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改革开放新时期
一、农村改革率先突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在各个领域开展起来，其中起步最早、发展最快、率先突破的是农村。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改革主要是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导形式的农村经济体制,
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的起始与成功，首先得益于万里主政安徽。
他以非凡的政治胆识，大力支持和推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做法，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推动了安徽省农业管理体制的变革，为开辟中国农村改革的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1970年代，安徽是农业大省，又是贫困省，人民的温饱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万里到任安徽省委书记后，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深入皖南的芜湖、徽州、池州，淮北的阜阳，皖东的定远、凤阳、嘉山等地区，开展调查研究。
首先，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1977年11月，中共安徽第一书记万里带领安徽省委主要领导，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安徽省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六条》释放了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信号。其中，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内容，突破了当时批判“自由种植”和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禁区。万里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敢于担当，勇敢地越过了雷池一步。而这一步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1978年万里看到滁县地委关于“包产到组”的调查后，作出题为《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可以大胆试行》的讲话，对《六条》中的部分内容提出修改和完善，提出可以包产到人、到组，联产计酬。从实际出发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极大地推动了肥西县山南公社包产到户、凤阳县大包干、小岗村包干到户等多种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实践。
其次，解放领导干部的思想。安徽农村改革的过程中，领导干部是政策的执行者。究竟是执行当时“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的中央文件，还是尊重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实践？一些干部心存疑虑，怕犯错误。对此，万里认为领导干部应该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左”的束缚，坚持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不论哪种形式的责任制，能让农民、集体、国家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二是领导干部要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对于不适合本地情况的中央政策，要讲明情况、原因，提出意见，报告上级党组织。对于安徽出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万里及时向中央报告，提出意见，并获得了邓小平、叶剑英的同意。由此，安徽省的领导干部普遍解放思想，积极落实安徽农村经济政策，极大地调动和保护了农民的积极性。
通过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转变领导干部思想，万里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实现了安徽农业增产增收。他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次艰辛和成功的探索。“要吃米，找万里”便是人民群众对他这一时期农村改革工作的肯定和赞扬。
1980年2月，万里到中央主管农业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阻力来自于部分领导干部的认识。中央农口的一些领导干部认为包产到户破坏了农业集体经济、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明里暗里抵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的推广。1981年3月，万里在农业部党组会上对这些错误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万里提出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号召农业部的干部虚心、真诚地向农民学习，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左”的思想，不搞“一刀切”。在万里的建议下，1980年4月国家农委组织农口各部门领导100多人，深入农村、农民当中进行调查。通过召开座谈会、走家串巷、田头谈心等各种形式，这些领导干部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材料，了解了农村实际情况，从而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从1982年到1986年，万里连续主持制定了五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这五个一号文件构成了一幅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蓝图。五个一号文件连同其间万里五次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将以家庭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向全国，指导中国农村改革深入发展。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上了姓“社”的户口，为几年来的争论作了总结。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称包产、包干到户等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将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万里在1982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回顾了三年来从不联产到联产，从包工包产再到包干的变化历程，指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决不能低估。它适合中国的国情，有远大的发展前途”。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成功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中国农业以7％的土地养活了约占世界22％的人口，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
二、城市改革的启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1978年，历经改革启动和局部试验阶段（1978-1984年）、改革全面探索阶段（1984-1992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0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0年至今）
第一，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第二，推动所有制结构改革。第三，改革流通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第四，城市综合改革试点。1981年10月，沙市成为第一个试点城市；1982年3月，常州市成为第二个试点城市；1983年四川省重庆市成为第一个参与综合改革试点的第一个大型城市。这些改革试点，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三、经济特区的创办
1979年4月邓小平首次提出要开办"出口特区"，后于1980年3月，"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这四个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共有7个经济特区。
主要特点
①在国内划出一定地区,一般选择在港口附近、交通方便的地方,以有利于货物流转，节省费用，降低成本；
②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推行开放政策，并采用减免关税办法，吸引外资；
③为外商创造方便安全的投资环境(见国际投资法)，订立优惠条例和保障制度；
④产品以外销为主；
⑤集中管理，特区行政管理机构有权制定因地因时制宜的特区管理条例；
经济特征
建设资金以外资为主。经济结构以“三资”（外资、侨资、港澳资）企业为主。
产品以外销为主。
其经济运行机制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为主。
特区经济以发展工业为主、实行工贸结合，并相应发展旅游、房地产、金融、饮食服务等第三产业。经济成分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外商独资经济
中外合资与合作经济
个体经济
此外，还有“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企业。其中“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是中国特区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
四、政治体制改革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
以不改变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为前提的政治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方面的改革，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目的在于调整部分社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开展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加快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步伐，1987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议程。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到现在为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许多具体的成果，比如领导干部终身职务制的废除，党与政府重叠的对口部门的取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村民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的创新；人事制度的改革；公务员制度的初步建立；行政机构的多次改革等等。
