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商周时期的工艺美术

（本章内容改编自南京大学版《中国工艺美术史》）

学习目标：掌握商周及春秋战国青铜器产生的历史条件、造型特征、文化内涵及其嬗变和衰落原因。掌握原始陶瓷的发明和影响，理解战国漆器的造型和纹样特点和制作方法，了解玉文化形成的社会原因。

学习重点：商周青铜器各个时期的造型和纹样特征及其神秘主意的根源；原始陶瓷的意义；漆器的造型与纹样特征，玉器的文化内涵。

学习难点：青铜器的纹样特征和社会意义。

实训与练习：狞厉之美是商周青铜器的特质之一，而青铜纹样是如何促成这一特实现的；对青铜纹样的构成方法进行研究和练习，以期对现代设计的文脉传承有所启发；商代、周代和春秋战国青铜器风格有何不同，原因是什么；周代青铜器的工艺技术有何改进；商周时期玉文化的成因是什么；战国漆器的发展情况怎样；何为“原始青瓷”，具有怎样的意义。

概  述

原始社会晚期，随着农业、畜牧业生产的不断提高，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手工业渐渐从农牧业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专业的手工业家庭。产品出现了剩余，发生交换，私有制逐步建立并不断发展，原始社会慢慢向奴隶社会过渡，最终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其活动中心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带，目前以河南偃师发掘的二里头文化为代表。考古表明，当时的制陶业发达，铸铜及琢玉、制骨也形成一定规模，尽管夏代工艺美术发挥了上承原始时期，下启王朝时期的重要作用，但目前尚无法印证其辉煌成就。

黄河下游的商取代夏，建立商代，我国进入了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主要为刻划在龟甲、兽骨上，记录占卜内容的甲骨文。《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极度迷信是当时的突出特征，在尊鬼神的同时，商代人还嗜占卜，尚享乐，好饮酒，重刑罚，轻礼义。祭祀、占卜、宴饮成为当时文化生活的中心，技能与技艺处于从属地位，为其服务。商代的手工业者，少量战俘转化而来的奴隶，多数为世代从事专门手工业的家族。青铜器是商代的重要工艺品种，品类齐全、造型多样，装饰图案或中心对称，或呈单独纹样，神秘庄严。青铜器成本高，只能供统治者所用，广大奴隶的生活用品仍以陶器为主，因而商代制陶工艺也得到普遍的发展，陶器技术有轮制、模制和轮模合制等，制陶业产生内部分工，各窑烧造不同的陶器。在商代，蚕已由野蚕发展为家蚕，卜辞记“蚕示三牢”说明蚕神用隆重的三牢进行祭祀，可见其重要。其染织工艺实物发现很少，但在甲骨文中已有桑、蚕、丝、麻、帛、衣、裘、巾、系等字，表示当时纺织业和缝纫工艺已经是专门化、规模化生产。我国是用漆最早的国家，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就有所发现，商代漆器虽实物出土，但在许多大墓中发现了“花土”，在木器上雕花，然后涂上漆色，木器腐烂后，这种漆色就印在夯土中形成了“花土”。漆涂在木器上，既可防腐，亦可作为装饰，纹样有饕餮纹、龙纹、虎纹、回纹等。商代工艺富于浓郁的宗教色彩，其宗教意义大于审美意义。

周人活动在陕西、甘肃一带，灭商建周，都镐京（今西安西南），史称西周。公元前771年，西戎攻破镐京，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又分春秋、战国两个时代。迁都后，周天子势力衰退，内部分列，各诸候国发展壮大，形成一个大动荡、大转变的时代，史称春秋时代。经春秋时代长期兼并战争，剩余齐、楚、燕、赵、韩、魏、秦等七个强国继续争战不休，史称战国时代。西周在政治上实行分封制、世袭制和等级制，强调礼制，深刻地影响了周代服饰、器物、宫室、车马等工艺的形制与发展。周灭商时获得的大批的手工业奴隶，也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据中国最早的关于工艺的专门著作《考工记》载，西周将社会成员分为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六种，其中“百工”即指手工业者。当时的手工业分工很细，木工、金工、皮革工、画工、雕工、陶工六种工艺可分出30个工种。手工业生产由官府统一经营管理，提供原材料和作坊，并已形成专业化分工。许多器物制造往往需要几个工种协作完成，例如造一辆车需要木工、金工、漆工、皮革工等，规模庞大，组织严密。为适应礼治的需要，西周的青铜器、染织、漆器、玉器等工艺，在数量、造型、色彩、纹样以及使用等方面严格反映等级差别，呈现出显著的秩序感。青铜工艺仍是这个时期突出的品种，有生活用具、农具、兵器等。器体上多有长篇铭文，记载祭祀、颂德、赏赐、交换、婚嫁、诉讼等内容，在装饰上趋于质朴洗练，富于韵律感。原始瓷器的制作和使用已相当普遍，且施釉技术显著提高，硬度、吸水性和矿物组成接近后来的瓷器。

