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目标：主要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现代化，以及新时代党和国家促进各民族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义。

能力目标：通过学习各民族经济发展历程和我国促进经济共同发展而实施的方针政策，引导学生理解经济共同体的特点和意义。

价值目标：通过历史上经济往来和互助，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牢固的经济基础；通过建国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感受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重点难点：重点是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难点在于如何激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

教学内容：历史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表现出的共同体基础，新中国成立70多年民族地区经济的大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建成小康社会的意义和要点，各民族努力推动现代化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遵循与举措。

教学方法：专题式教学、讲授、视频资料和讨论相结合。

2019年9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没有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他又指出“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些重要论断表明，中华民族在历史和现实发展中始终是一个经济共同体。    

 

 

第一节 我国各民族经济互补的发展历史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多样，决定了各民族生活地区不同的生产方式和自然条件的不同。由此，天然地形成了东部的农业区和西部的草原牧区，造就了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并存的格局，如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畜牧业经济类型和采集渔猎经济类型。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以农耕为主，游牧(后为畜牧)、渔猎为辅，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互相结合的经济结构。

一、各民族间的经济互补和协同发展

历史上，中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也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逐渐形成转变的过程。总体来说，发端于中原地区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民族群体，在与四方诸部差异化经济生活的基础上，通过交往、交流形成经济互补关系，从而使相互之间因需要与被需要而形成日益紧密的联系。

人类社会早期，人对于自然界而言是束手无策的，生产更多的取决于自然环境。自然条件如地形、气候、土壤等因素对生产的限制越大，产品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自然产品”。春秋至战国，华夏与四夷经济生活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提高，“五方之民”由于所处地理方位不同，自然条件不同，因而作为劳动改造的对象、生产方式和产品也不同，造成中土与四方诸部经济生活巨大的差异性，相互之间经济互换互通成为可能。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夫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司马迁的“不召自来”“不求而出”“贱之征贵，贵之征贱”等说法，说明当时不同地区之间物产差别，已形成了相互需求并由经济规律支配的交换现象，不同地区间经济交往日益密切，经济共同体初现端倪。

秦一统中国，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是在经济领域促进一体性的举措，也是在政治一体基础上推行经济一体化的尝试。汉代时期，不但“大汉”、“强胡”之间因生产方式和产品的不同，造成长城两侧相互间旺盛的经济需求和交换的需要，而且丝绸之路的开发和形成让内地与西北、西域之间的经济往来成为可能。东晋南渡促进了南方各地经济发展，北方“五胡十六国”也需要经济发展来支撑其军事力量，北魏实施的“均田制”改革，实现了农户皆有田，在推行中极大地激发了农业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粮食产量的提升和人口的增长，甚至推动了其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形态的转变，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进步。唐代疆域更加广阔，经济贸易的繁荣不但普及国土疆域之内，而且在与西域、中亚、西亚的交往中，夹杂了茶叶、丝绸等商品的交流交换，也传播着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北宋与辽、夏、金对峙鼎立，相互之间存在大量以“贡赋”、“岁币”等方式存在的经济交往，和平时期，民间经济交往也很频繁。元朝是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统一中国王朝，并且将西藏纳入统治版图，忽必烈时期从畜牧业生产方式向“农桑立国”转变，不但促进内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使得蒙古族和藏族均成为中华经济共同体重要成员，推动了农牧经济的交往。明代在关外大量设立卫所，经济活动涉及的范围和产品种类更加扩大。清代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经济大发展时期，也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最高的时期，虽然对外属于自给自足，但在王朝内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是非常频繁的。

从横向看，在我国各种经济文化类型中，农业经济具备核心基础地位，中原地区主要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据史书记载，汉代全国总人口达到5000万，这与汉代“休养生息”经济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农村和农民物质生活大为改善有密切关系。从宋代起，人口又呈上升趋势，到了明代，总人口达1.2亿；清末，中国已有人口4亿左右，其主要原因还是农业基础地位巩固，粮食产量稳步上升，经济繁荣。

