苏镇江金坛和福州南宋墓出土的缠枝牡丹山茶罗和牡丹蔷薇罗非常精美，是宋罗中的上品。

两宋众多的丝绸织造工艺中，以刻丝在后世声誉最高，其工艺特点是通经断纬，做法为把本色经丝挣在织机上，用小梭将各色纬丝按轮廓逐块织成花纹，纬丝并不贯穿幅面，因为图案是逐块织就，花纹轮廓处须回纬，故花纹轮廓若与经线重合，便因回纬拉出窄窄的间隙，有如刀刻，故称刻丝，又名缂丝、克丝、尅丝等。宋代刻丝技巧非常高超，北宋以定州所产最负盛名，南宋时则以松江为中心。不仅用于佛教幡帐和贵族服饰，更由于书画艺术的繁荣而趋向织造书画名迹，由实用性向欣赏性发展。

2、刺绣

宋代宫廷设绣院，有绣工三百余人，制作人物花鸟，山水楼阁，因用针纤细巧妙，称为神针。刺绣在民间普遍流行，无数女子在闺中从事此业，其中不乏大量精工之作，一来自用、馈赠，二来作为商品交易。开封相国寺庙会上即有绣品出售，相国寺附近的绣巷是绣工的集中居住区。宋代刺绣大部分用于服饰，也有一些仿制书画的绣品，行针细密，绣工精巧，优秀之作颇能传达书画之神韵。董其昌《筠清轩秘录》谈及“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夺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之情，花鸟极绰约嚵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盖止此乎”。这位大书画家竟对之如此倾倒，亦可见宋绣艺术之精妙。

现在所见的两宋刺绣有实用品和欣赏品两类，前者多是出土物，后者皆为传世品。在福州黄昇墓里，出土实用绣件17件，有佩绶、香囊、荷包，而更多的是衣缘和花边，共13件。题材以花卉为主，间有鸳鸯、蝴蝶、蜻蜓，因绣地大多窄长，故题材多纵向排列，图案组织多为缠枝和折枝，形象秀雅。为了精妙地表现物象，采用了多种针法，如绣花，则花瓣、花心、叶片、枝梗针法各不相同，展现出精湛的制作水平和高度的艺术造诣。

欣赏性作品和传世的宋刻丝相似，其绣稿取自名家绘画，以逼似为能事。在技术上，它们已无遗憾，线形准确、配色和谐，能精妙再现绘画的笔触、设色和气象，望去与绘画绝无二致。

3、纹饰

两宋时，罗、纱、绫等丝织品的装饰题材已几乎全成了花卉纹样，花卉多为牡丹和莲花，以及芙蓉、山茶、月季、海棠、菊花、梅花、兰花、蔷薇、芍药、玫瑰、百合、栀子、卷草等，品类繁多，形象写实，清新柔婉。虽构图多用唐代以来的缠枝花和折枝花，但与唐代正面团花，枝叶端庄的风格绝不相同，尽可能多表现侧面，翻转盘绕，曲折其势，娇柔婉约。两宋纹样不尽相同，北宋时，唐代影响犹在，构图较满密，以花卉纹为主，还可见人物纹和鸟兽纹，几何纹也占一定比例。南宋时，花卉纹样几乎占尽主导地位，构图较疏朗，人物纹绝迹，禽兽纹和几何纹减少。

宋代织锦以成都蜀锦最有名，纹样丰富多彩。花纹有组合型几何纹的八搭晕、六搭晕、盘毯等。几何填花的葵花、簇四金雕，大窠马打毯，雪花毯路、双窠云雁等。器物题材的天下乐，即灯笼锦，是文彦博在成都为诌媚仁宗张贵妃而创制，主体图案为灯笼，下挂谷穗，四周表现蜜蜂飞舞，取其谐音“五谷丰登”之意。人物题材的宜男百花等。穿枝花鸟题材的真红穿花凤、真红大百花孔雀、青绿瑞草云鹤等。花卉题材如牡丹、芙蓉、重莲、真红樱桃、真红水林檎等。动物题材的狮子、云雁、天马、金鱼、翔鸾等。几何纹的龟纹、曲水、回纹、方胜、波纹、柿蒂、枣花等。因纹样受画院写生花鸟画的影响，纹样造型趋向写实，构图严密。其风格与唐代截然不同，却对明清时期的影响显著，无论从题材到造型手法，几乎形成了一种程式。

