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语言的替换与底层

一、语言替换（语言融合）

语言替换（语言融合）是更深程度的语言接触，指的是一种语言排挤和替代其他语言而成为不同民族的共同交际工具。

也可以表述为：语言替换是指一个民族放弃本民族的语言而改说另外一个民族的语言的现象。

例如在我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女真等民族。他们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后来都先后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改说汉语。他们的语言都融合到汉语中去了，汉语就成为不同民族共同的交际工具。

又如，今天美国人的祖先除来自英国以外，也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希腊这样一些国家，另外还有来自非洲和亚洲的移民。后来，来自英国以外的移民大都放弃了自己原先的语言，而改说英语。英语成为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民的共同的交际工具。这是语言融合的另一实例。

语言的融合对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二、语言替换（语言融合）的社会原因

语言替换（语言融合）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的融合和统一。当两个或几个民族融合为一个民族的时候，当然需要一种共同的交际工具来为统一的社会服务。可以说，社会的融合推动了语言的融合。

但是，究竟哪一种语言能够替代其他语言而成为全社会的交际工具，这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一般说来，经济和文化上占优势的一方，在语言的替换中往往处于优先的地位，他们的语言保存了下来，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则往往放弃自己的语言，而改说先进民族的语言。语言替换（语言融合）的最终结果与一个民族是否为统治民族没有关系。在历史上，汉族曾经多次被其他民族统治，但在语言的替换中，汉语最终成为了胜利的一方，便是证明。

语言替换还需要有一个客观条件，就是各族人民必须生活在同一地区，形成杂居的局面。

三、自愿替换（融合）和被迫替换（融合）

在语言的替换过程中，如果一个民族自愿放弃自己民族的语言，而改说另一民族的语言，叫做自愿替换。

鲜卑族的拓跋氏在建立北魏王朝以前虽然没有与汉族杂居，但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之后，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也学会说汉语。为了加速语言的替换过程，魏孝文帝还制订了一系列政策，禁止讲本民族的鲜卑语，提倡说汉语。鲜卑族为什么要学习汉语，实行汉化？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避免“数 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丧失拓跋氏的政权。因此魏孝文帝于太 和十九年六月“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魏书•高祖孝文帝本纪》）。由于统治者的政策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鲜卑族和汉族融合、鲜卑语被汉语替换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

如果被替换的民族采取各种措施，极力保存自己的语言，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改说别的民族的语言就叫做被迫替换。

唐以后与汉族融合并改为使用汉语的主要是契丹、女真（包括后来的满族）等民族。这些民族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个少数民族有所不同：一是在建立王朝以前没有与汉族杂居，二是在建立王朝以后反对学习汉语, 总想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阻止语言的替换，最后的语言替换是被迫的。金世宗屡次告诫群臣，或发出诏谕，要求使用女真语，保持女真旧风。金世宗命令歌手唱女真词，以此告诫王子和诸王：“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 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 是忘本也。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朕教诫也。”（《金史•世 宗本纪》）又命令“应卫士有不闲女直语者，并勒习学，仍自后不得汉语”（《金史•世宗本纪》）。这几段话清楚地说明女真族的皇室成员、卫士已对女真的语言文字到了“或不通晓”、或不娴熟的程度，至于普通老百姓，大概多数只会说汉语了。金世宗在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面前想阻止融合的发展，规定“自后不得汉语”，“诸王小字未尝以女直语命之，今皆当更易”，“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均见《金史•世宗本纪》）。他还设法改变女真人与汉人杂居的情况，免被融合：“（金）世宗虑种人（指女真人）为民害, 乃令明安穆昆自为保聚，其土地与民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使种人与汉人各 有界址，意至深远也。”这个“意至深远”，自然也包含防止被汉人同化的意 思。但这些措施只能起一时的作用，无法改变女真族融入汉族、女真语被汉语替换的结果。

所谓“自愿替换”和“被迫替换”，只是就统治者所釆取的政策而言，而不是说“被迫”中没有客观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自愿”中没有斗争。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是民族自愿融合的典型，但也曾遭到以太子为 代表的贵族保守集团的强烈反对，最后不得不废弃太子，甚至处以极刑。在这些语言换用中，汉族在政治上处于被统治地位，因而不可能给其他民族的语言施加任何特权。这种不以特权而进行语言替换的方式，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四、语言替换的过程

语言替换的过程大体上是先出现双语或多语现象，然后是几种语言中的优势语言逐渐排挤、替代其他语言而完成语言的替换。双语现象或多语现象的出现是语言替换过程中重要的、富有特征性的现象，是两种或几种语言统一为一种语言的必经的过渡阶段。在这一过渡阶段中，一方面是弱 势语言母语者所说的第二语言（优势语言）越来越好，另一方面是优势语言所使用的范围（官场、学堂、市场、与陌生人交谈、家庭中交谈，等等）越来越大，最终完全替换弱势语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在几年中就能 得出结果的一次性行动。

  双语现象形成后最后是否导致语言的替换，还要看社会历史的条件: 如果两个民族向融合的方向发展，相互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其中某一个民族完全失去了聚居人口，则这个民族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语言，完成语言的换用，例如前述的鲜卑之与汉的关系；如果两个民族仍然保持相对平衡的状态或向分离的方向发展，各个民族都一直保持相当数量的聚居人口，那么他们就继续各说自己的语言，蒙元与汉的关系大体上属于这一种情形。但语言替换必须经过双语现象的阶段，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

