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1、全面内战爆发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国性的内战。同年11月10日，国民党军占领华北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并于当天片面下令召开由它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次年3月，国民党当局限期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代表及工作人员全部撤退。至此，一切和平谈判之门都被国民党关闭，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全面内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是极为严峻的。当时，国民党的总兵力为430万人，它占有3.39亿以上人口、73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地区，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它不仅接收了100余万日军和数十万伪军的装备，而且美国还为它训练和装备了50万军队。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为127万人，装备基本上是缴自日军的步兵武器；解放区的人口为1.36亿，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而且是被分割、包围的，在物质上得不到任何外援。正是凭着军力和经济力的优势，蒋介石声称，这场战争“一定能速战速决”。他的参谋长陈诚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即能整个解决”中共领导的军队。

  为了打退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确定了战略方针和原则，在政治上，“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必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

  在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里，人民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从1946年6月至10月，国民党军侵占解放区城市153座；解放军则收复城市40座、歼敌29.8万人。从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国民党军侵占解放区城市87座 ；解放军则收复和解放城市87座、歼敌41万人。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而改为对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从1947年3月至6月，解放军经过4个月的内线作战，努力打退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并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南等地开始局部反攻。解放区虽仍有95座城市被敌侵占，但解放军同时收复和解放了153座城市，并歼敌40余万人。

 2、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经过一年的作战之后，战争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态势发展。1947年7月，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430万人下降为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由于战线延长，大部分兵力用于守备，战略性的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且士气低落，官兵中充满失败情绪。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127万人增加为195万人，其中正规军100万人；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因大量缴获而得到很大改善；由于不需分兵守卫后方供给线和城市，机动兵力大大增强。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作出人意料的决定：不待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将主力打到外线去，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这个决定的目的是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之不能持久。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部署，1947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它们调动和吸引国民党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左右于自己周围，迫使国民党军处于被动地位。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由此揭开。

当时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包括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谭震林、许世友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徐向前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等，也在同时加紧发起攻击，渐次转入反攻。同年夏季，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反攻，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局。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

3、战略决战    

到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解放区面积达到235.5万平方公里、拥有1.68亿人口，并且基本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解放军的后方进一步巩固。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则由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其中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而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由于遭到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处境十分孤立。它在军事上不得不放弃“全面防御”而实行“重点防御”。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援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154万余人，加上1948年7月至1949年1月期间在济南战役和其他战役中的损失，国民党军队共丧失兵力230余万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

4、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在人民解放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企图借“和平谈判”之机争取喘息时间，布置长江防线，以便卷土重来。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分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谈判从4月1日开始。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长达1 000多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一举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延续了22年之久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各路大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的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逃往中国台湾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基本的胜利。

国民政府失去大陆的原因

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隔仅有三年零三个月。这样的转变发生得如此之快，在战争开始之时，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还是美国、苏联等国都没有预料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地以弱胜强战胜国民党？各方都在寻找令人信服的答案。

1、丢掉了农民。国民党决定土地归农民所有，但地主反对。共产党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得到农民的支持。中国的土地问题是个老问题。“耕者有其田”已断断续续地喊了两千多年。历史上农民要求土地的革命绵延不绝，但是农民战争即使改变了朝代，也没能改变农民的命运。然而中国的这个“千年难题”，却由共产党解决了。　

在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各阶级土地占有状况是极其不合理的。美国人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提出：“一般而言，占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和富农，拥有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五的土地。”他的这个估计仍略显保守，实际上旧中国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达到了约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提出“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下，坚决拥护广大群众在反奸、清算、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如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所讲，1946年至194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并不是单纯的没收土地。这是一场通过赎买、捐献、处罚、社会压力、没收以及其他一切为社会各界所支持的办法，把土地分到农民手中的运动”。等到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始实行平分土地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到了1949年上半年，在东北、华北、西北以及华东的山东、苏北等老解放区及其包围的小块新区中，土地已基本平均分配，近1亿农民获得了土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改，不仅使农民得到了渴望的土地，而且在政治上也摆脱了长期被边缘化的状态。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提问时指出，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抗战以来，共产党在其控制的边区广泛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即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为保证选举能依法正常进行，考虑到大多数农民选民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很多人还不识字，边区还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选民热情很高，边区的投票率总能维持在80％以上。