二、元代纺织

元代纺织工艺以织金锦、毛织和棉织最有特色，麻、葛织物虽仍旧生产，但已逐渐萎缩。为供应宫廷贵族的需要，元政府在中央与地方均设立管理纺织生产的机构，规模极为庞大。仅南京的东织染局就有“管人匠3600户，机154张，额造段匹4527段。”元初，民间织造摧残殆尽，至元世祖才得以逐渐复苏，元中后期时成为民间主要产业之一。

1、丝织

元代丝织业局院和官办作坊规模较大，花色品种也十分丰富，如镇江岁额品种就有段匹、苎丝、暗花、素丝绸、胸背花与斜纹，每个品种数量不等，分为枯竹褐、驼褐、秆草褐、橡子竹褐、明绿、鸦青等不同花饰。有些地区织造过程要求极严格，甚至缫丝之水也要经过慎重选择，如“归安之水宜茧丝”，为了练漂出来的丝洁白如银。南宋时有名的崇德狭幅丝织物，此时陆续增添了绫、罗、水锦、缂丝、绮绣等品种。宓机绢也比前代更为匀净细密，为画家所喜用。蜀锦生产仍然发达，品种更加繁多。

元代织金锦盛行，可分为纳石失和金段子两类。纳石失是织金锦中等级最高，最具代表性的品种，其名称是波斯语织金锦的音译，由从波斯新引进的一种织金锦缎，图案以片金线或捻金线织出，深得统治阶层偏爱，在宫廷贵族中空前风靡，为此，政府设置专设中央管理的织造机构，撒答拉欺提举司下设的别失八里局“掌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等段”。其织工主体来自西域穆斯林及其后裔，因此纳石失的图案常带着浓厚的伊斯兰风格，纹样繁密，几乎布满整个锦面，富丽华美，往往用于元代帝后的领袖装饰。金段子基本是在宋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类织金锦大量生产，在官办丝织业中占相当地位，或许受到纳石失的启示和影响，在锦中加金织造，与纳石失加金法相同，一是片金，即在织造时把切成长条的金箔夹织在丝线中；二是捻金，即将金箔捻成的金线与丝线交织，前者金光夺目，后者牢固耐用。马可波罗在西安、正定、宝应、南京、镇江等地也亲眼见到各种织金锦织物，在集宁路遗址窖藏物中发现的几件夹金丝织品，仍旧光彩夺目，是元代织金锦的代表之作。可能这类织物过于奢华，因此规定只在上层使用，禁止在规定范围以外织造、货卖销金产品，不过这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织金锦工艺已从官营局院流传到了民间。

元代北方植桑养蚕业较落后于南方，但由于中央性的官府作坊集中，因此官府丝织业也极盛。江南的丝织业发达如故，杭州一带仍是江南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不仅产量大，而且质量高。

纻丝即锻，在宋代工艺尚不成熟，也不流行。到元代，纻丝是官府作坊里的主流产品，元代丝织的一大贡献就是纻丝的成熟与推广。主要面料有暗花和素面两类，暗花即本色提花，使用较多；素面即单色无纹，数量较少。纹样多为如云龙纹、瑞兽纹、天马纹等级别较高的动物，还有妆金、妆银的。刻丝在元代也很兴盛，早期主要用作织御容和织佛像，这两种织品为元代特有的精美丝织物，是官府作坊专为皇家织造的，其中织御容是已故帝、后及王、妃的肖像，用做供奉祭祀。随着汉族文化影响逐渐加深，到元后期，刻丝作品已转变为以欣赏类为主了，《析津志辑佚》记述：“用刻丝做诸般花样，人物故事、花木翎毛、山水界画，极其工致，妙绝古今。若退晕、淡染如生成，比诸画者，反不及矣。”

