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一、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一般认为，中华文化的直接源头有多个，而其中又以北方黄河文化和南方长江文化为主。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的史前人类就已经对器物的光滑感有了朦胧的意识。如周口店北京人已经开始使用较为均匀、规整的石器，陕西大荔人能选择质地细腻、色泽优美的玛瑙制作工具。进入新石器时代，史前人类开始使用磨制石器和陶器。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史前人类开始超越实用目的美化器物，并开始有意识地美化自身。比如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就发掘了一个椭圆形盘，盘的边沿上装饰着连续的树叶纹图案。在仰韶文化遗址、马家窑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都发掘了大量刻画着各种纹饰的彩陶。这表明史前时期人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审美意识。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猪龙和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都是图腾符号，这表明在史前人类看来玉具有沟通神人的神秘作用。文化现象初步出现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殷周时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萌发期

根据现代考古的重大发现，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史前存在着三大民族集团，即河洛民族(华夏集团)、海岱民族(东夷集团)和江汉民族(苗蛮集团)。正是这些先祖创造了多根系、多元发生的民族文化，较具代表性的文化有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作为炎、黄两族胄裔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进入文明时代，先后建立夏、商、周三个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

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与此同时，“夷夏观念”萌芽并最终形成。人们将居于四周及文化上与内地文化不相同的民族称为“夷”，并自称为“夏”或 “华”。需要指出的是，夏国家与夏民族共同体同时产生，这种政治与民族的耦合互动关系，在商、周时期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华夏民族共同体的宗族与民族合一、国家与民族同构的独有特征。《竹书纪年》载夏时“九夷来宾”“九夷来御”等，说明华夏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互动。殷周之际，华夏民族文化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嬗变就是从神本走向人本。王国维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与此同时，宗教观念也有了变化，即将此前未加分辨的人王先祖的世界与神的世界分开。这样，人的血缘、主体性等得到重视，根植于此的礼乐文化在经历多次损益之后，深深地镌刻在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之上，为这一共同体最终形成循天道、尚人文、远鬼神、近俗世、重伦常以及崇教化的伦理政治特征开辟了通道。在夏、商、西周时期，华夏民族文化通过交往、战争、迁徙、聚合等方式，不断与周边“四夷”共存互动，彼此吸收文化成分，逐渐“达其志，通其欲”。中华传统文化由此萌发，华夏文化共同体逐步形成，此阶段可视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萌发阶段。

（二）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奠基期

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进程加快，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自由的第一个高峰，亦是知识分子们津津乐道的盛景。但大家只注重了“争”的一面，却忽视了“融”的一面。几十年来陆续出土的战国简帛印证了“诸家杂糅”相融相合的现实。郭店简中，可以看到儒家与道家混同；上博简中，可以看到儒家与墨家混同；马王堆帛书中，可以看到道家与法家混同。“德”不为孔孟独享，“道”不为老庄专有，“法”不由商韩把持。在秦征服六国之前，诸子百家的思想融合已经开始。

诸子百家虽然哲学体系差异极大，但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即建立“统一秩序”。儒家强调“定于一”的礼乐道德秩序，法家强调“车同轨、书同文”的权力法律秩序，墨家强调“尚同”与“执一”的社会行动秩序。即便强调极端自由的道家，对统一秩序也是认同的。老子的“小国寡民”，经常被说成主张分治。但实际上，“小国”只是政治过渡的单元，“邦国”之后还有“天下”这一最终秩序——“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他还反复探讨“取天下”和“天下王”的奥秘。只是他对“天下王”要求太高了，光有权力不行，必须是圣人，“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类似于哲学王。庄子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经常被解读成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庄子反对的是儒家瞎折腾的“有为而治”，推崇道家更高明的“无为而治”，但“治”的本身是统一的，“万物虽多，其治一也”。

在这个共同基础上，战国成了思想制度的熔炉。秦国的法家贡献了大一统的基层政权；鲁国的儒家贡献了大一统的道德秩序；楚国的道家贡献了自由精神；齐国将道家与法家结合，产生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和以市场调节财富的“管子之学”；魏韩贡献了纵横外交的战略学与刑名法术的治理学，赵燕贡献了骑兵步兵合体的军事制度，如此等等。最后的结果，就是汉朝。汉的政权结构来自秦，意识形态来自鲁，经济政策来自齐，艺术文脉来自楚，北伐匈奴的军事力量来自赵燕旧部。