春秋中叶以后手工业制造的中心由周王室转入各诸侯国家，有官府工业和民间手工业两种。这一时期，社会思想的空前活跃、人的价值的提高，工艺美术突破礼制的局限,各个诸侯国纷纷越礼铸器，不同的地域背景导致艺术的多元化，工艺品创作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活泼自由,各种工艺美术都出现一些杰出的代表性作品，工艺美术也因之显得多姿多彩。主要成就表现在青铜、漆器、玉器、陶瓷、丝织刺绣等方面，其审美表现在是精巧清新华丽的风尚逐渐确立。

第一节 青铜器工艺

先秦各国认为“国之大事，在祀及戎”，青铜主要用于祭祀和战争，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形成具有中国传统的青铜文化体系。

一、商代青铜器

青铜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治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夏代是我国青铜器艺术的初创时期，《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刀，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许多青铜器，形体较小，造型质朴，纹饰也较为简单。是现知我国早期青铜文化，多数学者视其为夏文化，也有学者将其归为商代早期文化遗存。

商代是青铜器艺术是由成熟到鼎盛的重要阶段。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器艺术趋于成熟的发展时期。以酒器为主的礼器体制初步建立，兵器种类增多。普遍装饰兽面纹样，构图渐趋繁密，线条峻深劲利。早期以河南郑州二里岗与杜岭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器型方面，这些青铜器大都直接仿自陶器，体壁较薄，以酒器最多，礼器以鼎、觚、爵、斝为主，鼎的地位突出。纹饰方面，此时器体普遍施加装饰，中小器物的装饰十分精细，兽面纹是流行的主要题材，图案面貌开始变得夸张，风格显得神秘诡异。进入商代中期，因王室争斗频繁，诸候自重，青铜器出土地分散在许多地区。此时器体较早期厚重，礼器更加丰富，装饰繁缛细密，纹样凸起，高浮雕的兽面或圆雕的兽头已出现在大型器物的肩部。

商代后期，青铜器渐臻于极盛，是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因为大量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的殷墟，所以又被称为殷墟期青铜器。这一时期青铜器器体变得厚重，在数量方面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酒器在数量上明显增多。在1976年发掘的妇好墓中出土青铜器468年，礼器有210件，其中酒器占四分之三，透射出商代朝野酷嗜饮酒的风尚。二是大型器物数量多，鼎作为礼器中心，体量巨大，如著名的司母戊方鼎，气势雄伟，视觉冲击力非常强，是目前中国古代最大的青铜容器。在纹饰方面，青铜器通常装饰满且密，显得瑰丽迷幻，强调立体效果，常常形成三层花纹。饕餮纹、云雷纹、夔纹、龙纹、虎纹、鹿纹、牛头纹、凤纹、蝉纹、人面纹等动物纹样依然是装饰的主体，造型奇特虚幻，极力渲染神秘诡异的气氛，形成了青铜器狞历之美的时代风格。

二、西周青铜器

西周前期大体上继承商代的风格，到后期形成自己的时代特色，青铜器的数量和类型有所变化，纹样由奇诡转为典雅，出现了长篇的铭文。

周代重视礼，制作器物也服从礼制的需要，即“藏礼于器”，因此青铜器制作的数量、样式等方面都反映了礼的秩序，标明了等级和地位。周人认为殷商亡国是酗酒之祸，严禁贵族群饮、酗酒，致使酒器数量锐减，食器、水器、乐器等在数量上有不同程度的增加。食器中的簋与鼎一道成为礼器的中心，形成了列鼎制度，《何休解诂》载：“礼祭，天子九鼎，诸候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规定，天子在祭祀时用九鼎八簋，第一鼎盛放牛肉，称为大牢；诸候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第一鼎盛放羊肉，称为少牢；士用三鼎二簋。乐器较商有所发展，乐依附于礼，形成礼乐制度，铸造了成组配套的编钟，规定应用时要符合礼制，天子四组，诸候三组，卿大夫两组，士一组。

商代铭文仅数字，周代铭文字数加长，铭文最长的毛公鼎则达499字。铭文的内容基本表达了制器的目的，常见的祭祀祖先、歌颂周王、赏赐功绩，以及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交换、婚嫁、诉讼、置业等。铭文不仅起来被充史实，为青铜器断代提供依据，还是一种精妙的书体，所谓“金文”或“钟鼎文”即指此而言。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种类繁多，从功用上大体可分为礼器、乐器、工具、兵器、车马器、杂器。其中，礼器最重要，器形最丰富，制作精美。礼器还能继续分为酒器、食器、水器及其他。现今器物名称比起商周时要少得多，如锅，依尺寸，则称大锅、小锅等；依功能，则称蒸锅、煮锅等。关于当时器物各不相关的，如今念起来绕口的称呼，大体延用宋代金石学的命名，的确很古旧。

图表1-1 青铜礼器线描图

商早期，青铜器纹饰疏松简朴。商中晚期和西周前期，随着技术的进步，纹饰变得繁缛瑰丽。一件器物常常由许多种题材组合，其中动物纹样是主体，有表现实际存在的，如象、鸟等；有虚幻想象的，如龙、凤等；有连接组合的，如鸟兽合体等。这些纹样夸张变形，狞厉威严，神秘诡异。商晚期，“底”的应用流行，常以云雷纹做底，动物题材主纹凸起，其上线刻细纹，形成盛行的三层花纹。此外，在器体扉棱上装饰峭立的形象，再附加上圆雕动物形构件，使观者的视觉感受极为丰富和张扬。西周中后期，因政治的介入和礼制观念的影响，纹样装饰简化了许多。结构较为简单的窃曲纹、环带纹、垂鳞纹、重环纹等成为主流，带有明显的几何化倾向，显得井然有序。

