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是一事物异于其他事物的特点。不同事物的特征当然不同，同一事物跟不同的参照对象比较，其特征也会不同。因此，认识事物的特征，除依据事物本身的属性之外，还应设置一定的参照对象。以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主权属性和法律属性为核心，以其他类别的国际合作和国内警务合作为参照对象，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基本特征概括如下：

一、警务执法合作的外交性

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发展，现代外交的外延和手段逐渐丰富，产生了各式各样的领域外交。（赵宇：《国际执法安全合作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版，第13页。）有人称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也是一种警察外交（公安部政治部编：《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页。），这是外交在警务领域的专业化延伸。外交是一种严谨又规矩的国家行为，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主要手段。因为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执行主体是各国的警察机构，是在独立行使警察权的基础上开展的一种合作，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行为，在合作过程中，双方警察机构依然代表的是国家利益的维护者。从这一角度看，外交对警务执法合作起到了引导与规范的作用，即在划定范围内，对警务执法合作的内容、程度以及行为对象进行限定，以达到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条件下开展合作，实现双赢。一方面，外交活动向外界打开了警务执法合作的大门，为警务执法合作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开展又会反过来促进两国的理解与互信，每一次具体合作的开展，都见证了两国真正友好交往的纽带。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与外交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关系。（赵宇：《国际执法安全合作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版，第14页。）

二、国家主权的互让性

现代国家主权理论认为国家主权指的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处理自己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具体表现为管辖权、独立权、自卫权、平等权。国家主权决定着国家拥有本国领域内警务活动的最高决策权，国家有权对警务活动进行立法，确定包括涉外警务在内的所有警务活动的范围、内容、方式和程序，独立自主的处理发生在本国领域内的一切警务活动，不受外国干涉。同时，国家又通过警务活动来捍卫国家主权，防止外来侵犯、干涉以及其他破坏活动。出于维护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宁的需要，国家不得不将某些国家主权让渡给他国或国际组织，同时也从他国或国际组织那里获得他们让渡的国家主权，这种互相让渡主权的行为是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前提，使跨国联合侦查、跨国追捕等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特殊形式从理论上的可能性逐步成为现实性。（荆长岭，易志华，吴兴民：《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刑事警务合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版，第52-53页。）

三、法律依据的双重性

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是一种具有国际与国内双重法律依据的执法活动，既要以打击有关国际性违法犯罪的国际法为基础，又要以国内法律的有关规定为依据，否则，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就不具有全面的法律依据和效力。首先，要求当事国在加入相关国际公约、签订双边条约时，就应考虑本国法律是否与其存在严重冲突，以便决定是否加入、签订或者在加入、签订后修改本国法律，以使国际法与国内法在内容上保持协调性。其次，在合作开展前，要求当事国考虑所要进行的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是否符合相关国际公约、双边条约、国际惯例和本国法律，若将要开展的警务执法合作的宗旨与相关国际公约、双边条约和国际惯例基本一致，当事国警方各自实施的警务执法合作行为也同时符合国内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当然可以顺利地进行。若国家在加入国际公约时，以公共安全为由声明保留，拒绝国际公约中某项条款的执行，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就会出现困局。（荆长岭，易志华，吴兴民：《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刑事警务合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版，第54-55页。）

四、合作内容的专业性

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是各国警务机构在执法领域的一种国际合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针对性，专门适用于处理涉外案事件，开展合作的主体是各国的警察机关以及享有侦查权的其他司法机关，它以各国警务机构的协调与配合为机制，构成一个国际预防与惩治违法犯罪的网络。它以预防和打击国际违法犯罪为共同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开展联合侦查、协助取证、共同办案、跨国追逃等，最大限度地打击各种类型的国际性违法犯罪，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五、合作效益的高效性

在运用国际合作手段来惩治违法犯罪方面，存在多种渠道：外交渠道、司法协助渠道、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渠道等。外交渠道受制于国际环境和外交关系，司法协助渠道受制于复杂的审批请求程序、诸多条件限制，长时间的协商会谈往往贻误破案时机，难以满足及时打击违法犯罪的需要。当事国通过签署的双边、多边合作条约确定的正式及非正式的合作渠道，开展“警”对“警”的警务执法合作，程序相对简洁、直接、灵活，具有耗时短、效益高的特点。

