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古典时代（2）

 

哲学

这一时期，希腊在文化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不仅摆脱了近东的神话观，而且孕育了一种新型的自然观与社会观，正是这种新的观念成为西方科学与哲学传统的基础。经历了神话思维的初期阶段后，希腊思想界于公元前5 世纪时就已经逐渐将理性应用于分析物质世界和所有的人类活动。对理性的强调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转折点。而显然哲学在这个转变中起了重大作用。

1、智者学派：对人类文化的理性探索

在努力理解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希腊思想家开始了对人及人类社会的理性探索。作为这种重心转移的典范是那些云游四方，以传授修辞、语法、诗学、体操、数学和音乐为职业的教师――智者学派（又称诡辩论者一译者）。智者学派认为，对宇宙基本规律的探索是徒劳的，因为它超越了人的认识能力。不过他们却极力主张把理性运用于研究公民的权利责任和国家管理上，以提高公民个人素质，改善城邦状况。

智者学派适应了雅典人的实践需要。希波战争后，雅典发展成为繁荣昌盛的霸主国家。由于诡辩论者们宣称自己能教授政治学的精华――为城邦制定正确法律和政策的本领以及雄辩术一一他们被希腊各城邦的那些雄心勃勃的青年人请去做私人教师，此种风尚在雅典尤为流行。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确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诡辩学派。他们深入思考了政治、伦理问题，培养青年人的思想修养并创立正规的世俗教育。

（1）认为人在根本上都是一样的。

传统上希腊人将希腊人和非希腊人严格区分开来，并且他们认为一些人天生就是奴隶。而公元前4 世纪的一些诡辩论者则扩大了人类的范围。他们认为，奴隶是由强制或某种机遇造成的，从本质上来说世人并不存在奴隶与主人的区别。他们还坚持认为所有的人，无论是希腊人还是非希腊人，根本上都是一样的。

（2）哲学上属于相对主义者

哲学上诡辩论者属于相对主义者，就是说他们认为世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普罗塔哥拉，一位公元前5 世纪的诡辩论者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这里是说善良与邪恶、真理与谬误属于个人判断，并没有可应用于任何人及任何时代的普遍的真现标准。

（3）用理性抨击传统的宗教观和道德价值观

诡辩论者将理性应用到人类事务中，对雅典社会传统的宗教观和道德价值观进行了抨击。一些诡辩论者说对神的沉思是在枉费精力．有些诡辫者进一步指出，宗教不过是人的创造，目的在于确保人们服从传统与法律。

诡辩论者派将理性用于法律并且得到同样的效果——削弱了传统的权威。他们说一个城市的法律并非来自众神，亦非建筑在客观而普遍的正义与善的标准基础上，因为这样的标准并不存在。每个社会自身决定什么是善和恶，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基于上述前提，一些诡辩论者干脆力主改变法律以适应新的环境。有些更为激进的诡辩论者论证说，法律完全是那些最有权势的人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制定的。这个观点隐含着某种危险的征兆：首先法律毋需服从，因为法律并不基于高尚原则，而是以强权为根据的。其次强者可以凭借权力任意妄为，而弱者则不得不接受他们无法抵抗的东西。由于上述两种解释均强调了个人利益高于城邦的共同利益，故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有害影响。

一些诡辩论者不仅攻击法律，而且也抨击了古代雅典人的观念― 节制和自律，认为它否定了人的本性。相反他们鼓励人们尽情享乐，而将那些有碍人们充分表达自己欲望的传统踩在脚下。在那些极端的诡辩论者看来，传统仅是那些弱者创造出来用以奴役人们崇高天性的。

将传统置于理性的批判之下，这些极端的诡辩论者引发了一场理性和精神危机。他们的学说鼓励人们不顾公民责任违抗法律，并迫求自私的个人主义。这些主张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及以后广为流传，并对那种维系城邦的纽带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2、苏格拉底：理性的个人

在试图了解自然的过程中，宇宙论者发现了抽象的理性。诡辩论者学派则将其应用于社会。由于智者派学说对社会的消极影响，保守主义者便论证必须恢复人们对城邦的忠诚。而苏格拉底则采取了不同的立场。

大概在希波战争结束后十年即公元前469 年，苏格拉底诞生在雅典，而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五年即公元前399 年被处死。