战国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以卒”。他批判墨家不懂得建设国家秩序，但吸收其“兼爱”思想，并发展成“天下政治”的无私原则。他批判道家只通天命不通人事，但吸收了其非人格、无善恶的天命观，发展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他批判黄老学派的“有诎而无信”，但吸收了其经济思想，肯定了商业对于国家的价值。他将孔孟追求的“纯粹”儒家，变成为驳杂宏阔的“大儒家”。荀子兼容百家，“极高明而道中庸。”，使中华传统文化最善于包容完全相反的矛盾体，最善于结合看似不可能的矛盾体，最善于使一切“非此即彼”。 

与此同时，在诸侯争霸的兼并战争中，不少周边少数民族逐渐华夏化，如东北的东胡族、齐鲁的东夷等。华夏民族也总括出“苟行仁义，四海之内皆兄弟”和“修其教不移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原则，提倡“和而不同”的和合精神。华夏民族文化积极吸收异质文化，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等。在这一时期，华夏民族文化渡过“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危机的事实，也充分说明了华夏文化共同体内部具有十分强大的自我调节、应对挑战的机制，从而使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得以形成。

（三）秦统一到清朝中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期

秦始皇利用国家权力的力量，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修秦律、定一尊的举措。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儒家思想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气派空前的宽容和摄取，造就了隋唐文化的空前辉煌。唐文化就体现出“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佛教勃兴、道教风行、儒学昌明。宋朝理学使儒释道三教合流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形成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为主旨的“阳明学派”，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潮，编辑了《永乐大典》，兴起了“乾嘉学派”。

同时，在此阶段，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空前高涨。

一方面，华夏远裔曾经与炎黄子孙同源同种，随着空间迁移，从中心而边缘，又历经时间变迁，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但是，在中心文化的激荡下，最终又选择了回归，面对远祖文化与后生成文化的碰撞，他们大多持一种积极主动的心态，其中匈奴、鲜卑、契 丹最为典型。魏太宗拓跋嗣 “兼资文武，礼爱儒生，好览史 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云”。魏高祖拓跋宏：“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受师，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在兴而作”足见中原文化对其影响之大。他首次将汉话作为官方语言，加速了对优秀文化的吸收，主动融入社会主流文化。除此之外，与华夏文化同根同源的契丹文化也表现出了对中原文化的亲近，对儒家思想、礼仪文化、音乐文化的吸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辽初，尊孔子为圣，并时时拜谒祭祀，接受礼、服、舆、乐等文化。在此过程中，契丹一方面没有放弃其主要文化，另一方面对于新文化体系中的一些做法和规定性开始自觉的学习。

另一方面，还存在主流文化收缩而外部文化积极进入的情形，这一文化传播现象主要发生在宋朝。宋初，出现了四方来朝来献、呈现出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宋朝文化的发展甚至超过了汉唐，除了内部文化蓬勃发展，还在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因为“万国来朝”的局面得到了充分发展，为进一步获取旺盛的文化生命力创造了机会。在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实力逐渐南移，文化的交融、碰撞也日益频繁，导致了文化间的沟通与融合，从而为主流文化注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上，虽有“胡”“华”之隔，但华夏远裔还是以“中华”为荣，因为这之间存在着文化血脉的联系。主动融入既是少数民族文化、四方文化对于中心文化的朝圣，也是主流文化内涵增加的过程。明初，朱元璋以反元复汉为号召，而一旦立国便立即承认元朝入主中原是“天命”，宣扬天下一统，“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将忽必烈列入历代帝王庙与三皇五帝、三代两汉唐宋开国之君一同祭祀。清王朝时期，自康熙祭拜孔子后，历届清帝都彻底推行中原华夏文明。

由上可知，在此时期，不仅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也在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速度加快和程度加深的过程中得以发展。

（四）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型期

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一时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型期。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朝紧闭的国门，在一番抗争败下阵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它也开启了一扇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开眼看世界”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标志，也使新旧文化开始发生激烈碰撞。

中华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转型，大体经历三个阶段：一是洋务运动开启了近代文化变革的先河，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西方价值观对儒家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产生巨大冲击。二是甲午海战的失败使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觉醒，认为要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还必须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维新派推行君主立宪制，提倡民权。三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孙中山贡献给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财富，就是他提出的三民主义。然而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军阀混战所吞没。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的现状，还必须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新文化运动正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外交困的境况下兴起的，它是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我批判、救亡与启蒙并行的民族自救运动。一代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提倡新思想、新文化。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试图用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构筑新的文化体系，从而生发出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此同时，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也在经历诸多困境之后，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轨道，从而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获得了蜕变和新生。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在培育出世界主义与世界精神、儒学世界观提倡的人道主义、儒学及佛教存有的合理主义等思想渊源的同时，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文化发展

