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隋唐五代时期工艺美术

（本章内容改编自南京大学版《中国工艺美术史》）

学习目标：了解隋唐五代政治经济的发展对工艺美术的影响以及唐代美术所呈现的美学特点，掌握唐代诸类工艺美术品发展的状况和呈现的面貌。

学习重点：唐代陶瓷工艺、染织工艺、金属工艺及其艺术风格。

学习难点：诸类工艺美术品的外貌特征和纹样特点及其审美内涵。

实训与练习：隋唐五代时期陶瓷的发展状况，唐代铜镜具有哪些新变化，唐锦的各种花纹形态是如何构成的，唐代染织工艺具有什么新发展

概  述

隋唐五代时期，尤其在唐代的大部分时期，政局稳定，南北统一，经济发展，社会富庶，各民族关系密切，国际交往频繁，手工业、商业发达，成为当时世界上高度发展的强大帝国。唐代的工艺美术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和成熟阶段，形成了兼收并蓄，吸取创新，绚丽辉煌的时代特点。这一时期的陶瓷、染织、刺绣、铜镜、金银器等工艺美术，在设计和制作上都具有造型精巧，色彩华丽，纹饰新颖活泼，品种多样的特点。

第一节陶瓷工艺

隋唐五代是陶瓷获得大发展的时期，生产繁盛，瓷窑众多，呈现“南青北白”的面貌。“南青”承越窑之势，“北白”借工艺之巧，两者融时世的典范，在造型、纹饰、制作上继续向前发展。

一、青瓷

隋唐时期，慈溪上林湖地区是越窑中心产区，成为当时南方青瓷中心的杰出代表。唐代早期，制瓷业生产还未走出低谷，仍处在恢复阶段。进入中唐以后，制瓷技术进一步改进，大量使用匣钵装烧，瓷器质量显著提高，窑址数量剧增，以上林湖为中心的制瓷业迅速拓展，在其周围的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以及上虞、镇海、鄞县等地相继设立窑场，规模宏大，窑场林立。唐代这个时期瓷器器胎质地细腻致密，呈浅灰、灰或淡紫色。釉层匀净，呈黄色或青中泛黄，色泽温润。纹饰因偏重造型和釉色且追求玉的效果，故处理的很简练，常见的纹饰有龙凤、寿鹤和花卉等。其装饰技法以划花为主，划花线条较粗，也有少量印花，刻花和镂雕。

唐代晚期，以上林湖越窑为代表的瓷业生产已进入了鼎盛状态，制瓷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产品种类繁多，制作精致，造型优美。器型有碗、盘、盏、杯、盆、钵、壶、罐、盒、水盂、碗、唾盂、灯、香熏、瓶、鸟玩等，釉色纯净，光泽温润，如冰似玉，隐露精光。器物表面装饰着刻划花、印花、褐色彩绘和镂雕等，纹样有荷花、荷叶、荷花飞鸟、云、龙鱼等，线条流畅粗放，刀法熟练。器物普遍采用匣钵装烧，有一匣一件和一匣多件装烧。

五代时期江浙一带的吴越国，较少战争，越窑的瓷业生产能够继续发展，以黄鳝山、燕子冲、瓦牌山、南山脚等几个窑口为主，产品质量仍继续提高。青瓷胎质细腻，胎呈浅灰色或灰色，胎壁较薄。器型规整，表面光润，口沿轻薄。均施满釉，釉薄而匀，釉质腴润光亮，半透明，釉色前期以黄为主，后期以青为主。器物大多为日常生活用品，如盘、盒、碗、罐、杯等。装饰初期以素面为主，后期堆贴尤其是刻花大为盛行，题材多为人物、山水、花鸟、走兽。艺术形式多种多样，艺术风格丰富多彩，折射出以釉色和造型取胜的时代风尚。尤其是所谓的“秘色”瓷，更是当时越窑青瓷的十分引人注目的产品。

二、白瓷

白瓷的出现在陶瓷史上大大晚于青瓷器，约在北齐晚期。安阳范粹墓出土的白瓷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是重要佐证。白瓷器胎质洁白，坚硬细腻，釉色纯润，音响清澈。其烧制工艺比青瓷和黑瓷都要高，要求精细淘洗提炼胎土，有效地控制胎釉中铁的含量在1%%以下。六朝时期白瓷的烧制并不出色，但在陶瓷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增添了一种釉色，还为以后的彩绘瓷的诞生和发展做了绝佳的铺垫。

