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教学目的：
20世纪50年代，关于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可以借鉴的经验极其有限，我们只能依靠自力更生，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来。
因此，注定了这种探索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这段历史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经验，了解这段艰辛的探索，对于我们全面深刻的认识我国基本国情，明确历史责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教学内容
本节主要讲述1956--1957年间，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三大改造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家政治、经济领域基本确立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如何走的问题。
教学重点与难点：
1、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成就
2、中共八大的历史地位
3、关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突破性的指导意义分析
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势
国际方面：1、国际局势出现了明显的缓和趋向，美苏两个强国在军事实力上依然处于均势，冷战终未能发展成全球性热战。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中国革命的成功及其国际影响的扩大，为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战后国际经济复苏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促进了国际范围的各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也渐次走上振兴之路。增加了各国在经济上的交流和竞争，对中国构成了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
3、以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和苏共政策的转向为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出现了重大挫折，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激烈论战，在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歧义，对中共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即从过去的“以俄为师”转向“以苏为鉴”
国内方面：
1、社会主义改造迅猛发展，一五计划顺利执行，全国上下精神振奋，热情高涨，急切地想做一番新的伟大事业。但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全新课题。
2、当时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教育和科学技术落后、人才匮乏、工业基础薄弱、过分强调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注重发展内地而忽视沿海原有工业的利用和发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难以协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关系等体制弊端也日益显露。
二、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发表开启探索新风
为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展示了自己的探索勇气和才能。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从马列主义的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不可能凭主观去想象。这个问题，只能从实践中逐步认识，逐步解决，这就必须对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
1956年4月25日，在经过了2个多月，听取34个部委关于经济建设情况的汇报后，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5月2日，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进一步阐述。
主要内容：1、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是“以苏为鉴”，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
2、十大关系是指：①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②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④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⑤中央和地方的关系；⑥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⑦党和非党的关系；⑧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⑨是非关系；
⑩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其中，涉及经济发展战略的是前三项，在肯定过去成绩的同时，强调要适当调整和平衡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关系；调整和平衡沿海工业的改造与扩建，调整和平衡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比例关系，避免重犯苏联、东欧国家轻视农业和轻工业，忽视改善人民生活的错误，开辟一条和苏联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涉及经济管理体制的是第四、第五条，毛泽东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高度，要求改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力。
后5条，提出了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调动各种积极性的原则。
3、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由此可见，《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还表现在向科学进军、双百方针（文化工作）、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方面。这一切，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三、中共八大的召开，成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起点
召开中共八大的各项准备（见教材）
1956年９月15至27日在京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026人， 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
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会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召开的全国大会，这次大会是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里程碑。
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 和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２年）的建议》。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９７人，候补中央委员７３人。同时，根据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八大决定中央委员会增设副主席和常委，中央书记处增设总书记和候补书记，并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机构，设书记、副书记。
八大作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决策，把“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今后一个长时期的战略目标。
又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提出了“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现代化的国防”的宏伟蓝图，
“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部署，成为鼓舞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纲领。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八大正确地制定了党领导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第一，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第二，大会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合理安排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积累和消费，基本建设与物资贮备之间的关系，使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得到适当结合。
第三，积极探索了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特别是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比如重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陈云发言中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建议。（此建议对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突破性的指导意义）
陈云在中共八大会上作的发言是《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思想。即：
“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
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
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下面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说“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思想，对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突破性的指导意义？
突破性的指导意义表现在：
从理论上突破了当时苏联的以单一的公有制、单一的经营形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而且涉及到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合法存在并充分发挥其作用的问题，是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尝试。