2、毡罽和棉织

蒙古族是起自漠北的游牧民族，因而对毛织物有着特殊的偏好。据文献记载，大都的宫殿内都有红黄色厚毡铺地，元文宗时宫内的一座寝殿铺地毯五块，总面积达近千平方尺。毛织品使用材料多种多样，染成各种颜色，花色品种也极为丰富，就用途而论大致可分为毡、罽两类。毡为蹂毛而成，多用作鞋帽及垫床材料，有各种颜色，但多无花纹装饰；罽系以羊毛、野蚕丝等织成，多作为地毯使用，可织出五颜六色的花纹。当时大都及宁夏、内蒙古等地都设有作坊织造毛织品。官府作坊的制作量热爱大，在元世组的三年里，仅大都一地便用去“荒羊绒毛”141070斤。

元代时棉花的种植从西北和岭南地区向中原及江南等地推广普及，棉纺织业成为新兴的产业，棉布以其质优价廉，质地柔软，坚固耐用，逐渐取代的麻、丝织物，成了平民百姓主要的服装面料。期间，松江的黄道婆在普及推广棉织技术上功不可没，黄道婆是松江乌泥泾人，家境贫穷，幼时到海南崖州，向黎族学习到棉纺织技术，她在织造上技艺精湛，能在面料上能织成折枝、团凤、棋局等美丽图案。晚年回到家乡后，黄道婆毫无保留地将先进技术和先进工艺传授给了街坊邻里，人们竞相学习。一时松江从事棉织副业者达千余家，松江织布誉满天下，从而成为全国重要的棉织品生产中心。棉布大多素面无纹，少数织上纹样的布，非常费工，价格也较高，大约在元后期，启用了印染的方法在棉布上印制纹样，虽色彩较少，但效果醒目，制作简单，宜于推广。

3、纹样

根据目前发表的考古资料，元代织物的纹样题材已经相当广泛。这一时期的题材、花纹、结构基本上承宋金，但构图常常十分满密，而和宋金的疏朗隽秀不同，这应是受了伊斯兰艺术的影响。

元代的植物题材有梅、菊、荷、莲、番莲、牡丹、海棠、灵芝、卷草、宝相花等，动物题材有龙、凤、天马、瑞兽、鹿、羊、翼羊、鹦鹉、鸳鸯、仙鹤、喜鹊、蜂、蝶等，其他题材还有人像、狮身人面像、云纹、八宝、八吉祥、菱格、回纹、方胜、龟背、联珠、文字等。这些纹样大多为前代就有的，形象也同宋金相去不远，图案结构仍是传统的缠枝、折枝、团花等，一年景、宝相花仍大量出现在丝绸上。禽兽题材也大多是唐宋旧有的，往往以传统的团窠形式出现，如团龙、团凤、团瑞兽等。在织金锦等高档织物上，还常见带有浓郁异域风情的图案。八宝和八吉祥在此时非常流行，八宝是以珠、钱、磬、祥云、方胜、犀角、书、画、灵芝、元宝、金锭、银锭等8种杂宝中凑成，主要取这些题材中的吉祥含义。八吉祥指宝轮、法螺、宝伞、宝盖、莲花、宝罐（瓶）、金鱼、盘长8种藏传佛教中的吉祥物，始见于元代，受当时奉藏传佛教为国教的背景影响。

第三节漆器工艺

宋元时期漆器制造业继续发展，官方和民营作坊都比较发达。元代漆器制作工艺承袭宋代，宋代时创造的戗金和犀皮工艺通用于宋元时期，此外以前的螺钿、雕漆等工艺也在使用。

一、宋代漆器

宋代官府与私营的漆器作坊非常普遍，以北方的定州和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最为发达。从考古发掘和传世作品来看，多为日用器皿，品种主要有碗、盘、盒、奁、钵、托、筒、几、盆、盂、勺、笔床、纸镇、画轴、扇柄等。器形式样丰富多变，同种类型的漆器各有多种不同的式样，如盘就有圆、方、腰样、四角、八角、绦角环样、四角牡丹状等形状；盒的造型有蒸饼式、河西式、蔗段式、三撞式、两撞式、梅花式、鹅子式等；盘有圆形、方形、腰样形等。

