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目标：讲清楚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在其产生、繁衍、发展的地理空间上不断交往交流交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流动并促成了中华民族大融居。

能力目标：引导学生不断了解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在地缘、业缘、血缘这三个至关重要的社会联结纽带下，中华民族紧密联结起来，成为社会共同体。

价值目标：强化学生对中华民族是社会共同体的系统认识，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重点难点：本章重点论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流动和中华民族大融居；难点是如何理解新时代中国崭新社会结构的“四共”特征以及新时期民族团结的工作要点。

教学内容：主要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纽带、新中国崭新社会结构的共通性和新时代中华民族作为社会共同体的巩固和实现途径。

教学方法：专题式教学；讲授、视频资料、讨论相结合。

 

中华民族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在不同的社会联结纽带作用下，中华民族社会结构的不同部分，逐渐熔铸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地缘、业缘、血缘这三个至关重要的社会联结纽带，将中华民族紧密联结起来。

第一节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纽带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地缘纽带

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是由各种形态各异且又绵延相连的地理空间构成的，其中存在的各种地缘纽带，是中华民族所在地理范围中的空间联结逻辑。

（一）基于“地”的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地缘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与中华民族家园紧密相连，与中华民族家园总的生活地理空间相连。中华民族所生活的中华大地具有四个极为明显的特征：

一是整体性半封闭的单元。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中华大地，四周由天然屏障构成相对自成一体的地理环境。生态系统丰富多彩，高原、山地、平原、丘陵、海岸应有尽有。凡此种种构成了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绝、内部结构完整的地理单元。基于此，使中华民族的先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和活动的地理空间。由于不能大规模地与外部其他民族和地区进行交流，只能在自己内部环境中自我调节、独立发展，各族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从而就使各民族心理素质一致的东西越来越多。中国地理条件的这种整体统一性特点，对于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素质统一性的构筑，以及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产生了极大作用和影响。相对封闭的中华大地，为中华民族融合交流、由多元走向一体提供了地理庇护。

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交通地理基础。道路突破地理界限和地区区隔，不仅强化了不同地理单元之间的沟通，也加强了不同文化区域和不同民族地区的联系。因此，历代的道路规划和建设，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条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交通地理基础。例如秦时，在北方修建了由咸阳到达北方重镇九原郡（治今包头附近）的“直道”；在西南边疆修筑了由今宜宾深入云南地区的“五尺道”；在南方，修筑了从广西、湖南、江西穿越南岭的四条“新道”，这就是后来“南岭通道”的雏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路网络在民族交往、融合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西北，以丝绸之路为中心，增辟今兰州到张掖的大道，开辟由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到平城（今大同）的“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在东南，联系钱塘江与长江的人工水道和长江、黄河间水道的拓展利用以及河北平原水路的开凿，今杭州通往今天津附近的水路交通形成，成为隋代大运河的历史基础。隋开凿大运河，大运河的畅通，使东南和岭南地区尤其是当地各少数民族族群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强化，并完全与之融合成统一的经济区和文化区。元代对全国交通网的贡献，在于打造了全国的驿路系统。元代在全国范围内，东及黑龙江下游、西北及叶尼塞河上游、西南至西藏的广大地区，设置驿站总计1500余处以上，陆有马站，水有水站，构成一个以大都为中心的交通网，遍及四方边地，实现了“梯航毕达，海宇会同”的效果。这个系统被明清沿用，一直到近代（《元史·兵志四·站赤》）。元明清全国交通网的形成让中国疆域内实现了人员、物资、信息的通畅四达，通达的交通不仅巩固了边疆，维系了疆域的稳定，还使得这个地理空间内的各个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形成海陆空交通运输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了多个利民的堰渠工程。例如，红旗渠的建立就是人类克服困难，实现地域协作的绝佳范例。改革开放以后，大江大河大湖治理步伐逐步加快，七大江河防洪标准普遍提高；举世瞩目的黄河小浪底、长江三峡工程先后胜利实现截流，标志着我国水利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现代中国，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的公路交通体系更是四通八达，已基本建成“五纵七横”的高速公路网。如今我国已经是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国家，而且每年都增加5000公里以上。在边疆民族地区，我国的公路体系也极为发达，这是当前我国实现乡村振兴与兴边富民的交通前提。新时代的铁路网络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举措。截止2018年，中国政府已经投入大约2.4万亿元，拥有22000公里的高铁线路。到2025年，国家还计划要铺设15000公里高铁线路。中国高铁已经是中华民族在世界社会中的一张名片，高铁桥梁长度已突破1.6万公里，目前设计、施工、制造等技术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二）地缘团结与中国社会的整体性