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革命文化逐渐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中构建的文化，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丰富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时期。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革命”为精神内核和价值取向，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一部革命文化的产生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斗争史。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文化支撑和精神标识，它承载了党和人民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时代诉求和革命行动，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种崭新的文化。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提出了新中国的文化纲领，即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着力培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随着政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方面，极大地增强了国人的文化自信。“文革”结束后，经过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思想解放，及一系列文化政策方针的调整改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事业又迎来新的改革创新与繁盛时代。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出和战略高度的提升，无疑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又一大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通过改革创新不断深化、完善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识，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空前繁荣，文化自信进一步增强，文化对外影响力逐渐扩大。十八大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断实现，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也在不断发展。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的这三种文化都是中华民族在生存发展进程中的伟大创造，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是民族禀赋、民族意志在伟大斗争中的历史表达、时代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二、中华文化的主要内容

（一）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对中华文化最集中和最本质的体现，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产生了老子、孔子、庄子等伟大思想巨匠，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伟大科技成果，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等伟大工程。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开发和建设了祖国大好河山，开拓了辽阔海疆，开垦了广袤良田，治理了大江大河，战胜了自然灾害，建设了城镇乡村，发展了各种产业，形成了多彩生活。多灾多难孕育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忧患意识，深厚的忧患意识又不断激励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支撑中华民族在历经磨难中愈挫愈勇、成长奋起。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特别是近代以后，在外来侵略寇急祸重的严峻形势下，我国各族人民手挽着手、肩并着肩，英勇奋斗，浴血奋战，打败了一切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捍卫了民族独立和自由，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保卫祖国、抵御外侮的壮丽史诗。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心怀梦想、不懈追求，不仅形成了小康生活的理念，而且具有秉持天下为公的情怀和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坚韧不拔，以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具有光复旧物的决心、具备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二）治国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

以民为本。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尤为重视民生、民德、民教。《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有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直接体现。

天人合一。《道德经》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中国古人认为，人的行为需要顺应客观的自然规律，蕴含着天人合一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相协调。无论是孟子的“仁民爱物”，还是张载的“民胞物与”，都将人类与万物看成宇宙中的成员，人并非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主宰者，而是与万物紧密相连和平等互利的生命体。

革故鼎新。中华文化从生命出发，并在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生命活动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正如中国文化的原始典籍《周易》所揭橥的那样，“生生之谓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

开放包容。《礼记·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道家功夫讲求“虚其心，实其腹”，即唯有时刻保持虚心的状态才能去除成见，不断进步。于是，平等对话成为中华文化的特质之一，强调勿我、勿意、勿固、勿必，即不能将自己主观的意图和价值作为僵死不变的绝对真理强加给对方。这种视人如己、强调对话的文化性格使中华文化成为真正开放包容的文化。

（三）传统美德

中华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传统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被当前的学者概括为十大美德。

仁爱孝悌。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最具特色的部分。“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源头，是一种共德和恒德。“仁”的核心是爱人，孝是爱父母，悌是兄弟互爱。扩展开来，由家庭扩展到社会，就有所谓的“忠恕”之道。仁爱孝悌之德就由爱亲人扩展到爱他人的亲人，由爱所爱，到爱所不爱，乃至人民万物。

谦和好礼。“礼”根源于人的恭敬辞让之心，出于对长上的恭敬和对兄弟朋友的辞让之情，礼包含着谦和。谦也是传统美德之一，表现在荣誉、利益面前的谦让、不争，以及人际关系中的互相尊重和表现在待人接物中的和气，人际关系中的和睦，价值取向上的和谐。谦和好礼成为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

诚信知报。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原则。诚，即真实无妄，乃是天道的本然，是道德的根本。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之一，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标准，无论是人际交往还是国家大事，前人均为我们树立了典范。知报，即知恩报恩。中国人强调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长辈的提携之恩，朋友的知遇之恩，国家的培养之恩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成为世俗生活中公认的美德。

精忠爱国。这是中国人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品德，也是一种浩然正气和民族气节。落实到行动中，就是要自觉报效祖国，献身于国家、民族，特别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更是不惜以身殉国。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强烈的精忠爱国精神。