隋代白瓷的烧制工艺已具有一定的水平。从西安李静训墓出土的器物来看，其胎质较白，釉面光润，已基本上消除了南北朝时期白瓷中泛青或内黄的痕迹，表现了匠师在料、胎、釉的除铁技术，烧制温度控制等方面，掌握了较丰富的经验。隋代时出现了在胎体上施用白色化妆土的技术，上釉前，将精选含铁成分少的白瓷土细密地挂在坯上，既避免了瓷器烧成后胎体表面粗糙，坯面出现孔隙及胎体颜色不佳的弊病，又提高白瓷釉色的明度和稳定呈色，对增强釉色透明莹润的质感起着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创造了新的造型，如陕西西安出土的“白釉双龙把耳双身瓶”，造型上受南北朝流行的鸡首壶启发，为一个壶颈，配置以两个修长的壶身并使之相连，两条高耸对称的龙形把儿由瓶口沿垂至器肩，龙头探进瓶口并御住口沿，空间虚实关系处理得妥贴得当，新奇别致而有气势。

唐代，白瓷的烧造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河北邢州一带郉窑所产最负盛名，它与越窑青瓷形成一北一南，一白一青的局面，代表了唐代瓷器生产的两大主流。邢窑白瓷釉色洁白匀净，器型雍容饱满，胎体厚实细洁，瓷质坚硬。唐人陆羽《茶经》中将邢瑶瓷器比喻为“类银”、“类雪”，体现了唐代白瓷的特点。从窑址出土的许多瓷片来年，很少有加扁和歪塌的缺陷，碗口底部作玉璧或玉环状浅圈足，型圆规整，显示了在烧制技术和工艺处理上的成熟。

五代白瓷的烧制，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其代表窑场有两处。其一是鹤壁窑和耀州窑等窑场，以烧制乳白色瓷器著名，器皿造型，变唐代饱满为轻巧活泼。其中在花瓣形瓷器上体现最为明显，增强了造型的装饰性。其二是河北曲阳窑，因曲阳唐宋时属定州管辖，故又称定窑。这一时期定窑瓷器式样繁多，有罐、碗、盘、灯、盒、枕等等，胎质有粗、细之分，粗者略为发灰发黄，常施化妆土；细者洁白，烧结度好。胎体总体上比唐代轻薄，器型上有了更多的变化，如碗、盘口沿外撇常作五花瓣口，外壁多呈瓜棱形，圈足渐窄。釉色纯白或白中泛青，较为润亮。已开始较多出现刻划纹样装饰，但较简单，线条非常洗练。出出了专供官方特殊需而烧制一种“官”或“新官”字款的瓷器。此外，这一时期河南的巩县窑和密县窑烧制的白瓷也特色明显，因胎土较粗，均使用化妆土，施釉较薄却莹润白亮，特别是密县窑，在装饰上采用珍珠地划花手法，别具一格。

五代时期南方的景德镇窑也初成规模，主要有胜梅亭、石虎湾、黄泥头、湖田等四个窑口，其中以胜梅亭窑规模较大。器物有盘、碗、壶、盒、水盂等，既有青瓷，也有白瓷。青釉色调偏灰，白釉色调纯正，多用叠烧，器内外均留有支钉烧痕。其烧制白瓷的较高成就，为宋代青白瓷（影青）的制作及元、明、清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彩瓷

所谓彩瓷，是指在唐代创造或发展的一些彩釉瓷，也包括釉下彩绘及绞釉胎等多种瓷器。彩瓷的制作，为以后的色釉和彩绘装饰开辟了新天地。

在一种色釉上再洒上另一种色釉的彩瓷，如在黑釉上洒上蓝白釉，或在褐釉上洒上灰白釉，形成大小不同的斑纹，具有豪放明快的装饰效果，釉汁浓厚，呈现乳浊现象。这种作法，最早见于六朝时期的青瓷，但在唐时更为盛行，其烧造地点有河南的郏县、禹县、鲁山等地，而以鲁山为主要产地。其他如湖南长沙，广东英德等地也均有出土。

釉下彩瓷在湖南铜官瓦渣坪唐窑和四川邛崃窑均有发现，常见者的是青黄釉或白釉下用褐彩或绿彩绘出几何纹，或云水、花鸟等图案，最为突出的是在釉下有两种色釉的彩绘，形成图案层次和色彩的变化。釉下彩所使用的先在素胎上画彩，然后挂釉的方法，在陶瓷的装饰史上，特别是走向彩绘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绞釉和绞胎多发现于河南、陕西一带，由两种不同色的釉或胎土原料，互相绞合，使产生如同木绞、虎皮等斑纹，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效果，常见有碗、盘、碟等小件器皿。其中绞胎工艺创造于寿州窑。

