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不成系统的词汇借用

一、借词

1、什么是借词

借词又叫外来词，指那些声音和意义都借自外语的词。例如，“扑克”、“吉普”就借自英语，其原词分别为poker和jeep。

又如，“伏特加”和“布尔什维克”借自俄语，其原词分别为водка和большевик。

每种语言都有借词，只是数量的多少不同而已。例如英语中借词的数量，就大大超过了汉语中的借词。如人们所熟悉的people(人民)、nation(民族)、fine(美好的)、army(军队)、soldier(士兵)等词，都是源于法语的借词。

借词由于借用历史悠久，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语言中固有的词，而不易为人们所察觉。

例如汉语中的“葡萄”、“石榴”、“苜蓿”、“菠萝”、“狮子”、“玻璃”就是汉代从西域借入的词；而“佛”、“菩萨”、“罗汉”、“阎罗”、“魔”、“僧”、“尼”、“和尚”，“塔”等，是汉代以后从印度借入的佛教词语；至于“胡同”、“站”、“蘑菇”，则是元代借入的蒙古语中的词。

 

2．借词和意译词的区别

借词是指声音和意义都借自外语的词，而意译词则是用本族语言的构词材料和规则构成新词，移植的只是外语中某个词的意义。简单说来，意译词是借义而不借音，而借词则音义皆借。

例如，英语telephone一词，移植到汉语中，早期使用“德律风”这一借词形式，到今天则使用意译词“电话”。“德律风”的声音和意义都借自“telephone”，而“电话”中的“电”和“话”都是汉语中固有的成分，其组合规则偏正结构，也是汉语中固有的构词规则。“电话”与“telephone”并没有语音关系，所借的只是telephone的意义。

有时候，在吸收外来成分的时候，为了便于理解，采用音译加意译的办法。

例如，在汉语中就有这样一些词：

        beer ——啤酒

        car  ——卡车

        card ——卡片

其中的“啤”、“卡”、“卡”都借自英语，分别是“beer”、“car”、“card”，而“酒”、“车”、“片”则是汉语中固有的成分。

 

3．仿译词

仿译词是意译词中的一种。仿译词的特点，是用本族语言的材料逐一翻译原词的语素，不但把它的意义，而且把它的内部构成形式也移植过来。例如：

    黑板——blackboard

    足球——football

    篮球——basketball

    机关枪——machine gun

    牛津——Oxford

    鸡尾（酒）——cocktail

二、结构规则的借用

结构规则包括语音结构规则和语法结构规则。即：

                     语音结构规则

    结构规则

                     语法结构规则

语言是由语音、词汇、语法组成的系统。在语言的三要素中，词（主要指一般词汇中的词）是最容易从一种语言中借用到另外一种语言中去的。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借词现象。而结构规则一般则不能被借用，具有不可渗透的特点。

例如在汉语中，“坦克”一词借自英语中的“tank”。英语“tank”读成[tænk]。由于汉语没有[tæn k]这一音节，因此便使用相近的tǎn kè这两个音节来表示。英语没有声调这一非音质音位，而在借词“坦克”的两个音节中都具有一定的声调，这完全符合汉语的语音结构规则。

语音结构规则和语法结构规则具有不可渗透的特点，是指一般情况而言的。如果两个民族的关系相当密切，一个民族的语言大量借用另外一个民族语言中的词，那么，一种语言的语音、语法特点也可能渗透到借入一方的语言中去，从而出现音位、音节构造、构词规则乃至句法规则的借用。这就是结构规则的借用。

例如侗语[ph]、[th]、[kh]、[t þ h]、[phj]、[khw]、这些送气音的音位变体，受汉语的影响，现在都已经变成独立的音位了。

这就是语音规则的借用。

又如白语的述宾结构，原先是宾语在前，动词在后（OV）。后来受汉语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变成了动词在前，宾语在后的词序（VO）了，即

    SOV——SVO

这是语法规则的借用。

三、借词与社会

借词虽然音义都借自外语，但如果两个社会的接触程度不深，即地域上不相邻且只有一般性的物质交换或文化交流，比如像我国汉代的通西域或现代与西方的英、法、德、荷兰各国的接触这一类的情况，则借词在语音、语法上还得服从本族语言的结构规则。如果碰到本族语言中没有的音，就用相近的音去代替，而不产生新的音位。例如汉语借自俄语的“喀秋莎”中 的“莎”汉语中没有这个音，于是就用相近的shi去代替。汉语的“茶”“菽”两个词自从借入俄语以 后，到现在已变成？？（“豆类；豆制成的酱油”），它们不但在语音上有了俄罗斯风味，意义上或有引申，语法上也归入一定的性，并且像别的名词一样有格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两个社会地域不相邻且接触程度不深，则语言的变化就只限于向对方语言借用自己语言中所没有的事物或观念的名称，音位的聚合系统和组合规则、词法、句法等都不发生变化。语言接触的这种结果属于“不成系统的词汇借用”这一类型。

