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渡的概念

引渡是指一国基于国际条约或其他理由，通过其国内法律程序，把在其境内发现而被别国指控犯罪或已被判刑的人，应该国的请求移交给该国进行追诉或执行刑罚的一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行为。引渡是国家间为了有效制裁犯罪而进行的，是国家之间相互关系友好发展的一种具体体现。

二、引渡的特征

（一）引渡是一种国家行为

引渡的主体是国家，引渡是在国家之间进行的，任何非政府机构都无权决定引渡问题。引渡的请求只能由拥有主权的国家提出，并且提出引渡请求的国家必须对引渡请求所涉及的犯罪具有刑事管辖权；被请求的国家必须同样是拥有主权的国家，并且必须是被请求引渡的人在其境内的国家。国家有引渡和不引渡的权利，但是没有引渡的义务。是否引渡、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引渡都完全由国家利益决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强迫另一个国家进行引渡。

（二）引渡的对象是被一国指控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判刑的罪犯

在引渡实践中，引渡的对象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被指控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即在一国的刑事诉讼中有权指控犯罪的主体有证据证实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向审判机关指控其犯有某种罪行的人；另一种是已被判刑的人，即被一国的刑事审判机关认定为犯有某种罪行而被判处一定刑罚的人。对前者的引渡是为了完成诉讼，对后者的引渡是为了执行刑罚。不属于上述情况的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的当事人、证人或者鉴定人，都不能成为引渡的对象。引渡的对象如果不是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判刑的罪犯，被请求国有权拒绝引渡请求。出于政治或经济目的的引渡，也是不能被接受的。

（三）引渡审查程序的司法性与行政性

引渡的根本目的在于惩罚犯罪，首先考虑的是追究被请求引渡人的刑事责任。所以，对于他国的引渡请求，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首先是由被请求国的司法机关作出是否准予引渡的裁决，即对引渡进行司法审查。但是司法机关的裁决主要是在法律形式上审查引渡是否符合最基本的法律规定，而并不审查该引渡案件可能涉及到的政治、主权和国家利益等因素。引渡问题不是纯粹的法律诉讼问题，要综合考虑国家关系、主权平等原则等多种因素，最高行政机关在这方面掌握更多的情况，由它来作出最终决定显然更符合国家利益。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是在引渡的司法审查程序完成后，再把司法机关作出的准予引渡的裁决提交给本国中央政府或其指定的行政职能部门进行行政审查。中央政府或者由其指定的行政职能部门在综合考虑国家主权原则、国际义务和本国的外交政策、本国与请求国的外交关系后，代表国家作出是否向请求国移交被请求引渡人的最终决定。最终决定只有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签字批准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世界大多数国家在引渡审查上实行的司法性和行政性相统一的程序，更符合涉外刑事司法的诉讼特征和维护国家主权的要求。

（四）引渡以条约或互惠为依据

国家之间开展引渡活动是一种友好互助行为，主要以国家间签订的条约为基础。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也可以互惠关系为基础。有的国家规定，引渡必须以条约为依据，如美国。也有的国家规定可以以互惠承诺为依据开展引渡活动，例如，日本的引渡法规定，与日本订有专项引渡条约的国家可以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与日本尚未订立有关引渡条约的国家也可以向日本请求引渡犯罪分子。

三、引渡的形态

根据我国《引渡法》和各国关于引渡的双边条约的规定，引渡可以分为多种形态，这些不同种类的引渡形式，反映了现代国际引渡的多样化发展和国际社会开展引渡合作的复杂形势。

（一）诉讼引渡和执行引渡

诉讼引渡是指为诉讼和审判的目的而提出引渡，请求引渡刑事被告人，即处于侦查或审判阶段的刑事被告人。

执行引渡是指为执行刑罚的目的而提出引渡被判刑人，即被判处刑罚或者正在服刑的罪犯。

我国与各国签订的引渡条约都规定了这两种类型引渡的相互协助。

（二）暂缓引渡和临时引渡

暂缓引渡是指被请求国因本国诉讼活动的因素暂缓向请求国引渡被请求引渡者。暂缓引渡一般可以推迟到被请求国对被请求引渡者诉讼终结、服刑期满，也可以提前释放，然后再按照正式引渡程序办理引渡事宜。