图表1-2 青铜器纹饰图

商周时期纹样繁多，现列举部分如下。饕餮纹是商代青铜器的主要纹饰，《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已身，以言报更也。”因此，北宋金石学家便以饕餮命名，沿用至今。今人对此解释颇多，普遍认为它是牛、虎等多类动物组合后，进行抽象化处理而得到的兽面纹，用作祭祀牺牲的表现。龙纹最早见于青铜器，巨首，两角，成蟠曲形，《说文》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事实上是以蛇为基础，综合其他动物的特征，加以神化后创造的装饰纹样。凤鸟纹在青铜器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说法，表明商人的图腾为黑色的鸟，同时凤鸟也是周人的图腾，“凤鸣岐山”宣告了周王朝的兴起。商周两代青铜器上的凤鸟纹多数体型较大，形象华美富丽，气度高傲，逐渐地被奉为百鸟之尊。

夔纹近似龙纹，常见于商代青铜器纹饰，侧面表现居多，《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可能其纹样祖形为古代爬虫类动物。窃曲纹是西周重要的纹样，《吕氏春秋·离俗览》，载：“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其形状可能是动物纹的简化，打破了商代以直线为主的特点，具有方中带圆的样式。重环纹由椭圆形的环为单位，环的一端为圆形，另端呈反圆形，重重相套，环环相连成带状纹样。垂鳞纹的单位呈下垂的鳞片状，错位排列成四方连续图案。环带纹似河流环山绕流，以波状连续的带状为干，弯曲处间以适合图案，产生出鲜明的秩序感和节奏感。

三、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

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对于周王室而言，这一时期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其直接结果是新价值观、新风格、新趣味的不断确立，艺术新潮的涌动成为遍及春秋列国的历史现象。商代是酒器的组合，以祭祀为主。西周是食器的组合，以礼器为主。进入东周，青铜器出现了“钟鸣鼎食”的局面，大多数青铜器走下庙堂，走向生活。

东周时期，模印制范法、失蜡铸造法、铁工具及表面镀金属工艺的发明和应用，为青铜器新面貌的形成提供了技术条件。商周时期青铜器使用合范法，大致是先用沙泥制成带纹样内模；再用泥土压在内模表面，脱出外范，并分割成数块；再将内模表层刮去改为内范；然后套合内外范，中间的空隙即为欲铸的器物；而后向空隙内浇注铜液；待铜液冷却后，除去内外范，得到器物后，将铸件打磨修整。模印制范法不同于商周时期在器模上雕纹，用事先预制纹样的模具，趁模胎未全干时，在其上压印上花纹，即统一了装饰效果，又省时省工。失蜡法是先用蜡制成器物的蜡模，然后用细泥浆浇淋浸涂制成型模，再烘烤型模使蜡质流出形成型腔，最后向型腔内浇铸铜液，凝固冷却后即得到光洁精密的铸件。铁工具的发明使精细纹样的制作得以实现，铁质坚韧锐利，可以在青铜器表面依据所需图案刻划出凹痕，在其间镶嵌金属丝、宝石或浇入金银，而后经错石打磨光滑即可得到精细华美的纹样，这种方法还常常用于刻划铭文方面。青铜器表面镀金属工艺通常用于鎏金和防腐处理，将金属溶解在水银内，将其涂在器体表面，再加热烘干即成。使用金泥涂，则为鎏金，可得到灿烂的金质表面；使用铬涂，则可使之发生氧化还原反映，起到抗腐蚀作用。

东周时期青铜器物注重生活适用，日用器物所占比例逐渐增大，不仅传统的食器、水器改变了形象，镜、带钩、灯具等生活器物愈加增多。一些器物价值发生变化，如鼎一方面承担着礼器功能，但其实用价值已逐渐显现，战国时期开始流行加盖的扁圆形鼎，加盖可保持清洁，扁圆形易于均匀加热，它意味着应用意义的提升和礼仪功能的丧失。部分以前重要的礼器，如觚、觯、爵、角、斝、罍、盉、觥、彝、簋、甗、鬲、簠、盨、盂等数量渐减，乃至于消失。有些物品出现新风貌，如壶的造型变得异常丰富多彩，不仅大小、高低、方圆、直曲等种种器形均有制作，更有设梁、加链、套环等出于实用目的，加以改进的附件。

这一时期纹样主要为蟠螭纹，蟠指缠绕叠压，螭是无角的小龙，穿插成纠结缭绕的纹样。此外，目羽纹、绳索纹、贝纹等应用较多，但由复杂逐渐变得简朴。到后期流行蟠虺纹，虺是小蛇，即龙的简化样式。随着错金银技术的成熟，出现了宴乐、攻战、渔猎等表现一定情节性的装饰。在装饰部位方面，因人们生活方式改变，欣赏部位升高，表现主要图案的宽带部位，已逐渐由器体的腹部移至颈部。