四、唐三彩

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便形成浅黄、赭黄、浅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其中以黄、赭、绿三色为主，故称三彩。陶坯上涂上的彩釉，在烘制过程中发生化学变化，色釉浓淡变化多样，互相浸润，形成斑驳淋漓，自然协调，花纹流畅的装饰，在色彩的相互辉映中，显出堂皇富丽的艺术魅力。唐三彩器具胎质松脆，防水性能差，实用性不如青瓷和白瓷，因此主要用于随葬的明器。其制作采用的是二次烧成法，先在窑内经过1000－1100度的素烧，将焙烧过的素胎经过冷却后，再施以配制好的各种釉料入窑釉烧，其烧成温度为850－950度。部分器物因人物的面不上釉，最后还需要画眉、点唇、染画头发。

第二节织绣工艺

隋唐时期经济发达，生活富庶，商业、手工业昌盛，对外贸易活跃，贵族生活奢侈享乐，服饰竞求华贵，促进了纺织工艺的发展。织物可分丝、棉、毛、麻四类，其中丝绸品种最多，如绢、纱、罗、绫、锦、绮、绸、葛，织成、刻丝等几乎应有尽有，用途也极为广泛。唐代对丝绸的管理最为严格，生产和分工极其精密。麻布产量在这一时期也很高，相对比而言，棉毛制品的数量和品种要远远少于丝麻制品，大多产自于边远地区。

一、纺织工艺

隋唐五代，长安和洛阳官府作坊云集，名工巧匠荟萃。丝绸的用途极为广泛，可穿着、赏赐，还可作为实物货币，甚至地方向朝廷缴纳贡赋，丝织品也是重要的一项。绫的生产在唐代已经布遍全国，品种多样，花色奇丽。其中缭绫为著名，出产在润州、越州等地，极其细柔。亳州所产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织成锦也是唐代丝织物的高级织物，制作费工，价值昂贵。《通鉴》记载：“安乐公主有织成裙，值钱一亿。花卉鸟兽皆为粟粒，正观旁观，日中影中各为一色。”由此可见这种植物的贵重华丽。此外，在唐垂拱年间还创织出双面锦和缂丝，缂丝通经断纬，用各色小梭子挖花织成，这两种织物在新疆阿纳斯塔那张氏墓中均有出土。宣州出产的红线毯也非常有名，每块用丝一万多两，白居易在其作《红线毯》中对这种毯的制作、用途、特点有过这样的描述，“红线毯，择茧缫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

唐代的麻织品种类有纻麻纤维制成的纻布，葛麻纤维织的葛布，芭蕉纤维织成的蕉布等多种。纻布当时全国各州道都有生产，葛布主要产在剑南道和山南道，蕉布则产于江南道的福州、泉州、广州等地。棉织品在唐代也广为生产，其中较著名的产地在岭南一带。

隋唐五代丝绸的图案题材丰富之极，动物类如练鹊、鸳鸯、孔雀、鸾鸟、鸡、鸭、凤、龙、羊、牛、马、翼马、狮、翼狮、鹿、野猪、大角野山羊、蜂、蝶等，植物类如莲、菊、牡丹、葡萄、石榴、忍冬、卷草、宝相花、变体宝相花、心形花瓣、花树、各式小团花等，几何类如水波、流云、新月、双斧、展翼、狩猎、骑士、双人侍坛、卐字、吉字、同字、贵字、山字、天字、王字、胡王字等，真可谓应有尽有，琳琅满目。唐前期，最引人注目的组合仍是联珠纹，联珠圈内的主题纹样如大多为野猪头、鸾鸟、花角鹿、野山羊等具有明确的异域文化特征，个别还出现人物纹样，但几乎都是隆鼻深目的胡人形象，由此可断定隋唐织锦所受的外来影响直接来自中亚和萨珊波斯。在直径较大的联珠圈里，内置的纹样主要是禽兽和狩猎等题材，构图方式分单独和对称两种。唐代对联珠纹圈纹的改造应不晚于8世纪，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丝绸丰富，其中一片联珠对龙纹绫带有“景云元年”的题记，虽纹样为联珠圈，但已演变为双层圈，且外圈改变成小圆环。依据阿斯塔那唐墓的纪年资料，在7世纪的50到80年代，联珠纹织物最盛，而后迅速转入衰微，变体宝相花纹从80年代起开始流行，装饰主题为禽兽、人物变幻为富丽的花朵，这种纹样最少流行了一个世纪。唐人常常提到“瑞锦”，现在学者通常认为瑞锦纹样取“瑞雪兆丰年”之意，其题材为花朵，结体若雪花呈放射状，题材主要为祥禽瑞兽和佳花异草。

