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发展

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发展，进入近代以来，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由于这个转折，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凝聚力又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刻、更强化、更广泛的新发展时期，开始了崭新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觉醒，并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新高潮。

一、帝国主义入侵与中华民族的危机  

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从此帝国主义采用各种手段，乃至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中华民族遭遇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鸦片战争前，小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许多民族地区还停留在封建社会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社会生产力发展极为低下。数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抵御着西方商品经济的入侵，加上清王朝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贸易关系打开中国市场获得巨额利润的强烈愿望得不到实现。于是发动鸦片战争，通过鸦片贸易获得巨额利润，却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灾难，造成中国社会生产力严重萎缩，继而导致了大量白银外流，使得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鸦片战争开始后，外国资本主义勾结国内反动势力，共同掠夺压迫中国各族人民，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在帝国主义的策动下，各种边疆危机开始涌现。

1840年以后，英法美日等侵略者不断入侵我国边疆地区。1874年日本正式出兵侵占我国台湾。与此同时，法英等国把矛头指向广东、广西、云南、西藏等地。1873年法国占领越南后，开始以越南为基地，开展对我国西南、东南地区的全面侵略。法英等国强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中英烟台条约》《中缅界务条约》等。1890年、1893年英帝国主义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中英会议藏印续约》等，取得将中国西藏亚东开为商埠和在西藏的治外法权、免税等特权。1902年、1903年又两次入侵中国西藏，与西藏部分地方官员签订了《拉萨条约》。沙俄、日本对我国东北不断进行侵略。1858年沙俄借英法联军占领大沽之际，胁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占领了黑龙江、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强行割占了中国大片领土，此后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浪潮，日俄密谋达成协议瓜分我国的内蒙古和东北地区。1860年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取得了通商权、免税及领事裁判等特权，乌鲁木齐、伊犁、塔城等被设为沙俄商埠。

帝国主义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向民族地区全面入侵，引起了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剧烈变化，极大的激发了中国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爱国主义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发。总的来说，帝国主义的入侵导致中华民族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危机，外部局势的变化打破了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状态，各族仁人志士开始尝试各种途径来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彻底觉醒，中华民族开始进入到自觉演变的历史新阶段。

二、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与传播

民族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有论述，据考汉代郑玄注释《礼记祭法》中曾有：“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但此时的民族一词，并不与今天民族含义相等，而是指宗族、家族而言。而真正古代文献中民族二字合用，并与民族共同体含义相近的记载出现在《南齐书》卷54的《高逸传·顾欢传》中，书载：“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后来，民族一词陆续见于各类文献中，但其表达的含义均有差异，语义处于多变状态。

中华民族概念最早出现在梁启超、章太炎、杨度等人的论述中。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然而此时中华民族概念多指汉族。1905年，梁启超又发表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文中使用“中华民族”表述7次以上。文中他重点论述了中华民族的混合性，提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

继梁启超之后，立宪派代表人物杨度极力倡导中华民族一词，他在金铁主义说中谈到：“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项，而已含定义于其中。”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等大批“革命者”角色为之一变，转变为国家的“建设者”。革命时期的“排满”纲领不符合实际情况，开始推行“五族共和”思想。它从正面为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推广与流行理顺了关系，中华民国得以建立的政治思想基础，也是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得以形成的政治前提。另外，从国家象征符号看，中华民国国号的确立，进一步增强了国人对中华一词所蕴含的历史和文化关系有了更深刻认识。在政界和学术界，大批政治家及学者开始从各个角度对中华民族进行研究与宣传。晚年的孙中山极力倡导中华民族一体化观念，并置于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加以阐释，“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之民族，此时已明确地指向了具统一性和整体性的中华民族，而非别物，进一步丰富规定了其民族主义乃至整个三民主义的新内涵。中华民国国号的正式确立，进一步增强了国人对于中华一词及历史文化内涵的认同感，使得人们在思考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确立各类组织和事物名称的同时，往往喜欢用中华字样和符号来表示其民族特色、国家身份或全国全民性质，实现某种整合意义上的概括。民国建立后，成千上万以“中华”命名的事物名称蜂拥而至，即可见之一斑。

部分学者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和宣传，最突出的是李大钊。李大钊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两文，专门批判日本人所宣扬的以日本民族主义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以一种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来实现对古老中华民族的更新和再造。他呼吁社会认同五族化合的新的中华民族，提醒国民政府在今后的政治、教育和本法律制度的建设中，应该本着这种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来培养民族精神、统一民族思想，并强调中华民族在亚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中华民族所蕴含的各民族是一家的含义在少数民族爱国人士中得到了广泛认同。1913年蒙古王公发表宣言，“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蒙古王公不仅赞同民国的共和体制，而且从蒙古与中国内地不可分割的历史中，形成蒙古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九世班禅在内地时，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前后奔走，1925年发表《致善后会议消弭战祸实行五族共和意见书》中，重申了“五族共和”的重要意义，号召中国“五族人民同心合力，如兄弟，如手足，共建国家。”

总之，清朝末年，随着社会危机的不断涌现，中华民族自觉意识开始出现，中华民族概念的甫一提出，就得到政治界、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在各类政治宣言、研究论著中都广泛使用。实际上反映出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进一步强化。