六、执行主体的对应性

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主体是国家，执行主体是各国的警察机构。既然是国家间警察机构的合作，就必然要求请求方与被请求方合作机构的对应。合作执行主体的对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对应：一是职责范围的对应；二是主管机关的对应。职责范围对应是把握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实质，主管机关对应则是厘清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联络渠道和行进路线。职责范围对应前文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这里重点论述主管机关的对应。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之前，请求方必须弄清楚该事项应由被请求方哪个部门负责，应该向对方哪个中央主管机关或者联络机关提出。这就需要对外国的中央警察主管机关的设置和职能划分要有全面的了解。世界各国对中央警察主管机关的设置相去甚远。英国、法国两国的中央警察主管机关是内务部，英国伦敦警察机关称苏格兰场，其他地方警察机关与法国相同，都称警察局。俄罗斯的中央警察主管机关有内务部、国家安全局、边防总局、税务警察总局四家，地方警察机关都称警察局。美国的警察分为地方警察和联邦警察，联邦警察和地方警察没有隶属关系，只是协作关系。美国地方警察中央主管机关是司法部，地方警察机关称警察厅或警察局；联邦警察主管机关是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隶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日本的中央警察主管机关是国家公安委员会，东京警察机关称警视厅，其他地方警察机关称警察厅或警察局。我国的中央警察主管机关有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机院。为统一安排对外警务执法合作事宜，经国务院同意，公安部在2020年7月20日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3章对“刑事司法协助和警务合作 ”中作了11条规定，其中第374条规定“公安部是公安机关进行刑事司法协助和警务合作的中央主管机关，通过有关法律、国际条约、协议规定的联系途径、外交途径或者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渠道，接收或者向外国提出刑事司法协助或者警务合作请求。地方各级公安机关依照职责权限办理刑事司法协助事务和警务合作事务。其他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需要外国警方协助的，由其中央主管机关与公安部联系办理。”可见，公安部既是公安机关进行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主管机关，又是其他警务机关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中央联络机关。有两个以上警察主管机关的国家，并非都像中国一样，只确定一个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中央联络机关，例如：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国家安全局、边防总局，税务警察总局都是中央一级的主管机关，同时又都是对外的中央联络机关，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开展警务执法合作，公安部就要与俄罗斯的这四个警察主管机关分别签署合作协议，分别确定具体合作事项与哪个警察主管机关联络。中国与美国开展警务执法合作，中国公安部就需要与美国多个部门联络，与美国地方警察机关开展合作，不是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应，而是与美国司法部对应，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对应的中央主管机关则是美国国土安全部，除联邦调查局外，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勤局和国防部国家安全局也承担有一定的联邦警察职责。