二、印染工艺

唐代纺织品的印染主要有夹缬、绞缬、蜡缬等方法，关于这三种印染方法产生的年代，学界尚无定论，但多数倾向这三种方法汉代已有。夹缬是唐代非常流行的印花染色方法，它是用两片薄木板雕刻成相同的花纹，将绢布对折夹入两版之间，然后在雕空处染上各种颜色，使其形成美丽对称的花纹。现存实物有旅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及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夹缬丝织品。绞缬在唐代最为盛行，其方法是先在白色布帛上描绘花纹，然后用线缝扎，最后入染缸，由于线缝扎之处不易受色，便可呈现出种种白色花纹，且花纹边缘带着漂亮的晕染效果。新疆阿斯塔那唐墓曾出土唐武则天时期的绞缬裙，其纹样为菱形网状，呈降紫、茄紫两色。蜡缬即蜡染，它是在织物上先用熔化的蜡绘制出图案，然后入染，最后煮去蜡质，呈现出白色图案，入染时由于蜡的自然断裂，白色图案中会产生细丝状的自然纹理，风格尤为独特。新疆阿斯塔唐墓出土了蜡缬绢和双色蜡缬纱等蜡缬精品。

三、刺绣工艺

唐代刺绣在前代基础上流行更广，制作工艺也有发展和创新，绣品做工精巧，色彩华丽，唐代的文献和诗词中有很多记载。《杜阳杂编》记载，唐同昌公主出嫁时，有神丝绣被，上绣鸳鸯三千，间以奇花异叶，精巧华丽绝比，其上缀以灵栗之珠如栗粒，五色辉煌。白居易《秦中吟》中“有红楼富家女，金镂刺罗襦”的诗句。唐玄宗时，杨贵妃衣着华丽，宫内专为她进行服饰刺绣的绣工就有数百人。唐代刺绣的用途较前代更为扩大，除用作衣裙帐帏等日用品装饰外，还被应用到纯欣赏的艺术领域，如随着佛教的广泛流传，运用刺绣工艺绣制佛像、佛经越来越多。《丝绣笔记》中提到敦煌石室千佛洞藏唐绣观世音像一幅，长丈余，宽五六尺，用级粗的丝线绣于粗纱布上，杜甫也有“苏晋长斋绣像前”的诗句。

唐代刺绣的针法较前代有所发展和创新，除保留了传统的辫绣外，又创造出直针、缠针、平金、套针、戗针、贴绢、堆绫和缀珠等针法。绣品纹饰主要为花鸟，动物多见性格温驯的鹦鹉、鸳鸯、绵羊等。唐代绣品在敦煌和新疆唐墓均有发现，如灵鹫山释迦说法图、吉庆如意荷包等。

第三节漆器工艺

隋代由于国祚短暂，漆工艺仍承前制，多用于甲胄、弓箭，有关漆器文字记载和出土的实物都比较少。至唐代国力强大，经济文化繁荣，国际交流广泛，到处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气象。城市手工艺在这种大背景下有了新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漆器制作业的繁荣，这时期漆器产品种类数量增多，技艺益加精湛，已列为唐政府税收实物之一。

这一时期漆器的品种不断丰富和精致，有生活日用品，如碗、盘、盒、盂、钵、盏、勺、册匣、镜、瓶、宝盝、镜盒、琴、及饰品等。器形变化多端，圆形器物口沿常用多曲形，方形器物多用委角形。如监利出土的一批唐代漆器，有五曲梅瓣形圈足碗、五曲瓣形圈足碗、五曲梅瓣形盘、委角亚字形漆盒等。唐代漆器胎质除有木胎、皮胎、夹纻胎外，出现了木条圈卷工艺，具体做法为采用很窄的薄杉木条，卷制成器形，匀裱麻布，然后髹漆，制成的器皿胎质轻、薄，坚牢耐用，易脱水保存。监利出土的这批唐代漆器除漆勺用整木雕成外，其余均用木条圈卷工艺制成，为研究我国漆器工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唐代漆器装饰工艺富丽堂皇，各种新工艺技法相继问世，金银平脱、雕漆和螺钿镶嵌工艺相当发达，出现了金银平脱和螺钿等费料、价格昂贵的漆器，使得这个时期漆器的装饰华丽精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主要为，其一，华丽润妍的金银平脱工艺。商周时期漆器上就出现了粘贴金箔和镶嵌松石的作法，至唐代，金银平脱技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应用广泛，不仅用于竹木胎漆器，还用于铜镜制作，备受朝廷和官府的青睐。如《酉阳杂俎》记载唐天宝年间，安禄山深受玄宗和杨贵妃的宠爱，受赐宝物，其中就有许多金银平脱漆器精品，如函、盘、盏、匙等。金银平脱的具体做法是将金箔或银箔制成人物、花鸟等，粘在未干的漆器上，再罩漆，干后磨整即成。目前这类漆器在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较多。其二，创新雕漆工艺。唐代漆器技法另一项重要创新是雕漆的出现，雕漆又称剔红，即雕红漆，做法是先在漆胎上髹涂到到所需厚度后再雕出花纹，有如浮雕。《髹饰录》载：“唐制多印板刻平，锦朱色，雕法古拙可赏，复有陷地黄锦者。”可见其具有较高的观赏性，为唐代漆器技法重要创新，开创漆器一代新风，到宋元明时期极为流行。唐代雕漆制作运刀快利，雕法古拙，与宋元藏锋圆润的风格大有不同。其三，发展螺钿工艺。唐代螺钿工艺得到了很大发展，并广泛应用于漆器制造业，通常将光洁莹润的钿片镶嵌在深色漆器上，使螺钿漆器更显华贵。

