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追缴犯罪收益的措施

从追缴的意义上讲，追缴的重点在于没收和返还。但国际公约、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相关的国内法，都常常将对犯罪收益的识别、调查、搜寻、扣押、冻结等都规定为必要的追缴措施。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5条没收第2款规定：“各缔约国还应制定可能必要的措施，使其主管当局得以识别、侦查和冻结或扣押本条第1款所述的收益、财产、工具或任何其他物品，以便最终予以没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1条冻结、扣押和没收第2款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辨认、追查、冻结或者扣押本条第一款所述任何物品，以便最终予以没收”。《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12条没收和扣押第2款规定：“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辨认、追查、冻结或扣押本条第一款所述任何物品，以便最终予以没收”。

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基本都有对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搜查、冻结、扣押、没收和移交等的专门条款。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非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13条查询、搜查、冻结、管制或者扣押规定：“被请求国应当在遵守本国法律的前提下执行查询、搜查、冻结、管制或者扣押作为证据的财物的请求。被请求国应当向请求国提供其所要求的有关执行上诉请求的结果，包括查询或者搜查的结果，冻结、管制或者扣押的地点和状况，以及有关财物随后被监管的情况。如果请求国同意被请求国就移交所提出的条件，被请求国可以将被扣押财物移交给请求国”。我国《刑事司法协助法》第六章对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第七章对没收、返还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分别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规定。

二、追缴犯罪收益的途径

追缴犯罪收益主要有五种途径：

一是通过双边引渡条约或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进行追赃。在开展引渡、遣返等追逃合作的同时，随附请求移交赃款赃物。针对携款外逃的犯罪嫌疑人，我国依据双边引渡条约或多边含有引渡条款的国际公约或互惠原则，向嫌犯所在地国提出引渡请求时，一般情况下都会随附提出“移交赃款赃物”的请求，或在引渡的同时开展追赃国际合作。

二是利用赃款赃物所在国犯罪所得追缴法或其他国内法进行追赃。西方国家大多详细规定了犯罪所得没收制度和资产返还程序，美国除刑事没收外，还设有不以刑事定罪为前提条件的民事没收制度。实践中，没收返还的范围还可及于犯罪所得或价值相当的财产、犯罪资产、设备或其他工具。例如，李继祥异地追诉案中，对赃款的追缴就是澳大利亚根据其《犯罪收益追缴法》进行的，澳警方查封、扣押和冻结了李继祥非法所得约630万澳元。

三是境外民事诉讼方式进行追赃。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因贪污、挪用公款、侵占等犯罪遭受物质损害的受害人（或单位），针对其受到损失的财产部分，有权以民事原告的身份向法院对侵权人（以及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等）提起财产侵权或确权的民事诉讼，要求民事被告返还侵权之物或赔偿损失。前面提到的李继祥案，澳大利亚警方在进行刑事程序的同时，也启动了该案的民事程序，在预审听证取得成功后，迫使李继祥前妻黄某自愿放弃李继祥转移到她名下的不法财产。这里还有一个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追赃的案例。1995年3月，英国警方根据情报破获了一起跨国走私文物案，在两个港口截获了7辆卡车，查获6000多件文物，同时，经过中国文物专家和大英博物馆专家的鉴定证明，由数千件文物的所有权属于中国。年代最早涉及新石器时代，最晚涉及清朝。在英国警方的配合下，中英两国警察顺利完成了全部取证工作，准备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是受理此案的英国地方法院认为，文物走私行为发生在中国，依照英国法律规定，对发生在其他国家的犯罪进行起诉有限制范围，决定不起诉走私文物嫌疑人。期间，因犯罪嫌疑人的请求，法院对此案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并且通知中方，根据英国法律规定，如果不进入民事诉讼程序，英国警方必须把扣押的文物退还给犯罪嫌疑人。由此，中国不得不同意进入民事诉讼程序。但最后，在法官的建议下，以庭外和解的方式进行解决，文物走私者同意将3000件文物归还中国。四是运用刑事政策促使犯罪嫌疑人或其近亲属自行退赃。

五是在我国国内启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由法院作出没收判决后，请求赃款赃物所在地国予以承认与执行。这被称为我国追逃追赃的一个利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普通刑事诉讼程序无法进行，致使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中大量违法所得财产流失、无法被及时追缴这一困境。针对这一问题，2012年3月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设：“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这一规定在追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的犯罪分子逃匿境外、逍遥法外，靠着巨额犯罪所得，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追逃劝返的难度很大。对这些犯罪后逃匿到境外的犯罪人，及时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没收其违法犯罪所得，切断其经济来源，就能大大挤压其在境外的生存空间，迫使其回国接受处理。李华波追逃案是我国首例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案件。不过，在制度设立之初，适用案件的数量却不多。2013年1月至2017年1月，检察机关共受理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职务犯罪案件40件43人。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的可操作性有所增强，较突出的法律适用问题得到解决。此后，适用该程序办理案件数量明显增加。2017年1月至2021年底，检察机关共受理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职务犯罪案件93件9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