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国古代学校体育的萌芽

在我国古代教育中有一些与学校体育形态相似、功能相近，并有一定教育意义的身体活动，这些身体活动可以理解为我国古代学校体育的萌芽。所谓萌芽状态的学校体育，是指学校体育尚未从其他教育活动中独立出来，即没有形成一种独立体系的状态。

一、六艺教育中的学校体育元素

学校的出现是学校体育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早在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我国就有了“校”、“序”、“庠”等不同名称的学校。到了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出现了“大学”和“庠”两级的学校教育。西周时期（公元前1016年-公元前771年）学校教育又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级，教学内容以“六艺”为主，即礼、乐、射、御、书、数。从西汉初期到清朝末年，我国学校教育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主，学校教育中几乎没有独立存在的体育内容。因此，对我国古代萌芽时期学校体育的学习而言，主要是了解“六艺”教育中的“射、御、乐”。其中“射、御”主要以军事技能的训练为主，具有体育的性质。“乐”主要是指古代的舞蹈，也含有体育的意蕴。

（一）习射

“射”是指射箭的技艺及其相关礼仪。在六艺教育中，“射”的技法学习主要是白矢（拉弓的技法）、叄连（搭箭连射的方法）、剡注（撒手放箭的方法）、襄尺（弓箭器械与手臂、身体的位置和角度关系）、井仪（四支箭射在靶上如井字形），共五种。古代教育中专门学习“射”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军事技艺层面，在古代社会的祭祀、宴客、田猎、选拔官吏等方面，“射”均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并形成了一套不同场合的程序和行为规范，即射礼。根据射礼的要求，在射箭比赛中，要求“射者进退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也就是说，在行射的过程中，所有行为必须按照规定的礼节，内在的态度要端正，外在的体态要端庄。通过射箭中的这些表现，可以观察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即《礼记》上说的“射以观德”。可以说，当时的统治阶级将“射”纳入到六艺教育范畴中，并将其作为贵族阶层子弟学习的必修课，与“射”承载的身份象征、阶层等级、社会交往、道德教化等方面的意义密切相关。

（二）习御

“御”主要指驾驶和操控战车的技能。先秦时期，车战是战争中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春秋时最为著名的城濮之战，晋国军队动用了“车七百乘”，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当时对各诸侯国军事实力的衡量，也常常离不开对战车数量的计算。《史记•张仪列传》记述了秦军的组成，“带甲百馀万，车千乘，骑万匹”。可见，战车在当时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在车战中，战车上的战斗人员由三名车士组成，分别是车左、御者和车右。车左居左，是弓箭手；车右居右，一般为勇力之士，手持干戈战斗；御者居中，主要负责操控战车。由于战车的行驶速度、稳定性、变向转弯的灵活性等状态直接关系到车战的胜败，所以御者的驾车水平至关重要，能够参与车战的御者都要经过一定的御术学习和军事训练。在六艺教育中，御术主要是学习五种驾车的基本技术，也就是“五御”，即鸾和鸣（车在行驶的过程中要使鸾铃与和铃的声响协调）、逐曲水（车在弯弯曲曲的路上行驶，不会出现车翻马仆）、过君表（快速奔驰的马车，能从车身大小的门洞安全顺利穿过）、舞交衢（车马快速行驶中，能根据突发情况左右变向，回环自如）、逐禽左（在田猎时，要善于把禽兽驱向左边，便于射杀）。实际上，战车的“御”，除了驾车技术之外，还包括车士射箭的本领，使用长矛的技能，全副武装跳上跳下的能力。可见，战车的“御”具有综合性，是人与战车相互结合进行作战的技能。不仅如此，在古代中国社会礼治的影响下，车也被赋予了礼的种种规定性。无论是驾车人，还是乘车人，车礼的运用也需要进行专业学习。