宋代漆器注重器型，不重装饰，多数器具朴素无华。但由于漆器的特质具备易修饰性，所在大量漆器的装饰精彩纷呈，工艺有金漆、犀皮、螺钿、雕漆等。金漆是指用金粉作为漆的纹样材料，主要工艺有戗金和描金。戗金是宋代新创造的，是在漆面上雕刻出阴纹，再填以金粉或银粉，填金的谓之戗金，填银的谓之戗银。描金则是直接用金粉颜料在漆器上描绘图案。如江苏武进林前宋墓出土的人物花卉奁，在盖面戗刻两妇人挽臂漫步园中，立面戗刻折枝花卉。犀皮又称虎皮漆、波罗漆等，是在涂有凹凸不平的稠厚色漆的器物上，以各种对比鲜明的色彩分层涂漆，形成丰富的色漆层，因漆层高低不同，打磨后使显出各种不同流畅生动，色泽润美的斑纹。花纹似片云状者称为片云斑，似圆花形者称为圆花斑，似松鳞形的称为松鳞斑。雕漆是用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厚度，再在上面雕刻出纹样。因色彩不同，亦有“剔红”、“剔黑”、“剔彩”、“剔犀”等名目。

二、元代漆器

元代漆器发展较大，杭州、福州、大都和云南都是开设漆器作坊，尤其浙江嘉兴所造的漆器闻名海内外。器皿型制有圆盒、长方盒、八方盘、葵瓣盘、尊等。制作工艺主要有戗金、螺钿、雕漆等。浙江嘉兴人彭君宝就是当时戗金漆器的名家，而张成、杨茂则以雕漆闻名。元代戗金漆器在国内保存下来的较少，大多流往日本，造型多为箱盒。螺钿镶嵌在元代进化为薄螺钿镶嵌，这种工艺制作出来的花纹图案精细如画。北京厚英房元大都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广寒宫图嵌螺钿黑漆盘残片，无论在技法上，还是艺术效果上都表现出了很高水准。

第四节金属工艺

宋元时期金属工艺发达，宋代金属器的制作与商品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元代则与上层喜好有直接关系。

一、金银器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两宋各地金银器制作行业十分兴盛，不但宫廷贵族大量享有，酒肆饭馆也都使用银器。这一时期金银器在造型和纹饰上一反唐代的富丽之风，变得素雅和富有生活气息，铭款增多是宋代金银器的一大特点。元代使用金银器之风盛行，统治者将金银制作几乎运用到了生活各个方面，既反映了蒙古上层疯狂敛财，也体现了他们对美的理解。

1、宋辽金银器

宋代金银器与其他艺术的总体风格一致，大多典雅秀美。宋代金银器已非常发达，皇家所用的金银器皿由少府鉴、文思院掌造。民间在日常生活中也大量使用金银器，《东京梦华录》叙述了北宋末期开封使用银器的情况，“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洒店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楪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碗遂用银盂之类。……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这段叙述反映出，当时银器多为酒具，以重量为计算单位，可以出借，贫富相同对待。《梦梁录》记述了南宋的杭州“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现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准备榷货务算清盐钞引，并诸作分打钑炉鞴，纷纭无数。”表明了南宋时金银商业的繁盛情景。从考古发掘来看，两宋金银制品多为酒器、茶具和装饰品，主要出土于窖藏、墓葬和塔基中，尤其在窖藏，多是遇战乱时作为财宝埋藏，一藏至今。