铜镜在此时期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青铜器物。铜镜就是古代时，用青铜做的镜子。原始时期，人们以水照面，铜器出现后，以铜盆盛水鉴形照影，即先秦著作中提到的“鉴于水”。随着合金技术的成熟，开始使用铜和锡等制作铜镜。铜镜型制通常为圆形或方形，背面纹饰图案，铸造铭文，正中附钮以穿系，正面磨砺光亮，用以照面仪容。目前已知最早的铜镜为齐家文化墓葬中出土的距今4000多年的小型铜镜，其造型、装饰均较简朴。商与西周早期时铜镜均为圆形，镜身较薄，镜钮呈弓形、半环形、长方形等，纹饰多为素面。到西周中晚期出现了重环纹镜、鸟兽纹镜等纹样。春秋战国时期铜镜的铸造型制、纹饰、工艺、数量等都获得大发展，铸造中心已由北向南迁移。这一时期出现了方形镜，方圆并用。在造型上，镜身较薄，多立出边沿，型制规矩，轻巧典雅。铜镜的纹饰已达15大类，并出现了特殊工艺，如涂朱绘彩、金银错、透空雕等。流行的镜类有素镜、纯地纹镜、菱纹镜、连弧纹镜、花叶镜、四山镜、多钮镜、禽兽纹镜、蟠螭纹镜，金银错纹镜、彩绘镜、蟠螭镜、蟠螭菱形镜等。各类纹饰还可细分出多种，如花叶镜中的叶纹镜从三叶、四叶到八叶，及云雷纹地花瓣镜等。四山镜演化为五山镜、六山镜，在山字间配饰花瓣纹、长叶纹、绳纹等。镜背纹饰大多装饰满密，图案清晰，相当精美。

四、三星堆青铜器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主要分布在鸭子河南岸大堰村至西外乡高涧村一线临河的高台地上。三星堆遗址早期遗存其相对年代大约在龙山时代，晚期遗存其相对年代大致在夏至商末周初或更晚。早期遗存以城邑、房屋、陶器、石器、玉器为主，晚期遗存主要为陶器、玉石器、青铜器、金器等，其中尤以青铜器数量最多，也最为特异和出色。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数量繁多，其中两个大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器达三、四百件。相当于中原夏代的一号坑出土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瑗、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相当于中原商代晚期的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以及、尊等器物种类。这些青铜器中，除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表现出了极为强烈的古蜀国特征，主要表面在人物、禽、兽、虫蛇、植物形器数量丰富，器型高大，结构复杂，造型奇异生动，宗教感强烈。

研究表明，青铜人头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面具可能表现了“蚕丛纵目”，其形象特征应为始祖崇拜的表达；以仿植物为造型特点的青铜神树，反映了古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识。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神灵崇拜构成了古蜀人的宗教观念，反映了其精神世界，表明具有古蜀民族自己特点的青铜文明已经形成。

第二节 陶瓷器工艺

一、商代陶瓷器

青铜器虽精美耐用，但成本高，制作繁琐，只能供上层人物使用。故在夏商周，乃至更晚时代，制作简单，材料易得的陶器仍是大众生活的主要日常用具。

商代陶瓷工艺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原始陶瓷等。制作工艺有轮制、模制，及轮模合制等。纹样有素面，也有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饕餮纹、方格纹、回纹等。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纹理效果。器物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制陶已经进行分工操作，如在郑州有些遗址表明这部分窑专门烧制陶盆和陶甑，在邢台则发现了专烧陶鬲的窑址。

商代各遗址中，出土的灰陶数量最多，占所有出土陶器的百分至九十以上，说明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为灰陶。其种类丰富，烹煮器有鼎、鬲、甗、釜等；食器有簋、豆、碗、盆等；盛器有瓮、罍、壶、尊等。这些灰陶器体较硬，经久耐用，装饰简略，以绳纹和弦纹为主。在制作上，多用轮制和模制，然而大器仍用泥条盘筑法制作，小件多用手制。新石器晚期出现的白陶在这时期又进一步发展，使用高岭土制在，质地较细密，造型与装饰与同时期的青铜器相似，商以后不复发现。

随着制陶工具的逐步改善，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制陶原料的深入了解，在商代中期烧制出一些初步达到瓷器标准，但在一些方面又不够完善的器物，这就是原始瓷器。原始瓷器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所以也称“原始青瓷”。原始瓷器是在釉陶和白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器型、纹饰等与陶器相似。在瓷石制坯、窑温升高和施釉等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发明的，是从陶瓷发展历程中一次质的飞跃，为后来瓷器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西周陶瓷器

陶器仍然是当时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左传》载周王赏赐给康叔的“殷民七族”中有陶氏，大概以烧陶为其世袭的职业。这一时期陶器以红粗泥陶为多，通常饰绳纹、回纹、重圈纹、S形纹、弦纹、篾纹等，器型多为尊、簋、盂。在原料配制上，饪食器多用澄滤的粘土，炊煮器羼入少量细砂，既易于导热，又可防止爆裂。