诡辩论者和苏格拉底二者都继承了宇宙论者创立的理性传统。但不同于宇宙论者的是，他们都认为对个人和社会的了解比对自然的了解更为重要。苏格拉底和诡辩论者都努力地去提高个人的素质，并且认为，通过教育可以完成此项事业。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苏格拉底的学说仍然标志着和诡辩论者的决裂。

（1）批判了诡辩论者的相对主义，认为人应当根据普遍的价值标准来调节自己的行为。

苏格拉底批判了诡辩论者的相对主义。他认为人应当根据普遍的价值标准来调节自己的行为。他认为诡辩论者仅能传授技艺，却对那些实质性的问题缺乏理解。什么是生活的目的？什么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念？人们如何能达到自我完善？苏格拉底认为在这些方面诡辩论者没能做出解答。他们教导雄心勃勃的青年人如何获得政治上的成功，但令人信服的口才和机敏的推理并不能教给人们生活的艺术。苏格拉底指出诡辩论者虽然抨击了旧的信仰体系，但却未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有益的替代物。苏格拉底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个人品德的完善和人的道德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在他看来，道德价值并非象希伯来人所认为的那样来自于超然存在的神。只有当个人根据按理性思维所达到的客观标准来调节人生，也就是说，只有在理性成为培养人性的，有引导作用的并居支配地位的精神力量时，这些方能实现。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教育就是积极地、批判性地运用理性去发现价值观，而后再用这种价值观去塑造人。

（2）理性是人们解决善和恶的唯一指南。                                          

苏格拉底相信理性是人们解决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一善和恶的唯一指南。在他看来当人类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反省，并以不懈努力完善自己的品性时，他们就可将自己从沉重的传统思想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并且将自己的行为置于能以理性自卫的信念根基之上。苏格拉底认为，具有批判意识的人不会为诡辩论者的雄辩术所左右，也不会欺骗白己，不懂装懂。

（3）对话是知识的基本源泉。

但苏格拉底并未提供系统的伦理学理论，也没有提出系统的道德戒律。他所提供的是一种称之为辩证法或逻辑论证的探索方法。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个人之间运用辩证法进行的交流，即对话，是知识的基本源泉。辩证法证实了获取知识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强制是不能使人的头脑了解知识的，人的头脑不是一个被动的、听凭老师把知识灌进来的容器。在辩论中人们成为参与探索知识的思维者。通过不留情面的相互考问，苏格拉底引导对手通过理性去解释、证明自己的观点。因为只有通过这个方法，知识才成为人存在的一部分。

对话表明，在人们的交往中运用理性可以使人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教育，互相促进。它还进一步表明人的头脑可以而且应该进行理智的选择。理智地对待自己和他人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显著标志。通过辩证方式，人们可以进行道德的选择，规定自己应该遵守的原则，并且确立自己的存在方式。

（4）道德完全来自于个人自身。

苏格拉底认为，生活的伦理方式要求将自觉的选择做为前提。道德完善的最高形式是生活中的自制并依照通过思维获得的伦理价值来塑造它。偶然的或靠模仿所采取的正确行为方式是远远不够的。道德既非来自上帝的训谕，亦非来自传统，而是完全来自于个人自身。个人通过自我检省和自我约束可以取得道德价值。通过理性的实践和智慧的发展，人可以达到生活的完美，这是苏格拉底教诲的实质。在苏格拉底看来．人是宇宙的中心，理性是人的中心，而道德应当是人生追求的中心目的。希腊人文主义在苏格拉底身上得到了最高体现。

苏格拉底为他的使命用尽了他毕生大部分精力——极力说服他的雅典同胞批判性地思考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他说．“每天都讨论人类道德的完美，那是最好不过的了。”苏格拉底总是能自我控制，即使在愤怒时也决不大喊大叫。他同每一个有志于了解他价值观念的雅典人进行对话。通过对问题的探究，苏格拉底试图使每个人都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缺乏方向性和目的性。