 一向被认为是组织程度不高的农民，一旦有人能提出代表他们利益的正确主张，把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他们的潜能便会充分发挥出来，成为令人吃惊的巨大力量。共产党成功的农民政策，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参军、支前成为了他们的自觉行为，仅山东一省，国共内战时期就向共产党部队输送了95万兵员，动员了1106万民工、民兵帮助部队运送物资。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改革，还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精神世界。当时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华北大学任教的美国人韩丁，在观察了土改后的农村社会后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全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熟悉中国情况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曾说，“在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共产党人的问题，决不是凭借武力所能解决的。只有为农村的广大民众建立起一个好于共产党人的地方政府，共产党人的问题才能随之自然地得到解决”，“而国民党政权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它没有对此给予应有的注意”。国民党对土地问题虽也有成套的理论，但直到在大陆失败，也没有拿出有效的办法。国民党未改革土地制度，但对农民征收的赋税却是越来越沉重。国共内战期间，在农业方面，仅征粮、征借和征购等项目加给农民的实物和金钱负担，就超过1936年的4至5倍，有的地方甚至超过20倍。而共产党却废除了杂税，仅征收正税。由此，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解放区的农民生活，实际上是冰火两重天。

美国学者易劳逸在分析了国共两党的农村政策后讲：“国民党在农村的失败——当局无能力保证农民的土地、安全和食物——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对政府所持有的尊敬。这就意味着政府正失去合法性。沉重而频繁征收的苛捐杂税、腐败、绝大部分官员所显示出来的倾向地主阶级反对佃农的偏见，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和主张合法行动的传统的社会价值。结果，农民们不是非难，就是躲避征税和征兵官员。”农民对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产生了不同的压强：“对国民党方面极小的压强（或支持），对共产党方面的相当压强（或支持）。一个不均衡的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真空由此而形成。”这样，在农民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做大了这个“政治真空”。

1944年10月，美国蒙大拿州国会议员迈克尔.曼斯菲尔德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代表来到中国。1945年1月，他返回华盛顿，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长达7000多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国民党越来越不得民心，普通民众怕国民党兵，怕国民党的收税官。农民造反、省级政府官员的批评、学生抵制征兵抓壮丁，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而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严明，“他们用榆树树干制造小型火炮”，“如果没有枪，就用长矛和棍棒”。民众对国民党信任的流失，由此可见一斑。国民党发动内 战后，民众对国民党信任的流失更是呈现了加速的趋势。　　                战争是烧钱的，是需要物资支撑的。由于战争的巨大需求，使得国民党军费激增，由此造成了国统区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当时的通货膨胀已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记述说：1949年2月底，“全部流通的金元券用两千万美元即可买光。而过了一个月，只要上述数目的一半就可以买下这些金元券了”。“由于纸币厂印制的纸币满足不了需要，局势变得严峻而又可笑。利率达到了令人诧异的数字。四月间，国民政府的收入是其支出的百分之五，但是为了搜集这笔钱而花掉的费用比这笔钱本身还多”。

物价飞涨使得民众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也难以维持。1947年5月17日，南京的高校学生在游行宣言中说：印钞机无休止的周转，已迫使我们学生及极大多数的人民，从人的生活水准，降低到畜牲的生活水平。而现在，这个畜牲的生活水准也无法维持了。我们所面临的是严重的饥饿和失学危机，是使难民的行列增加新的伙伴，是使饿死的骷髅中增加新骨骼。

社会地位很高的教授也好不到哪里去。1947年9月23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北大开教授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功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事实是最好的老师，如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分析说：“饥饿和内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饥饿是内战的结果，内战是饥饿的原因。当一个人在饥饿中，他一定会要想到，他为什么陷于饥饿，只要他这样一想，他立刻就会喊出反内战的口号。所以反内战的口号，也不是要人煽动才能知道的秘密。”在经济濒临崩溃的形势之下，民众对国民党政权渐渐失去了希望。