两宋金银器通常较小巧，胎体轻薄，摹仿梅、荷、桃、菊、瓜棱的造型非常流行，仿古器物较常见。制作工艺主要为钣金，有时也采用夹层法，夹层法制作的器身由两块银片打造而成，银片之间留下空隙，这样就能以较少的材料，使器物获得较厚的体量。此外还较多运用了錾刻、铸造、焊接等技法，有些器皿采用了立雕装饰和浮雕型凸花工艺。金银与漆、木等其他材料的结合以及金银用于服饰、书画等情况也较为普遍。以金银丝编结器物及其装饰器皿的做法在南宋后期使用尤多，在浙江衢州发现过实物，在文献记述中既用于制作大银盒以盛放茶具，又能编为细簟以托垫帝王尸体。比之唐代，两宋金银器中，素面者为数不少，若带装饰，其题材多来源于社会生活，表现内容特别广阔，也更为世俗化，具备很强的写实性，生活气息浓郁。纹样的制作有捶揲、錾刻、镂雕、模冲等工艺，鎏金常见于银器，但往往是通体鎏金。纹样题材中，花卉瓜果出现最多，图案组织依然如以前的缠枝、折枝、团花等。动物纹样虽比较少见，但常含吉祥的寓意，如狮、鹤、龟、鱼等。表现人物故事以及时代生活的题材时有出现，其构图往往是绘画式的。伴同社会文化的繁荣，出现了錾刻完整诗文的现象，诗文或为名人名篇、或来自市井俗词。几何纹样仍主要为边饰，或用以间隔主体图案，但在仿古器物上，却是装饰的主题。

这一时期，辽、西夏、金、大理等政权的金银器也有较多发现。大体上作工和形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前唐今宋制作的影响，同时又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使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展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色。其中辽代金银器发现尤多，也最有特色，种类主要包括葬具、首饰、生活用品和服饰等。契丹贵族常以贵重金属敛葬，按死者的体形、性别，特制作金银面具和裹在尸身上的银丝网络，以及金银制作的冠、靴、枕等，这处葬式仅见于此。金银用具与饰品大多同汉地相同，但部分器皿也呈现出明显的民族风貌，如银鸡冠壶、银皮囊壶、八角錾花银壶等，独具特色。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出土的陈国公主夫妇合葬墓，目前辽代金银器中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一批，主要有金面具、银丝网络、八曲金盒、镂雕金荷包、錾花金针筒、双龙纹金镯、缠枝花纹金镯、金戒指、金球饰、鎏金银冠、高翅鎏金银冠、金花银枕、金花银靴、金花银盒、金花银钵、银长盘、银唾盂、银托盏、银壶、小银罐、银粉盒、银器盖、银刀、银锥、银勺、银丝网络、银马具和金银带等，种类繁多，制作精美，共用金约700余克，用银约万余克。

2、元代金银器

元代承袭唐宋以来的官府手工业机构，其中中央少府监所属的文思院，仍“掌金银犀玉工巧之物”，拥有数十所作坊，专供朝廷所需，民间金银作坊继两宋以来继续发展，涌现了一批金银制作上的能工巧匠，在元代陶宗仪写的《缀耕录》上就记载着喜兴朱碧山、苏州谢君余与谢君和、松江唐俊卿等。元代金银器出土地点多集中在长江下游与苏皖一带，这与江南地区金银器制造业的发达密不可分，其中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金银器制作尤为突出，出土金银器数量和质量居全国之首。

元代金银器因袭宋代秀美典雅的风格，讲究造型，素面者较多，纹饰者大多比较洗练，或只于局部点缀装饰。但在一些金银器的纹饰上也表现出繁密的趋向，以玲珑俊俏的镂雕花纹，显示出了精湛的装饰技巧。如江苏吴县吕师孟墓出土的缠枝花果金饰件，呈方形或长方形，四周饰框，框内以锤揲和镂刻技法作出高浮雕式的缠枝花果，丰满富丽，枝叶缠绕，布满整个金饰件。这种繁密的趋向对明以后金银器风格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代金、银材质比例与宋代相近似，银器数量多而金器少。金银器品种可分为，日用器皿，如碗、盏、杯、盘、盒、壶等；饰品，如钗、条脱等；货币，如金银锭、金银条等。制作工艺有錾刻、模冲、捶揲、镂空、掐丝、错金等，其中以錾刻应用得最广。纹样题材以花卉居多，如牡丹、莲花、海棠、菊花、葵花等常见花卉，构图以折枝和团花较多，缠枝较少使用。鸟兽题材应用较少，但双凤表现突出，主要用在造型考究，制作精美的器物上。这一时期大多数金银器均刻有铭款，这对研究元代金银器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二、铜镜