打破了把计划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以及把市场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观念。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按照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经济思想展开的。
八大主要功绩：（1）政治方面，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2）经济方面，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3）执政党建设方面，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4）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方面
意义：八大制定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的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如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建设强大国家等，符合国情和民意。是中国由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转向全面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历史坐标。
当然，八大也有不足之处，有些提法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很成熟，比如对个人崇拜的影响认识不足，没有形成完备的党内民主；对已经抬头的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急躁情绪认识不够等。
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提出
背景：（1）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一些人对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未能适应，有些不满情绪。（2）党政部门中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引起群众的不满。（3）国际上出现波兰、匈牙利事件。各地出现了罢工、罢课、农民退社等情况，需要各级干部正确处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毛泽东根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文章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同阶级对抗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它是一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不具有对抗性，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各种类型的人民内部矛盾，系统地论述了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方针政策。指出，要用民主的方法，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作为从政治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解决经济领域中的矛盾，应依据发展生产，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科学文化上的问题，应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民族关系中的矛盾，应采取加强民族团结，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方针;在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应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特别是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观点，以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方针和方法，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史增添了新的内容，对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重要意义：（1）《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2）它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共八大路线，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
（一）整风运动和反右扩大化
1.整风运动
整风的提出：
波匈事件，特别是1956年10月在匈牙利出现的动乱，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这种危险源自于国外反动势力利用国内的反革命力量推翻共产党政权以及国内人民群众对执政党脱离群众的作风和某些方针政策的不满和对立情绪。至于在中国，毛泽东认为，经过镇反、肃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不会出现与国外反动势力结合的危险。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于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决定以此为指导思想，采用民主的方式开展党内整风。
早在苏共二十大提出批判斯大林问题以后，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1956年6月中共中央就提出：为了“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有必要在党的干部、研究人员和高等学校毕业班学生中，“分期分批”开展一次学习运动，“到1957年7月结束”。
尽管还没有直接提出整风，但其意图是明显的，即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批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不久，批判对象又加上了官僚主义。
这一阶段，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中陆续披露出党内工作作风的严重问题。如湖北省襄阳专区在夏收预分中“发现许多农业社干部有严重的贪污行为”。长春市企业领导机关“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平时只顾完成生产任务，不关心工人疾苦，妨碍了职工的积极性。内蒙昭盟地区干部“严重违法乱纪”，仅据8个旗县的材料，一年多来就发生非法逮捕拘留事件152起，预审及监所管理违法乱纪事件32起，非法搜查与捆打公民70起，因工作方法不当而造成的严重事件13起。
在波匈事件中，毛泽东看到了对中共政权可能造成威胁的三种情况，即党内外知识界的“奇谈怪论”、群众闹事与党员干部的官僚化和特殊化，其中最令人担心和关注的是后两者。
从长期的发展看，人民内部矛盾将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执政党的工作中心应该转入如何正确处理大量出现的新问题——群众不满情绪引发的社会动乱和干部的官僚主义、腐化堕落，况且后者往往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
整风动员：
为了促进整风运动的开展，毛泽东需要同时进行两方面的工作，既要说服党内干部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又要鼓励党外人士解除顾虑，敢于向执政党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通过这种新式整风运动，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前进，所以他关注的是“思想动向”，主张首先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解决问题。但党内多数领导人认为，整风主要还是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在于具体政策的调整，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解决执政党面临的问题。
毛泽东决定到南方巡视，亲自进行说服工作。临行前，他审阅并批准的《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中特别讲到：“这次宣传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开会，这不但对于密切党员与非党员的团结有好处，对于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讨论和研究问题，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也是很有好处的。”指示还要求各地“应该同样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并且像中央召开的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一样，吸收党外的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界人士参加”，会议“应当充分发扬民主，特别要让党外人士讲出内心的话”。
毛泽东先后到了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所到之处，都要召开座谈会，对当地党员干部发表讲话，走一路，讲一路这次沿途演讲，实际上成了全党整风的思想发动。
这次南方之行，党内外对毛泽东在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反响完全不同，对他触动很大，并引起了新的思考。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反应积极，虽然对鸣放还有顾虑，但普遍表示拥护和赞同。而在党内，大多数干部还是对“双百”方针的提出是否正确、是否适时有怀疑，不敢放、不愿放、不想放。党外传播迅速，党内传达迟缓，党外报纸反应强烈，党内报纸一声不响。这种反差表明，党内的思想认识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变化，甚至落在民主党派的后面。
开门整风：
面对党内普遍的消极情绪，毛泽东决定以《人民日报》作为突破口。《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却长时间没有对“双百”方针进行主动宣传。特别是1月7日发表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后，一直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甚至毛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后，也迟迟没有动静，直到4月4日才在第7版发表了一篇通讯，内容只是各地关于此文的报道情况和读者来稿来信。回到北京后，毛泽东严厉批评《人民日报》：“违反了党中央的政策方针，为什么三令五申后，至今三月有余一直避不表态。《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上，一直不声不响，完全没有领导，领导权被别人拿去了。”
4月9日，毛泽东审阅和修改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7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1958年全面开展，大约在2年至3年时间内完成。
连续在4月19日、29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专门讨论有关开展整风运动的问题。
与此同时，毛泽东继续关注并鼓励党外的鸣放。
