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中国崭新社会结构的共通性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变

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紧密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我国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不断深化，呈现出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

（一）人口大流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少数民族人口大规模向东部和内地城市流动。与此同时，内地群众也大量进入边疆民族地区经商、旅游、居住，形成了双向流动和更广范围的交往交流交融局面。

从2000年到2010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规模日渐庞大。从绝对数量看，2000年，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为824.43万，到2010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增长为1683.86万，十年间增长一倍有余。从单个少数民族的情况看，2000年，流动人口超过10万人的少数民族有14个，其中壮族、回族和满族三个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更是超过100万，蒙古族、苗族和土家族三个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超过50万。到2010年，流动人口超过10万人的少数民族增加到20个，较2000年，哈尼族、黎族、哈萨克族、畲族、仡佬族和傣族6个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超过10万人；流动人口数量超过百万的少数民族有６个，其中壮族的流动人口开始接近300万，回族和满族流动人口开始接近200万。此外，流动人口为98.39万的彝族和流动人口为81.52万的维吾尔族，也开始接近百万大关。就相对数量而言，从总体看，2000年，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率为7.83%，到2010 年，人口流动率上升为14.77%，增长接近一倍。东部很多省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甚至超过了本地常住少数民族的数量。例如，浙江省121.5万少数民族人口中，来自省外的就有96.1万人；广东省少数民族人口有320多万，其中，外来的有250万人，远远超过世居的少数民族。可以说，我国已经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进入21世纪以来，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急剧增长，结构日益复杂，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已成为我国社会巨变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一是人口流动规模日益增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总数不断增加。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人口流动参与度仅7%。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为3.76亿人，流动人口规模占全国总人口的26.62%，即1/4的人口处于流动状态。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的人口规模增长了88.52%，市辖区内的人户分离人口规模增长192.66%，流动人口增长69.73%。短短四十年时间内，中国人口空间的变动实现了由低流动性向高流动性的转变。根据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中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7.4%，据此推算，中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总量约为1750万人，相比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1522.9万人增长了227.1万人，其中大部分流向了中西部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如2000年到2010年，北京市少数民族人口由58.5万人增加到80.1万人，上海市少数民族人口由10.4万人增加到27.6万人。

二是人口流动流向日趋均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出现代际更替。比较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虽然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比例有所下降，但其绝对规模已从2000年的3315.96万人，增长至2020年的9465.97万人，因此东部发达地区作为主要流入地区的格局仍存在，流动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同时，2000年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以及兴边富民等战略的实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人口流动流向的分布，逐渐呈现相对均衡的态势，西部城市吸引的流动人口规模也稳步提高。从流入地的城市划分来看，大城市、特大城市的人口集聚有减弱趋势，大中型城市流动人口集聚趋势呈上升趋势，全国流动人口流向呈现从特大城市转向中大型城市分散流动、相对均衡的趋势。

三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日渐融合。各少数民族在空间维度上的人口流动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长距离跨区域流动。例如，随着深圳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包括各少数民族同胞在内的其他各省份的适龄劳动力大量进入深圳务工。隶属于广东省深圳市宝民社区内有工厂、企业、商铺等近千家，是一个集工业、商贸、居住于一体的综合型城市社区。社区总人口约3.6万人，有汉、壮、回、 苗、蒙古、维吾尔等25个民族成员。各民族居民在社区内摆摊、开店、务工等方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共同建设城市家园。一种是短距离区域内的流动。其中的短距离人口流动形式，在新时代的民族地区呈现出多种亚类型:如地方政府移民安置型；短距离自发移民型；城镇自主购房建房型；以及在城镇务工的暂居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类型。

（二）社会转型与各民族全面交流的社会事业

我国持续4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社会转型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绝对贫困历史性消除。民族八省区的综合GDP从1978年的57.68亿元，增至2020年的104491.94亿元；从2000年至2020年，民族八省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为12.66%，高于全国平均11.66%的增速。

社会事业是指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所提供的各种公益性支持与服务活动的总和，是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公正，维持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重要活动。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科技、文化体育等。在很多经济产业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合作与相互联系。以藏区的松茸为例，从采集、运输、储存、销售到最后摆上各家各户的餐桌，其各个环节分别是由许多民族参与来完成的。不同民族在同一个产业链中实现有序分工并密切合作，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一个基本形态。同样，内地许多商品进入民族聚居区的销售链也同样是多民族合作的结果。在连接民族地区与内地的文化、教育、医疗等各项事业方面也都出现了同样的情形。西部大开发、西气东送、西电东输、脱贫攻坚、“一带一路”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对各民族全面交流提供了更多契机。

二、新时代中国崭新社会结构的“四共”特征

结构是分析人类社会的有力工具，因而“社会结构”也成为社会人文学科关注的对象。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对“社会结构”下了定义，他认为社会结构是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规定或支配的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社会结构又可细分为人口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家庭结构、民族种族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等多个面向。新中国崭新的社会结构是面向多民族国家建设提出的新观念，提倡建立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