再来看知识精英阶层。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选出了第一届院士81人，其中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者9人，滞留国外者12人，逝世1人，其余59人都选择了留在大陆。为什么这些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精英会选择留在大陆？著名学者季羡林晚年回忆说：“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小商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等各阶层民众，从自身生存环境的恶化中，对国民党失去了信任，他们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诚如毛泽东所讲，“蒋介石国民党已经处在了人民的包围之中”。 中国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汇聚了最广大的民心和民力，形成了毛泽东所描绘的局面：“在全国，我们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国民党则是丧尽了民心，甚至出现了“国民党究竟代表谁？”的疑问。人心向背最终决定了战争胜负。1949年2月1日，在战败的前夕，蒋介石自我反省说：“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2、丢掉民族资产阶级。外国资本、国民党的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私人资本。抗战胜利后，外国资本、国民党资本、官僚资本继续发展，私人资本受到遏制。陈光甫：创办中国旅行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典型的私人资本，民族工业；在1949日记里写到：今日之争非仅国共之争，实在可以说是一个社会革命，共产党的政策是穷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产清算少数分子，所以有号召，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方观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有替农民做一点事，也无裨于工商业

3、贪污腐败，经济恶化。国民党：五子登科——房子、车子、条子（金条）、票子、婊子。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但蒋本人不贪污。蒋纬国抢了一处房子，蒋斥责他丢了蒋家的脸，把房子还回去。蒋介石叫蒋经国反腐败。蒋经国反腐败，开始雷厉风行。蒋说孔令侃（孔祥熙的儿子）不能抓，孔令侃是头号蛀虫，于是蒋经国辞职，代表蒋的反腐败失败。打仗，印钞票，通货膨胀。

4、一党专政，长期独裁。党代表大会代替国民大会，党代表大会=蒋的大会，他说了算。联合政府，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但蒋介石国民党反对，撕掉会议决议，反对联合政府。空前孤立，共产党、民主党派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内部人士也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历史学家傅斯年，台湾大学的校长：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的垮台，不是由于革命的势力，而是由于自己的崩溃。

1947年6月，蒋介石不无自满地说，“综览各方之情况，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1948年1月，蒋介石在一次讲演中声色俱厉地说：“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为什么仅时隔7个月，蒋介石就严责自己领导的政党？原因就是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失败，而这盖源于国民党领导力的衰微。  　　        其实，从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国民党的作风就开始败坏。1928年11月，一位观察力敏锐的外国人乔治.索凯尔斯基指出，“奢侈和豪华”已成为国民党官员特有的生活方式。到1930年，国民政府各级官员的贪污已比较普遍。抗战胜利后，沦陷区人民渴望着国民党中央派人前去接收。可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却贪婪地搜刮民财，巧取豪夺，把原沦陷区搞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和代总统的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民众则讥称那些“接收”大员是“五子登科”，即只知道掠夺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三迷成风”，即财迷、色迷、官迷成风；“三洋开泰”，即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当时，北平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米面涨”。对此，国民党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官员邵毓麟曾当面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预言：“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这颗“定时炸弹”在内战期间就爆发了，其直接表现就是国民党在战场上的溃败。国民党在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总结了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国民党“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

 反观共产党，毛泽东认为“决定战争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而“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所以共产党一贯把加强党的建设视为党的生命。正如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白修德）、安娜?雅各布所记述的：“虽然共产党的敌人咒骂着他们，把所能想到的一切污言秽语泼洒在他们身上，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他们用双手创造出一个奇迹。共产党从光秃贫瘠的山区出发，在一个从满洲到长江流域的巨大弧形范围内，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在现代战争或现代政治中，很少有其他政治事业可以与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奇迹相比。”完成这一奇迹的共产党人，“深入到每个乡村的基层中去，用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口号唤起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人都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这些力量来自于人民——来源于群众的智慧，来源于农民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和持久永恒的坚韧耐力。”

司徒雷登在总结国民党失掉大陆的原因时，也曾经如此说：“整个来讲，不论是对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民），或者是对国内国外的观察家，共产党都能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它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事业的，它是真正希望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希望中国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获得一个真正独立而强有力的地位。”“在共产党取得全国（大陆）胜利之前，他们对其控制地区的统治很少表现出集权主义的倾向；他们似乎是仁慈的、宽容的、友善的，他们的原则是自己活，让他人活，而且帮助人家活。1947年、1948年和1949年，当他们节节胜利，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地区、一座又一座城市的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受人欢迎的‘解放者’的行动。”“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它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可悲的是某些国民党员缺乏这种精神。”

由于分析视角不同，人们得出的解释也就不尽相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人心向背最终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如1949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所写，国民党“貌似强大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在初期的胜利是“建立在沙上”的，他们的失败“不是美援的不充分造成的”，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国民党军队“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国民党的部队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他们是因腐败等原因而“自行瓦解”的，中国的人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

