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伟大的历史转折
从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党和国家逐步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实现历史性转折，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重要历史阶段。
主要内容
一、在徘徊中前进
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
1976年1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12月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批转全党，系统地公布了“四人帮”篡党夺取的阴谋和罪行。全国迅速形成群众性的批判高潮。由于“四人帮”的残余分子还在许多地区和部门大量存在，极大地阻碍了拨乱反正工作的正常开展，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各级有关领导遵照中央的指示，实施坚决有力的措施，为开展清查工作扫除障碍。经过两年多的清理，基本肃清了“四人帮”在组织和思想上的残余和影响。
邓小平重返领导岗位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开始拨乱反正。平反“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
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不敢触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更缺乏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胆识，想在不触及“左”的根本性错误的情况下，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到国民经济建设上来，推行了一条“抓纲治国”的路线。这条路线反映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畏首畏尾，顾虑重重，担心会“有损我们的旗帜”，会影响毛泽东的形象，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在强调一切服从“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前提下，给平反冤假错案设置了种种障碍和禁区。
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应给予彻底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这就延续了以抓阶级斗争搞安定的传统做法。在“纯属”的限定下，平反的主要是案情简单，牵扯面不广的一般性错案，这就使这项头等重要的拨乱反正任务搁在“落实政策”的层面上。由于政治上一系列重要原则不能澄清，对全国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的复查和平反工作提不上中央的议事日程，数千万人背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包袱。民心不顺，党心不顺，严重影响了历史新局面的开拓。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经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后被称为“两个凡是”）的方针。“两个凡是”的提出，成为平反冤假错案的政治障碍。
这时，党内外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首先集中在要求邓小平重返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上。当时，这两个问题隐含着更深的含意：前者代表着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的正义呼声，后者反映了要求为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的强烈愿望。
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斗争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集中地爆发出来了。对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件事，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问题就能正确地、妥善地解决；离开了这个立足点，就会引起思想混乱，不但妨碍问题的解决，而且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华国锋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已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最后，华国锋说：“总之，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党内外围绕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问题的争论和斗争，引起了邓小平的极大关注。
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4月10日和1976年10月10日两次写给中央的信。
7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邓小平重新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7月23日，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向全国和全世界公布了邓小平复出的决定。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到会的代表有1510名，代表着全国3500多万党员。
大会共有3项议程:(1)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2)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3)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19日，一中全会选出中央领导机构，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十一大召开,虽然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将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从而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3.恢复高考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当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1966年到1971年，大学停止招生。1972年到1976年，大学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至此，招生的基本原则遭到破坏，导致了“读书无用论”盛行，教育质量严重滑坡，国家建设所需的各种专门人才青黄不接，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后，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在教育和科技方面，邓小平同志首先选择了冲破“两个估计”，以恢复高考作为突破口。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要求：“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破例在一年内第二次召开全国招生工作会议。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一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8月12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大未能完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对刚刚起步的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高校招生制度改革一度陷入徘徊状态。招生工作会议期间的9月19日，邓小平同志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重申并发展了“8·8讲话”的内容，他希望教育部门的同志大胆解放思想，争取主动，彻底否定“两个估计”，立即恢复高考。在邓小平同志的指导下，1977年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实现了两项重大的拨乱反正，第一是彻底推翻了“两个估计”，第二是恢复了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对教育部起草的招生工作文件，邓小平同志亲自进行了修改和审定。他具体指出招生工作指导思想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繁琐，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招生工作文件，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同志接见了招生工作会议代表。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两个文件，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
1977年全国570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新生27.3万。一代有理想、有抱负、渴望知识的中青年人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带着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社会经验走进考场，走进课堂，又带着刻苦学习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走向社会，走向世界，为祖国及人类社会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4、全国科学大会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在北京，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
在有6000人参加的开幕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号召"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方毅副总理作了有关发展科学技 术的规划和措施的报告，大会宣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会上先进集体和先进科技工作者受到了表彰。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这是我国的第三个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
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举国欢腾,人心思变,百业待举,党面临着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是,这一进程受到"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错误方针的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多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与此同时,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不少老同志也从不同角度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这一时期,中央党校也作出规定,研究党的历史要遵守两条原则,一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二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前，《人民日报》和不少报纸以及社会舆论已经就教育上"两个估计"问题、所谓"文艺黑线"问题、老干部和"走资派"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天安门群众运动等，强烈地提出拨乱反正的要求，展开了争论与斗争。《光明日报》参加了这些争论。不少同志感到有必要根据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的思想，写一篇比较全面的关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文章。
1 9 7 8 年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文风与认识路线》，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3 月2 6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思想评论，题目是《标准只有一个》，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篇文章如一石击水，引起了社会反响。4月，《光明日报》编辑部讲他们早已经收到，几经修改的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哲学专刊上发表。由于意识到这一论题的现实意义，决定委托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帮助作进一步修改，文章在修改过程中将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由胡耀邦审阅定稿。于5 月1 0 日刊登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修改。1 9 7 8 年5 月1 1 日，这篇历经7 个多月，前后修改十次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一版下辟栏位置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日报》及时全文转载。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这场讨论从思想理论界扩大到党政军及社会各界。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这就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文章在党内外和广大干部群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响，这场讨论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实现党和国家历史性转折的思想先导。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但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针对当时的形势再次精辟阐述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这个讲话在关键时刻给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有力的支持。这场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这场大讨论，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其伟大意义