克己奉公。本质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的精神。在此精神指引下，中国人历来以“廓然大公、天下为公”作为价值理想，其信念经过一代代人的充实弘扬，把传统的克己奉公思想推到了最高境界，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操。

修己慎独。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建设道德自我，其基本精神就是“求诸己”。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修己”是儒家立身处世，“慎独”是修养方法。修己慎独的修养传统，培养了中华民族践履道德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造就了许多具有高尚品质和坚定节操的君子人格。

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是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合理内核，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以义为人的根本特点和价值取向，是中华道德精神的精髓，它不仅形成了“生以载义”、“义以立生”的人生观，而且升华为中华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崇高道德境界。

勤俭宽厚。中国人向来以劳动自立自强，以节俭戒奢养德，形成了热爱劳动、艰苦朴素、质朴务实的优秀品质和价值取向，形成了中华民族一项宽厚的美德。使得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成员能够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和睦相处，从而形成了连绵不断的民族历史和不竭的活力。

三、中华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凝聚性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大一统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源泉。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是中华民族天经地义的政治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在民族矛盾冲突之际，在国破家亡，在被占领时期，具有强大的凝聚作用，多少仁人志士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决不背叛祖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国始终是社会主导形式。大一统在将中华传统文化凝聚的同时，也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基础与前提。

（二）包容性

中国文化是多元文化融合形成的，不仅吸收了国内各个民族的文化，也吸纳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如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等，体现出多元一体、兼容并包的特点，也是中国文化不断自我更新、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从国内来看，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国情，自然而然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经过不同历史时期对抗和非对抗性的交流与融合，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相互交流与共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构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    

（三）规范性

民族文化经过认同和整合，逐渐形成民族成员共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从文化功能的角度讲，行为规范指作为代表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行为方式对社会个体成员、阶层、群体行为的约束和调节。中华传统文化是伦理道德型文化，两千多年来社会的发展始终受儒家仁政礼治思想支配，儒家的礼文化可谓是道德伦理的代表，它约束着民族行为方式及价值标准的形成。在日常生活中,礼是修己、待人、接物的根本原则，忠顺、孝悌、慈惠、诚信是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礼的基本思想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流传至今，为民族成员履行义务、承担责任、遵守公德提供了道德衡量标准，使成员能自觉向善，克服恶行，从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最终使中华传统文化的规范性特征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的主要标准。

（四）民族性

文化是民族的主要标识，不同民族拥有不同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处理人与神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和民族与民族关系等方面，表现出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性。如尊人远神。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虽然魏晋之后道教、佛教兴盛，但儒家思想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全民性的宗教。传统文化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与敬重，是中国人传统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中国除了有些政教合一的少数民族以外，从来没有高于王权的宗教，也就是没有国教。再如崇尚自然。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这种崇尚自然，首先表现为热爱自然。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些特征和中华传统文化在物质、制度、精神和价值追求上的其他特色一起，造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族性，而这一民族性建立在对各民族文化进行取舍与整合的基础上，从而使民族性亦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显著特征之一。

（五）传承性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体系完备，文化成就斐然，保持着完整传承的阶段性发展形态，在世界文化史上非常少见。梁漱溟先生曾说：“当近世的西洋人在森林中度其野蛮生活之时，中国已有高明的学术美盛的文化开出来数千余年了。四千年前，中国已有文化；其与并时而开放过文化之花的民族，无不零落消亡；只有他一条老命生活到今日，文化未曾中断，民族未曾灭亡，他在这三四千年中，不但活着而已！中间且不断有文化的盛彩。”这种文化的传承性尤以对中国古代历史记述最具特色，中国古代丰富生动的史籍，是保存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春秋》记载242年的历史，《史记》记述了3000 年的历史，《资治通鉴》时间跨度达1362年，一部“二十四史”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久远的标志。中华传统文化在对中国古代历史记述中逐步扩大到对各民族文化的书写，这就使中华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具有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

（六）时代性

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性体现在中华文化在不同的历史节点均能够在增损因益、更新变革中向前发展，不断解决不同时期面临的时代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从先秦诸子学到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阳明心学，无不包含着对前一时段文化的继承吸收、融合总结、深化发展和变革更化，才使得中华文化连绵不绝、高峰迭起。2014年10月15日，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的时代性特征使其能够对各种文化进行变革与引领，从而使各种文化围绕时代所需得以变革和发展，不断推进和完善所在时期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