中华民族在东亚这一广阔的地理空间范围内，具有自身的地理基础与发展特性，以此塑造了中华民族社会共同体，构成了一个具有地缘团结的整体中国社会。

其一是形成了共生互补经济形态。中国地形复杂，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状分布，南北跨度达30个纬度。多种多样的地形为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多种经营提供了有利条件。不同的地形和30个纬度的跨度使得气候差异较大，东南沿海湿润多雨，水系发达，土壤肥沃，适宜耕作；西部干旱少雨，沙漠宽广，适宜放牧。山区面积广大，平原较少，地面崎岖，造成耕地资源不足且交通不便，不利于发展种植业，但山区在发展林业、牧业、旅游业、采矿业等方面具有优势。因地形地势和气候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进而形成了农耕经济、游牧经济、山地游耕经济等不同的经济类型，这为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奠定了广阔而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为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土壤和养分。

其二是形成了商业合作的走廊。费孝通最先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三大走廊概念，即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学者李星星提出了贯穿全国的“二纵三横”五条“民族走廊”格局，即“藏彝走廊”“土家—苗瑶走廊”“壮侗走廊”“阿尔泰走廊”以及“古氐羌走廊”。其中“藏彝走廊”“土家—苗瑶走廊”，为南—北纵向的“民族走廊”；其他三条为东—西横向的“民族走廊”。其后又有学者提出了辽西走廊、苗疆走廊、武陵走廊等走廊概念。从业缘关系来看，走廊地域都是各民族之间商业上合作的基础。这几大走廊基本涉及了中国北部、西部及南方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如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藏族、苗族、瑶族等，往往融合了彼此之间的经济形式。

其三是形成了各民族相互交错居住的格局。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的分布特点，不仅在空间上互嵌，在社会生活、民族情感等方方面面相互嵌入。我国的各省份，都有多民族人口共同居住、生活。例如，云南省是一个少数民族相对较多的省份，其人口的分布是多样的：一些民族既有一定的聚居区，又杂散居于其他民族中；一些民族则高度集中于一个地、州甚至一个县、一个乡中；有的民族则杂散居于城镇及交通沿线，以村寨聚居；有的民族则散居于城镇。云南全省没有一个单一民族的县，回族、彝族等在全省绝大多数县都有分布。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共同体，一是基于地缘基础全面认同独特地理环境内中国社会共同体内的整体性，一体的环境、一体的行动创造了一体的社会；二是认同整体内部各地域分布存在不断联结、不断团结的趋势，即地缘关系的逐步稳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纽带，就是在这种类别间的团结基础上，不断巩固、发展。

二、中华民族社会共同体的业缘纽带

（一）业缘联结与市场体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离不开各民族在生产关系上的互通有无。中国各民族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种天然分工、相互依存的密切经济联系。不同地区各民族共同发展了农耕、游牧和渔猎等经济形态，都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种天然分工、相互依存的密切经济联系。业缘是在地缘基础上的市场连接纽带，是各种职业、行业的从业者之间的共同体纽带，有效支撑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循环。茶马互市是中国西部历史上内地与边疆地区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茶马古道的交通干道以青藏道、川藏道、滇藏道为主干道。封建王朝为了促进各民族间的经济往来，在交易的地方专门设置了“茶马司”，通过官方的形式更好地发展此干道，促进茶马互市的平等交易，推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实现了边疆的稳定、民族的团结，为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经济人类学认为将经济融入社会的主要途径有三种：互惠、再分配和交换。民族之间的业缘关系充分体现了这三种途径。可以说民族之间业务往来的过程中，这三种途径都得到了充分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内地建设大军带着先进技术和人才，到边疆民族地区屯垦戍边，帮助各族群众发展生产，在民族地区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少数民族人口大规模向东部和内地城市流动。与此同时，内地群众也大量进入边疆民族地区经商、旅游、居住，形成了双向流动和更广范围的交往交流交融局面。以业缘为纽带，西部与东部之间、山区与沿海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等等，发挥了前所未有的高密度互动。对于民族地区的农村人口来说，地缘、业缘关系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主要桥梁，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入城市中实现就业的社会资本。种种举措，促进了民族地区和内地发达地区经济的互补，也从业缘上加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二）百花齐放与共同繁荣、共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行业可谓百花齐放。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可以视为市场体系中不同职业的业缘联结产物。地域性商品、手工业、特色商业等因素，会让一定区域范围的人们共同协力，开展分工经营，这种经济上的职业团结，会为市场分工带来较好的效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改革开放给民族地区人民生活带来巨大改善，让民族地区各族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凝聚发展的强大合力，使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一步步地变为现实，极大地调动了民族地区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了无穷的活力。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不仅仅局限于引进来，更拓展到了走出去的高度，民族地区正在抓住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战略等重大战略机遇，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建设乘势迈上新台阶。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亲缘纽带