苏格拉底多年来向雅典人挑战，却未曾遇到伤害，这是因为当时的雅典人以言论和思想自由著称。然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及战后的动荡岁月里，他树敌甚多。在70岁高龄时，他被指控为腐蚀城市青年，不信仰城邦诸神，而另外信仰新的神灵。这些指控出于统治者的恐惧心理，在他们看来，苏格拉底的所作所为将会导致城邦的混乱甚至被颠覆。他还被视为是一个将批判思想置于传统的神圣价值观念之上从而危及现政权的诡辩论者。苏格拉底否认对他的指控并在法庭上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他拒绝卑躬屈膝地乞求宽恕，相反的是，他捍卫了自己的信念：

假如你们认为任何一个有起码价值的人应该… … 思考任何问题，唯独不考虑其行为是否符合正义，是否是善者所应做的，那你们就错了… … 如果你们因此对我说：“苏格拉底，… … 只要你肯放弃你的探索，放弃你的哲学，我们就会给你一条生路。但是，如果我们再次发现你在从事你的那些追求，那么你必死无疑，”如果你们以此作为我生存的条件，我则会回答：… …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不会放弃我的哲学，还会向您提出忠告。我还将一如既往地对我遇到的每一个人宣讲我的真理。我会说：“我的好朋友，你既不追求知识和真理，又不去完善自己的灵魂，而一味地聚敛财富、沽名钓誉。作为一个雅典公民，难道就毫无羞耻之心吗？"

苏格拉底被法庭判决饮鸿而死。如果他对陪审员们做出让步，也许仅受到轻微的处罚。但是，即使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也绝不改变自己的信念。苏格拉底未将其哲学和信仰著书留于后世。我们之所以能对他的一生和思想右完整的了解，主要通过他最得力的弟子柏拉图的著作。

3、柏拉图：理性的社会

柏拉图（公元前429 一347 年》 运用他老师的学说创立了一个既包含自然界又包含人类社会的综合性哲学体系。但是柏拉图有着比苏格拉底重塑个人道德更完善更宏大的目标。他力图根据理性的准则来安排人的政治生活，并且还认为除非整个社会都奠定了理性基础，否则苏格拉底的重塑个人道德是不会成功的。实际上迄今为止的两千年里西方哲学家讨论的所有问题都被柏拉图提出来了。我们将集中讨论他所关注的两个主要理论：理念学说和正义国家学说。

（1）理念学说

苏格拉底曾教导说：正确与正义作为人们公认的普遍原则，是的确存在的，并且人们可以通过思想实现它们。巴门尼德也认为唯有通过大脑的思维，才能认识现实。在领悟了其老师苏格拉底和巴门尼德的观点基础上，柏拉图坚持认为有一个独立于我们现实生活之外的更高层次的实在。这个更高层次的实在是“理念”的或“形式”的王国― 即那些有关美、善、正义和真理的不变的，永恒的，绝对的和普遍的原则。按照这些原则行事就构成了善的生活，了解这些形式，就把握住了终极真理。

真理存在于理念世界而非存在于人们的感知世界里，比如一个人绝不可能画一个十分完美的图形，但完美的图形却在理念世界里存在。又如一位雕刻家观察了很多身体，但都有美中不足之处，可是在他的头脑中，他却力图通过把握美的理念，艺术地再现一个完美无缺的躯体。还有，一个普通人可以根据他所看到的美的事物形成什么是美的概念，追求真理的哲学家却可以运用大脑透过他所看到的事物把握美的理念，同样，普通人缺乏对正义或善的真实概念，唯有那些其思想能从尘世的具休事物跃进到超越时空的理念世界里去的哲学家才能获得上述知识。

柏拉图认为现象世界是不稳定的、过渡性的和不完善的，而他的理念世界则是水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柏拉图是理性的捍卫者。他渴望按照普遍正确的原则去研究、安排人类的生活。与智者派相对主义不同，他认为客观的、永恒的标准的确存在。尽管柏拉图为理性生活而辩护并想根据理性准则去建立社会，他的著作却还包含有宗教的神秘成份。柏拉图经常象神话探索者一样试图逃离这个世界，进入一个没有尘世间邪恶和不公正的、更高的实在中。由干柏拉图主义是一种关于两个世界的哲学,所以它对于宗教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对于以后的神秘主义哲学家及基督教理论家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2）正义国家

柏拉图象苏格拉底一样企图解决激进的诡辩论者引起的问题——传统的价值观念遭到摧毁。苏格拉底试图通过个人的道德完善，而柏拉图则想使整个社会遵循理性原则来解决这种精神危机。柏拉图说：在一个非正义国家里，人们无法达到苏格拉底的智慧高度，因为他们的灵魂将会反映出这个国家的邪恶。