中共中央办公厅于4月30日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文件，文件最后还特别指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尽管在文件中没有明确表露开门整风的意图，而只是提出欢迎非党人士参加整风，但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开始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了。就在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当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议题就是整风动员。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主要领导人和26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这次讲话，毛泽东重点在于鼓励非党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他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关于整风采取的方式，毛泽东说：“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这个说法，与整风指示中说的方式已经有些区别了。为了鼓励党外人士站出来讲话，对于当时正在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教授治校”、“共产党有术无学、不能领导科学”等，毛泽东或多或少表示他本人是赞同民主人士的意见的。比起中共中央的文件，以及毛本人以前的历次言论，这番讲话更具鼓动性和影响力。不过，积极起来响应的还是在党外，而不是党内。这就难怪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虽然说是共产党整风，但真正积极参与其中的却大都是知识界的非党人士。
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了。
反右斗争及其扩大化：随后，整风运动开始。主要方式是召开各类座谈会，征询各种意见。有些意见具有建设性，也有些人发表了攻击性的言论，借机提出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
如---1957年5月8日~6月3日：
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共开会13次，有70余人次作了发言。在座谈会上，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的建议。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共开会25次，有 108人次发言。《光明日报》编辑部分别在上海等九大城市邀集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向党提意见。国务院各部门的党委、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院校的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
---1957年5月中旬：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当听到李维汉向他汇报说，有人散布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搞“海德公园”等谬论时，毛泽东说，他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并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当李维汉汇报到有人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这时的形势发展，已使毛泽东的注意力不可能再专注于领导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而渐渐转向对右派势力的分析和考虑及如何反击右派的进攻。
---1957年5月15日：
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中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在和我们“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毛泽东还写道：“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毛泽东还把与极少数右派之间的斗争，说成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1957年5月中旬至6月初：
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出了反右斗争的策略。5月20日，中央在《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中说：“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但是各省市党委必须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另作通知)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驳。”要求各地党报“继续登载一些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最好是登那些能够充分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的言论（越反动的越好）。”6月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6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更加明确地提出：“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起，即陆续发表。”到适当时机，对破坏性的批评予以反驳，逐渐“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
---1957年6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随后《人民日报》又陆续发表《工人说话了》、《不平常的春天》等社论。这些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右派分子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象：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
“六八”指示对反右派的斗争进一步作了严重的估计，指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在七一社论中，更点名批判了所谓章（伯钧）、罗（隆基）同盟，并指斥民盟、农工民主党这两个党派说：“民盟在百家争鸣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整个春季，中国天空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同时把右派分子的性质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并称“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在党内一系列指示和社论的号召、部署下，一场全国规模、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迅猛地发动起来了。
195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毛泽东撰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进一步部署反右派斗争。这篇文章首次提出要进行一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强调指出：“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并说：正在开展的这场反右派斗争，“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不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
这次会议后，中共中央又发出一系列文件，进一步把反右派斗争推向自然科学界和中小学教职员，推向全国各个领域。这样，反右派斗争在其深入扩展的进程中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第一，对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数不断升级和扩大。
第二，把大量人民内部问题错误地作为敌我矛盾批斗和处理。
第三，对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处罚过于严厉。
第四，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以彻底纠正。
（二）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1.大跃进
背景及原因
自1953年起，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顺利完成。工农业生产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当时社会安定、民风良好。大家为了建设新中国，人们都有一股子干劲，争先恐后的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
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
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
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底，全国为满足毛泽东的意愿，把钢产量比57年番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炼钢需要铁矿、焦炭、 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还去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由于燃料不足，只好 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其实这些天灾都是人为的。传闻增城挂绿荔枝树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
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
"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重大损失。
从1958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中央多次提出调整经济指标，"压缩空气"，并着手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到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也被停止。1962年1月召开的7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2.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冬和1958年春，在国民经济"大跃进"思想的指引下，全国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修水库、造林、抗旱中搞起了大协作。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到"人民公社"的名字。