一般说来，当两个民族生活在同一地区的时候，由于交际的需要，都会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这在史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到不少线索。李冲反对魏孝文帝的“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而主张“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 改旧从新”，可以从反面印证做官的汉人必须会说“帝者”的语言。魏分裂后，北齐的高欢及其继承人虽然想提高鲜卑语的地位，免被汉语替换，但双语现象的存在是很清楚的。例如，《北齐书•高昂传》有这么一段记载：“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可见北齐的鲜卑族统治者及其统辖的“三军”都同时掌握汉语和鲜卑语，因而既可以用鲜卑语讲话，也可以用汉语讲话。当时的汉人， 也有很多人会说鲜卑语。例如刘昶“呵责童仆，音杂夷夏"（《北史•刘昶 传》）；北齐的一个士大夫为了取悦于鲜卑统治者，教儿子说鲜卑语和弹琵 琶，“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颜氏家训•教子》）。由于汉族在经济、文 化方面处于先进地位，汉族人学鲜卑语不是当时的主流，而且被人讥笑为 “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犹其小者耳”（《抱朴子•讥惑》），而鲜卑等族学习汉语则是当时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双语现象时期语言间的相互影响也可以在文 字中找到一些线索。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孝文皇帝吊殷比干墓文》中举了这么一条材料：

又考魏书，道武帝天兴四年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字千余，颁之远近，以为楷式。天兴之所集者，经传之所有也；始光之所造者，时俗之所行，而众文经之不及收者也。则知《说文》所无，后人续添之字，大都出此。

天兴四年是公元401年，始光二年是公元425年，前后相隔24年，通用的新字就增加一千多个。这显然是因为在民族交融、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新事物、新概念，相应的在语言中出现了大量的新词语，原来的文字不能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因而新字就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南北朝时期不仅大量创造“说文所无”的新字，魏太武帝拓跋煮还利用行政的力量使“时俗之所行”的新字规范化、合法化，加以推广，又使得这一时期大量产生异体字，书写形体也有明显改变。这些现象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双语社会中不同语言的相互影响。

满文源自蒙文，后来随着满汉两族关系的发展，满语与蒙语的关系逐 渐疏远，而与汉语的关系日益密切，因而在改进满文的书写形式时就进一 步考虑到和汉语的对音，以利于转写汉语的词语（见《清史稿•达海传》）。 例如清初的满文不分，只用一个表示［s］的字母，就是说，表示［s］的 字母既可以表示［s］,也可以表示［z］,而满语的［z］与汉语的［ts］相似，因而 满文中多用［s］转写汉语借词的［ts]“罪”，满文作［sui］, “蝎子”，满文作 ［xiyese］。后来懂得汉语的满族人越来越多，知道［s］与［ts］不同，于是另造 一个新的字母代表［ts］,以转写汉语的借词。这种现象反映了语言替换过 程中的一个步骤。

现代多语地区的语言调査也说明了这一点。在云南汉傣两族共同居 住的地区，如果汉族居民的人口比例很高，则当地傣族人群所说的汉语就 逐渐地向当地汉语靠拢。

五、语言换用与底层遗留

在双语阶段，必然会产生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即使是被替代的语言，也会在胜利者的语言中留下自己的痕迹。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历史上的这种痕迹今天已不甚清楚，但《颜氏家训•音辞》篇概述当时的汉语已经“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由此也可见其一斑。

被替代的语言在胜利者语言中留下的痕迹，被称作“底层”。底层最主要的表现有两点，一是被替代语言社团的一些特殊的发音习惯。发音习惯 与音位系统和字音分合关系都不同，它只是具体音值、具体发音生理上的 区别。比如，我国浙江、上海郊区、福建、广东、海南等地的一些汉语方言中 有一种气流由口外吸向口内的浊塞音（“浊内爆音”）声母，出现这种特殊音 值声母的汉语方言，刚好都处于壮侗族先民居住的区域，而壮侗语是具有 成系统的浊内爆音声母的语言。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汉语方言中所出现的浊内爆音是壮侗语留在汉语中的底层。失败者语言发音的保留可能是胜利者语言分化为不同地域方言的一个重要因素。底层另一个常见的表现 是地名，地名最容易留下被替代语言的痕迹。例如东北的“哈尔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等等是满语的残留，其中“哈尔”是满语“江"的意思，“哈尔滨”就是“江滨”。

总之，在语言替换的漫长过程中，双语时期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会对语言的变化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在文字中也可以找到这种影响的痕迹。 随着一种语言的消亡，这种痕迹就成为两种语言历史上密切接触的历史 见证。

可以看出，语言联盟和语言替换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它们都是社会或民族密切接触的结果，都是原来不同的语言因后起的密切接触而趋同，都要经历漫长的双语或多语并存的阶段。但两者也有重要的不同。社会条件的不同在于密切接触的各方力量是否相对均衡。这一重要不同带来接 触结构的重要不同：各方力量相对均衡则密切接触的结果只是语言在结构类型上趋同，并不统一为同一个语言；各方力量失衡则力量强的一方的语言会替换其他语言而成为唯一的胜利者，几种语言将统一为一种语言，至多使同一种语言带有不同底层的地域变体——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