柏拉图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 理想国》 这部伟大的对话体著作中。《 理想国》试图从理性的角度剖析社会，重新建立国家，以便人人都能达到自身的最高境界——达到苏格拉底的道德完美的目标。柏拉图认为理想的国家既不会建立在传统之上（因这种继承东西的观念，并非来自理性原则），亦不会建立在强权即公理的学说（一种源于诡辩论者，又由雅典政治家付诸实践的原则）之上，在柏拉图看来，一个正义的国家应与普遍正确的原则相一致，其目标是使公民们道德上臻于完善，而绝非增加其权力和物质财富。这样的国家要求领导人具有智慧和美德而非诡辩论者的狡黠和诡辩。

A、对雅典民主制度的批判。

柏拉图政治理论的核心，正如他在《 理想国》 中所规划的那样，是他对雅典民主制度的批判。由于出身贵族并具有贵族的气质，柏拉图认为指望民众能理智地考虑外交政策、国民经济和国家的其它重大事务是非常愚蠢的。然而，雅典的民主制度却允许公民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参加投票，甚至通过抽签的形式被推举为执政官，这显然是缺陷。民主制度的第二个缺陷是推选大众拥戴的领导人的条件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东西，诸如有蛊惑性的讲演能力，英俊的容貌，有财富及特殊家庭出身等。

柏拉图认为，民主的第三个危险在于它会蜕化到无政府状态，由于沉溺于自由之中，民主政体的公民们将会丧失所有精神上的平衡感、自我克制和对法律的尊重意识。

公民们如此敏感，以致于他们对任何一点约束都视之为不堪忍受的专制统治而加以反对。由于他们不愿意受人管理，结果他们竟然藐视法律，不论是成文法还是习惯法。

由于自由导致的放纵，民主社会将会发生道德上的堕落。

父母的举动倒退到象是孩子，而孩子们的举动则象父母，父亲惧怕孩子，而孩子们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而对父母毫无敬畏之情… … 转而说到更小的事情，校长屈辱地去奉承学生，而学生们则轻视校长… … 。总的说来，孩子和长者争吵，不愿做吩咐给他们的事情。老人们由于担心被人看成是不合潮流的暴君而去仿效青年人，甚至屈尊当他们的说笑和戏谑对象。

当民主城市陷入混乱后，民主的第四个弊端更显而易见了。蛊惑人心的政客会通过劫富济贫的允诺取悦穷人而攫取权力，为了确保他对国家的控制，这个暴君则会挑起连绵不断的战争从而使民众感到他们需要一位领袖，并且由于他们因苛捐杂税而贫困不堪，除了被迫考虑每日必需的面包问题外，已无暇去策划阴谋反对他。

B、哲人治国

柏拉图坚持认为要解决民主本身固有的弊端，只有当最富有智慧的人——哲学家掌握政权后，雅典才能得到恰当的治理。除非哲学家成为一国之主，或当今被称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受到渴求智慧之真诚愿望的强大激励，换言之，除非政治权力和哲学融为一体，各个国家以至整个人类才能免于祸患。

柏拉图否定了雅典民主的基本原则：即常人有能力理智地参与公共事务。人们既不会相信一个不健全的人能够公正地对待任何别人，也不会允许一个生手在惊涛骇浪中操纵船只。然而在民主政体中，生手却获许可管理政府，负责青年人的教育——难怪雅典社会要解休。他认为唯有城邦中最优秀的人才有权履行这种职责，即是说唯有运用从永恒的、完善的理念中获取理性和智慧的哲学家方能研究人类的问题。柏拉图说道，只有这些掌握真理的人方能进行统治。苏格拉底相信所有的人都能使他们的行为以理性为基础，都能获得美德，而柏拉图则认为只有数人具有哲学智慧，也只有这些人才能成为国家天生的统治者。

柏拉图在《 理想国》 中设想的国家组织与他关于个人灵魂和人类本性的概念是一致的。他认为灵魂有三种功能：理性（对知识之追求）、意志（自决、勇气、抱负）和欲望（一个奢食、纵欲和贪财的“多头野蛮怪物”）。在一个控制良好的灵魂中，意志和欲望受到理性和知识的引导。