抗日战争是100多年来中国反对外来侵略者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举国欢庆，万民欢腾。胜利降临了，战争结束了，但战时中国积累的问题，如凋敝的民生、残破的经济等，都没有随着抗战的结束而消亡，而是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时，各方不由得都将瞩目的焦点集中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国两个最大的政党身上。抗战结束时，国民党统治区是什么状况？共产党领导的、略带几分神秘的陕甘宁边区又是什么样呢？

谢伟思认为国民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但国民党不仅无力改变这种状况，而且正在加速它的发展，国民党已丧失了领导全中国的资格。

在发出这份汇报的一个多月后，谢伟思作为美国国务院政务官员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参加了“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到延安。到延安后，谢伟思竭力控制着自己“不要被感情所支配”，但是他和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这里的“精神气质和气氛”与国民党统治区相比都有不同，他如此记述了他们感觉到的差异：“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如此。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谈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但是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对他们完全没有奴颜婢膝之态。他们自由地参加各种小组。这里也完全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初来乍到者在延安看不到警察，也很少看到士兵；也没有乞丐，和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衣着和生活都很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每个人都穿同样普通的、用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在衣着、生活或接待方面，我们看不见炫耀虚饰的现象。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士气是很高的，战争看来接近了，而且是现实的。这里没有失败主义，而是信心十足，没有厌战情绪。给人的感觉是每个人都有工作干。人们是严肃认真的，倾向于一种使命感。那里有惊人的政治觉悟。没有对党的领导人的批评，没有政治闲谈。同时，没有紧张和压抑感。领导人总是坦然地自信。”

在列举了上述现象后，谢伟思分析说：“我在延安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成功地进行着。还有，当国民党已丧失了它早期的革命性，并随着这一丧失而呈现四分五裂的时候，共产党由于必须继续奋斗而保持了其革命性，而且渐渐壮大和比较成熟了。人们不由得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这一运动是强大和成功的，它后面有某种动力，而且它把自己和人民联系得如此紧密，因而将不会被轻而易举地扼杀掉。”

谢伟思看到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都是在中国，一个是国民党及其统治的区域，一个是共产党及其管辖的边区，而这正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内战的对立双方，他们的众多“不同”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内战的最终结局。

1947年6月，蒋介石不无自满地说，“综览各方之情况，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1948年1月，蒋介石在一次讲演中声色俱厉地说：“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为什么仅时隔7个月，蒋介石就严责自己领导的政党？原因就是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失败，而这盖源于国民党领导力的衰微。

其实，从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国民党的作风就开始败坏。1928年11月，一位观察力敏锐的外国人乔治?索凯尔斯基指出，“奢侈和豪华”已成为国民党官员特有的生活方式。到1930年，国民政府各级官员的贪污已比较普遍。抗战胜利后，沦陷区人民渴望着国民党中央派人前去接收。可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却贪婪地搜刮民财，巧取豪夺，把原沦陷区搞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和代总统的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民众则讥称那些“接收”大员是“五子登科”，即只知道掠夺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三迷成风”，即财迷、色迷、官迷成风；“三洋开泰”，即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当时，北平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米面涨”。对此，国民党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官员邵毓麟曾当面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预言：“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这颗“定时炸弹”在内战期间就爆发了，其直接表现就是国民党在战场上的溃败。国民党在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总结了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国民党“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

反观共产党，毛泽东认为“决定战争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而“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所以共产党一贯把加强党的建设视为党的生命。正如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白修德）、安娜·雅各布所记述的：“虽然共产党的敌人咒骂着他们，把所能想到的一切污言秽语泼洒在他们身上，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他们用双手创造出一个奇迹。共产党从光秃贫瘠的山区出发，在一个从满洲到长江流域的巨大弧形范围内，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在现代战争或现代政治中，很少有其他政治事业可以与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奇迹相比。”完成这一奇迹的共产党人，“深入到每个乡村的基层中去，用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口号唤起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人都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这些力量来自于人民——来源于群众的智慧，来源于农民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和持久永恒的坚韧耐力。”

司徒雷登在总结国民党失掉大陆的原因时，也曾经如此说：“整个来讲，不论是对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民），或者是对国内国外的观察家，共产党都能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它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事业的，它是真正希望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希望中国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获得一个真正独立而强有力的地位。”“在共产党取得全国（大陆）胜利之前，他们对其控制地区的统治很少表现出集权主义的倾向；他们似乎是仁慈的、宽容的、友善的，他们的原则是自己活，让他人活，而且帮助人家活。1947年、1948年和1949年，当他们节节胜利，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地区、一座又一座城市的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受人欢迎的‘解放者’的行动。”“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它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可悲的是某些国民党员缺乏这种精神。”