（三）习乐舞

六艺教育中的“乐”，又称六代乐舞，分为文舞和武舞，这两类舞都和帝王得天下的手段有关，“以文德得天下的作文舞，以武功得天下的作武舞”，“文以昭德”，“武以象功”，借以表现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武力。文舞执籥（yuè，一种管乐器）翟（鸟羽）；武舞执干（盾牌）戚（斧钺），统称干羽舞。《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其中前五种是文舞，后两种是武舞，这些乐舞都有严格的规范，由“大胥”专门负责矫正姿势，指挥舞者出行入列；由“小胥”巡视舞蹈行列，对怠惰者进行挞训，从而使舞者做到“屈伸俯仰，缀兆舒徐”皆合乎要求。不同年龄的孩童学习的乐舞不同，十三岁舞勺，十五岁舞象。勺是文舞，徒手或手持羽、旄等重量比较轻的物体舞蹈，运动量相对较小。象是武舞，是手持盾、剑等武器，作击刺等动作，象征作战情节，运动量相对较大。舞蹈有一定的运动量，能够发挥促进身心健康的作用，《礼经•会元》记载说，“教之于舞，所以均调其血气而收束筋骸；条畅其精神而涵养其心术。是以血气和平，耳目聪明，移风易俗，天下皆宁。”这表明，古人认识到舞蹈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调理气息、强健身体，同时可使人精神舒畅，培养良好的心理状态，从而有助于形成好的风俗习惯，促进社会安宁。

二、六艺教育中学校体育元素的特色

我国古代学校教育中的体育学习虽然没有受到重视，未能获得充分地发展，但六艺教育中具有体育元素的教育内容仍然体现出了一些特色之处，归纳与分析这些特色，不仅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射、御、乐舞”的认识，而且有利于我们从中发现一些规律，为理解当代的学校体育问题起到一些启示作用。

（一）六艺教育中的学校体育元素具有鲜明的军事色彩

从内容上看，六艺教育中的“射、御”是典型的军事技能。弓箭和战车是古代战争中至关重要的武器，弓箭用于远程攻击，百步穿杨可以直接取对手性命，万箭齐发能给对手造成巨大的杀伤作用。战车速度快，攻击力强，特别是在开阔地带作战，具有步兵无法抗拒的优势。因此，学校教育中开设“射、御”科目直接服务于军事作战。从效果上看，冷兵器时代，士兵数量、作战能力是军队战斗力的核心要素，士兵良好的身体素质无疑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必要条件。“射、御”既是典型的军事技能，也是发展身体素质的重要手段，通过“射、御”的练习可以增强士兵的力量、速度、耐力、协调、灵敏等身体素质，从而为选拔优秀的军事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从学习内容上看，“射与御”作为学校教育的科目也体现了两者作用于军事的内在联系。在古代的车战中，“射与御”是相互结合发挥作用的。战车上的甲士不仅要掌握驾驶技术，还要具有射箭的本领，弓箭与战车的结合无疑是为了增强武器的战斗力，学校教育中传授的“射、御”为军事战斗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础，体现了当时教育服务于军事的社会功能。

（二）六艺教育中的学校体育元素与道德教化紧密联系

技艺性的“射、御、乐舞”被纳入道德礼仪的范围，形成射礼、车礼、乐舞礼节，进而实现了以礼治勇、以礼治乱，维持国家秩序的目的。这些道德教化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教化万民形成等级尊卑、高低贵贱的观念。例如，诸侯之间进行射艺比赛时，要行燕宾礼；卿大夫之间进行射艺比赛时，要行乡饮酒之礼。行燕宾礼是为了明确君臣之间的关系；行乡饮酒之礼是为了明确长幼辈分之间的关系。明确了君臣关系、长幼关系，就是明确了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就不会“越礼”，不会“犯上”，即所谓“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第二，灌输“仁”的观念，养成严于律己的品质。按照《礼记•射义》的说法，比赛射箭含有求仁之道。射箭时自己要先心平气和、身体端正，然后才开始放箭。没有射中目标输了比赛，不应该埋怨胜过自己的人，而应反省检查自己，即所谓“反求诸己”。实际上就是通过射箭活动培养严于律己、克制礼让的品质。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看待体育比赛的胜败仍然具有启示意义。第三，认同体育比赛中的进取竞争精神。按照儒家倡导的理想化的君子人格，君子应该是温文尔雅，不好勇斗狠。但是，君子是否就不需要具有进取竞争精神呢？非也。《论语•八佾》中讲道：“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句话所蕴含的意义是君子之争必循规矩，这其实与现代体育所倡导的公平竞争（Fair Play）已经很接近了。