柏拉图把人分为三种：那些显示了哲学能力的人应当成为统治者；那些天性异常勇敢的人应当成为战士；而那些为欲望所驭使的芸芸众生应成为生产者（商人、工匠或农夫）。柏拉图思想与当时普遍流行观点的重大区别之一是：他主张男女均应接受同等的教育并可以在各行各业中担当各种职务，包括可以成为哲学家一统治者。

柏拉图认为整个社会必须承认知识分子的优越地位，并努力建立一个人尽其才，人随其愿的和谐国度。他说这才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因为它承认人们之间的不均等和差异，并且从整个社会利益出发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每一个人的作用。很明显，柏拉图关于公正的概念是和激进的诡浒论者的观点针锋相对的，后者主张公正包括强者为维护切身利益去进行统治的权力，或把随心所欲看作公正。

《 理想国》 的目的是警告雅典人如果不尊重法律，不拥戴英明的领导人，缺乏对青年人正确的教育，雅典城将会继续堕落下去。柏拉图设想通过重新创立那种曾使城邦充满活力的集休主义精神来挽救日益解体的城邦，但是这种集休主义精神的重新创立并非建立在传统之上而是建立在一个更高的哲学知识水平之上。他认为雅典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必须根据水恒的、不变的正义理念来重新塑造。

4、亚里士多德：创造性的集大成者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 年一322 年）由于创造性地将早期思想家的知识和理论精华融为一体，从而登上古希腊思想界的顶峰。他在柏拉图的学园里曾就学二十年，尔后成为马其顿腓力国王之子亚历山大的私人教师。亚历山大大帝继承了王位之后，亚里士多德返回雅典并且创立了莱森学园。

亚里士多德的兴趣和知识极为广泛，可能除数学外，他在当时各个知识领域都是领衔专家，甚至仅从下面列出的他的一部分著作目录中，就足以显示他思想的广博及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巨大激情。这些书是：《 逻辑》 、《 物理学》、《 论天》 、《 论灵魂》 、《 论动物构成》 、《 形而上学》 、《 尼各马可伦理学》 、《 政治学》 、《 修辞学》 及《 诗学》。

亚里士多德担负了苏格拉底之前、苏格拉底、柏拉图学说的整理并使之系统化的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是一个里程碑。在他众多的成就中，我们在此仅讨论三个方面：他对于柏拉图理念思想的批判，他的伦理学思想及他的政治思想。

（1）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说

如同德谟克利特一样，亚里士多德热爱自然现象和具体物质的世界。下面摘录他对动物世界的观察就表明了他尊重从感官获得的知识：

这只普通的母鸡孵了三天三夜的蛋后，出现了胚胎的初步征兆… … 此时，核心部分出现了，接着心脏出现了，在白色的蛋中象一滴血。这个小点在跳动，仿佛被斌予了生命。

亚里士多德保持了柏拉图对普遍原则的强调。但他认为这些原则应来自于人类在物质世界的实践。他认为人们要理解现实，不应逃避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在他看来，柏拉图的双重世界哲学体系过于神秘莫测，故弄玄虚和过于寓于诗意的幻想，不仅如此，柏拉图过分贬低了由视觉、听觉及触觉所感知世界的内容和对象，而这正是亚里士多德所十分重视的。亚里士多德同柏拉图一样渴求理解事物的本质，并认为理解这些普遍原则是知识的最高目标。不同的是他并没有脱离现实世界去获取这样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认为形式并不存在于一个超越现象并在现象之外的更高的世界，而是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他说人类在同人、马和白色物体的接触中可通过理性去发现上述事物的本质并确定人、马和白色这些事物的形式。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二人看来，这种可以应用到所有的人、马和白色物体上的普遍原则才是真正的知识对象。柏拉图认为这些形式独立存在于具体的物质实体之外，不管是人、马、白色体、三角形或庙宇这些具体事物的理念是否以物质实体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被感知，其形态都是存在的。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缺乏对具体事物的仔细考察，人是无法确定这种普遍概念的，柏拉图运用理性时强调彼岸世界，而亚里士多德却努力使哲学回到现实世界。