同年8月6日，毛泽东到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赞扬人民公社好。9日，毛泽东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谈话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人民公社好"的口号立即传遍全国。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肯定了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地方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严重侵犯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挫伤了集体和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经济的发展遭到了重大损失。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了纠正。
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逐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196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克服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在人民公社开始兴办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8 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主要负责人。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计划和体制方面的8个文件，农村方面的9个文件，财贸方面10个文件，教育方面1个文件，及其它方面9 个文件。会议基于对1958年粮棉等农作物的高估产和急于超英赶美、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向往，讨论了在全国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并于 8月29日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共分6个部分，主要内容是:
一、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建立人民公社是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二、关于社的组织规模，认为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某些乡界辽阔、人烟稀少的地方，可以少于两千户，一乡数社。有的地方根据自然地形条件和生产发展的需要，也可以由数乡并为一乡，组成一社，六七千户左右。至于达到万户或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对，但在目前也不要主动提倡。人民公社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也可能以县为单位组成联社。社的规模扩大以后，由于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综合性的发展，社的管理机构也必须有适当的分工，要在组织精干和干部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建立若干分工负责的部门。并且要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
三、关于小社并大、转为人民公社的做法和步骤。《决议》认为，要依靠贫农、 下中农，充分发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团结大部分赞成并大社，转公社的上中农，克服另一部分上中农的动摇，揭穿和击退地主富农的造谣破坏，使广大农民在思想解放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并大社，转公社，防止强迫命令。在步骤上，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当然更好，不能够一气呵成的，也可以分两步走，不要勉强、性急。各县都应先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
四、关于并社中的若干经济政策问题。《决议》强调，在并社过程中，应该加强教育，防止少数社发展本位主义，在合并前不留或少留公共积累，分多分空。但是， 另一方面又必须了解，由于各个农业社的基础不同，若干社合并成一个大社，他们的公共财产，社内和社外的债务等等，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在并社过程中，应该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干部和群众，承认这种差别，不要采取算细帐、找平补齐的办法， 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人民公社建立时，对于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等问题， 不必急于处理，也不必来一次明文规定。一般地说，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和 人们觉悟的提高，它们自然地变为公有。
五、关于社的名称、所有制和分配制问题。《决议》规定:大社统一定名为人民公社，不必搞成国营农场，农场就不好包括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 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 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 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 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要从具体条件出发，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资制;在条件不成熟的地方，也可以暂时仍然采用原有的三包一奖或者以产定工制等等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条件成熟以后再加以改变。人民公社虽然所有制仍 然是集体所有的，分配制度无论工资或者按劳动日计酬 ，也还都是"按劳取酬"， 并不是"各取所需"，但是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 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六、强调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决议》说，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 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 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 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北戴河会议公报于9月1日公开发表，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也于当月10日下达 公布，全国随即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央级报刊也连发社论，号召 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要求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使运动进入高潮。
由于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已出现了过急过猛的问题，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
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逐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
总之，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实行的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把各种权力集中在县、社两级，基层的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不能实行分级管理、个人负责。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基本上实行的是公社所有制，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从此，"一平二调"、"共产风"盛行起来，结果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引起农民的恐慌和不满。
三、对左倾错误的逐步纠正与庐山会议
为了纠正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左”问题，毛泽东从一九五八年十月份起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前，九个月内接连不断地召开了五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是一九五八年的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二次会议是当月的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第三次会议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也就是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第四次会议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第五次会议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会议。
1.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日至10日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搞了"穷过渡"，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也发展起来，给农村中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的损失。1958年10月下旬，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在视察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时，就开始发现在人民公社所有制、分配等方面存在许多混乱现象，特别是"共产风"、供给制混淆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的区别，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和差别，已经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对生产起了破坏作用。毛泽东为了解决公社化后所发生的生产、分配、福利、生活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纠正在办公社过程中所发生的"左"的错误，在郑州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
明确提出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两个界限；批驳了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实行商品调拨的错误主张。开始纠正了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
2.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3月5日