除了农业发展以外，我国北方、东北、西北、西南诸多民族适应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采取了畜牧业、采集渔猎等生产方式，这些生产方式伴随历史发展，其生产能力也在不断发展。但总体来看，这些生产方式更多地依赖于自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产品相对单一，不耐储存，需要农业产品来补充其居民的食物来源结构，这就更进一步形成中原与边疆生产和经济的互补关系。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双重因素的影响，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育程度在新中国成立前普遍处于较低的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有大约3000万人口的地区还保持着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大约400万人口的地区还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大约100多万人口的地区还保持着奴隶制度。” 当时少数民族群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要与全国一道建成社会主义现代经济，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但到2019年，仅用了70年时间，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落后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绝大多数群众过上了小康生活；民族地区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些都得益于我国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大力投入。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民族地区生产方式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大部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白皮书中描述了1949年之前的状况：“少数民族群众主要从事传统的农牧业，一些地区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部分地区铁器尚未得到普遍使用，有的地方甚至还在使用木器、石器。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十分困苦。” 如此落后的生产力、如此贫困的生活状态，迫切需要党和国家以及中华民族大家庭兄弟姐妹的帮助；并且，扶持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是稳固当时刚刚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于是，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下，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采取特殊的、积极的帮扶政策，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1953－1956年，党中央领导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使国民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这一过渡时期，党中央大力扶持了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经济基础薄弱的民族地区建立了一批公有制企业，成为了推动其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苏联在“一五”时期曾援助我国工业领域 156项工程，其中有40多项布局在民族地区，这些工程为奠定各民族地区工业基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线建设”时期，现代工业体系在民族地区初步形成。自1964年起的 “三线建设”，对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积极影响，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使我国的工业布局向偏远的山区和交通不便的地区转移。这期间一批重大项目在民族地区落成，如大型能源方面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贺兰山煤炭工业基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现代化大型露天煤矿，新疆克拉玛依—乌鲁木齐全长296公里的输油管道，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总发电能力122.5万千瓦的刘家峡水电站。在钢铁、有色金属和化工方面，也分别在宁夏、广西等地建成了一批大型厂矿企业，其中许多至今仍在运行。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民族地区经济实现了长足发展，为各民族大团结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这一时期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确立之初，民族地区经济总体发展还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在以下几个领域存在短板：人力资源相以缺乏、技术水平相对低下、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以及对外开放程度明显不足。为帮助民族地区补齐发展短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改善其市场经济运行环境。“十五”规划中明确要求：“重点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牧区建设、民族特需品生产、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事业发展。注意支持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促进西部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经济技术与贸易合作，逐步形成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国际区域合作新格局。” 既强调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与帮助，又强调少数民族地区要积极参与国内外的整体经济活动，发挥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优势作用，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的加速发展。2000年前后，相继启动对口支援、西部开发、财政转移等政策措施，并不断鼓励少数民族群众和民族地区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实现长足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民族地区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民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如精准扶贫、集中连片贫困区的扶贫攻坚、持续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兴边富民，启动“三区三州”重点脱贫工程等，而这些举措也有力的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所说：“7年来，我十几次到民族地区调研，在雪域高原、天山南北，在祖国北疆、西南边陲，亲眼看到了民族地区面貌日新月异、少数民族群众生活蒸蒸日上。7年来，民族地区累计减贫2500多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1%下降到4%。” 新中国成立70年，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

三、“两个共同”对改革开放 “富起来”的促动

“两个共同”即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两个共同”首次提出于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胡锦涛明确指出“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共同团结奋斗，就是要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来，凝聚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来。共同繁荣发展，就是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抓好发展，千方百计加快各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只有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才会具有强大动力，只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才能有坚实基础。

2019年9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将各民族的团结奋斗、繁荣发展、经济社会进步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促进各民族紧跟时代步伐，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可见，“两个共同”民族工作主题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依然是推动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