由于坚持知识的可靠性只能来自理性而非来自感官，柏拉图便倾向于数学和形而上学—— 超越变化着的具体物质世界的纯思维活动。由子亚里士多德强调通过在感性实践基础上的理性思维来获取知识的重要性，因之倾心于诸如物理、生物、动物、植物及其它以对自然界的观察研究、资料收集为基础的实验学科的发展。他还坚持理论必须和事实相一致，并且要使事实更易被人理解。科学的任务就是将事实编排成系统的知识。

（2）伦理思想

如同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有可能建立伦理知识，但它必须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来自对人的品性和日常生活的态度的现实评价。在他看来，好的生活即经过思考选择的生活，它意味着人们面对具体问题时能够作出明智的抉择。当人们按人类所独具的理性去实践时，当人们将知识恰当地应用到生活时，当人们的行为受理性而非奇想、传统及权威的力量所支配时，人就可以进入幸福境界。亚里士多德承认，人并非完全是理性的。他们的性格中还存在一个决不能消除或忽视的情欲成份。他认为如果完全屈从欲望就意味着将人降到了禽兽的水平，但否认感情、欲望的存在，象苦行僧那样去生活则是愚蠢的，是对人性不合理的否定。亚里士多德强调，正确的教育是使人学会适当控制这种欲望。当人们避免极端的行为或能理智地采取适度的方式时，他们就能获得幸福和美德。“万事切勿过度”是理解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钥匙。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家的沉思冥想生活方式会产生完美的幸福。他认为追求哲学的智慧和美会给人以“极纯洁和持之以恒的快乐”。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未向个人提出超越人性之外的要求，他没有为人们设置一些可望而不可及的标准。然而他又认为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追求冥想沉思生活，因为一些人没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或智力。不过，他还是认为，如果将理性运用于人类事务，那么人人都会享有美好的生活。

（3）政治思想

亚里士多德的《 政治学》为他的《 伦理学》 做了补充。他说要享有这种美好的生活，一个人必须以政治团体成员的身份才能做到这一点。有城邦制度才能使人过着理性和道德的生活。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言论表现了典型的希腊式思想。正当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把希腊和波斯连为一体，建立世界帝国的时国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却在竭力维护传统的独立城邦制。的确，他的《 政治学》是对以城邦为中心的希腊文明的总结。

如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相信，政治生活可以用理性理解，以智慧引导。正如《伦理学》中所述一样，他在《 政治学》 中采取了符合常理的、务实的态度。他的目标并不是乌托邦，而是试图在一个典型环境中为绝大多数人建立一个最有效的政府形式。

亚里士多德强调法律约束的重要性，他信任法律胜于信任人，因为人屈从于自己的情感。他承认法律有时是要改变的，但变动时需要分外慎重，否则人们将会丧失对法律及其合法程序的尊重。

因为法律如果没有变成习惯就没有力量强制人们服从，而习惯又只有随时间推移才能形成。所以，轻易地修改法律将会削弱法律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说暴政和革命将会构成对法律和公民幸福的威胁。为了防止革命，国家必须坚持：

服从法律的精神，于细微处更须如此，因为难以觉察的犯法行为，最终会导致国家的毁灭，除非青年人受到守法精神背景中习惯的影响和教育的熏陶（否则这一点是很难实现的）。随心所欲的生活是违背国家真正利益的… …

人们不应当认为依照法律生活是一种奴役，因为这实际上是对他们的拯救。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政治社会是由中等阶层公民形成的，而且如果中等阶层有可能比其它阶层（富人和穷人）更加强大的话，那么，这种国家可能会得到良好治理”。不管是“美、势力、出身和财富”都超人一等的有富人，还是“很弱很弱或丢人现眼的”穷人，都很难遵循理性原则。“两者中，一方动辄施以暴力甚至犯下滔天罪行，而另一方则沦为骗子和小流氓恶棍。”富人不愿“服从权威… … 是因为他们在未成年的成长过程中整日纸醉金迷，花天酒地，他们甚至不去上学读书，没有养成服从的习惯”。结果，富人“只有象暴君一样做统治者”。而另一方而，穷人“则如此堕落以致无法当主人，而只能象奴隶一样受统治”。（如周星弛演的济癫）中等阶层公民与穷人相比不那么遭受妒嫉之苦，同时比富人有更大的可能平等地对待其兄弟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