（三）六艺教育中的学校体育元素与武力需要相辅相成

教育的存在形态、发展水平受制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政治、文化、观念等社会发展状况。西周时期，中央集权不断扩大，战争是一种常态，据《孟子·滕文公》记载，周公灭国五十，战争之频繁可见一斑。由于连年征战，培养军事人才的需求十分强烈。另外，当时社会组织是以家族为单位，政治上实行“家族本位的政治”，为了延续家族生命，保护家族利益，军事教育是极其必要的手段，受到异常的重视，所以学校教育设置了有着重要军事功能的射和御是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的。不仅是西周时期的六艺教育如此，后来唐、宋统治者吸取了南北朝多年战争的教训，认识到武备荒废对于国家民族的危害，故积极提倡武备，创设武举、武学。再后来的明清两朝不同时期对军事武备的强化也都离不开战争需要的背景，而军事教育的加强客观上对提倡身体训练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因此，我国古代学校教育中体育元素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军事需要密不可分的。再加上古代军事处于冷兵器时代，体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斗力的强弱，所以，学校教育中的体育往往都与军事训练难解难分。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古代自西周以后，东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官办的学校逐渐没落，原来的“学在官府”拓展为“学在四夷”，具体表现为私学兴起，产生了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等学派。在施教方面，以政治、道德、伦理等为主，几乎没有体育的元素。西汉以后到清朝末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一般学校的教育内容主要以儒家的典籍为主，偏重德育、智育。唐、宋时期文武分途，虽然实行“武举”，兴办“武学”，但主要目的在于选拔和训练军事人才，与学校体育相去甚远。明、清科举采用“八股文”选拔人才，《四书》、《五经》非烂熟于胸，无法作答，学校教育科目皆围绕科举考试，体育并不在其列。换言之，我国古代自西周到清末的近3000年时间里，学校教育中的体育均未走出萌芽的状态。

三、我国古代学校体育不发达的原因

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学校体育在古代西周六艺教育中就开始萌芽，然而，这种萌芽状态一直持续到清朝末期《奏定学堂章程》（1904）的实施，学校体育才以“体操科”的形式初步具备独立的形态。在这几千年时间里，我国学校体育为什么始终没有走出萌芽状态？到底是什么原因阻碍了学校体育的发展？“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对古代学校体育不发达的原因进行分析，既是全面了解我国古代学校演进过程的需要，也能够为我国学校体育的当代发展提供参考。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学校体育发展的影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对汉武帝时期以儒家经典统一政治思想，建立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及其相关措施的概括。西汉建立之初，因多年战乱导致社会经济凋敝，汉朝初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经过汉文帝、汉景帝两朝的励精图治，终于使国家得以强盛，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汉武帝即位以后，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构建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而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寻找治国理政的新思想变得十分紧迫。当时的儒学大师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提出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新儒学思想体系，这正好适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成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统治最适用的思想武器，于是汉武帝在公元前134年采纳了董仲舒所提出的“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的建议，实行了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该政策的实施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对教育的影响主要是确立了经学在学校教育中的正统地位。

