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古典时代(3)
二、戏剧
戏剧家们象哲学家和美术家们一样,也是通过他们对人类本性的理解,来表现个体的崛起。戏剧是希腊诗歌的最高成就,它是一种源于希腊的艺术形式。希腊戏剧家描绘了人间的悲苦、弱点及其伟业。正如希腊雕塑家塑造了清晰可见的人类形象一样,希腊戏剧家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的内心世界,并努力探视出更为深奥的人生意义。因此,可以从戏剧中明显看到日益增长的人的自我觉醒。
戏剧起源于祭祀五谷丰登神同时又是酒神的狄俄尼索斯的宗教庆典中。戏剧分悲剧和喜剧。
1、悲剧
希腊悲剧是从赞美酒神的颂歌和祭祷发展而成的。“悲剧”一词,原意是“山羊之歌”。在祭祀酒神的庆典上,与祭者穿上羊皮,模拟酒神侍从——半人半羊神萨提尔。原先的酒神颂并不复杂,只是合唱队的合唱而已,既没有音乐性的变化,也没有艺术性。自从合唱队中增加一个表演的演员,这才向前跨了一大步。演员朗诵关于酒神的神话,跟合唱队对答台词。演员和合唱队之间有了对白,这就构成了戏剧表演的基础。
和戏剧一样,希腊剧场的发源也和神崇拜和酒神祭礼相关。在举行献祭和附带的神秘仪式时,与祭者在靠着祭坛附近山坡上环立,排成一个圆剧场的样子,这就是希腊剧场的起源。圆剧场的原则一直保留到后世。希腊剧场始终是圆剧场,倚山坡而建,露天,没有屋顶、台
幕,是一片自由宽阔的场所,作半圆形状。所以,在剧场的设计上已经含有民主和开放的原则剧场规模很大,可以容纳大量民众。例如,雅典的狄奥尼索斯剧场可以容纳上万观众。有时候全城大约有一半人都去看戏剧演出。
希腊悲剧的内容和主题丰富多样。但习惯根据某些神话和英雄传说,如取材于荷马史诗,而极少取材于历史事实。基于这些非现实的题材,悲剧作家在其中融入了希腊人关心的种种现实问题,如命运、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冲突、爱国与卖国等等。
在希腊悲剧作家中,最有名的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他们的作品是人类文学史上难以超越的高峰。
1、埃斯库罗斯(BC525-BC456):出生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一生中一共赢得了13次雅典诗人比赛的最佳奖,但在前468年他输在索福克勒斯手下。他参加过多次战役,多次要西西里去,但最后一次没有能够及时回雅典,传说他是被一只从天空上掉下来的乌龟砸死的。他被葬在杰拉,他的墓碑上写着:
这里安睡着雅典人埃斯库罗斯。
在富饶的杰拉死亡战胜了他。
但马拉松的树林可以证明,
那里密发的波斯人测试了他臂力的强大。
他的死讯到达雅典后,雅典人决定他的剧作继续可以(不作为比赛的剧作)在比赛上上演。
他被认为是希腊悲剧的真正创立者,被称做是“悲剧之父”。因为是他第一次在剧中增加了第三个表演者,使剧情更加生动,使戏剧更多动作,因而更接近生活和观众。此外,他还改良了道具,比如使用面具、高底鞋、飞行装置、雷声装置等等。
相传他的作品有70部,但完整保留下来的仅有《奥瑞斯忒亚》三部曲:包括《阿伽门农》《奠酒人》《波斯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七将攻忒拜》等等。他的作品很有生命力,贯穿其作品的有三大主线:
一是神秘主义宗教观念。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是希腊人充满自信心的时代,因此他的思想深刻、雄伟并且带有神秘色彩。在他看来,世上一切矛盾冲突的根源都来源于命运,无论是人还是神都无法抗拒命运的安排。个人的自由意志与不可抗拒的命运之间的永恒冲突是他在悲剧中要表现的主要思想。
二是报应观念。一个人有意无意做的恶行,都不可避免的会得到报应。这在《阿伽门农》中表现最明显。阿在出征前以女儿祭神,战争结束后,他为妻所杀,这一结果正是对前一行为的报应。
三是妥协观念。在《被》中,报应观念和妥协观念交织在一起:对自由和创造的渴望与不能获得自由的种种障碍。
2、索福克勒斯(BC497-BC406):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出身于兵器制造厂厂主家庭。是雅典民主派领袖伯里克利的朋友,曾被选为雅典十将军之一。创作了123个悲剧,获奖24次。流传下来的有完整剧本有7个:《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埃亚斯》《特拉客斯少女》等等。人们把他比做戏剧的荷马。在他戏剧中表现了他对命运的看法:命运这一观念是与人类表现的伟大天才交织在一起的。人是一切价值的尺度。就命运这观念来说,索的看法比埃更抽象。在埃的作品里,命运是接近神性的,索则不这样认为。在《俄狄浦斯王》中表现得最突出。俄生下来就有人预言他将杀父娶母,父母因此抛弃了他。当他长大后,在无知的状态下杀父娶母。可一旦明白了自己的命运,他有竭力去运用意志的力量行善,去逃避命运给予他的打击。这里命运与报应的意义,表现得十分明确。但在作者看来,命运的不可抗拒性不可能抹杀人的个性,否定人的自由意志,他把人描写成自觉的生灵,自己的过失自己负责。