宋元时期铜的产量很大，但因主要用于制造货币，使铜原料供不应求，政府采取禁铜措施，故铜器铸造总体数量和品类均比较少。在日用器皿中，绝大多数用具由瓷、漆等材料制作，铜主要用于铸造铜镜。

1、宋代铜镜

宋代的铜镜，早期有过短暂的精工细作，后来就日渐简陋，呈现出衰落的趋势。铜镜的合金成分发生了明显变化，含锡量锐少，含铅量大增，这直接影响了铜镜质地、色泽的变化，这样的合金成分完全影响了后世的铜镜。受社会风气制约，这时期期的铜镜注重实用，不求华丽，器体轻薄，装饰简洁。器形有圆形、方形、亚字形、钟形、菱花形、葵花形等，另外还流行带柄铜镜。由于镜体较薄，镜背浮雕式纹样很少，通常为以线为主要表现方式的平刻，运用线条的变化来增强装饰性。纹样以缠枝花草为主，其他还有花鸟鱼虫、人物故事、山水楼阁及光素无纹等，边饰通常采用联珠纹。

2、元代铜镜

元代铜镜的制作工艺大不如以前讲究，大概与铜镜的应用有关，当时只用于照面，不作为馈赠物品。器形多为六菱花形或六葵花形，以素面为多，少量带纹样的铜镜，也仅简略地饰以牡丹纹、云鹤纹、双鱼纹等，有的仅铭文“寿山福海”字样，制作粗陋简略，少见精致产品。

第五节家具工艺

从10世纪中晚期开始，宋时供垂足坐的高形家具占绝对主导地位，高案、高桌、高几也相应出现，垂足而坐已成为固定的姿势，中国历史上的起居生活变革由坐姿开始改变。

一、宋代家具

宋代是中国家具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时期，在继承和探索中逐渐形成了汉式风格。首先表现在垂足而坐的椅、凳等高脚坐具已普及民间，结束了几千年来席地而坐的习俗。其次家具结构确立了以框架结构为基本形式。第三是家具在室内的布置有了一定的格局。

与其他用具相似，简约工整、文雅清秀是宋代家具的主要风格，除北方部分地区仍保持着唐末厚重的曲线特点外，绝大多数家具都以极简洁的构造和极素雅的装饰，呈现出挺拔秀丽的感觉。主要家具有床、榻、桌、案、燕几、凳、箱、柜、衣架、巾架、盆架等。

在家具构造上，多数以直线部件交结而成，这些构件以严谨的尺度和位置组成优美的比例，取得外观挺秀，内在隽永的审美效果。尤其南宋时期受南方竹文化的影响，往往构件断面尺寸极其细小，整体造型优雅清秀。不同种类的家具造型各俱特征，同类家具又具有不同的形态。桌的上端与桌面交角处设牙条和牙头，是宋代最普遍的式样。其他如，花腿桌对桌腿部装饰的花样很多，故而用“花腿”来概括，琴桌桌面狭而长，很是清秀。椅多为靠背椅、扶手椅、圈椅、交椅等，靠背椅两头搭脑挑出，整体比例适度，简洁挺秀，体现了典型的宋式座椅风格。扶手椅靠背低矮，造型多样，下部安置踏脚，用时抽出作为脚垫，不用时推回，方便实用。圈椅的前后腿、枨子均用圆料，与圈靠背的用料一致，造型清秀。交椅由胡床发展而来，加入了靠背和脚踏，脱离了胡床的造型，具备了椅子的特性。圈交椅也称太师椅，是一种后背带有荷叶托首的交椅。墩中的开光圆墩呈鼓形，周身六开光，下设小角足，造型秀气。藤环墩四季适用，夏季坐此乘凉，冬季可覆盖织物保暖，编制精细，造型基本相同。床大体上分平台床和围栏床两类，平台床较为简单，床面为四框中嵌板，八只如意脚下设托泥承接，托泥之下又有八只小足。围栏床的三面或四面架围栏，四角竖立柱承帐，下方设托泥和小足，整体造型朴实典雅。燕几为宋代的新发明，由七部分构件组成，可以随意组合，灵活方便。其他还有：柜、橱、几、屏风、架、台、凳等等。