三、五四运动后中华民族意识的新发展

五四运动以后，中华民族概念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深入到祖国各地的普通民众中。同时，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领导中华民族发展的核心力量出现，中华民族发展进入新阶段，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得到更大程度的激发。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般国人都更加明确地感受到了来自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民族命运，找到了各民族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与分裂他民族的本性所在和现实威胁，“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被明确提出，构成了现代的“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得以确立的重要政治基础和思想条件之一。其后此起彼伏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实践层面更加强化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华盛顿会议期间，受到刺激的在美爱国华侨行动起来，举行示威游行，高呼“中华民族万岁，中华万岁万岁万万岁”。五卅运动爆发后，有文章谈到：“我们不要放过了这个机会，我们就要此谋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1925年河南信阳市民为支持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召开大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上述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概念的传播已经开始由政治界、学术界逐步转向普通民众，有力促进普通民众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与现实处境的认识，为中华民族意识普遍自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有了希望，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就非常重视民族问题，提出建立各民族联合统一的中华联邦共和国，旨在唤起少数民族的觉醒，削弱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团结起来，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此后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确立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把各民族利益与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结合起来，把中华民族大联合的必要性升华到理论和纲领的高度，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中华民族大联合的坚强领导与核心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为最高纲领，以“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为工农联合战线里的奋斗目标。1926年《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中喊出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总之，历史实践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各民族才能获得民族的彻底解放。同时，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少数民族革命斗争，是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伟大的斗争中，共同的历史命运和历史使命把中国各民族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中华民族的整体趋势更加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更加加强。

四、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意识的空前高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陷入到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日本的不断侵略，使得中华民族自觉的各种力量和要素都被调动起来，中国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自觉也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当时全国上下兴起的抗日救国的热潮，超越了各民族、各党派、各地域狭隘的局限。各族人民普遍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休戚与共、祸福相依。中华民族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精英自觉与大众自觉走向紧密的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入向全民扩展时期。

从当时知识阶层的普遍认识看，学者们对中华民族内涵结构等的认识更进一步。普遍认为民族认同并不是纯“想象”的，而是在民族历史、传统认同与现实互动中产生了中华民族意识。1934年吕思勉出版了著名的《中国民族史》讨论了中国民族的相互关系和中国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凸显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点。其他如王桐龄、林惠祥、吕思勉、李济等知名学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演变做了深入讨论。当然，抗战时期最引人瞩目的还是顾颉刚与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开展的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顾颉刚谈到：“秦皇用了武力造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原来各国的人民也就用了自然力造成了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秦的国家虽给刘邦项羽所打到，而那些人民所造成的大民族则因团结已极坚固，并不与之俱倒……时代愈后，国家愈并愈少，这就足以看出中华民族演进的经历来。自从秦后，非有外患，决不分裂，外患解除，立即合并。所以我在第一篇文字里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这句话固然到了现在才说出口来，但默默的实行却已经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虽然当时部分人类学家基于学科特征对顾颉刚的主张提出了一些建议，但通过这次讨论中华民族概念更加深入人心，大家更加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从少数民族爱国人士的认识看，中华民族已得到普遍认可。抗战建国促进了国家观念和国家意识的广泛传播，民族国家观念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少数民族也以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为己任，把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以下这段话鲜明的表达了抗战时期少数民族爱国人士对中华民族的认识。

“我们都是边疆人，来自遥远的地方，我们的宗教语言习惯虽有不同，但我们同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是一家人，有着一条心，虽隔天涯，其实近若比邻，你们的影子，无时不在我们的心中浮起，而历久愈明，此在我们之间，还能说有得些微的距离吗？中华民族本来是整个的，其中固也分出若干旁支别系，那就好比手足枝叶一般，都是构成整体的一份子，合则两利，离则俱伤，日寇嫉我复兴，妄想一举亡我，以实现其独霸东亚的迷梦，不料遭我全面抗战，打得他们进退不得，失败就在眼前。我们欣逢此伟大时代，真是兴奋极了！为答复敌人破坏的阴谋，特联合各地边疆民族政教官民人士，组织本团，前来陪都，恭向领袖献旗致敬，并慰劳诸位在前方抗敌将士。我们对于抗战胜利，具有十分的信心，同时也就是说明了一个真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致的，无论什么敌人也分化不了的”。边疆人民，因种种关系，虽未尽参战，而边疆人民的意志力量，则早经统一集中，随时均可作你们有力的后援。”

从各民族此起彼伏的爱国实践看，各民族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九一八”事变以后，内蒙古各族人民不断组织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如大青山抗日武装队等，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回族人民的抗日斗争较有代表性，如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6年内与日伪军进行了870次大小战斗，歼灭敌人37000人，缴获许多武器物资，取得辉煌成绩。海南黎族与当地苗族、汉族一起组织了琼崖抗日独立队，1941年底已发展到4个支队10个大队的规模，成立了“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诸多抗日根据地，有力抵挡了日军对海南的侵略。甘肃拉卜楞地区黄正清等人号召藏族人民为抗战尽一份责任，共筹集资金百万元，购买三十架飞机，受到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总之，全国各少数民族的武装抗日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敌占区的各个少数民族都尽自己的财力、物力、人力投入了抗日行列中，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为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彻底“站起来”，改革开放使中国各民族“富起来”，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逐步实现，使中华民族不断“强起来”成为历史事实。在发展中，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日益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性在不断增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事实上逐渐扎根于各民族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