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年5月-1976年10月）

【教学目的】文革十年，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究其原因，主要是极左错误得不到纠正以及毛泽东晚年对国际、国内形势判断失误。也是我们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和借鉴造成的。学习过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对人物和事件进行全面分析。同时更要汲取历史经验。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在中国发生的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建国以来最严重挫折和损失的一场内乱。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它的“理论基础”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和广大群众，结果给林彪、江青一伙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造成全面内战，天下大乱。

“文化大革命”，实际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一、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文化大革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不是发生在别的年代，别的社会制度的国家，看似偶然，其实带有某种程度的历史必然性。

从当时的世界政治舞台看，突出显示在全球局势中影响最大的却是三个高峰期：

  1.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高峰期。

2.中苏两党分歧和论战的高峰期。

3.全球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高峰期。

当时国内的矛盾主要有四种：

 (1)广大群众同领导的官僚主义的矛盾，或简称干群矛盾。

(2)党内矛盾，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之间，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认识上出现分歧。对“三面红旗”的分歧，根源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分歧，所以，很难化解。突出地表现在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1961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的分歧。

(3)党同知识分子的矛盾日趋突出。

(4)人民群众同已被打倒的地主阶级和其它敌对分子的矛盾。

国际方面存在着三大矛盾：

    (1)中苏矛盾。这是对“文革”产生直接而重要影响的一大矛盾。制造了一种“反修防变”的现实危机感

(2)中美矛盾。为此改变了原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向和重点。

(3)周边矛盾。

任何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必然是合力的结果。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以至“文革”十年的整个历史进程，亦当作如是观。

二、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

1967年1月至2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到1968年9月5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1971年，江青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71年9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1973年7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1975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错误地处理了邓小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据新华网）

三、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刊发了姚文元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到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武断地认为《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

该文在上海发表后，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问题性质升级，成为彭德怀等人所谓“翻案”的严重政治问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

四、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1.正式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1966年5月28日设立，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设立它的初衷是领导文化大革命。但在文革推进过程中，它很快就成为权力极大的机构。1969年中共九大后自动撤去。

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后来王任重、刘志坚被打倒)主要组员有姚文元、王力、陶铸、关锋、戚本禹等人。

2.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园里贴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和北京大学党委主要领导人宋硕、陆平、彭珮云。诬称北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的共产党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

3.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工作组于5月31日接管了《人民日报》社。连续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号召人们起来造反

4.《人民日报》于6月4日公布了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新市委改组北大党委、派工作组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些措施很快影响到全国的政治局势，各地青年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冲击学校领导机关，揪斗校、系领导，所谓“黑帮”“反动学术权威”，一些学校还出现了所谓“造反派”与“保皇派”的斗争，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5.1966年8月1-12日，为了更好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京举行，8月7日，全会印发毛泽东在8月5日写在《北京日报》边空处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后转为对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的揭发批判。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方式方法。会议临时增加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议程。中央政治局常委由7扩大到11，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跃升为第2，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降为第8位。没有重新选举中共中央副主席，但会后只把林彪称为副主席。此次会议使得“左”倾错误方针占据主导地位，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6.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直到11月26日，先后8次接见了110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师生和红卫兵。1966年8月22日至29日，新华社连续报道，首都和各地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7.1967年1月，上海掀起反革命的“一月风暴”，“全面夺权”的浪潮波及全国。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省首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至1968年9月5日止，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1967年1月开始“三支两军”工作。2月前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批评。林彪、江青等诬蔑这是“二月逆流”。4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5月16日，公开发表了《五·一六通知》，开始了大规模的武斗。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

8.1969年4月，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肯定。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２４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１５１２人，代表全国２２００万党员。

党的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召开的。当时，全国党的各级组织全部处于瘫痪状态，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相当多的八届中央委员仍处于被审查、被监禁的状况。尽管按照八大党章已经大大超过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但从当时党内、国内各方面条件来看，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是极其不成熟的。

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

    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把党的全部历史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即所谓“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肯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对中国社会的形势以及党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斗、批、改”的新任务。报告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紧迫和夸大的估计，过分强调要准备打仗。

    大会分组讨论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在讨论过程中，结合实际“斗私批修”，实际上是对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再一次进行错误的批判，迫使他们检讨。

    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正草案。九大通过的新党章，错误地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砍掉了原党章中党员权利一节，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

