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二：中国共产党怎样继续中国革命？

一、重点厘清楚两个方面内容

一方面是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共产党员不忘初心，一大批优秀儿女坚贞不屈，英勇献身；一大批革命先辈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投入战斗；一大批先进分子火线入党，投身革命洪流。

另一方面是革命的星火燎原。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除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外，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

这些武装起义点燃了土地革命的遍地烽火，并且大多在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如星星般的一小块一小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动员群众2000余万，涵盖区域面积近60万平方公里。1932 年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后统辖分散在全国各地的13块根据地，全国红军发展到30万。建立了18个省级单位、4个特区以及4个直属县， 总共有40余万平方公里，3000余万人口。

二、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探索

在学习土地革命战争广泛兴起的实践基础上，要全面了解革命新道路理论形成的艰辛历程，特别是要清楚掌握毛泽东的突出贡献。 

1.中共中央对于革命新道路的不断探索。 

八七会议提出，“在严重的环境之下，不是革命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整顿设备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 而找着新的道路。”中共六大提出，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到来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找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中国可以划分为许多小国，它们的经济力量都可以独立，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930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信件，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认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得着胜利。

2.毛泽东对于革命新道路形成的杰出贡献。

一是反复强调“上山”思想，率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向农村进军是革命新道路探索的重要起点。毛泽东无疑是全党迈出这一关键步骤的第一人。

二是创建性解决新型革命军队建设中的系列重大问题。最先在起义中打出工农革命军的独立旗帜，早于中共中央的正式决议案。“三湾改编”实现了的支部建立在连上和建立士兵委员会的两项重大制度创新，奠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体制机制。古田会议决议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而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

三是系统阐述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奠定了农村革命新道路的坚实基础。《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同时还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

四是科学阐明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重要地位的思想。针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毛泽东致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提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实际上是批评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坚持的“城市中心论”，提出了中国革命应当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 

三、着重了解清楚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核心内涵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这一理论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充分把握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中国革命主要特点，把握了中国革命波浪式发展的革命大势，解决了战略与策略、重心与重点、建党建军建政等一系列理论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科学概括了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坚决破除了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倾向，形成了一条与苏联的“城市中心论”截然相反的革命道路理论。 

2.要从对中国革命指导的决定性影响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推进角度，深刻把握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历史意义。

一方面，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虽然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封锁“围剿”，根据地依然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发展不断向前的决定性因素。

另一方面，要党不去用主要的力量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的中国革命新经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极大地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宝库。 

史料 |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1]序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明显的例摆在广东:哪一个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比较敛迹的县份，必定是农民运动已经做起来有了大的农民群众加入了农民协会的县份。换句话说，即是哪一个陈炯明[2]势力削减的县份，必是农民起来的县份。我们无庸讳言:一年以前是陈炯明有广东，革命政府可以说并没有广东；一年以来到现在是革命政府与陈炯明平分广东天下，虽然陈炯明自己不在广东境内；往后须得农民从广东各县逐渐地起来，才可以确实证明陈炯明的势力从广东各县逐渐地减削下去。陈炯明的故乡，历来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猬集的海丰县，自从有了五万户二十五万人之县农民协会，便比广东任何县都要清明——县知事不敢为恶，征收官吏不敢额外括钱，全县没有土匪，土豪劣绅鱼肉人民的事几乎绝迹。因此，乃知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必须都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因此，乃知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因此，乃知凡属不重视甚至厌恶农民运动之人，他实际上即是同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际上即是不要打倒军阀，不要反对帝国主义。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即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买办阶级如银行公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债，究竟比较甚少。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基此理由，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我们预计:全国三万万以上农民群众当中，以十分之一加入农民协会计算，可以得到三千万以上有组织的农民。尤其是南方的湘、粤、赣，北方的直、鲁、豫，中部的鄂、皖几个政治上特别重要的省份，应该下大力从事组织。有了这几个重要省份的农民起来，其余省份的农民便都容易跟着起来。必须到这时候，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

说到研究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种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随农民运动的发展才能日即于丰富，目前除广东外各地农运都方在开始，所以材料是异常贫乏。这回尽可能搜集了这一点，印成这一部丛刊，作为各地农运同志的参考。其中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三百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该省农民问题研究会内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他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的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从前连大略都没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贵。我们应该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关于农业生产问题的材料，本书只收得五种(第二十二种至第二十六种)。关于此问题的材料并不是很缺乏，为了出版仓卒搜集不及，他日尚当另外编印。农民问题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病害虫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前一问题固然是目前的紧急问题，同志们的注意力自然都集中在这里。但后一问题也是非常之严重，我们不能不积极地注意。要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着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法，不是即刻能办之事，但时期也就快要到来了，我们应得预先准备。这部书内关于广东的材料，占了八种，乃本书最精粹部分，它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许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过细看这一部分。它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我们从五年来各地的农民运动的经过看来，我们读了这部书的广东农民大会议决案、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及广宁普宁两个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不由得不有此感觉。本书对于外国的材料也搜集了一点(第十五种至第十八种)，但是太少。各国尤其是俄国的农民运动农业经济的材料很多，可惜没有人详细地翻过来。本书内惟俄国农民与革命一篇算得比较的详细，我们亦很可以拿来与中国的情形比较一番。

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刊印。

【注释】[1]《农民问题丛刊》，是毛泽东一九二六年五月至九月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主编的，旨在总结推广国内外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以指导和促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原计划出版五十二种，实际上出版了二十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