临时引渡是指被请求国为了方便诉讼国的诉讼活动，允许应当在本国接受审判后服刑的引渡对象临时移交给引渡请求国。临时引渡是暂缓引渡的一种补充，如果因为被请求国暂缓引渡，可能导致超过追诉时效或者难以对犯罪进行调查，被请求国可以根据请求国的要求予以临时引渡。

我国与各国签订的引渡条约，对暂缓引渡和临时引渡都做出了专项规定，同时也严格限定了临时引渡的时间。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引渡条约》第13条第3款规定：“请求的缔约一方在诉讼终结后应立即归还被引渡的人”。

（三）向内引渡和向外引渡

向内引渡，又称为主动引渡，也叫做请求引渡，是指一国主动提出请求请求别国将犯罪嫌疑人或被判刑的罪犯引渡回国的活动。

向外引渡，又称为被动引渡，也叫做被请求引渡，是指一国根据别国的请求，向请求国引渡犯罪嫌疑人或被判刑的罪犯的活动。

向内引渡和向外引渡是一个活动的两个环节，前者是指请求国的引渡活动，后者是指被请求国的引渡活动。只有两个国家进行合作，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引渡活动。

（四）补充引渡和附带引渡

补充引渡，又称为扩展引渡，是指请求国请求对引渡犯罪以外的犯罪进行审判和处罚时，应当向被请求国提交新的引渡请求文件和必要的说明材料。补充引渡是建立在罪行特定原则基础上的一项制度，它是特定原则的一种例外，根据特定原则，除在引渡请求中明确列举的犯罪外，请求方不得对被引渡人因其在引渡前所实施的其他犯罪而采取强制措施。如果打算对引渡所涉及的犯罪外的其他犯罪进行追诉时，则必须征得被请求国的同意，也就是对第一次正式引渡提出补充要求。

附带引渡是指请求国引渡的请求涉及几个犯罪行为，但该人只有一个主要犯罪行为符合引渡条件，而其他几个犯罪行为不符合引渡条件，被请求国在允许对主要犯罪行为进行引渡时，也允许对其他犯罪行为进行引渡。

（五）正式引渡和非正式引渡

正式引渡，又称为条约式引渡或互惠式引渡，是指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双方按照条约规定的程序或者在互惠的基础上，按照法定程序相互移交引渡对象。正式引渡是世界各国广泛采取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稳定有序的刑事合作活动。它以条约为依据或者以互惠关系为基础，积极地开展引渡各种在逃人员的活动。

非正式引渡，又称为条约外引渡，是指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双方利用移民管理等方式驱逐引渡对象达到事实引渡的目的。

（六）过境引渡和再次引渡

过境引渡是指一国与另一国开展引渡活动，需要通过第三国的领域。过境引渡又分为陆地过境引渡和空中过境引渡。根据我国与各国签订的引渡条约的规定，一国向另一国提出允许过境引渡的要求，应出示有关证明文件。从国际引渡实践来看，无论双边是否签订引渡条约，对于过境引渡，只要符合正式引渡的条件且具备法律文件，都允许过境，而且过境国司法机关往往还提供必要的便利。

再次引渡是指请求国对所引渡的犯罪嫌疑人或罪犯进行审判或执行刑罚后，再将其引渡给第三国进行审判或者执行刑罚。

案例一：张振海引渡案（基于互惠的引渡）

张振海，原系河北省农民，是一名负案在逃的刑事犯罪分子。1989年12月16日，劫持一架中国民航客机，在日本九州福冈机场被日本警方拘留。按照日本的《引渡法》规定，是否决定引渡需要由法院审理决定。因此，我国通过外交途径提出了引渡请求，递交了将张振海临时拘留的照会和司法机关签发的逮捕令。同时承诺在今后类似案件中，中国政府将向日本提供同样的协助。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最后作出决定，认定张振海不属于政治犯罪，应当引渡给中国。1990年4月23日，日本法务大臣向东京高等检察院签发了将张振海引渡给中国的命令。4月28日，我国派遣押解小组将张振海引渡回国。7月1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振海进行公开审理，并依法判处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

案例：孟晚舟案中美国检察官的深思熟虑（规避政治目的、符合双重原则）

美国纽约州的检察官在确定孟晚舟的涉嫌罪名时，应该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根据美国的指控，孟晚舟向金融机构作出虚假的供述，其目的是为了将管制设备出口到美国禁运的国家。假设犯罪属实，那孟晚舟应当是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案》,将美国生产的管制设备出口到美国禁运的国家，涉嫌违反出口管制罪。但美国纽约州的检察官没有选用这个罪名，而是选择了欺诈罪。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规避政治目的的质疑。二是达到符合双重犯罪的要求。