主题是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人民公社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这里的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相当于原高级社的规模)为基础的体制;在公社内部承认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等。 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基本上解决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思想。
3.庐山会议包括两次重要会议：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从会议的内容看，7月2日——22日，主要研究讨论当前形势，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23日-8月16日会议的重点转向了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发生了从纠左到反右的逆转。
7月2日—8月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19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
讨论过程中对如何估计国内形势问题产生了两种意见分歧，一部分同志认为农村食堂、供给制、“共产风”等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应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1958年的经验教训；另一部分同志对于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很不满，认为是泼冷水，是右倾。7月10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讲话，强调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并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继续分组讨论《庐山会议议定记录》，并准备在7月15日结束。
7月14日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被称为万言书），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正确的；接着指出大跃进的问题所在，“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7月16日，毛泽东突然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随后，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在小组会上，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发言认为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彭德怀信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从此，会议转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
1959年8月2日—16日，在庐山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14人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一是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批判；二是讨论调整1959年经济计划指标；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讲话。
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4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但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
在毛泽东看来，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工作中的问题，庐山会议只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统一认识，通过调整，形势就会好转。而彭德怀等人不去纠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却对三面红旗表示怀疑和反对，这些论调符合和国内的一些批评争论一致，和西方对中国的攻击和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批评相符合，于是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处在内外夹击中，右倾已经成为当前最主要的危险。
四。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的全面调整
1.“八字方针”的提出和初步贯彻
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1960年7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李富春同志在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提出要以"调整、巩固、提高"为基本精神。
8月底，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了国家计委党组的汇报之后，提出在"调整、巩固、提高"后面加上"充实'二字。1960年9月30日，中央转发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八字方针"。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讨论批准了这个方针。
八字方针，即适当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主要是调整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尽可能提高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要巩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成果，使其向纵深发展。要以少量的投资充实一些部门的生产能力，使其配套成龙，发挥更大的经济效果。要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提高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
1、调整农村的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发还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2、减少城镇人口，精简职工。3、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充实轻工业，保住重点项目。4、节减财政支出。5、稳定市场物价，对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政策。6、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专业协作。7、制定适合当时情况的有关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各项具体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提出的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具体指导下，到1962年，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1966年，全国基本完成了预定的国民经济调整任务，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五、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
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讲话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外，"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报告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并认为："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问题上，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七千人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对于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起了积极作用。但这次会议也暴露出党内高层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认识分歧。
会议的分歧：首先表现在对困难形势和错误程度的估计上。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的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第二，分歧还出现在对经济困难原因主要是"天灾"还是"人祸"的认识上。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说："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的地方，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第三，"人祸"即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究竟有哪些？党内的认识也是不一致的。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对群众运动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有些同志把群众运动当作是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像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第四，分歧还在于对于错误责任的分析上。彭真在1月18日的会上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
六、政治关系与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一是调整党和人民内部政治关系。中共中央加快了对在“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和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二是调整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三是调整民族政策和侨务政策，四是进一步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教育文艺政策。1957年反右斗争以来，知识分子一直承受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压力。1962年3月，周恩来发表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从实质上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对知识分子阶级状况所作的基本估计，即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七、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左”的错误的发展
1.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问题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
