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目标：主要通过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来阐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共享的政治理念、共同的政治追求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治理的不同方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推动作用。

能力目标：引导学生能够在课堂讲授和自主学习中，不断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坚实政治基础和是个政治共同体的表现。

价值目标：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属性，树立起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重点难点：重点在于新时代如何更好的推进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建设。难点是如何理解“大一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根性，如何从文明的本质基因中理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必然性。                

教学内容：主要阐述历史“大一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推进、新中国初期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大政方针、新时代推动中华民族政治共同性建设的路径。

教学方法：专题式教学；讲授、视频资料、讨论相结合

 

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历史上，大一统思想、实践和事实上存在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中国各民族相互之间的政治联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摆脱了长期遭受耻辱的历史，实现了彻底的民族解放，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了主人。由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推动，民族地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各族人民“五个认同”日益增强，相互之间的政治联系愈加紧密，不断形成政治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第一节  “大一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推进

一、“大一统”政治体制的演变

自秦汉以来，“大一统”格局成为历代王朝持续追求的政治目标，即使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各割据政权也都以实现“大一统”为最终目的，把追求重新统一、强调正统地位作为自身政治合法性的根本。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实现了局部的统一，为其后全国“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所谓战国七雄，实际是每个国家实现了地区性的“华夷”统一，而全国统一的历史大趋势在当时已是不可逆转。经过多次军事征伐，地处西部的秦国完成了“大一统”的历史使命，拉开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壮大的序幕。自秦汉到清朝2000多年的历史，多民族中国的大统一，虽然经历了数次分裂，但每次分裂之后出现了更大范围内的统一，由南北多民族的地区统一形成南北两个王朝的对峙，进而达到全国性更高度的统一。

从具体历史进程分析，秦汉400多年是“大一统”初步发展时期，华夏在“大一统”历史条件下形成了汉族，实现了“华夷”在全国范围内的大统一，奠定了其后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疆域基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处于割据混战时期，但都实现了区域内的多民族统一，尤其在中国北方，形成了实力强劲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他们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理解深刻，他们走上逐鹿中原的历史舞台，均以中国自居，并力图与南方汉人王朝争夺中华正统，集中体现了“大一统”思想在少数民族政权建设中的影响。隋唐两个王朝前后历经300多年，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得到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时期，不仅中国各民族经济文化都有重要发展，中国南北方与世界的交流也比以往更为扩大。可以说，“大一统”格局在南北朝短暂分裂后有了更大程度发展。辽金与两宋的对峙虽是地区性政权的对峙，但南北王朝的基本制度、经济文化、思想形态都大致相同，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开拓做出重大贡献。元明清时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大一统”局面得到了数百年的维护和巩固，全国所有民族都被纳入到中央管辖范围内，中央政令可直达每个地区、每个民族，中国疆域基本趋于稳定，同时在统一的中国内依据不同民族文化、区域特征等，以不同的政策法令对管辖地区进行了有效治理。民国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处内忧外患之中，但“大一统”的政治追求依然没有变化，经数十年的奋勇抗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历史遗产，同时为“大一统”格局的稳定提供了坚强的保障。通过历史梳理可知，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分裂只是伴随主流的一种旋流，最终还是会汇入主流，实现国家的统一，在“大一统”演进的过程中，不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对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了强烈的认同。

二、“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基本表现

“大一统”不仅是一种思想形态，同样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形态，而这种政治形态的形成肇始于秦王朝。“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一套健全系统的政治体系，有效管理了刚结束分裂局面的中国，秦代“大一统”政治制度被后世各王朝所继承，并进行了若干补充、创新和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制度基础。从“大一统”政治制度的表现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层面的中央集权制度。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保障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能够向一体化方向发展的重要制度依托，且历代中央集权制度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不同时代特点，不断进行发展，有效促使中央王朝保持长期的财政军事统一，对于边疆地区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元前3世纪，秦国商鞅推行的变法初步确立了中央集权的雏形。秦始皇确立皇帝制，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并颁布秦律，焚书坑儒，加强思想控制。西汉通过组成内朝和外朝，加强皇权，实行刺史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僚的监督和控制。颁布推恩令和附益法，解决王国问题，重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统治，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西汉的统治思想，将儒家思想改造为适应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需要的指导思想。隋文帝推行三省六部制，使封建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不仅提高了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也分散了朝中大臣的权力，特别是将相权一分为三，从而加强了皇权，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稳定性。此外，还建立健全府兵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军事控制力。唐朝在这一改革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并广泛推行科举制度，以提高官员的整体文化素质，令平民也有机会成为社会的上层人物。北宋通过集中军权，强化皇权和中央集权制度。设三衙统领禁军，并与枢密院互相牵制；实行更戍法，以防武将专权；设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分割宰相权力，派文官做知州，知州设通判，二者互相牵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各路设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政，集中财权；中央派文官担任地方司法官员，集中司法权。明朝废除丞相，权分六部；地方实行三司分权。明朝实行统兵权和调兵权的分离。清沿用了明朝的内阁六部，增设军机处，我国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   