第四节金属工艺

唐代金银器制作达到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青铜器中铜镜一枝独秀，唐玄宗时，铸镜业最为鼎盛，德宗以后趋于衰微，就此一蹶不振。

一、金银器

隋唐时期，社会稳定，经济富足，金银器制造业繁荣，金银器皿成为王室贵族享乐生活的首选，最终造就金银器的辉煌灿烂。

隋统一全国，统治阶级为了追求豪华的生活，大量使用金银制作器物，促进了隋唐金银器手工业的发展。隋代出土的金银器较少，最具代表性的是陕西西安李静训墓中的金银器，其中以嵌玛瑙蓝晶金项链最为精致。

唐代金银器空前兴盛，与下列条件密切相关，采矿冶炼水平的提高和产量增加，为金银器制造创造了基础条件；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域外的工艺影响了金银器纹饰的演变；皇室贵族追求奢侈生活，并以金银器作为赏赐、供奉和对外交往的物品，为金银器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中央官府专门设置的作坊，加之民间私人经营，保证了金银器普及和多样化。

在金银器制作工艺方面，唐人既善于总结和继承前人的成就，又思路开阔，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中的丰富营养，创造出了五彩斑斓、璀璨夺目的金银器文化。器型一改南北朝时以饰品为主的局面，用具增加了很多，可分为食器、饮器、容器、日用杂器、饰品及宗教用器等。其制造除了沿用以前的铸造、焊接、掐丝、锉磨、抛光、嵌铸、粘贴等工艺外，还发展出了切削、铆、两次焊、掐丝焊等技术。纹样的处理，大多采用先捶出凸凹起伏的纹样基本轮廓，再加以细部的錾、刻、划、焊等方式，许多还在纹样部分进行鎏金处理，使器物造型精美、结构巧妙、装饰典丽。以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和扶风法门寺出土的金银器为代表，器型多，种类全，纹饰美，器物有碗、杯、壶、笼、盒、薰球、钗、龙、杖等，工艺精湛，制作精美，造型雅致，纹饰生动，将唐代工艺的繁荣昌盛体现得淋漓尽致。

纵观唐代金银器工艺的历程，经过了三个主要发展时期。初唐时期，为借鉴与迅速发展期。这一时期政治稳定，西方金银制品大量传入中国，中亚、西亚、东罗马等地输入品，对当时金银器制作产生极大影响。金银器的器型与纹饰上，都具有明显的域外风格，器型流行高足杯、带把杯、长杯等，纹饰以珍珠纹、葡萄纹、联珠纹、忍冬纹、缠枝纹等满地装手法较为常见，如八棱带柄杯、花银高足细柄杯、胡人像银扁壶及凸雕虎纹银壶等，也是典型之器。中唐时期，为成熟时期。金银器制作摆脱西方模式，向民族化方向发展。器型新出现了各种壶、盘、盒等，外形多作成四曲或五曲花形。宝相花纹、折枝花纹、团花纹等花鸟纹兴起，布局疏朗，内容写实，西安何家村窖藏所出器物，大多属这一时期的代表。个别器物的形制既不见于西方器物，又不同于中国传统器物，应为创新作品。晚唐时期，为普及和多样化时期。这一时期，中央权力衰落，藩镇割据势力强大，对外交流减少，两税法的实施造成商品市场迅速发展，南方尤其发达，金银器生产由中央控制的局面被打破，地方官府和私营作坊出现，造成金银器商品化。使得南方金银工艺大为发展，器物种类增加，器型趋向单薄简洁，花口浅腹碗、四五曲花形带足盒、葵花形盘等流行，鸳鸯、鹦鹉、鸿雁、双鱼等题材受人喜爱，花卉以阔叶大花为特征，新出现了荷叶纹、绶带纹、叶瓣纹等，刻铭器物增多。整体来看，唐代金银器经历了由简单演变到复杂，从域外风格转向创造出中国本土风格的过程。