3、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前480年-前406年)与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并称为 希腊三大悲剧大师,他一生共创作了九十多部作品,保留至今的有十八部。对于欧里庇得斯的评价,古往今来一向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最伟大的悲剧作家,也有人说悲剧在他的手中衰亡,无论这些评价如何反复,无庸置疑的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欧里庇得斯出身于阿卡提一个贵族家庭,他所生活的年代正处于希腊内战(伯罗奔尼撒战役)期间,希腊表面上的黄金时代正从内部瓦解,内外矛盾不断恶化,与斯巴达人经年累月的 战争 、和谈、再战争,平民越来越贫困,奴隶的待遇越来越苛刻,女人毫无地位可言,只是作为 婚姻 对方的财产,对此,欧里庇得斯在自己的作品中都公开表示反对,他同情弱者,提倡和平、民主以及平等。由于欧里庇得斯的名气越来越大,希腊当局害怕他作品中的一些对立的思想会影响民众而最终将他赶出希腊,晚年的欧里庇得斯不得不前往 马其顿 ,在马其顿国王的庇护下生活。欧里庇得斯客死异乡后,希腊人曾要求马其顿人将他的尸体送回希腊安葬,但遭到了拒绝,后来人们在希腊的郊外为欧里庇得斯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很好的赞美词句。
欧里庇得斯的时代,悲剧作为一门艺术,它的形式已经发展完善,而在欧里庇得斯手里,悲剧又经受了一次革新。与前辈们不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不再围绕着旧式的 英雄 主题,而是取材自日常生活,剧中出现了平民、奴隶、农民等人物形象,而剧中所采用的 语言 也平民化了,很通俗易懂,但这显然大大违背了希腊传统的审美观,当然也不合当局者的口味,因此,伴随着欧里庇得斯的作品的常常是质疑和责难。另外,欧里庇得斯又很多以探讨女性心理为主题的作品,其现存的作品中有十二部就是以女性为主角的,而其中最成功的一部就是《美狄亚》,这部作品对后来西方的文学发展有着很深的影响。
(二)、喜剧
亚里士多德将喜剧定义为对丑的和滑稽的事件和人物的摹仿。古希腊喜剧起源于祭祀酒神的狂欢歌舞和民间滑稽戏。后来狂欢游行的歌经过艺术加工,便形成一种新的文艺体裁,即喜剧。公元前487年,雅典正式确定在春季酒神节庆中增加喜剧竞赛项目。古希腊喜剧大半是政治讽刺剧和社会讽刺剧,产生于言论比较自由的民主政治繁荣时期。由于实行民主政治,特别是直接民主,凡是公民都有参政权,因此他们都关心国家大事。喜剧以轻松的形式给人们提供了参政议政,理解政治的途径。这一时期的喜剧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尤其擅长讽刺当权人物。这时的喜剧被称为“旧喜剧”。由于喜剧的舞蹈尤其放纵狎昵,妇女和儿童不能临场观看。喜剧的内容和技巧都比较自由,登场的人物比悲剧的多,服饰更鲜明灿烂,面具也更多姿多彩。另外,在喜剧中,作者的个性表现更突出,他甚至可以以演员的身份登台向观众说话。公元前5世纪雅典曾产生过三大喜剧诗人,分别是克拉提诺斯、欧波利斯和阿里斯托芬,只有阿里斯托芬有作品传世。
阿里斯托芬(前446-前358) 古希腊旧喜剧诗人,生于雅典。他交游甚广,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他的朋友。柏拉图曾在他的哲学对话《会饮篇》中提起阿里斯托芬同苏格拉底讨论爱情的起源问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最初的人被神劈成一男一女,后来由爱情促使他们互相寻找,结合为一。阿里斯托芬是一位健谈的有识之士。他反对战争,主张体面的妥协。他政治上倾向于保守,反对激进的举措;在伦理观念上维护传统道德,反对智者的说教;在对待艺术创作上他欣赏平稳的继承,讨厌过分的、效果不好的创新。他是一位有才华的诗人,具有非同寻常的想象力,作为一位出色的旧喜剧作家,他谙熟夸张、讥讽、戏谑和尽情嘲弄等技巧,词锋犀利,诗味浓烈,攻击性较强。他的唱词写得明丽、动听,有着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某些抒情唱段的风格。在悲剧创作中,阿里斯托芬从前辈手中继承了两条:一是激烈的政治讽刺,二是狂欢活动中不可避免的粗言俚语,旧喜剧诗人必须掌握用极不严肃的语言讨论严肃的政治问题的本领。在这方面,阿里斯托芬有着炉火纯青的造诣。在已失传的《科卡洛斯》里,他编制了浪漫的情节,在一定意义上开创了新喜剧的先河。