语言中借用词语的方向决定于两社会接触时文化传播的方向。如果文化传播是单向性输出或输入，则词语的借用也是单向的；如果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则词语的借用也双向的。比如汉代张骞通西域的文化交流属双向交流的性质，这一交流使汉语中出现了“葡萄”“石榴”“苜蓿”“菠萝”“狮 子”“玻璃”等西域词汇，而西域诸语言也因此而借用了汉语的“丝”等词汇。 汉代之后佛教词汇的输入则属于单向输入：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佛教词汇，而梵语或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中介的巴利等西域语言中却没有借进同期汉语上层意识形态层面的词汇。

在词的借用过程中还可能有借出去的词再借回来的现象，一出一进之间，音、义等方面都会有一些变化。汉语的“百姓”借入蒙古语后成为 [诚坦，意思是土房子]，后来变成“店铺”的意义。汉语后来又把这个词从蒙古语中借回来，叫做“板生”，简称“板”，现在呼和浩特市的一些地名如“麻花板”“库库板”等之中的“板”，就是汉语的“百姓”借入蒙古语后再借回来的一个词。

词语的这种往返借用的现象，最典型、最大量的还是存在于日语和汉语之间。魏晋六朝以后，汉语对日语有很大的影响，汉字也被用作日语的 书写工具。在那个时期，日语先从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借去“吴音”，后来又从中原地区借去“汉音”，汉语的词大量涌入日语。这些词在日语中还保 留着汉语词古代读音的痕迹，是研究汉语史的一项重要资料。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提倡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或者赋予汉语借词以新的意义，或者用汉语的构词材料构成新词，借以反映西方的新事物、新概念。这些新词当时还都用汉字来书写。中国开始大规模地 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是在日本之后，日语的这些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词 也适合汉语表达新事物的需要，于是又成批地从日语以汉字的形式借回 来。例如“思想”“具体”“资本”“政治”“演绎”“政府”“侵略”“劳动”“理性” “想象”“现象”“垄断”“悲观”“乐观”“储蓄”“节约”“自由”“警察”“选举”“助教”“学士”“硕士”“博士”“卫生” “反对”等等是汉语中原有的词（如《三国志•华佗传》：“人体欲得劳动”）， 日语借去后表达新概念，而汉语又从日语中借回来。又如“哲学”“共产”“归纳”“观念”“经验”“政党”“方针”“谈判”“分子””原子““反应”“纤维”“资料”“学位”“体操”“批评”“支部” 等等是日本人民用汉语材料构成的新词，也被汉语借用。这些词语，从构词材料、构词规则甚至语词本身都是汉语所固有的，加上借回的方式是汉 字，回到汉语并不保留日语中的读音而换成了当时汉语的读音，所以从音 义关联上看也与本族语完全没有差别。这样，汉语者大多感觉不到它们有 外来词的色彩，不知道它们是从日语借回来的词语。中日两国文化上密切交往的历史，使汉语和日语的词汇保存着大量共同的成分。这种情况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借词如果适合使用的需要，有时甚至能在长期的竞争中战胜本族词，取而代之。“站”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有趣的例子。表示车站意思的“站”，汉语中原来叫做“驿”，这个词后来借入日本，今天在日本仍叫驿，例如“东京驿”就是“东京站''的意思。南宋时汉语从蒙语中借用“站”，“驿”“站”两词并用，后来随着元蒙政权的建立，在各地设立“站”，“站”就代替了“驿”。元朝灭亡后，明朝皇帝曾通令从洪武元年起“改站为驿"，但是在老百姓的口语里一直用“站”，甚至明末的奏章中还有用“站"的现象。清时“驿”“站”并 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满洲国”，也改“站”为“驿”。 但这些行政措施始终行不通。可见借词只要符合社会的需要就会在语言中扎根。“站”在现代汉语中已经进入基本词汇，用它来构成的词语很多, 如：“车站、站台、粮站、广播站、水电站、发电站、交通站、供应站、运输站、收购站、接待站、气象站”等等。

总之，社会接触的程度浅则语言的接触程度也浅。语言浅程度接触的结果是语言中出现不成系统的、文化层面的借词。词语借出借入的方向与文化输出输入的方向相一致，因此借词是研究民族史、社会史的重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