在家具装饰上，使用束腰、马蹄、蚂蚱腿、云兴足、莲花托等多种形式，出现了牙板、罗锅枨、矮佬、霸王枨、托泥等部件，不作大面积的雕镂装饰，只在局部点缀，多见卷草纹和宝相花。卷草纹将植物枝茎叶作连续波卷状，形成枝蔓茎卷的花纹带，常用于边沿装饰。宝相花由多种花卉呈中心对称，效果富丽，蕴含着吉祥美满的寓意，常表现在家具的中心或重要的位置。

二、元代家具

元代家具沿袭宋辽金样式家具的部分工艺，在造型和纹饰上有了较大变化。元代家具形体重厚，造型饱满多曲，雕饰繁复，多用云头、转珠、倭角等线型为饰，改变为罗锅枨、霸王枨、展腿式等品种造型，总体上给人以雄壮奔放，生动富足之感。这一时期创造的抽屉桌对后世影响很大，抽屉作为储物之匣方便开取，极大程度地扩充了桌子的使用功能。

或许因游牧民族旷达的心理，曾生活在辽阔草原上的蒙古人，尺度感和对美的理解比生活在庭院里的宋人截然不同。反映在家具上，元代家具的体量往往较大，具有雄健豪迈的夸张之态。在造型上常用曲线，多位于腿足和牙板部位，使家具整体多呈浑圆曲折之效果，如山西北裕口元墓壁画中的弯腿抽屉桌，大同冯道真墓壁画中鼓腿彭牙的方桌，永乐宫壁画《朝元图》中金母所用宝座圈椅及小供桌等等，都给人以曲线美。对曲线的喜好，还表现在倭角线形的大量应用，尤其是用倭角线形修饰的各种开光图案，不但在瓷器上大量应用，同时也广泛的用在家具的各个部位。

家具上的纹样常以厚料刻高浮雕的动物花卉嵌于框架之中，构图丰满，形象生动，刀法有力，给人以凸凹起伏的动感和力度美。装饰纹样中犹其以各式各样的云头纹独具特色，这种纹样目前最早见于辽代佛座，入元后则盛行一时，应用极广，体现了千百年来，在草原上生活的蒙古民族，对千变万化的白云倾注的无限情思。

第六节玉器

两宋辽金时期帝王的喜好，金石学的兴起，城市经济的繁荣，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玉器的较大发展，表现在实用装饰玉占据重要地位，礼性大减，玩味大增，玉器更接近现实生活。北宋的花形镂雕玉佩，南宋的玉荷叶杯，辽、金的春水玉、秋山玉等，代表这一时期琢玉水平的佳作。元代的玉器虽然保持了前朝的造诣和风格，却没能继续发扬光大，而是出现回落，其艺术性和造作工艺均显得较为粗糙。

一、宋辽金玉器

两宋玉器带有浓厚的绘画趣味，通常构图复杂，层次较多，形神兼备，完成了由唐玉偏重工艺性、雕塑性向宋玉偏重绘画性、艺术性的转变。此时内廷专设玉作，玉料由西域诸国进贡，以保障皇室用玉，宫廷玉器品种丰富多样，佩饰有玉束带、玉佩，用具有玉辂、玉磬等，礼器有玉圭、玉册等。民间用玉也非常兴盛，大量出现了各种玉佩饰，玉用具。这一时期，皇家、官僚和民间均流行收藏古玉之风，古董行开始出现伪造或仿造古玉，因此宋玉制作又可分为古玉、时作玉、伪古玉和仿古玉。