    大会选举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７０人，候补中央委员１０９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５３人。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暗中操纵选举，使其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却被排除在外。

    九大自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气氛所笼罩。它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更加合法化。实践证明，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五、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林彪反革命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逐步形成的一个帮派集团。主要成员有。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

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林彪作为"接班人"正式写入党章，林彪集团的其他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们通过军委办事组这一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了军队日常工作的领导权。

党的"九大"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利用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机会，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大做文章，以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企图。虽然毛泽东多次明确说，他不担任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但是，1970年4月11日，林彪仍然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表面上建议毛泽东担任这一职务，实际上，是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

8月23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一开始，林彪便抢先发表讲话，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并大讲"毛泽东是天才"，试图为会议先定调子。在分组会上，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黄永胜在北京值班，没有参加前期会议），有组织、有计划地煽风点火，说有人不赞成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否认毛泽东是天才。煽动不明真相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们坚持设国家主席。他们的活动，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责令他们检查。会议闭幕时，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后，中央召开华北会议，揭批陈伯达。同时，对军委办事组"掺沙子"，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责令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吴、叶、李、邱在会上检讨。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林彪集团的权势，使林彪当国家主席的野心破产。

阴谋活动：　

1.1970年10月，在林彪的指挥下，林立果纠集一批帮派骨干分子，组成所谓“联合舰队”，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 --《“571工程”纪要》，积极进行武装政变的准备。

林彪在庐山这场斗争的失败，使他确认"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1970年10月，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代号"联合舰队"，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秘密据点，进行联络。还在上海、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教导队"，对参与搞政变的成员进行特种训练。1971年3月，"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在上海制定武装政变计划，代号《"571工程"纪要》（"571"为武装起义的谐音），规定了实施的要点、口号、策略等。

2.对毛泽东南巡极为疑惑，千方百计探听毛泽东南巡的谈话内容。

正当"联合舰队"紧张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时候，1971年8月，毛泽东巡视南方，同沿途各省、区党政军负责人进行多次谈话，着重谈庐山这场斗争，指名批评林彪集团几个主要成员，并说"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这表明毛泽东不再信任林彪。林彪、叶群通过他们的亲信获悉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陷于极度恐慌之中。他们加快实施武装政变的计划，企图在毛泽东南巡途中对他加以谋害。并准备一旦阴谋败露，便带领亲信骨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9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了解到一些可疑情况后，立即机智地采取措施，并迅速于9月12日提前返回北京，使"联合舰队"谋害毛泽东的计划破产。

3.企图南移广州，分裂党和国家，最终机毁人亡。

林彪、叶群等人见一案不成，转而准备实施第二方案，企图南移广州，分裂党和国家。但这一图谋迅即被党中央察觉。1971年9月12日晚10时30分，周恩来接到中央警卫局的电话报告，反映林立果傍晚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有异常活动的迹象，立即下令追查擅自调动飞机之事，并命令飞机立即飞回北京。林彪、叶群、林立果见南逃已不可能，遂于9月13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汉附近时，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葬身异国他乡。同日，"联合舰队"其他骨干分子乘直升机逃跑未成，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捕。一场武装政变阴谋被彻底粉碎。

六、开创外交新局面

1.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背景：（1）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的抵制政策，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直被台湾的国民党集团所非法占据；（2）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3）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4）1971年，美国提出的“双重代表权”方案遭到中国的断然拒绝。2、恢复：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合法席位，并将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3、意义：（1）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突出说明长期以来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2）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更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3）反映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的历史潮流，极大地增强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力量。

2.中美关系走向缓和：

背景：（1）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新中国实行敌视政策，双方处于对立状态；（2）20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中美两国都有改善关系的共同要求。①美国的霸权地位面临着苏联的严峻挑战，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为扭转同苏联争霸的不利局面，谋求从越南脱身，转而尝试与中国接近；②中苏两国关系不断恶化，要应对苏联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要解决台湾问题，要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更多参与国际事务，也需要同美国缓和关系。

过程：（1）试探之旅-- “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

1971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28日开始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美国队提出访华要求。经过几天考虑，毛泽东在比赛的最后一天，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民间交往成为拉开两国官方交往的序幕

（2）旋风之旅-- 基辛格秘密访华（3）破冰之旅—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中美联合公报》是中美两国签署的第一个指导双边关系的文件。它的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4）1975年12月，美国总统福特访华，毛泽东、邓小平分别与他进行了会谈，双方达成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基础上建交的“君子协定”，（5）建交：1979年，中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