原始瓷器的生产，在商代的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发展。烧制规模上有所增加，陕西、河南、山东、北京等地的西周墓中均有原始瓷器发现，在安徽屯溪西周墓里出土了许多原始瓷器，有碗、盂、豆、尊、盉、盘等七十多件，胎质灰白，用高岭土烧成，敷黄绿或青绿薄釉。在陕西西安张家坡遗址中也发现了原始瓷器，其残片经科学分析鉴定，认为其烧成温度已达1200°C左右，吸水性弱，因在弱还原焰中烧制，不能将胎料中的钛、铁成分烧透，也就不能达到纯白和透明，但已很接近瓷器了。

三、春秋战国时期陶瓷器

东周时期制作技术稳步提升，器型仍以灰陶为主，但在艺术上突破并不大。原始青瓷继续发展，质量提高，发音清越，制作了钟、钲等乐器。春秋时期陶器上出现字铭，即有“相邦”、“守相”等官方标识，又有“綦昌”、“栗疾巳”等人名。战国时期又发展了几种具有特色的类别，如暗纹陶、铅釉陶、印纹陶，以及特色鲜明的彩绘陶等。

暗纹指一种装饰技法，是用尖端圆滑的工具，在半干的陶坯器壁上轻轻刻、压花纹，陶器烧成后，在适宜的光线下呈现隐隐显示出暗花图案，故称这种陶器为暗纹陶，又称砑花陶。大约产生于春秋中叶以后，战国时期获得较大发展，流行于中原地区。洛阳烧沟出土的豆、壶、鼎、盆上，大多饰暗纹，图案有弦纹、网状纹、锯齿纹、S形纹和螺纹等。胎质灰黑，多用细泥制成。

彩绘陶指在烧成了的陶坯上绘制纹样的一种陶器。始于春秋时期，到战国得到大发展，一直延续到两汉时代。彩绘陶最早发展于中原，以后扩展到长江以南，以及西北和东北。彩绘陶主要用作陪葬的明器，战国两汉时期厚葬之风盛行，应该是彩绘陶兴盛的主要原因。彩绘陶大都采用轮制和模制，烧制温度低。材料系泥质，胎分灰色和褐色两种。灰胎一般敷黑色陶衣，其上再敷一层白粉，然后以黑线和红彩进行彩绘。褐胎通常刷以白粉，然后加以彩绘，多用红色花纹。个别彩绘陶也有用金银绘线。彩绘陶的造形，几乎包括了战国时期所有的各种生活器皿，除了仿铜器外，也仿制各种日常陶瓷器。装饰纹样常见者有：几何纹，主要为弦纹、三角毅、菱形纹、方格纹、圆圈纹、锯齿纹、三角云纹等。云纹，分规则的和不规则两种。花瓣纹，有梅花纹、柿蒂纹、卷草纹等。鸟兽纹，有凤纹、龙纹、铺首纹等。在不同的位置运用不同的纹样，这些纹样的穿插连结，疏密虚实，巧妙自然。红、黄和黑、白、灰的交替使用，形成丰富的艺术效果。彩绘陶的艺术成就，就在于它丰富多彩的彩绘图案。

第三节 漆器工艺

漆器是以加工过的大漆髹饰的器物。生漆是从漆树割取的液汁，经去掉水分和杂质后成为生漆，再加温后制为熟漆，然后就可以在器物胎质上进行髹饰。具有耐潮、耐温、耐腐蚀等功能，又可以配制出不同色漆，美化器物。

一、春秋以前漆器

我国从新石器时代起就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以制器，河姆渡遗址中出土过朱漆碗和朱漆筒形器，稍晚的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漆器，并朱漆杯上还镶嵌玉粒。商代中期的黄陂盘龙城遗址发现一面雕花、一面涂朱的木椁板花土印痕，河北藳城台西遗址出土的漆器残片以及花土痕迹上，表明已经有雕花涂色加松石镶嵌，纹样有饕餮纹、夔纹、蕉叶纹、回纹等，基本上与青铜器相似。可见商代的漆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西周时期，漆器的制作上升到政治高度，纹饰色彩与要符合礼制要求，《春秋·谷梁传》载：“天子丹（朱红色），诸候黝垩（黑白色），大夫苍（青色）。”表明漆色已渐丰富起来。《考工记·轮人》有“参分牙围而漆其二”的记载，《周礼》有“髹饰”、“漆车”等记载，可知漆的应用已比较广泛。在西周许多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漆器用蚌泡镶嵌，说明这是漆器工艺中一种流行的装饰方法。春秋时期，漆器处于一个渐进向发展的过渡阶段。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漆器的木胎较厚，通常在木料制成的器体上加以漆饰，事实上属于木器的一个加工过程。湖北发现该时期的漆器，其器类和数量都较少，均为木胎，主要有簋、盨、豆、方壶、俎、瑟和镇墓兽等。