1.中央工作会议
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等共212人。华国锋主持开幕式。会议原定议题是:(一)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讨论 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会议开始以后，先就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6条意见:肯定四五运动的正义性质;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要为薄一波等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要为陶铸、王鹤寿的"叛徒"案件平反;要揭批康生;"文化大革命"期间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应该结束。胡耀邦、万里、聂荣臻发言赞同陈云的意见。谭震林等提出为"二月逆流"、"右倾翻案风"等案平反。会议还对华国锋提出和坚持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两年来领导工作中的失误等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就发挥党的优良作风，提出了建议。
1978年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决定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几个重大案件，如四五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以及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的问题彻底平反，并撤销有关材料;决定对康生、谢富治进行审查。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必要条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是为了向前看。要善于学习，要研究新问题。这个讲话，实际上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指导思想。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2.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对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
全会重新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全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等“左倾”错误观点。
全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决定在组织上健全党规党纪，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接受和制造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
全会还审查和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其中包括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和错误结论、关于薄一波等61人案件、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以及对邓小平1975年工作的评价。全会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全会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省、自治区、直辖市讨论和试行。为把农业搞上去，必须首先在农村实行改革，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
全会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全会增选陈云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主席，邓颖超（女）、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1982年8月30日中共十二大预备会议予以通过）。
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全会决定建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选举产生了中纪委书记、常务书记、副书记、常委和委员。
3.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
四项基本原则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国之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79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理论务虚会，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后的理论工作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他尖锐地批判了那些鼓吹所谓“社会改革”的人的实质就是指望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他指出，我们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能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和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他还对“解放思想”的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便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决不允许一些人借此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四、拨乱反正的全面开展
平反冤假错案：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平反一批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部门和地方领导的冤假错案，如彭德怀、张闻天、陶铸、薄一波、彭真、习仲勋、王任重等；二是平反一批民主党派和党内外知名人士的冤假错案，如翦伯赞、马寅初、老舍、田汉、傅雷、冯雪峰、杨献珍、费孝通等；三是平反受到错误批判或诬陷的有关部委的冤假错案。如中宣部阎王殿；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四是平反地方性事件中的重大冤假错案。如北京三家村、武汉七二0，内蒙古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五是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中的冤假错案，如张志新、史云峰、遇罗克等。六是平反一批涉及重大历史是非的案件。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
影响最大的就是为刘少奇平反。
刘少奇的案子是最大的冤案。刘少奇冤案的平反昭雪，从提出到落实，前后经历了三个年头，是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有计划分步骤进行的。
为刘少奇平反，必然要涉及毛泽东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棘手，把握不好，就会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同时也会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这是一个方向问题。
这时，中共中央正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是五中全会的一项主要议程。
邓小平认为，为刘少奇平反，必须把握正确的方向，不能走向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一极端。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时，邓小平在2月28日召开的五中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的一席话，令大家感到很新鲜。
当汇报到讨论中提出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要不要写刘少奇也犯过错误的问题时，邓小平说，今天倒是议了一个重要原则问题。实事求是可不容易。写上这样的语句不会给人们说这是贬低少奇同志，不可能这样理解。少奇同志与一般人不同，在给他作的平反决议中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容，会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所有错误都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这不是事实。我们犯的错误比少奇同志犯的错误多，总要承认他也有错误就是了。这也是个党风问题。
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邓小平又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为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讲，“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我看这样讲好，符合实际。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邓小平还说，刘少奇同志的平反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解决得很好。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早一点办呢？恐怕不行。但是，现在再不解决，就可能犯错误。
同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在刘少奇追悼大会的筹备工作中，邓小平对悼词进行了反复的审阅和修改。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刘少奇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这起共和国最大冤案的平反工作历经曲折至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五、《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了总结和评价。《决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负责。在《决议》的起草过程中，从1980年3月到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这些意见成为起草决议的"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条，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邓小平认为，《决议》的中心是两个问题，一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建国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并且指出:"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决议》的起草过程中，曾经过全党高级干部四千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的讨论等多次讨论和修改，反复征求、吸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最后定稿。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共分8个部分:(1)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2)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3)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4)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5)文化大革命的十年;(6)伟大的历史转折;(7)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8)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其中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部分，集中表述了党的指导思想。
《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