第二，地方层面郡县与行省制度。秦汉国家的形态结构与夏商西周“复合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废除诸侯，建立起单一的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郡、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全国境内的“多民族”被纳入郡县这样的行政管辖的范围之内，由行政管理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统合可减少、融化族群之间的差异；郡县控制了地方，郡县制有利于集权和统一。汉承秦制，汉初实行郡（国）县二级制。汉武帝时为了加强对郡国守相的监督，设立司隶校尉与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州部为监察区。东汉开始把州变为行政区，成为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秦汉之后，尽管在地方行政管理的层级上，各个朝代互有差异，但这些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们统称为“郡县制”。“郡县制”这样的体制机制以及由此而呈现出的国家形态结构，是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郡县制解决了二千多年帝制王朝直接管辖地区的行政管理，也在结构上维护了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形态。在这样的行政区内，汉族是主体民族，也包含少数民族，也就是说，郡县之内已有不少地方民族杂处，这种由郡县制行政管理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统合以及由作为国家文化的汉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凝聚力，则可以逐渐消融郡县制行政区域内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差异,并进而走向民族融合。在郡县制行政区域之外的边疆地区，除了“夷汉相错而居”之外，经历了从“羁縻”政策到“土司”制，再到“改土归流”或移民实边或直接管辖，使边疆地区在逐步实现“封建化”的同时，也走向与内地“行政一体化”。

行省制度首创于元代，明清在这一制度基础上进行发展，是中国行政制度的重大变革，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元代设置了11个行中书省；明朝改行省为13布政使司；清初为15省，康熙又增置3省,成18省。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它有效的巩固了祖国辽阔的疆域，加强边远地区的经济开发,增进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明清时期继续实行行省制度，并将该制度推向了鼎盛，保障了拥有亿万人口和众多民族的中华民族聚而不散,保障了疆域居世界前列的中国国土不可分离,对明清的长期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大一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根性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断流的文明体系。从五千年的文明演变的整体角度分析中华文明的不间断性，历代中央王朝坚守的“大一统”是最核心的动力之一。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大一统”已经深深镌刻在中华文明的基因之中，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根性，谁要放弃了“大一统”，就等于失去了合法性。一方面，作为一种历史的“元推力”促进着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不断推动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中华文明自身的演变逻辑和文明发展的经验智慧，它为今天各民族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示，也能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更进一步讲，能为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提供有效的治理经验。

作为世界上唯一同根同种同文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从未曾中断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很早就有了“大一统”观念，历经三千多年的执政实践、制度建构和伦理教化，终成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独特文明内核。在周朝，确立了“大一统”的道义标准，建构了“以德配天”的革命理论、“亲亲尊尊”的宗法制度和“有教无类”的执政者培养体系；在秦汉，奠定了“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确立了皇帝制度、郡县制与礼法合一的治理模式；在隋唐，成熟定型三省六部制与科举制，形成了完善的文官制度，并在宋朝实现了平民化儒学教育与乡绅制；在明清，最终实现了“大一统”民族整合，形成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疆域格局和多民族治理的重要模式。正是因为“大一统”，中华民族历经风雨沧桑而生生不息；华文明遭遇挫折却不断返本开新。

从中西文明对比看，“大一统”的文明根性特征更加明显。中华文明和其他古典文明，既有相通又有不同。希腊古典文明与中华古典文明同时存在，同样伟大，各成体系。政治制度方面，希腊城邦多元自治，既有雅典的民主制，又有斯巴达的双王制。中国先秦时期，则是由周代分封制，转为战国末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政治观念方面，古希腊视城邦的独立自由为最高价值，中国先秦时期视大一统为最高价值。共同体构建方面，古希腊没有一个超越各邦之上的共有核心，也从未建立超越各城邦的国家。而先秦时代先是建立起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的统一秩序，后又建立起了统一国家。政治认同方面，古希腊城邦始终存在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先秦时期，华夏人和异族之间没有绝对界限，夷夏转化交融，为后世多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在所有的不同中，最重要的就是统与分的不同。正是这个不同而带出了其他许多不同。希腊统一运动形成的，是亚历山大帝国，仅七年即分裂，其后的三大继承者王国内斗100年，被罗马逐一兼并。罗马留下了希腊的文化艺术，却抛弃了它的政治制度。战国统一运动形成的，是大一统秦王朝，虽14年后崩溃，但很快就再次兴起了大一统汉王朝。秦制被后来的历代王朝所继承，整整两千余年。两种文明根性塑造了两种不同的道路。

总的来看，西方不断走向分。从地域上分，从民族上分，从语言上分。其间也有统一的努力，如罗马的努力，基督教的努力。但分的趋势占据主流，最终归结到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中国则不断走向合。从地域上合，从民族上合，从语言上合，其间也有分离的时期，比如王朝更替，比如游牧民族冲击，但合的趋势占主流。造就了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根性。

中华文明并不是没有“分”的概念，但并不是“分治”，而是“分工”。荀子对于“分合关系”论述最为明确。他说，人体力弱小，何以能超越禽兽而生存？因为人能组织成集体。组成集体的关键在“分工”。即确定不同的社会角色，但要对彼此承担起责任。只要分工符合“礼义”，就能整合社会。因此，分是为了和，和是为了统一，统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大，强大则能够改造自然。中国，不是唯一的大一统文明。但所有的大一统文明，首要的价值基础都在于长久和平。长久和平带来的稳定，混乱自由带来的创新，哪个更值得追求？这涵盖了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的无穷争论，可以说是不同文明价值观之争，永远没个定论。即便在希腊罗马文明内部，对很多问题也会有不同答案。如有古史学家说，罗马在产生智慧方面，远远不如希腊。所有哲学与科学，都是希腊产生的，罗马只不过产生了几个诗人与工匠。但如果没有罗马的政治架构，就不会有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世界性传播。如有政治学家说，只有按雅典那样按抽签决定治理权的直接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但如果没有罗马的混合政制，雅典精神将永远只限于一个几万人的小城邦，而不会发展成世界性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