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息技术驱动下的地方政府创新

                                 1、 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

     ★ 信息技术对政府部门的改变

     技术会让政府部门变得更好吗？

乐观派认为，技术首先可以重塑官僚体系。重新分配权力和职责，整合各部门分割化的信息资源，促进不同层级、不同部门政府间的合作；凭借信息化平台改造工作流程，统一信息流、工作流和责任流，推进科学决策；节约行政成本；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技术还可以改变公私关系。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便于公众监督和公众参与；打破市民与政府之间的边界并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公私部门合作，推进协同制度发展；增强政府的回应性和信任。

悲观派认为技术运用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国家过于集权的风险。智能技术可能赋予组织而非个人更大的权力，比如电子监控帮助赋予国家更大的控制力量。第二，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下降。技术的统一性、规范性遮蔽了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公共 事务的系统性，基层干部遵循事本主义避责避险，引发治理指标和数据空转。数字支配与工具理性盛行，注重新技术对治理绩效的提升，忽略了公众的真实需求。第三，技术专家权力过大的风险：尤其是掌握算法专业知识的专家，掌握的新权力可能超出了政治程序的控制，科学家可能变成新的统治派系的阴谋集团。第四，数据安全风险。各个信息系统的数据库累积了大量涉及个人隐私的数据，当不同系统的数据互联互通，数据泄露的风险叠加，可能存在的系统漏洞和网络攻击，也增加了数据安全防范的难度。

                                              2、理论解释

     ★ 技术决定视角

 信息技术对政府结构和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信息技术使科层制组织趋于扁平化和无缝化(Heeks，2001;林登，2002)，决定政府的管理理念、工作流程、政策制定方式和服务方式(Danziger，2002;汪玉凯，2003)，加强部门合作、增加透明度、增强回应性(Serfert&Bonham,2004;陈慧荣、张煜，2015;范如国，2018)，导致政府组织结构的适应性调整，累积的调整可能引发剧烈的结构变化和权力转移(Fountain，2004)。 

 ★ 制度约束视角

 信息技术的应用受制于政府组织本身的结构和制度。组织运作中的官僚政 治、规范准则、文化信仰(Fountain，2004)和制度偏好(黄晓春，2010)等制度性因素决定了信息技术能否执行，制度调试新技术的应用效果(李鹏等,2019)。信息技术并不必然带来政府组织的结构变革和管理创新，因此政府组织再造的核心目标并非不断加强电子政务的技术能力，而是消除政府内部的分歧和障碍实现制度创新(蔡立辉，2006)。 

★ 互构论视角

      技术与组织之间相互建构。信息技术的组织刚性重塑组织，组织的技术刚性修订技术，两者相互建构。信息技术的应用是否成功取决于技术和组织结构的可互构性。因此，分析组织应用信息技术的变迁结果，既要考察技术本身的实践性特征(邱泽奇，2005; 谢铮，2007) ，也要考察技术应用对组织结构的影响(张燕，2003; 刘伟华，2007) ，以及组织结构对技术的影响( 刘振业，2004; 谢铮，2007; 张燕，2009) 。

★ 策略选择视角

行动者的策略是影响信息技术应用效果的重要因素(Azad，2008)。信息技术应用涉及多个复杂的利益主体(Scott，2011)，核心行动者依据认知期望、利益形成议，其权力和资源影响讨论的结果(Dovifat，2007;谭海波，2015)，其中最重要的是决策权的部署(王天梅，2010)。政府部门之间是否采取合作主义的策略决定信息技术应用成功与否(马伊里，2006)。而政府利用信息技术和行 政动员将行政压力转嫁到基层，基层干部运用策略规避责任和风险，导致新技术在实践中被异化(雷望红，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