二、战国时期漆器

战国时期，漆器制作突飞猛进，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果，制作工艺精细优良，器皿造型周正华贵，装饰纹样灵动绚丽。漆器以其轻便实用，外观华美的优势，逐渐取代了青铜器，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日用品。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的木胎制作在延用传统的研制、镟制成型工艺的同时，开始采用卷木成型的新技术，使用薄木片卷成筒状为胎，继而贴麻布和上漆制作成器，表明漆不再是木器的饰物，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漆器。夹纻胎漆器是在以麻布成型的胎体上反复多次涂抹漆灰，然后表面磨光，再髹漆彩绘。夹纻胎漆器胎薄体轻，美观实用，其成型技术是楚国漆器胎体制造工艺的杰出创造，具有不易变形和开裂的优点，而且开拓了漆器胎体用料的新途径。这一时期髹饰工艺基本形成了描绘法、针刻法、镶嵌法等三大技法。彩绘技艺更为成熟，使用最多的颜色是黑色和红色，通常表现为黑地朱绘，有些还加上金、银、黄、绿、蓝、赭、灰等多种颜色，形成艳丽多彩的风格。其中描金工艺最为精彩，线条极富弹性，纷繁复杂，左右盘旋、上下缭绕，描绘者竟能一挥而就，且毫厘不差，令人叹服。战国时漆器的种类繁多，生活用品有奁、盒、箱、几、床等，饮食用具有杯、盘、豆、壶等，乐器有琴、瑟、笙、鼓等，武器有弓、盾、甲胄等。战国时期的漆器纹饰，基本特征是传统与创新并存，主要表现了图案与绘画两大类题材。图案类纹样继承商周青铜器、玉器等器物的图案纹样及图案结构，但在表现手法上充分发挥其灵活性，更加自由飘逸。从题材内容上看，虽保留着以往青铜器上的夔龙纹、蟠螭纹、龙凤纹等动物纹样，以及云气纹、回纹、云雷纹等几何纹样，但使原来图案化的装饰，变得生动灵活起来。这些纹样的线条穿插交错，流畅不滞，构成各种优美的图案。除图案类纹样以外，战国漆器写实性的绘画类纹样为数也不少，多描绘宴乐射猎的精彩画面，题材基本取自现实生活中的宴饮、歌舞、攻战、出行、狩猎等活动场面。

第四节 玉器工艺

夏及商早期，玉器制作在稳步发展。商晚期是琢玉工艺的大发展时期，玉料推祟和田玉为美，碾琢精良，器型多样。至西周中期，玉器造型向平面化发展，玉佩饰开始风靡。春秋战国时期，玉器更加工巧材美，礼玉形制常被打破，饰玉样式则更加灵活多样，镂空与线刻工艺突出。

一、夏商玉器

夏代的玉器材质主要是白玉、青玉、绿松石等。制作工艺规整，出现了砣轮式工具，开始使用勾彻法琢玉。“勾”是用砣轮在玉器上刻划细阴线，“彻”是用砣轮将阴线槽向外拓展，形成了一个较宽的斜坡面，使玉器的纹饰富有层次感。类型可分为生产工具、装饰品和礼仪器，以礼仪器特色最为鲜明，其中又以兵器形礼仪器占多数，有戈、圭、刀、钺、璋等。

至商，制玉规模不断扩大，制作工艺逐渐发展，到了商代晚期达到鼎盛。首先是数量众多，《逸周书·世俘解》周灭商时“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可见玉器数量之多。这点在考古发掘中也可证明，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755件，江西新干大洋洲的一座商墓出土玉器1072年，均占陪葬品总数的一半还要多。其次玉器原料广泛，除新石器诸文化已有的玉料外，还使用新疆的昆仑玉和田玉，及河南南阳的独山玉。然后是器型繁多，仅殷墟出土的就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佩饰、陈设品和杂器七类。这一时期又发展了诸多新品种，作为工具和武器的实用性玉器已渐少，而转以祭祀、佩玩和仪仗用器为主，如礼仪用的斧、铲、刀、钺、戚、戈，礼器中的璧、琮、璜，佩饰的笄、箍、镯，用器的盘、簋等。在制作上，工具的革新提高了效率，促进了工艺的改良，这时已广泛使用青铜为砣玉工具，能方便地琢出复杂的玉器。打孔技术也有大的改进，除因袭对穿孔外，还能从单方向打孔，并修整抛光为规整的圆孔。除了规整的器物外，大量出现的圆雕作品令人叹服，题材多为人物与动物。玉人表情生动，服饰发形雕琢精细，玉龙、凤、虎等动物造型写实，精美传神。这些玉件通常形体较小，有的钻孔以供佩戴，有的榫卯用作插嵌。这一时期玉器上常见纹饰有鳞纹、勾云纹、龙纹、风纹和兽面纹等，并多运用双勾线表现，使一束阳纹凸现在两条阴线之间，增强了线条的立体感，越发显得刚柔并济，把整个纹样变化得曲尽其妙。在设计中，匠师们巧妙利用玉料上不同的杂色创作出“俏色”玉件，俏色又称“巧色”，即按玉料及其杂色的形状、尺寸与颜色，将杂色分布在器物所需的位置。“俏”得好的作品看上去浑然天成，匠心独具。

二、西周玉器

周王朝建立初期，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工艺的同进，创造了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总体上看，西周玉器过于规矩，显得有些呆板，这与西周严格的礼制有关。玉质密坚硬，温润光莹，引人遐想。由于“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流行，故“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作法，使得玉佩饰风靡。或许这引起了西周中期圆雕减少，片状器增多，因为贴身佩戴还是扁扁的片状玉更加贴已、舒适、温润。西周的礼制和重玉的观念，使玉器的礼仪应用也程式化了，《周礼·春官宗伯》中“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对玉制礼器的类型、颜色、使用框定得一清二楚，严密之极，体现出不同的等级名分。统治者死后用玉器殉葬，催生了一些新品种，如专供死者蒙面的玉面罩，成为死者趋吉避凶，希冀不朽的器具。