美国制定的《出口管理法案》专门针对伊朗、朝鲜等国，与国际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显然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如果以违反出口管制罪请求引渡的话，就留下了政治目的的口实，就会存在很大的争议。根据加拿大的法律规定：“如果被请求引渡的行为，具有政治性质，司法部长应拒绝引渡。”但是到底什么情况下才算是“具有政治性质”？美国和加拿大法律均没有明确的规定。不过也有资料显示，加拿大曾经向美国请求引渡一位加拿大籍的嫌疑人，但是美国的法院拒绝了引渡，理由是被请求引渡人是一个维护印第安人人权的嫌疑人，犯罪行为带有“political character(政治性质)”。所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因为“政治性质”原因而拒绝引渡是有先例的。美国人也担心这一点。

依据违反出口管制罪向加拿大请求引渡，恐怕难以成功，因为这种行为在加拿大应该不会被认为是犯罪，难以达到“双重犯罪原则”的要求。所以，美国检察官选择了指控孟晚舟其中的一项行为，向金融机构作出了虚假的陈述，认为构成欺诈罪。因为欺诈金融机构的行为不但在美国加拿大，在全世界几乎都会认为是犯罪，而且刑期都会超过一年以上，在美国甚至最高刑可达30年。这样极可能就符合了“双重犯罪原则”。

美国依据《出口管理法案》引渡失败的案例

前伊朗驻约旦大使诺斯拉图拉·塔吉克被美国当做军火商，指控其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案》，向伊斯兰极端分子出售军事设备。2006年，美国特工在英国伦敦诱捕了塔吉克。英国法院用了6年时间审理此案，最终也拒绝美国的引渡要求。

2007年10月29日，根据美国提供的情报和临时拘捕令，伊朗人YousefBoushvash在香港被捕。一个月后，美国正式向香港提出引渡要求，指这人是伊朗特工，在2004年到2007年间，从美国经迪拜、曼谷等地偷运武器到伊朗，包括F-14战机零件，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法案》，而且还犯有洗黑钱、邮件诈骗等特工常犯罪行。香港特区政府最初也打算响应美国要求，预定在2008年4月14日举行引渡听证，却忽然在2008年4月11日决定把这名伊朗人无条件释放，只在释放前一天知会美国取消引渡。也就是说，香港特区取消引渡连法定程序也不用启动。此人获释后不知所终。《港美引渡协议》规定，在国家层面，引渡涉及国防外交须北京处理；在不涉国家层面，港美双方亦无须引渡政治犯或涉及重大公众利益者，但何谓“政治犯”，也没有详细列明，只能交由法定程序逐案审理。换句话说，中央政府对香港地区向外引渡结果的影响方式有三类：公开宣示此案涉及国防外交，由中央处理；提供参考影响香港法院对“政治犯”的分析；建议港方让当事人自愿离港、甚或将其驱逐离港。

2008年，一名伊朗高级空军军官在美国要求下被泰国拘捕，罪名是偷运军火，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案》。后来伊朗政府向曼谷交涉，提出此人被引渡到美国会被酷刑拷问伊朗军事机密，结果相对三权合作的泰国法庭迅速判决，否决引渡。

201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斯诺登揭发美国政府秘密监视网络和通信后藏身香港。美国向香港提出了拘捕请求。香港找了个非常好的借口，拒绝了美国临时拘捕的请求。香港律政司要求美国先澄清其提交的相关文件内有关斯诺登的名字，然后才能采取行动。美方外交文件上，斯诺登的名字是Edward James Snowden；香港入境记录上的名字是Edward Joseph Snowden；美国司法部提供的法庭文件上使用的名字是Edward J Snowden。此外，美方并未提供斯诺登的护照号码。同时香港还要求美方说明是根据港美双边协定中的哪些条款要求逮捕斯诺登，以及美方基于哪些证据要求逮捕斯诺登。但直到斯诺登离开香港前的“一分钟”，香港没有接到美方的任何回复。因此，香港律政司无法在缺乏法律基础下要求法院签发临时拘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