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解释条文字义，阐明其义理的学问，其性质是“文教”。从内容上看，经学不涉及身体教育的学习内容。汉武帝时期的官办最高学府是太学，教学科目主要是“五经”，即《诗经》、《尚书》、《礼经》、《易经》、《春秋》。《诗经》主要教语言文学，《尚书》主要教政事，《礼经》主要教宗法纲纪，《易经》和《春秋》主要教道义、是非的智慧。由此可见，经学的知识构成主要是人伦、道德、政治、文学、治国安邦的知识，并没有与身体教育相关的知识与技能。从学习方式上，经学学习几乎不涉及到强身健体的方法。由经学知识的性质所决定，学习经学主要采用口授、注疏、解释、论说、著述的方式，基本是属于单纯脑力劳动的逻辑思辨，这种学习不但对身体强健起不到作用，反而会造成“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此外，由于“独尊儒术”，其他学派的知识不被纳入学校教育，道家、医家大量的中国传统养生理念、知识、技能也基本上被排除在学校教育之外。总之，“独尊儒术”使经学成为了学校教育的唯一内容，又由于经学的“文教”属性直接导致学校教育与身体教育无关。

（二）“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对学校体育发展的影响

所谓“重文轻武”是指我国古代历史上重视文官、文教（儒学），轻视武官、体力类活动的一种价值观念。这里的“武”并不是指一国的军队或军事实力，所以轻武并不是指一个国家不重视军队。这里的“武”主要指的是技击性、强力性的体力活动，“武”也被理解成我国古代体育的主要表现形式。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十分低下，体力的强弱对于生存至关重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增多，共同生产、平均分配的原始状态被打破，人与人之间逐渐出现了等级差别，形成了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随之出现了人们对体力活动、体力强弱价值观念的变化。

从商朝开始我国古代社会就有了君子和小人的阶级划分，并逐渐开始形成了鄙视体力活动的观念。王、侯、卿、大夫、士等被称为君子，是统治阶层；奴隶和平民被称为小人，属于被统治阶层。《国语•鲁语》中说“君子务治，小人务力”，《左传》里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列子》记载说“孔子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史记•孔子世家》讲到孔门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但是孔子“以射御为士阶层最次的艺”。被称为亚圣的孟子，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天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人们“或劳心，或劳力”；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可见，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表现了重文轻武的倾向。西汉以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文教”在教育中的正统地位，选拔官吏也以儒学为标准，直接出现“重文”的局面。从唐末到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阶段，虽然在此期间“武”受到了较高的重视，但藩镇割据、武人专权的状况，导致的是强化了统治阶级对武人犯上作乱的认识。于是，北宋立国就开始选用大量文臣，掌管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并规定军人不得管理与干涉中央及地方的行政事务，并将军权收回中央，对武将轻视和不信任。北宋重文官，轻武将的做法进一步导致了“重文轻武”社会风气的形成，人们多以读书做官为荣，以习武从军为耻，丰厚了“学而优则仕”的土壤，淡化了习武强身保家卫国的教育，学校体育自然也难有所发展。

（三）儒家思想主导的人才观对学校体育发展的影响

一定历史时期的教育目的、教育行为总是受当时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作为一项培养人的事业，教育施行受人才观的影响最为直接。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儒家的人才观对古代教育影响最为深远。按照儒家的观点，人成长的最高目标是成为君子。西周及其之前的时期，君子指的是治国理政的统治者，春秋战国以后，君子逐渐演变为指代品德才华学识超群、行为举止温文儒雅，具有一定政治地位或社会地位的人。儒家人才观下的君子是指具有仁、义、礼、智、信、忠、孝、勇等综合品质的优秀人才，其中对道德层面的要求最甚。例如，《论语》中强调：“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但是，对于君子的身体层面没有明确的要求，并不像现代教育人才观强调把人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儒家思想在重视德化的同时，又从根本上不尚武、不尚力。子路身着戎装拜见孔子，见到孔子后，拔起剑就舞了起来，然后问孔子：“古之君子，以剑自卫乎？”孔子说：“古之君子，忠以为质，仁以为卫，不出环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则以忠化之，侵暴则以仁固之，何持剑乎？”可见，孔子的思想是希望用道德教化人，而不是用武力解决问题。所以，儒家人才观影响下的学校教育并不把身体层面的素质作为人才的必备素质，再加上儒家思想在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正统地位，受此双重影响，古代教育在观念上就很难把“强健体力”的教育视作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而言，古代学校体育不发达的原因其实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即缺乏学校体育生存和发展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