西周时，玉质工具数量明显减少，几何型与动物型饰品增多，有璧、环、玦、管、珠、璜等组成结构复杂的组佩，成为饰品的新类型。动物玉佩、玉饰有牛、鹿、虎、兔、熊、马、羊、鱼、鸽、鸟、鹰、蚕、龟、蝉、贝、龙、凤、龙凤合体等。人物形有玉人、人龙合作等。礼仪器有戈、丰、戚、钺、簋、匜、罍、琮、璋、璧、琀、璋，以及玉幂目、玉握圭的组合等。成组佩玉是此时新出现的品种。纹样大都保留以前式样，有勾云纹、龙鳞纹、人物纹、动物形纹等。西周玉器材料较丰富，主要为和田玉、岫岩玉，及少量的绿松石、水晶、滑石、汉白玉、煤精、天河石等。颜色有青色、青白色、发青色、青绿色、淡绿色、墨绿色、茶褐色、黄褐色等。

三、春秋战国时期玉器

春秋战国时期的玉器已不仅因其美妙受人喜爱，更被赋予了更多道德伦理的意义，孔子倡导玉有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十一德，用以比附不同的社会理想，寄托着美好愿望与企盼，成为君子们佩饰的首选。这一时期玉器制作追求繁缛精巧的雕琢，流行的纹样主要有勾云纹、龙纹、凤纹、谷纹、龙麟纹、蟠螭纹、卷云纹等。

战国时期，随着铁制工具广泛应用，琢玉技艺提升很快，以往青铜砣刻不动的玉料，此时则可用韧性和强度更高的铁制砣攻玉。硬度高的玉料，如和田玉以其温润优雅且质地坚硬，纹饰劲利流畅，深受上层贵族的喜爱，也促使了碾琢技艺更加精进。大量春秋战国王墓出土的玉器，均用料精良，纹饰多样，布局规整，或细密婉约，或粗犷豪放，大多精致无比，令后人无法企及。这一时期，不仅佩玉造型精致，纹饰华丽，礼玉也材美工精，型制多样，纹饰灵动。这一时期的玉材主要为透闪石软玉，有白玉、青玉、碧玉、黄玉等，其他的材质还有玛瑙、绿松石、滑石、石髓、水晶、煤精等。工艺主要反映在镂雕技巧的进步和镶玉工艺的盛行。镂空雕凿技艺不仅是造型手段，还是装饰技法，如在壁的中心圆孔位置，镂空雕饰凤、虎等，使玉器空间变化多样，视觉效果益加丰富。镶嵌玉饰多用于剑饰、带钩、鼎、壶、尊、钫等，使器物显得更加雅致，高贵起来，如兵器饰玉，绝不能增加威力，却显示了主人的高贵和富有。组合玉佩以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镂空挂饰十六节龙凤玉佩最为著名，该玉佩由五块玉琢成十六节组合而成，各节由活环连接，可卷可伸，体现了制作者的巧妙构思。

第五节 染织工艺

春秋战国时期，纺织成为各诸侯国富邦强民的重要行业，官府和民间纺织业都有很大发展。丝绸生产已有了专业化的分工，管理趋向严备，发展中的城市手工与关营作坊并存，农村男耕女织，已初步形成封建经济的模式，桑蚕、丝造、染练等技术有了很大发展。据《禹贡》等书记载，这时期染织工艺主要分布在冀州、并州、青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等，当时齐鲁地区的染织最为先进，所谓齐纨，鲁缟都是知名产品，齐国的产量很大，有“冠带衣履天下”的美喻。南方的扬州，荆州等地也以盛产织物著名。

奴隶制的崩溃和社会思潮的活跃，促使装饰艺术风格由传统的封闭式转向开放式，丝织纹样也由变形走向写实，除龙凤纹、动物纹、几何纹等传统题材外，写实与变形相结合的穿枝花草纹、藤蔓纹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新题材，以其多样优美的形式，体现了时代设计思想的高度活跃和成熟。这一时期丝织物花样翻新，品种众多。江陵马山一号战国楚墓出土的丝织品有纱、罗、绢、锦、绦等，质地精良，保存完好。墓中的舞人动物纹三色锦构图紧密，花纹细小，可视为提花图案的代表。织锦有朱红，暗红，黄，深棕，浅棕等色彩，通常为二色至三色，最多可达六色。三色锦正面呈现花纹，以几何图案为主，如棋格纹、菱形纹、六边纹、S形纹等，龙、凤、虎、麒麟等动物和人物纹样与几何纹交叉结合，形成丰富多彩，花样缤纷的效果，反映出当时已有较先进的提花织机和熟练的织造技艺。同墓出土的绣品分外精彩，有绣衾，绣衣绣袍及绣裤，其中以一件龙凤虎纹绣片尤为精彩，色彩丰富，题材纹样有对凤纹、对龙纹、飞凤纹、花草纹、鸟纹、兽纹等，姿态生动，形象奇幻优美。