中国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汇聚了最广大的民心和民力，形成了毛泽东所描绘的局面：“在全国，我们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国民党则是丧尽了民心，甚至出现了“国民党究竟代表谁？”的疑问。人心向背最终决定了战争胜负。1949年2月1日，在战败的前夕，蒋介石自我反省说：“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二、国民党的全面危机

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和平团结建国的强烈愿望，悍然发动内战，不仅遭到了全国人民坚决反对，也引发了国民党统治的全面危机。

1、国民党方面

 ◆军事危机：内战初期，蒋介石企图凭借其军事优势，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以百万之师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试图在3～6个月内，彻底消灭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短短3个月后，就粉碎了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从1947年6月开始，人民解放军由被动防御转为战略反攻。从6月30日起，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解放军、由陈庚、谢富治率领的太岳兵团和由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三路大军38万余人组成“品”字型阵势，挺进中原，向国民党军发动了战略反攻。与此同时，东北、华北野战军也在各条战线发起强大攻势，迫使国民党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从1947年7月到1948年6月，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战略反攻，共歼灭敌人152万余人，取得了战略进攻的伟大顺利。从此，国民党军士气大挫，迅速陷于空前的军事危机之中。 

 ◆政治危机

国民党的“劫收”  在抗战胜利时曾经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很大期望的原沦陷区人民，很快对它感到极端的失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它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官员到原沦陷区接收时，把接收变成“劫收”，大发胜利财。巨额敌伪资产转归官僚资本集团控制的部门占有，其中很大部分被官员个人侵吞、隐匿、变卖。连一名国民党接收官员也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其结果将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蒋介石：“自抗战末期以来，我们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魏德迈：“国民政府的胡作非为已经引起接管区人民的不满，此点甚至在对日战争一结束后，国民政府即严重地失去大部分的同情。”  

“国民大会”的召开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擅自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国民党坚持独裁、坚持内战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各阶级、各政党的强烈反对，使国民党陷于全民包围之中。出席大会的代表中，除国民党外，只有早已投靠国民党的青年党、以张君励为首的民主社会党和若干所谓“社会贤达”。在国大召开的第二天，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指出：“这一‘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这一党‘国大’还要通过一个所谓宪法，把独裁‘合法’化，把内战‘合法’化，把分裂‘合法’化，把出卖国家与人民利益‘合法’化。照这样做下去，中国人民一定要陷入苦痛的深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政府当局一手关闭了。一党‘国大’中将要玩的一切把戏，乃至改组政府，我们绝无一顾之必要。” 

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的迫害 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也充满敌意并采取种种排斥和镇压措施。比如民盟等一向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以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之后，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盟地方组织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屠杀，所办的多家报社也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5月，国民党公布伪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公然诬蔑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组织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至此，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面目已暴露无遗。 

国民党由于执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所以迅速失去民心。 内战爆发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民主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学生运动的高涨  针对国民党当局积极从事内战的准备，1945年底，昆明学生发动了以“反对内战，争取自由”为主要口号的一二.一运动。这个运动扩展到了许多城市。

在全面内战爆发半年后，1946年12月30日，为抗议驻华美军强暴北京大学先修班一女学生，北平学生高喊“抗议美军暴行！”“美军退出中国！”的口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运动（史称抗暴运动或“一二三○运动”）由此掀起。截止1947年1月10日，12天内，抗暴斗争扩展到14个省26个城市，参加罢课、游行等的学生总数达50万人。

1947年5月20日，南京、北平等地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史称“五二○运动”）。随后，这个运动迅速扩大到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60多个大、中城市，学生罢课、游行同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汇合到了一起。它比抗暴运动“更雄猛地震撼了全中国”。在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1947年10月以后，爱国学生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抗斗争的浪潮。由于他们愈来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面，学生运动的主要口号便由“反饥饿、反内战”改为“反饥饿、反迫害”了。

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  学生运动的高涨，大大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早在1946年6月23日即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夜，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派出请愿团去南京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时遭到当局指使的大批暴徒围殴达5个小时，团长马叙伦和代表雷洁琼等多人受伤。1947年间，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中，先后有120万工人举行罢工。5、6月，饥饿的城市居民的“抢米”风潮席卷包括南京、上海、北平等40多个城镇。