随着大唐王朝的瓦解，中国历史进入到了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不过五十四年，却在中原及其邻近地区先后建立了大小十五个“王朝”。这“各朝各国”均开设自己的金银作坊，用来生产金银器皿，但较瞩目者为吴越、南唐和前蜀三地，即现在的江苏、浙江和四川等地区，出土了少量的首饰、器皿及其他多种用途的附件。这些零星的金银器在造型和装饰图案上，多沿袭唐代的特点和风格，也出现了一些略出新意的，带有过渡性特征的制品。

图5-21 錾花银盂   五代，宫廷器具，银质。大盘口，小球腹，錾刻云中鹤和缠枝牡丹团花各四组，团花之间填以双叶花朵。   高23.1厘米，口径24.3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二、铜镜

隋唐五代时期，镜成为铜器制作中最常见和最发达，至玄宗朝，铸镜业鼎盛，成为中国铜镜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唐末渐趋衰微。

隋朝铜镜的镜面较大，壁较厚，最大的直径可达33厘米，造型均为圆形，半圆形钮，比较丰满，都有钮座，大多为连珠纹和柿蒂纹。铜镜的边缘高、平向外略有斜坡，缘内侧多饰有一周锯齿纹。隋朝铜镜的纹饰繁缛工整，图案多四方配置，讲求对称，并设置有界格，大致上可把其分为三类，即四兽纹、十二生肖纹及四神十二生肖纹。

唐代铜镜的外观厚实，表面大多呈银白色、黑褐色和深绿色。造型除了传统的方、圆形以外，还创新出了八瓣菱花形、八瓣葵花形、委角方形、亚字形、八棱形等。镜钮以圆形钮为主，并有兽形钮、方形钮、树枝形钮。铜镜的边缘处多呈斜面内倾，并饰有花纹。

唐代初期，镜缘的装饰有忍冬纹、卷草纹等植物纹样，以瑞兽为主题纹饰，造型丰腴、活泼，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海兽葡萄纹镜。它以高浮雕葡萄为主题，其间饰有海兽、雀鸟、蜂蝶和花草，纹饰华丽而繁缛。除此之外还有宝相花纹，即一种将某些自然形态的花朵（主要是荷花）进行一系列艺术加工处理，从而变成一种装饰化的花朵纹样。唐代中晚期，铜镜的纹饰，格调新颖、题材广泛，主要流行鸟纹、蟠龙纹、水波纹、重瓣花纹、花枝纹和流云纹以及人物故事图案，其装饰纹样，偏重于自由写实或故事，表现手法也由繁乱纷杂转变为清新优雅。唐代后期，铜镜的纹饰逐渐趋于简单、粗拙，失去了盛唐时期那种富丽堂皇的风格。这一时期盛行含有宗教色彩的纹饰，有道教意味的纹样以八卦为主纹，配上附录、星象及天干地支，具有佛教色彩的卍字标志也被用作纹饰。唐代铜镜上的铭文十分规整，字体大多为正楷，字形阔大，文字清晰，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四字或五字骈体铭文。铭文根据其意义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歌颂赞美铭文，均为韵语，大多为四言、五言及少数长短句，其长的可达数百字；另一种是宗教铭文，多配山川，日月、干支、十二辰图文。

五代的铜镜造型主要有圆形、葵花形，也有方形和方形委角。纹饰上除了四灵八卦纹外，还有花鸟纹和花朵纹的图案。一般铜镜为素面，有的镜上铸有吉祥语或作坊铸工名。

第五节家具工艺

最迟至唐代，民间就已经普及了简单的桌椅等高腿坐具，不但对以后的家具业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他用具也深受其影响。以往，器物只能放置在地面或低矮的几案、床榻上，为提取方便和赏心悦目，多数器具下部或带座，或为高足，纹样多集中在肩、口沿等位置。使用高腿桌案后，器物放置其上，人们取时不必弯腰，视线也不再注意到口、肩等处，使得一些器物较高器具，如瓶壶等器趋矮，高足盘渐少，同时纹样多集中于腹部。唐代家具的品种主要有椅、凳、桌、几、案、箱、柜、床、架、屏风、棋局等。反映出家具制作已经比较兴盛，此外材料使用非常广泛，除用一些材质较好的木材外，还应用了竹藤等材料。有了较好的材质，紧接着也就有了装饰，宫廷贵族对奢侈生活的崇尚，不可避免影响到了家具以雍荣华贵为美，有刻意追求繁缛修饰的倾向。装饰方法常采用螺钿、金银平脱、金银绘、木雕、雕漆等高档装饰工艺。唐代还新增了“木画”装饰工艺，所谓木画，就是用染色的象牙、鹿角、黄杨木等制成装饰花纹，镶嵌在木器上，极为美观。唐代家具造型仍然喜爱使用须弥座和壶门式结构，雍容华贵，华美舒展，宽大正怡。