由于生活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雅典的城邦文明正在衰落之中,雅典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政治派系等现象,这些都称为剧作家创作的素材。阿里斯托芬一生共写过44个喜剧剧本,但完整流传下来的只有11部,比较著名的包括《巴比伦人》、《云》、《鸟》、《骑士》、《阿卡奈人》等。其中《鸟》是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古希腊现存的结构最完整的寓言喜剧,是乌托邦喜剧的开始。阿里斯托芬是整个欧洲的喜剧之父,正是他奠定了西方文学中喜剧以滑稽形式表现严肃主题的传统。
《鸟》是阿里斯托芬对喜剧艺术认真探索的重要收获,他的这部现存最长的诗剧(1765行)已被许多行家认定是旧喜剧中首屈一指的精品。喜剧《鸟》中有两个年老的雅典人,他们厌弃城市生活和诉讼风气,升到天空去建立一个“云中布谷国”,使飞鸟成为宇宙的主人,切断天与地之间的交通。众神由于忍受不了饥俄,只好向鹁鸪国求和,把统治权移交给鸟类。鸟国中没有贫富之分,没有剥削,劳动是那里生存的唯一条件。这剧的主题表明诗人幻想建立理想的城邦,恢复早已被破坏了的农村自然经济。《鸟》是现存的唯一以神话为题材的旧喜剧,情节复杂,抒情味浓,结构谨严,是阿里斯托芬的一部杰出作品。
公元前426年,他上演《巴比伦人》,嘲笑雅典盟邦的使节过于天真,受了雅典权势人物的欺骗。雅典激进民主派领袖克勒翁为此以诽谤城邦的罪名控告他,说他是外邦人,不得享受雅典的公民权。诗人死后,柏拉图为他写了两行墓志铭: 美乐女神寻找一所不朽的宫殿,她们终于发现了阿里斯托芬的灵府。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触及当时一切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反映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危机时期的思想意识。雅典集团和斯巴达集团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终于导致内战,使雅典农村遭到破坏。阿里斯托芬维护自耕农的利益,坚决反对这种不义的战争。《阿哈奈人》中的雅典农民狄凯奥波利斯对战争感到绝望,私下与斯巴达人订立和约,遭到烧木炭的阿哈奈人(歌队)的反对,狄凯奥波利斯在“对驳场”中争辩说,战争不过是为了互相争夺妓女,事情不能全怪斯巴达人,雅典当局也难辞其咎。他说服了烧炭人,然后向对方开放市场。这剧的政治作用在于扫除群众中的报复心理,主张重建和平。阿里斯托芬拥护民主制度,希望人民当家作主,不要被人牵着走。战争期间,雅典的民主制度逐渐衰落,政治煽动家、特别是克勒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诗人在《骑士》中对克勒翁愚弄人民、拒绝和谈、勒索盟邦、侵吞公款等罪行予以猛烈抨击。当时克勒翁作战胜利归来,气焰甚高,诗人却把他描写为德谟斯(人民)的家奴,他欺骗主人,压迫伙伴。伙伴们找来一个腊肠贩,这人更善于向主人献媚,夺取了管家的职位。腊肠贩得胜后,弃邪归正,使德谟斯返老还童,也就是恢复旧日的民主制度和抗击波斯人的爱国精神。这剧是阿里斯托芬最尖锐、最有力的政治讽刺剧,深刻揭露了当时雅典政治的腐败情况。
前5世纪下半叶出现智者派,他们提倡思想自由,怀疑神的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又传授诡辩术,颠倒是非。《云》中的农民斯瑞西阿得斯因为负债甚苦,叫儿子到苏格拉底的“思想所”去学习口才。孩子学成之后,回到家里,为饮酒诵诗的事同父亲发生口角,并用诡辩方式证明儿子打父亲有理。老人在气愤之下,前去把思想所烧毁了。诗人在剧中批判智者派提倡诡辩技巧,破坏传统道德。在上演25年之后,即公元前399年,这个剧成为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罪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