　　在农村，农民不断掀起反抗国民党当局抓丁、征粮、征税的浪潮。1947年1月，民变地区扩展到300多个县。中共地方组织还在广东（含海南岛）、湖北、安徽、福建、江西等一些地方的农村中，恢复和发展人民武装，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

台湾省人民也发生了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运动。 1947年2月28日，为反抗国民党的暴政、抗议反动军警屠杀市民，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2月底、3月初，台湾各地汉族、高山族人民纷起响应，夺取武器，举行起义，并攻占台中、嘉义等城市。国民党当局对起义群众进行血腥镇压，20多天中即有3万多人被屠杀。二二八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作为全国人民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它有力地显示了台湾人民的革命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

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于1945年建立革命政府。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派出代表团同三区革命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并于1946年1月初签订11项和平条款。但是，它很快就推翻和平条款，加紧镇压新疆人民革命运动。新疆各族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

1947年初，内蒙古东部大部和中部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同年4月，在乌兰浩特举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等。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宣告成立。内蒙古人民的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随着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不仅在军事战线上，而且在政治战线上，都打了败仗，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正如毛泽东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

第二条战线，揭露和孤立了蒋介石政府；促进若干重大问题的解决；使蒋介石集团两线作战，牵制了国民党的有生力量。

 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并且想不出逃脱的办法”。

◆经济危机：随着内战的扩大，军费猛烈增加，导致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危机也日益加深。

 一是通货恶性膨胀，物价疯狂上涨。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国民党政府除了对人民征收苛重的捐税以外，更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物价飞涨，使人民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洗劫。1946年国民党的财政赤字为50 450亿元，1947年就增加到289 000亿元，1948年则猛增到2 600 000亿元。

 二是工商企业大批倒闭。据统计，从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和广州等20多个城市，工厂和商店就倒闭2.7万多个。1947年，工业产量较抗战前的1936年减少了30%。

 三是农业经济日益破产。由于国民党军在战争中的大量伤亡，需要不断补充兵源，就在农村横征暴敛，抓兵派夫，造成广大农村田园荒芜，农业生产严重衰败。农村经济急剧衰退。1947年，农作物总产量比1936年减少了33%～44%。广大农村饥民遍地，饿殍载道。1947年，各地饥民达1亿人以上。

 四是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飞涨，加上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导致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全国活活饿死上千万人口，灾民达一亿以上。同时，公教人员和学生群众的生活也陷入极度的困境。

    国民党统治区的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国民经济遭遇深刻的危机。失业人数陡增，工人和城市居民濒临无法生存的境地。这样，国民党当局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置于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除此以外，再无出路。

军事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使国民党的统治迅速陷于分崩离析之中。

2、共产党方面

土地改革运动 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同时，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早在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决定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此之后，通过开展清算斗争等，到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即有2/3的地区基本上实际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为了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进一步激发他们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1947年7月至9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田，由乡村农会接收”，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个大纲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群众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洪流。

    在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指导下，解放区广大农村迅速掀起土地制度改革（习惯称“土改”）运动的热潮。尽管在土改运动广泛发动之后，一度发生过侵犯部分中农利益、侵犯某些民族工商业等的“左”的错误，但中共中央一经发现这些问题，立即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纠正，使运动迅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到1948年秋，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广大农民分得土地并在政治上获得翻身以后，其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加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成立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组织，担负战争勤务。他们还广泛建立和发展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

    土地制度改革，是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封建制度根基的社会大变革。土改运动的发展表明，解放战争在胜利推进的同时，中国的社会变革也在深入发展。经过这个运动，中国最主要的人民群众——农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自身利益的坚决维护者，因而自觉地在党的周围团结起来。这就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人民军队战略战术正确  为了打退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确定了战略方针和原则，在政治上，“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必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

国民党陷入危机的原因  1、国民党政府和官员们贪污腐败、大发胜利财；2、国民党发动内战，违背人民意愿；3、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拒绝实施社会改革；4、国民党投靠美帝国主义，具有明显的反民族性质。 

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是其迅速崩溃的根本，军事上的失败是直接原因，经济上的崩溃、思想文化上的没落反动、投靠美帝的卖国外交也都是重要原因。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援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仅用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154万余人，加上1948年7月至1949年1月期间在济南战役和其他战役中的损失，国民党军队共丧失兵力230余万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