五代时，家具造型向简练方向发展，许多家具在结构上借鉴了中国建筑大木构架的做法，形成框架式结构。构件采用圆形断面，线条流畅明快，腿与面之间加有牙子和矛头，这种法式在日后成为中国家具的传统结构形式。

第六节玉器

隋唐五代时的玉器应用较广，主要为用具和饰品，除了依然奉和田玉为美玉外，其他玉石材料，如玛瑙、水晶等应用很多，在装饰方面，多在玉石上镶嵌金银、螺钿、宝石等，将玉器打造得华丽非常，令人目离神迷。

唐代文化的兼容并蓄，使玉器的制作有了更多学习借鉴的对象，玉文化业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玉器碾琢在唐代有了飞跃的发展，国富民强，经济发达，东西方交流频繁，使得玉器逐渐摆脱了商周以来的古拙封闭，与其他工艺、材料及绘画、雕塑的关系愈加紧密。玉器材质主要是白玉、青玉，此外还包括玛瑙、珊瑚、琥珀、水晶、绿松石、玉髓等。加工技艺已趋成熟，跎法简练遒劲，突出器物的精神气韵，尤其碾琢立体肖生的形象更加生动。在这个时期已普遍采用产西域的和田玉，和田玉温润晶莹的特性在各种玉雕人像、动物造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使得形象美与玉质美和谐地融合为一体，大大提高了玉器的艺术性和鉴赏性。佛教造像和胡人形象可以看作是玉雕中域外影响的范例。唐代玉器的佛教造像以飞天最为灵动，玉飞天主要采用的是镂雕手法，刀法简练，形神俱佳，尽显飘逸之美，其原料均选用和田白玉，以表现飞天的圣洁高贵。在唐代的玉器中，经常可以看到身穿窄袖长袍、足登皮质长靴的胡人形象，这种富含异域风情的造型，反映玉器题材向东亚、中亚的借鉴与应用。

这一时期，玉器雕刻工艺以阴线刻和浅浮雕为主，辅助以镂刻、圆雕。在造型上注重内在的神韵美，刀法圆润，强调突出形体的肌肉、动态、力量等表现，具有圆润饱满、量感十足、生动传神的特征。纹饰主要有花鸟纹、龙纹、凤纹、伎乐纹、云纹、狮纹、卷草纹、莲瓣纹、葵花纹、牡丹纹、百合纹等动植物纹样，其中以卷草纹和莲瓣纹最为典型。类别主要有饰品、陈设日用品和礼仪器三大类。饰品中主要有钗、珠、笄、坠饰、玉步摇、戒指、镯、玉带等。陈设日用品中要有玛瑙杯、耳杯、梳、盒、钵、牛、羊、猪、佛像、菩萨像等。在礼仪器方面，璧、璋、圭等礼仪的作用已基本消失了，转变为一种象征性的饰品。在礼仪上，出现了谥册和哀册，这些玉质的谥册、哀册当然地位极其崇高，但在纹饰上并不讲究，重在册文，个别哀册在字内填金，其目的也主要在于炫耀。

第七节雕塑工艺

隋唐时期政治、经济的繁荣促使了雕塑大放异彩，佛教造像、陵墓雕刻、陶塑明器等极其鼎盛。五代时雕塑艺术作为唐后期的延续，各个封建割据政权由于时期短促，遗迹遗物留存较少，在雕塑艺术史上的成就和作用微弱。

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特别是唐代的雕塑艺术，已达到了鼎盛期。这一时期各种性质的雕塑如鲜花怒放，在华夏艺术史册中，占有精彩的篇章。隋唐雕塑在表现形式上，由于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石雕、铜铸、木雕、泥塑、陶瓷塑等种类雕塑普遍盛行，夹纻、锤揲等制作技法广泛应用。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尤其在唐代以佛教造像为轴心，加上发达的陵墓雕刻和三彩俑，构成此时雕塑的应用空间，渗透到生活的许多方面。