案例一（外交性）：处理卓长仁劫机事件，中韩外交关系史上的破冰之旅

1983年5月5日上午，以卓长仁为首的6人团伙劫持了一架从沈阳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客机，要求飞机飞往台湾。机组人员和乘客同劫机份子进行了英勇搏斗，飞机遭损被迫降至韩国汉城机场。事发后，韩国政府迅速成立了由安全企划部、法务部、外务部等机构组成的紧急事故处理小组处理情况。时任韩国总统全斗焕指示：要认真谨慎地处理好此事，为将来与中国改善关系打下基础；为乘客和机组人员提供最大便利；严格按照国际民航公约进行处理，保障乘客人身安全。当时中国和韩国没有外交关系，也没有正式的联络渠道。于是韩国当天下午就召开了中国客机劫持事件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公开了此事。得悉韩国的新闻发布会后，中国立即通过日本向韩国转发了一封电报：闻听中国一架民航客机遭劫持，紧急迫降贵国军用机场，请务必确保飞机和机上乘客安全。半个小时后，外交部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韩国发了第二封电报，表达了向韩国派遣代表团协商解决此事的愿望。事情上报到了青瓦台，全斗焕再次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同意中国派人来解决劫机事件，决定在韩国飞行限制区域内，为中国代表团开辟一条经由济州岛-仁川-汉城的飞行通道，并高规格接待中国代表团。全斗焕想利用这次突发的劫机事件，打一张外交牌，向中国示好，作为打开对华外交的突破口。5月7日，时任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率领33人的代表团，抵达韩国金浦机场，这是中国官方代表团首次踏上韩国国土。来时，韩国派出了2架战机护航（在韩国领空），飞机降落后，红地毯一直从机翼铺到机场贵宾室，韩国外务部次官孔鲁明、民航局局长金彻荣在机场迎接，之后将中国代表团安顿排在新罗饭店。对乘客和机组人员，韩国政府招待的也很周到，在卓长仁等同意释放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后，韩国政府用6辆大巴车将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接走，把他们安排在汉城最豪华的沃克希尔酒店居住。2名受伤的机组人员，被送到了韩国最好的医院“三军总医院”接受治疗。韩国方面不仅承担了所有食宿医疗费用，还安排他们游览首尔，登上南山塔，参观百货公司和三星电子公司。此外，韩国方面还动员了很多韩国华侨，为他们提供翻译服务，安抚他们的情绪。中国代表团带了30万美元现金，作为差旅费和安置中国乘客的费用，最后也没有用上。这些善意的安排，为谈判创造了良好的氛围。5月8日开始的谈判比较顺利，韩国同意将乘客、机组人员无条件归还中国；被劫持飞机待技术性问题解决后立即返还中国；伤势较严重的一名机组人员留在韩国接受治疗后返回中国。对卓长仁等6名劫机份子，中国希望将他们引渡回国，韩国坚决拒绝，一是“在各国的劫机事件中，没有过引渡犯人的先例”；二是中国与韩国没有建交，两国之间没有引渡协定；三是中国也不是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韩国认为事情发生在韩国境内，必须由韩国审判。为了使乘客尽快回国，同时考虑到两国之间并无引渡条例，代表团请示国内后，决定不再纠缠这个事情。一切都谈妥后，就剩下最后一步，走个手续。没想到，正是这个手续，又生出了几多波折。韩国提出搞一个备忘录，把这次谈判成果形成文件。中国认为搞备忘录是多此一举，主张韩国开一份移交清单，中国开一张收条。但韩国坚持要搞备忘录，中国只得同意。在草拟备忘录时，双方又发生了严重分歧。韩国认为中国代表团是中国政府正式代表团（代表团成员有外交部、新华社人员，但用的中国民航人员身份，韩国对此一清二楚），要求在备忘录中体现这一点。中国反对，坚持以两国民航之间的名义签署备忘录，反对使用两国国名。韩国草拟的备忘录中，前后9处使用“大韩民国”字样，还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目的就是让中国在备忘录中承认“大韩民国”。中国坚决反对，要求不提“大韩民国”。韩国希望在文字上得到中国的承认，并大肆宣传这件事，尽可能高调。中国则不希望把此次谈判牵涉到政治层面，尽量冲淡官方色彩，低调行事。双方唇枪舌剑，争论了一天一夜，谈判再次陷入僵持。这时，韩国外务次官孔鲁明说话了，此人是孔子的后代，为人热情爽快，中国代表团在韩国期间，他一直陪同左右，双方私人关系处得很融洽。孔鲁明说：中国代表团是经我国政府同意后到汉城的，结果中国代表团不承认主人的国号，犹如客人到主人家里打了主人一记耳光，有失国礼，叫我们如何向民众交代？你们起码要给我们一点面子。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中国代表团只得再次请示国内，高层指示：名称问题是次要的，尽快把人和飞机接回来。有了指示就好办了，代表团将备忘录中的8处“大韩民国”字样删去，代之以汉城或南朝鲜当局，只保留了落款处的“大韩民国”字样。修改后的版本虽然与韩国的期望有差距，但终究还是有一处“大韩民国”的字样，对韩国民众也算有所交代了，新闻媒体也有了宣传素材。最后，备忘录签署人落款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总局局长沈图”和“大韩民国外务部第一次官孔鲁明”。5月10日，备忘录签字仪式结束后，韩国方面举行了送别午宴。下午3点35分，代表团和乘客、机组人员乘飞机离开汉城回国。至此，事情圆满解决。这次谈判是中韩两国政府第一次进行正式的接触，也是两国关系的转折点，它打破了过去几十年双方政府间无交流状态。此后，两国关系迅速升温，坚冰融化，交往、交流口子越开越大，建交条件越来越成熟。

韩国对卓长仁等人的最终处理也与外交密切相关。汉城地方法院审判了卓长仁等人，一审判决，以“危害航空安全罪”，判处卓长仁、姜洪军有期徒刑10年，其余4人各7年。受台湾方面干涉，终审判决作了改动，卓长仁、姜洪军有期徒刑6年，其余4人各4年。事实上，事情发生后，韩国一直承受着来自台湾方面的压力，他们一直要求把卓长仁等人交给他们，并称这些人为“六义士”。经台湾方面积极活动和施压，服刑一年后，1984年8月，卓长仁等人被韩国驱逐出境至台湾。

案例二（专业性）：黄海勇引渡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