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包括：
（1）实行党政分开。党政职能分开，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地走向制度化。
（2）进一步下放权力。凡是适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由下面决定和执行。
（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按照经济体制改革和政企分开的要求，合并裁减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部的专业机构，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到间接管理为主。适当加强决策咨询和调节、监督、审计、信息部门，转变综合部门的工作方式，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活动的调节控制能力。
（4）改革人事制度。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改变集中统一管理的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改变用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管理所有人员的现状，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改变缺乏民主法制的现状，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开监督。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
（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理顺共产党和行政组织、群众团体的关系。更充分地尊重选举人的意志，保证选举人有选择的余地。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建立人民申诉制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
（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进程。
从战略和策略相结合的角度讲，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有八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
二是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
三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结合起来，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四是把发展民主法制与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享受到直接的实惠。
五是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
六是把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
七是把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了公民舆论监督和信访制度。
八是把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完善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形式
专题：邓小平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贡献
一、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就已开始谈论和事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为揭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序幕做了舆论准备。
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视察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等地和沈阳军区，发表了6次重要谈话。
这些谈话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怎样才是正确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
二是深刻反思旧的体制和机制，应当对存在弊端的体制进行改革；
三是提出适时结束“揭批查”运动，集中精力抓生产，推动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
二、在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郑重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见解，初步确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为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指明了方向。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这次专门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
1.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了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精辟见解，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和宣言书。讲话共分五个部分，分别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第一部分，开门见山地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以及其他制度，需要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改革；
第二部分，简要说明了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第三部分，着重揭露了党和国家现行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尖锐地指出这些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第四部分，重点阐述了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
第五部分，初步论述了中央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酝酿的步骤和措施
三、从1986年起，邓小平重新反复思考和深刻系统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规划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并把它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郑重地推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使之付诸实践。
1986年5月20日，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向客人介绍中国改革的现状和设想时，他说：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要消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还包括改革人事制度。
在1986年里邓小平不下20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9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毫无疑问，邓小平在1986年重新提出和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绝非偶然，而是改革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也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敏锐的洞察力和对改革实践的准确把握。
邓小平深刻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规划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
首先，邓小平深刻阐明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
其次，邓小平深刻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指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再次，邓小平深刻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目标和主要内容，为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最后，邓小平深刻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强调要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是他在1986年末至“十三大”召开一直都曾反复阐述和强调的一个重点问题。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相适应，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越来越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三是认为权力过分集中是旧的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总病根”，政治体制改革要注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根本问题。
四是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坚定不移的目标，绝不允许有任何动摇。
五是认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关键。
六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致力于改善党的领导，党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坚决铲除“以党治国”这个“国民党的遗毒”。
七是认为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个任务重点在于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八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既坚决、又审慎的方针。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但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
显然，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是对国内国际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集中体现和凝聚了全党的智慧，构成了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