第六节 雕塑工艺

原始社会、商周时期高度发达的制作工艺为雕塑和绘画的发展创造了技术条件，至春秋时期，工艺品制造中心不再集中于王室，随着各诸侯国经济、文化的巨大发展，促进了雕塑的突飞猛进和地区性艺术特点的形成，使雕塑逐渐从工艺美术中分化出来，具备由工艺美术向雕塑演化的过渡性特征。至战国时期，工艺美术的全面发展，使依附其上的装饰雕塑也精彩异常，尤其是青铜器、漆器、玉雕上的装饰雕刻最精彩。首先体现在作品形象非常丰富，数量增多，出现了武士、侍从、伎乐、舞人等形象，制作手法逐渐摆脱程式化，形象写实、生动，较好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其次雕塑材料的使用更加广泛，青铜、金、银、铅、陶、玉、石、牙、骨、木等不同质材各尽其长，出现综合使用的趋向，各种新工艺使作品竞求奇巧华美，但因雕塑尚未从工艺美术中脱出，仍然保留着很强的装饰性。

人物雕塑主要有偶人和器物附件及佩饰等。偶人又称相人、像人，以青铜、陶、木等不同材料做成，其中主要是俑。春秋后期俑在各地普遍出现，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早期墓葬出土的舞俑群，造型简略，姿态生动。湖南长沙 406号楚墓出土了30个木俑，是雕刻出身体形状与五官后，先涂白粉，再以墨、朱两色绘出眉目胡须及冠、带、襟、袖、裾等，手足和附件是分别制成后装配，这些俑对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不明显。河南洛阳金村东周墓还出土了银俑，戴弁,着窄袖短袍,系带，缠行，其造型水平较高。在浙江绍兴坡塘战国墓出土青铜伎乐铜屋中，表现6人持乐器在屋内演奏,铜屋顶上矗立柱，柱头铸一大鸟，推测可能与古越人的图腾信仰或宗教习俗有关。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6个钟铜人是战国人形器座的代表作，铜人束带、佩剑、着彩绘的褶裙，头与双手承托编钟的横梁，表情肃穆刚毅。这一时期的动物雕塑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代表作有陕西兴平出土的犀尊、江苏涟水出土的卧鹿、河北平山中山国墓出土的虎噬鹿器座等。犀尊躯体结构准确，充分表现出巨大体量的动物在静止时的内涵力量。卧鹿据考应是青铜镜架，镜悬于鹿角上。但其造型的完整性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雕塑作品看。它很好地表现了在静卧中仍然保持警觉的鹿的神态。虎噬鹿器座表现一头猛虎衔住小鹿向前奔驰，有力地表现了兽类在激烈搏斗中迸发出的冲击力量。

这些作品反映了作者对于客观对象的敏锐观察与高超的表现技巧。错金银和镶嵌技艺的巧妙运用，也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犀尊以黑料珠镶目，周身饰以精细流畅的云纹，与躯体骨骼筋肉的起伏变化相配合，表现了犀皮坚韧粗糙的质感，卧鹿的斑纹以绿松石镶嵌，效果美丽、和谐。虎噬鹿器座结合鹿身的梅花斑、虎背的条斑等毛皮花纹的变化，分别镶、错以形状各异的金银纹饰，与强烈的动势相应，产生闪烁不定、富于动感的色彩效果。最早的木质根雕艺术作品，发现于江陵马山1号楚墓，以树根雕成木辟邪，虎首龙身，四肢作竹节之状，身体上浮雕小动物形象，外髹红漆。

本章小结

1、社会制度影响。商周时期的社会制度主要是奴隶制，商代最为典型，统治阶层极其迷信鬼神，崇尚武力，工艺品具有威严肃穆，神秘诡奇的特点，其宗教意义大于审美意义。西周立国后，思想上提出“德”的观念，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生活中倡导礼制，强调等级和地位，工艺品通常器型规整，纹样秩序感强。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社会制度进入到了较先进的封建制，政治上各国独立发展，在工艺品制作上形成了地方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清新活泼的风格。

2、社会思想影响。商代盛行饮酒之风，酒器制作发达，祭祀主要用酒器组合。西周吸取商亡教训，禁酒令使得食器与水器制作较多，祭祀主要用食器组合。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但诸子百家出现的局面却使社会思想异常发达，并影响到工艺品的制作。如孔子主张“文质兼备”，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此观念虽主要针对文学创作提出，但若将“文”理解为纹样，“质”理解为质地，该观念就可用于艺术品设计上，即纹样和质地应统一，若质地强于纹样则显得粗野卑俗，若纹理强于质地则显得浮夸轻飘。

3、装饰纹样风格。商代器物造型多运用安定而庄重的直线，纹样采用对称而规整的格式。西周器物造型规整，纹样多运用二方连续，韵律感和秩序感强。春秋战国时期器型大多轻灵清新，纹样多用重叠缠绕，上下穿插，四面延展的四方连续。

4、工艺制作理论。战国时期总结了工艺制作方法，编制出专著《考工记》，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工艺制作的专门论述，其中提出“天有时，地有气，工有巧，材有美，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重要观点，认为季节、环境、技术、材料都具备了才可制出优良的器物，今天看来仍是非常具有现代设计理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