"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共中央在刘少奇主持下继续大力调整国民经济，进一步分析了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研究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强调工农业都要退够。在农业恢复过程中，一部分省区出现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也叫"责任田"。安徽省有85%的生产队采用这个办法。广东、广西、湖南、河南等省区灾情严重的地方，采用了包工、包产等经营管理办法;个别地区也有分田到户和单干的情况。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很注意农村的经营管理问题，主张以生产队为主体向作业组实行包工，大活分地片包到组，零散小活包到人。刘少奇、邓小平都表示支持这种主张。生产责任制对生产的恢复起了积极作用。中共中央在调整经济的同时，还注意调整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革命知识分子之冕)，给一部分右派分子摘帽子，给"反右倾"中错批错斗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等。
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了申诉信(通称"八万言书")，以便澄清庐山会议加给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里通外国"的罪名。这个时期，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有了某些激化的情况，1962年4月16日苏联策动诱骗新疆塔城、裕民、霍城三县6万余人逃往苏联，5月25日又制造伊犁暴乱事件。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印度军队非法越过中印边界侵犯我西藏、新疆边境，社会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利用经济困难进行犯罪活动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先后在北戴河、北京开了两个月工作会议，之后十中全会召开。
毛泽东在会议一开始，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对国内外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对党内的矛盾和意见分歧作了不符合实际的判断，把阶级斗争问题当成了会议主题。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单干风"(指包产到户)、"翻案风"，并决定分别成立彭德怀、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对这两个所谓的"反党集团"进行审查。邓子恢主持的农村工作部被认为"十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在会后不久即被撤消。这些错误的批判和组织措施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使七千人大会后开始恢复起来的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再次遭到破坏。
全会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写进了公报。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毛泽东还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号召。
八届十中全会还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增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各21人，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书记处书记，同时决定撤消黄克诚、谭政两同志的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八届十中全会认为，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全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一切爱国人士，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鼓足干劲，努力增产节约，为争取明年农业的丰收、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新发展、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
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考虑到"反右倾"斗争给经济工作带来的干扰，接受了刘少奇等人的建议，在会上提出了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放松经济工作，要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因此，全会结束后，继续按原计划调整国民经济。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还未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八、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
意识形态领域错误批判是1963年至1964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一系列过火的批判。1963年5月，江青组织文章在《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点名批判孟超的剧本《李慧娘》以及赞扬此剧的文章，说这出戏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从此，开始了在报刊上对文艺学术界人物的过火的批判，曾先后批判了《刘志丹》、《谢瑶环》、《怒潮》、《舞台姐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不夜城》、《红日》、《林家铺子》、《抓壮丁》等文艺作品。
对这些作品无限上纲，加以"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政治帽子;也批判了文艺界一些代表人物，如田汉、夏衍、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把他们的文艺思想和观点归纳为"文艺黑八论"进行公开批判。
从1964年夏季开始，对文艺界的批判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术领域。7月17日《人民日报》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说他宣济思想，给他戴上"利润挂帅"、"修正主义理论"的政治帽子。历史学界批判翦伯赞和吴晗的所谓"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在这些批判中，把一些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学术观点当作错误的观点，把学术问题、艺术问题看成阶级斗争来进行政治围攻。一时间知识界气氛十分紧张。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批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舆论准备。
九、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成就：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这十年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党的工作曾受到严重的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培养了大批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人才，科技队伍迅速壮大，科学技术工作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初步得到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巩固。
经验：在经济建设上，强调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在政治建设上，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在发展教育文化方面，强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社会主义发展目标上，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党的建设上，着重提出执政党建设问题，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内监督，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十、学术专题：中苏关系（1956-1966）
参考资料：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
林军《中苏关系（1969-1989）》，
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70年》，
孔寒冰《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李明斌《中苏大论战及其经验教训研究》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
崔奇《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
中苏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在中外关系方面，中国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关系都不像中苏关系这样多的内涵、层次。这个时期的中苏关系是集国家关系、党际关系和领导人之间个人交往于一体，牵扯到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因此，中苏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政治界、外交界研究和关注的重点。
双方的矛盾开始于1950年代，在1969年达到顶峰，其后续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导致中苏论战和中苏关系破裂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学者们争论比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国家利益冲突论
2． 意识形态分歧论
3、中苏两国领导人个人因素论
4、 冷战思维论
5、沈志华认为:“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某种结构性失衡”
中苏公开论战
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6日）；
二评：“斯大林主义问题”（1963年9月13日）；
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963年9月13日）；
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963年10月22日）；
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年11月19日）；
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3年12月12日）；
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4日）；
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年3月31日）；
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