2014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从居住生活、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日常环节入手，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虽然，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政策是2014年才出现在我国的民族政策话语体系中的，但此前该命题的有些内容或个别的概念在民族工作中已体现。“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是指不同群体间在空间居住、学习生活、文化娱乐等方面交往交流的事实状态和互动关系，它主要强调通过这种良好的互动所产生的群体间在思想意识、内心情感、价值认同方面的和谐统一。

（一）新时代的互嵌式共居

“共居”指由两个以上民族共同居住并形成空间相错的同一区域内的共同体中，各民族在空间分布上相互嵌入，情感上相互包容，各民族成员之间自由交往交流交融。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建立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这个概念时指出：“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个描述就是指各民族紧密团结、亲密无间的状态，涵盖了各民族之间的情感关系（或精神关系）状态。如何使各民族达到“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其最重要的路径就是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新时代我国人口的大流动与社会结构的大转型等有关数据表明，当前已经打破了民族地区传统人口分布的空间居住格局，因此必须重新在总体层面审视全国各民族人口的分布新格局。如果说传统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是静态的“大杂居，小聚居”形态，那么目前已经进入了一种动态的“嵌入型”人口分布结构。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进一步指出：“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紧密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我国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不断深化，呈现出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各民族相互嵌入的居住格局，为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空间基础，是新时代各民族平等性共学、有机式共事、精神性共乐的空间保障。新时代应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出发，审视民族互嵌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认为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作为条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手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目标。

（二）新时代的平等性共学

“共学”是指各民族相互学习彼此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通过“共学”促进相互了解相互欣赏,从而实现各方共同进步。

我国各地教育水平的差距源于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双重因素，其中经济上的不均衡发展是造成部分地区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根本原因。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视频讲话中向世人宣告，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推动平等性共学的实现，是新时代促进各民族更深次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紧密团结的重要措施。

“共学”首先是学习语言文字。语言是各民族相互交流的基本工具,是实现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汉语文已经成为各民族群众通用的交流工具。可以预见，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各民族都会越来越自觉参与到传承、使用、发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随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中华民族也必将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我国各民族共同传承和发展的宝贵财富。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客观要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东中部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突出表现为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学习掌握科技知识能力偏低、就业渠道比较窄，这些都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不够有密切关系。

“共学”还要坚持开放性原则。各民族都要克服封闭保守倾向，要在开放中相互取长补短。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都产生过许多先贤哲人、深邃的思想哲理、丰富的文学艺术，拥有很多共同的优良品质，比如勤恳耐劳、谦虚认真、踏实苦干、勇于创新等。这些都为各族人民相互学习、互学互鉴、取长补短、交流合作、相亲相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近年来，随着教育资源的投入，我国区域之间的教育差异逐渐较少，部分省市开始探索更加适应新时代的教育政策，这也从侧面进一步展现了新时代我国民族教育水平的提高。

（三）新时代的有机式共事

“共事”的内涵是指各民族心连心，肩并肩，齐心协力, 相互协商，相互帮助，共同为实现共同繁荣发展而奋斗。所谓“共事”，就是共同把各项事业干好，“共事”也是各民族相互学习的一个主要途径。在“共事”过程中，各民族成员都处于一个相对固定的集体，大家共事合作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它要求每个成员都能够把心思用在工作上，团结共事，密切配合，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借鉴，工作上合力、行动上合拍。新时代有机式共事是横纵联结的双向过程。新时代的有机共事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联结的大趋势，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不同民族之间，不同社会组织和团体之间，人与人及人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和谐共生的常态。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城镇和乡村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现代城市社会源于以机械为基础的工业生产方式，是区域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人们以职业为轴心、以个人或核心家庭的形式居住在散落分布的各种住宅小区中，形成散户社区。乡土社会中，村落共同体是个人生活空间的全部，但城市社会中，以工厂、办公室等职业空间为中心的生活使散户社区中的人们缺乏共处的时间和空间。不同在于土地就是那块土地，人与土地是粘着在一起的，乡土社会的地缘关系就是人与人连接在同一块土地上；而职业尽管像土地一样也是“铁打的营盘”，但城市社会中，职业流动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职业流动带来人口的区域流动，这种流动小则跨越社区，大则跨越城市。这是一个流动的社会，人是流动的，职业是流动的，区域是流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流动的。流动使业缘关系、地缘关系难以持久，也使亲属、朋友等往往居住在不同的社区，甚至不同的城市。然而城镇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繁荣的支撑，乡村的振兴也离不开城镇的有力辐射和带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坚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的要求，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双轮驱动下民族关系展现出了和谐共生的常态。

（四）新时代的精神性共乐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中的“共享”就是对各民族“共乐”的最好注解，“共乐”的主要内涵就是使各族群众能有获得感、幸福感，是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共乐”要求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参与度和获得感”，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民生优先、民生先动，突出重点、补齐短板。紧紧围绕民族团结和民生改善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让各族群众更好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把着力解决好各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住房、医疗、教育，到物价、就业、社保等方面，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发展成果快速地见诸社会生活，看得见、摸得着，使各族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孤有所靠、弱有所扶，不断提高参与度、获得感和幸福感。各民族共享的精神文化产品，表达传统文化的怀旧隽永、革命文化的英雄气概、时代文化的激昂多元等品质的文艺、文学、影视作品等，也是共乐的主要内容和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