从佛教雕像来看，隋唐造像趋于民族化，世俗化与程式化基本完成，脱离了早期的古朴面貌，进入成熟期。窟龛造像的题材和意义以反映人间现实生活为主，艺术水平很高，各地龛窟和寺塔的营造以及各类造像盛况十分兴旺，如莫高窟的彩塑，龙门、天龙山等石窟的石雕，其中的佳作都是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模式。莫高窟现存隋代塑像近百窟，一改南北朝盛行的秀骨清相模式，表现出雄壮健实的体魄，增强了塑像的真实感。莫高窟约有200余窟为唐窟，初唐的造像表现在写实手法的提高较大，人物躯体权衡合度，姿态自然，衣褶的处理简净而富有生动性和装饰性。盛唐造像更关注形象和性格之间的贴合完美，佛的庄严，菩萨的慈悲，弟子的恭谨，以及护法天王的威严，力士的武猛均表现的淋漓尽致。洛阳龙门石窟处于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佛教艺术的一大中心，在隋代完成的石窟中，具有代表性的宾阳南洞，阿弥陀五尊像是极为隆硕伟壮的巨制。形象显得魁梧奇伟极有威势，充分体现政治统一后的隋朝的时代精神。初唐一百年间的洞窟造作数量颇多，奉先寺卢舍那像为龙门石窟最大佛像，体量高大，造型丰满，丰颐秀目，嘴角微翘，头部稍低，作俯视态，令人敬而不惧。主尊像两边的二弟子迦叶和阿难，形态温顺虔诚，二菩萨和善开朗，天王手托宝塔，显得魁梧刚劲，力士像威武雄壮，各形态各异，刻画传神的造像显示了盛唐雕塑艺术的高度成就。看经寺洞浮雕了从摩诃迦叶到菩提达摩二十九位西土“祖师”的形象，神态刻划细致入微，栩栩如生，是盛唐浮雕的代表作。乐山大佛位于大渡河、青衣江、岷江三江交汇处的凌云山崖，为弥勒佛坐像，通高７１米，是世界现存最高大的摩崖石刻造像，历时约九十年方才完成，形象地展示了盛唐雕像的宏大气势。

在陵墓雕塑方面，唐代开创了历代陵墓石雕仪卫行列体制先导，为后来的宋、明、清各代陵墓石雕树立了典范。这一时期陵墓雕塑的内容，是统治阶级为显示帝王权威而雕制的陵前石雕和墓中随葬俑人，当朝统治者为自己大造陵墓，并在陵前广置雄伟壮巨的人物、动物仪卫装饰石雕。纵观陕西唐代十八座帝王陵墓前的虎、犀牛、蹲狮、瑞兽、翼马、侍臣等石雕，以及昭陵六骏，足以想见当代陵墓规模的宏巨，墓饰艺术的成就。如昭陵六骏，指位于唐太宗昭陵北阙前的六块骏马浮雕石刻，分别雕刻在高2.5米，宽3米的石板上，分两组东西排列，表现了唐太宗李世民在开创唐帝国重大战役中的乘骑。六骏以写实的造型，生动地表现出战马在和战阵中身冒箭矢、驰骋疆场的情景，其中三匹作奔驰状，三匹为站立状。六骏均为三花鬃，束尾，包括鞍、鞯、镫、缰绳等马具，都逼真地再现了唐代战马的特征。昭陵六骏以其姿态生动，简洁有力，造型如生，反映了唐代高超的雕刻技巧，显示出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辉煌成就。

本章小结

隋唐五代时期中隋和五代属过渡阶段，工艺美术整体上质平量少，在工艺美术史上的地位并不重要。唐代富强繁荣，工艺品的型制、纹饰、工艺等方面都非常讲究，创立了工艺美术史上的一个鼎盛期。

1、隋唐时期工艺美术风格与题材发生的重大转变。从艺术风格看，唐代工艺美术完全脱离了商周以来古朴厚重的样式，变得雍荣华贵，落落大方。从题材内容看，唐代工艺美术装饰继承南北朝大量采用植物纹样的风格，与商周以来动物纹为主的模式截然不同，纹样题材的转变，体现了人类审美观从以狩猎为主题的时期，进入到了以农耕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时期。

2、唐代生活用具上的纹样情趣化，表现出了富丽堂皇，生机勃勃的特点。一反以前拘谨沉静，神秘威严的格调，使人感到自由舒展，活泼亲切，运用写实手法表现了盛开的团花，妖娆的卷草，自由的鸟兽，起舞的蜂蝶。造型上圆润丰满，多使用大弧度的外向曲线，色彩富丽华美，层次丰富，传达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3、唐代制作工艺不断创新，无论在器型，还是纹样上均多种多样，丰富多姿。陶瓷工艺出现了多种釉色，及运用洒釉、流釉、绞胎、绞釉等施釉方法，染织工艺有蜡缬、绞缬、夹缬、碱印、拓印等印染方法，拨镂、平脱、平文、螺钿、木画等多种工艺方法，广泛运用在漆器、家具、金银器等多种类型上，丰富和加强了工艺美术的表现力和作品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