宋代玉器材质有白玉、黄玉、青玉，其中新疆羊脂白玉占很大部分，其他还有玛瑙、水晶类等。在雕琢技艺上，主要是隐起、镂空和圆雕，再加上巧妙利用俏色技术，所制作的玉器优美生动，富有情趣性。纹饰有龙纹、凤纹、花鸟纹、童子、灵芝、盘螭纹、兽面纹、柿蒂纹、银锭纹、龟背纹等，其中比较常见的为龙凤、花鸟、童子等题材。

宋代的玉器可以分为装饰品、实用品、观赏陈设器和仿古器四类。其中装饰品有花朵形佩、花鸟形佩、荷鱼形佩、带扣、项链、镯、童子形坠、瓜形坠、玉帔坠等，尤其以附带吉祥寓意的花鸟形佩盛行，如龙凤呈祥、吉庆有余等。仿古器大多用于观赏把玩，如六瑞、佩饰、剑饰、管坠、圆雕人物动物等，宋仿古玉器很多并不只是单纯的模拟，并且加进了自己的风格，因而仿古玉多呈现出精致典雅的风貌。

辽金的玉石器制作相当发达，其风格大体和两宋相似，水平也不逊色。辽金传统上均为游牧渔猎的生活方式，反映在辽金的玉器当中，动植物题材非常多，最为典型的春水玉和秋山玉。春水玉表现春季在水边猎天鹅的场面，秋山玉表现秋季在山林中猎鹿的情景，制作时巧妙利用俏色工艺，依托玉石自身的色彩，刻画了春季水天一色，秋季层林尽染的美丽景色。

二、元代玉器

元代除碾琢礼制用玉之外，还将玉材广泛地用于建筑和家具，玉器应用范围扩大，数量有所增加。内廷的制玉机构及碾玉作坊规模空前庞大，元代内廷与官办玉器手工业特别发达。因为承袭金与南宋的官办玉器的既成布局，大都和杭州遂成为两大玉器工艺中心。

元代玉器继承宋辽金玉器形神兼备的特色，但手艺渐趋粗犷，不拘小节，继续碾制春水玉和秋山玉以及从南宋继承下来的汉族传统玉器。文人常用玉制造文具，仿古尊彝玉器继续流行，古玉的搜集、保存、鉴赏在文人中一如既往，风行不止。保持本民族特色的玉器主要有玉押和玉帽顶两种，玉押是供签署公文、告示之用，一品高官方可使用，十分珍贵。玉帽顶镶在帽子顶部，元代官民皆戴帽，帽顶便成了显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物件。《野获编》记述：“王公贵人俱载大帽，视其顶之花样为等威，尝见九龙而一龙正面者，则元主所自御也。当时俱西域国手所作，至贵者值数千金。”

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玉器是“渎山大玉海”，玉材当取自河南南阳的独山，是元代重要的宫廷贮酒器，可贮酒三十余石，体型巨大，胎壁甚厚，造型雄武硕大，饰海龙、海马等十几种瑞兽翻腾沉浮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气势雄伟，动人心魄，神态生动。

本章小结

宋元两代，前者“崇文”后者“尚武”。宋代在哲学、文学书画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工艺美术的风格。元代缘于游牧生活的习惯，追求奢华的享受，同时又重视加强思想方面的统治，利用宗教麻痹各族人民的反抗意识，这一切都在工艺美术上得到体现。

1、宋代工艺美术具有典雅、平易的艺术风格。不论陶瓷、漆器、金银器、家具等，多以材质精良和造型朴实取胜，很少有繁缛的装饰，成就了清新雅致的时代风格。

2、宋代绘画则直接参与了工艺美术制作领域，不少工艺品中直接以绘画为题材，惟妙惟肖地表现名画。如宋代的刺绣、缂丝等，磁州窑的瓷画装饰等，促使了部分工艺美术品逐渐脱离生活，成为艺术欣赏品。

3、元代上层统治者的豪放性格，使工艺美术品具有粗犷刚劲、富丽奢华的艺术风格，瓷器的厚重，纳石失的华丽，家具的阔绰等。

4、元代时喇嘛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得到传播，直接影响了工艺美术的制作，许多工艺美术品都以宗教内容为装饰题材，或为宗教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