（一）交往交流交融的亲缘体系

中华民族不仅在地缘和业缘纽带的历史联结过程中，不断形塑社会共同体的有机团结，而且也不断通过亲缘纽带的联结，在历史进程中推动社会共同体的新关系。这种亲缘关系，既包括血亲关系，也包括姻亲关系。

从历史上看，西周建立后，周公旦制礼作乐，确立了以“亲亲”“尊尊”为核心观念的宗法制社会。所谓“亲亲”是基于天然的血缘关系而建立的宗族圈内的伦理纲常，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相互爱护团结；“尊尊”是在“亲亲”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尊卑秩序，不仅要求在家庭内部执行，在政治生活中亦要讲尊卑关系，秩序和等级。传统文化思想为我们当代认识社会共同体提供了借鉴意义。

基于亲缘关系的社会联结，不只是在上层社会展开，在广阔的基层社会领域，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职业、不同语系的群体之间，都可能产生通婚关系。很多民族地区的家庭，拥有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民族成员，共同结合在一个家庭之中。

（二）交往交流交融的亲缘体系：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是相对于族内通婚而言的一种婚姻形式，指分属于两个不同族群、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两性缔结的婚姻。通婚作为各民族交融的重要途径之一，费孝通表示，在看到汉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成分时，不应忽视汉族也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出了新的血液。从生物基础或所谓的“血统”上讲，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是“纯种”。可见，族际通婚是影响与衡量民族之间的关系、文化融合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诸国兼并向周边扩张，华夷互并接连不绝。秦国僻处西部，不断兼并周边西戎部落。赵国、燕国分为北部、东北部，狄人、夷人相继融入。楚国原本为蛮人，南并蛮人，北并华夏诸国。秦朝合并六国形成的一统国家已经带有不同族群的血脉融合，秦始皇统一文字的举措进一步将这种血脉融合进化成思想意识上的认同。汉朝承袭秦制，在同周边政权交往的过程中，匈奴、越人、鲜卑等周边族群政权随着政权的衰败或兴盛，陆续内迁或成为中原王朝的属地，族群之间通婚也愈加紧密。“汉人”称呼伴随汉朝的影响随之出现。继此之后，东晋十六国乃至南北朝时期是民族大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五胡入华”陆续融入汉族之中。宋、辽、夏、金、元时期是民族大融合的第二个知名的阶段，各族政权统治疆域内不同族群兼具，联姻婚配成为必然。从明至清，在统治范围扩大的同时，开发边疆造成的民族互融也带来姻亲的联系。在这种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众多各民族成员同祖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不同民族之间呈现出兼具深度和广度的通婚网络。根据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家庭户中，两个民族构成的家庭共计1081.4万户，三个民族构成的家庭共计20.15万户，四个及以上民族构成的家庭4100多户。尤其是在北京、上海、重庆、广东、海南、湖北和云南等地，这些直辖市和省份的经济相对发展较快，吸收了大量外来人口，族际通婚户所占比例有所增加。

（三）“家”与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中华民族

家庭，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生活起点与终点，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铺展、营建的坐标，也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共同体构建与治理的基础与依托。就家庭方面说，中国人重视“家和万事兴”和“一体”观念。《礼记·大学》中“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逻辑推进，凸显了家与国的同构性。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一家亲”是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前提，中国梦则是中华儿女大家庭希望实现的梦想。作为中华民族之社会共同体集大成表达——“家”，既有实质上的意义，也有符号象征上的拟制意义。家是小社会，由千万个家构成的中华民族就是大型的社会共同体。古人常讲天下一家，即将天下不同民族、不同地方的人当成同一的大家庭成员看待。天下一家、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等说法，是共同体拥有凝聚力的表现。各民族一家亲的文化传统，在早期先民的神话中便可见踪影，并广见于各民族的创世史诗之中，赋予了中华民族同根同源的文化叙事。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描绘了崭新的时代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坚忍不拔，以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为实现这个伟大梦想进行了百年奋斗。今天，我们离实现全面小康、实现民族复兴从未如此之近。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贯穿了崭新的时代主线。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展现了崭新的时代氛围。在这一时代号召指引下，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推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等朴实无华的话语已经深入人心，各族群众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谱写出一曲曲和衷共济、血浓于水的赞歌，不断凝聚起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蓬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