3、中日关系正常化:（1）中日关系改善的原因①中美关系的改善直接促进了中日建交。②日本许多对华友好政党和团体的推动：两国民间交流日益加强，日本国内要求中日建交的呼声高涨。③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④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２）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9月，毛泽东主席会见应周恩来邀请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田中访华期间，两国政府首脑签署了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影响（1）促进了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在国际上掀起了一个同中国建交的热潮。（2）从20世纪50年代起，因美国孤立遏制中国而形成的外交僵局终于被打破，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

（3）促进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七、1975年的整顿和“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邓小平做了不少整顿工作。邓小平对铁路、钢铁工业、国防、科技文化、军队等进行全面整顿。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扭转了社会生活和经济工作的混乱局面，使1975年的形势明显地好转。

四五运动：

天安门事件，亦称四五运动，是1976年4月5日发生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的群众强大抗议运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周恩来革命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尤其是在“文革”动乱中，为把党和国家的损失减低到最底限度，他任劳任怨，殚精竭虑，深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爱戴。他的逝世, 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在他的遗体送去火化时，首都北京出现了十里长街、万人同泣的场面。但是，“四人帮”压制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诬陷邓小平，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

清明节前后，从3月下旬开始，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各种活动。北京市上百万人民群众，自发地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四人帮”极端仇视，并歪曲和捏造事实欺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

4月4日，华国锋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错误地认为群众的革命行动属于反革命性质，并在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抓走许多坚持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当时，作为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把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4月5日，北京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提出抗议，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形成了天安门广场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并同工人、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车辆和治安岗亭被烧。当晚7时半，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广播讲话中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九时半，出动民兵、警察和卫戍部队，包围天安门广场，并逮捕了一些留在广场的群众。4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错误地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并要北京市委写成材料通报全国。毛泽东又根据毛远新的书面报告同意中央政治局的决定。4月7日，毛泽东同意发表吴德的广播讲话和《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现场报道”。

姚文元组织炮制的《人民日报》报道文章，颠倒是非，把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活动，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并诬陷邓小平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4月7日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同时，错误地提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作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错误决议。

1978年5月，公安部门组织专门班子,对天安门事件进行调查。同年11月,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决定为其平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粉碎“四人帮”：

“四人帮”：是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结成的帮派。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个人结为政治团体，搞宗派活动，妄图篡党夺权。在文革期间互相勾结，逆行倒施。这一称谓最先由毛泽东于1974年1月初在对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之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批评中提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即“四人帮”)加紧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采取果断措施,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在这场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起了重要作用。

“四人帮”是一个利用党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内帮派组织和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后,随着权势的增长,“四人帮”的野心急剧膨胀。他们摆出一副所谓理论权威的架子,欺骗群众,网罗党徒,结党营私,拼凑班底,迫害老同志,搞非法武装,结成全国性的帮派体系,向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党内一大批老同志发难,严重危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对“四人帮”的横行霸道和帮派活动,毛泽东在世时多次提出严厉批评。

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逝世,邓小平被错误打倒。“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粉碎“四人帮”是党中央顺应历史发展要求、顺应党和人民意志的必然结果。

1976年10月6日晚10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华国锋、叶剑英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汇报,与会者赞同对“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采取果断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的决策与行动。对当时不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用电话向他们通告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同意。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1976年10月7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事件。会议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及罪行,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

10月8日至15日,“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势力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阴谋被彻底粉碎。18日,中共中央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通知各级党组织,传达到全国人民。消息传出,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人民群众奔走相告,北京和全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和隆重集会,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契机。

八、“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第一，必须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才能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二，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始终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而不能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背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第三，必须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法制化、制度化。

第四，必须保持整个国家政治安定团结，社会稳定有序，才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五，必须不断健全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加强集体领导和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坚持而不能脱离党的领导。

必须认识到，在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同时，我们要把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同“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时期党和人民的其他工作区别开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错误的政治运动，有特定的政治内容；而在这一时期既发生了种种严重错误，又始终存在着对这场运动的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抗争。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各条战线，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的业务骨干和广大群众，在遭受打击，陷害时仍然能顾全大局，关心关注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及发展前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工作。

还要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才能正确认识并吸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