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年晚夏，在波恩大学攻读法律的一年级学生马克思，回特利尔向自己热恋的姑娘求婚。燕妮就和18岁的马克思约定了终身。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贵族出生、年华似锦的燕妮，被公认为是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皇后”，许多英俊贵族青年为之倾倒，求婚者不乏其人，毫无疑问，可以缔结一门荣华富贵的婚姻。但是她却蔑视社会的一切传统观念，瞒着父母把自己许配给一个市民阶层的子弟，她完全不能预计和马克思共同生活的前途如何。马克思认为暂时还不能在身为枢密顾问官的燕妮的父亲面前正式向燕妮求婚。因此，起初他只能向自己的父亲吐露秘密。他相信，他父亲会在燕妮的双亲面前为一次成功的求亲作好各种准备。

1836年10月，马克思从离家不远的波恩大学转赴离家遥远的柏林大学读书，这意味着他们之间要互相忠诚等待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在柏林，由于心灵激荡的感情和 “倾心思慕”的爱情以及带来的悬念和焦虑，曾一度影响了马克思全心全意地投入学习。他曾向他父亲坦率吐露说，由于远离摩塞尔河谷，远离他的“无限美好的燕妮”，他已“陷入了真正不平静之中”。困扰他的绝不是什么猜忌心，因为他对燕妮的爱情从未有过丝毫怀疑，只是由于想到不得不和她在漫长的岁月里长期分离，使他感到心情异常沉重。

于是，18岁的马克思就执笔写诗，用诗抒发自己的感情和心声。马克思的诗大多是歌颂燕妮和倾吐自己对她的思慕；但其中也有不少是表白自己的思想志愿和渴望有所作为的心情。

1841年4月15日，马克思提前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刚刚到特利尔，就赶忙去他最心爱人的家，把博士论文亲手送到燕妮的父亲的手里。燕妮和马克思在多年分离之后，本来打算立即结婚的。

但光有一篇博士论文并不能作为维持生计的基础，因而他和燕妮不得不打消结婚的念头，继续等待。从 1842年4月开始，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1842年10月，《莱茵报》的股东们委任马克思为编辑，1843年3月，马克思被迫退出《莱茵报》编辑部。接着又与阿尔诺德·卢格磋商了关于共同从事著作出版的计划。此后即1843年6月19日他才到克罗茨纳赫（燕妮在她父亲于1842年3月去世后就和母亲迁居这个地方），与苦等了他7年之久的、生于1814年的出身德国贵族（男爵）家庭的燕妮·冯·威斯特法伦结婚。 从他们私自约定终身到结合，燕妮等待了漫长的七个年头。在这七年中，她除了曾与未婚夫马克思有过少数的几次相聚之外，就只能从远处用自己的思念和书信陪伴他了。她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的形象在我面前是多么光辉灿烂，多么威武堂皇啊！我从内心里多么渴望着你能常在我的身旁。我的心啊，是如何满怀喜悦的欢欣为你跳动，我的心啊，是何等焦虑地在你走过的道路上跟随着你。……处处有我在陪伴着你，走在你的前头，也跟在你的后面。但愿我能把你要走的道路填平，扫清阻挡你前进的一切障碍。”同时，她还不得不同她的几个贵族亲戚进行十分折磨人的斗争。

婚礼举行后，马克思和燕妮随即动身作了一次短途的新婚旅行。1843年秋，年轻的马克思夫妇一同踏上流亡的征途，来到巴黎。同比他们早两个月来到这里的卢格筹办并出版《德法年鉴》杂志。在此期间他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运动及法国历史，最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由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对地主、资产阶级无情揭露和批判，使得一切保守势力排挤他，驱逐他。他不得不携持家小四处转移，其生活困难有时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1850年3月底，随马克思一起流亡伦敦的燕妮写信给好朋友约瑟夫·魏德迈时，描绘了她当时的生活情况：“因为这里奶妈工钱太高，我尽管前胸后背都经常疼得厉害，但还是自己给自己孩子喂奶。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悲伤和忧虑，所以他一直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还没有一夜，能睡着二三个小时以上的。

最近又加上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坐着，突然女房东来了，要我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可是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的菲薄的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孩子的摇篮以及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我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东西拿走。我只好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板了。”马克思和燕妮共生了四女二子，由于上述原因，只有三个女儿（即长女珍妮·马克思，次女劳拉·马克思，三女儿艾琳娜·马克思）长大成人。 当时多亏了海伦·德穆特·琳蘅，燕妮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忠实的助手，那就很难设想她和她的孩子们后来怎样过下去。 

在这种境况下，燕妮还是深深地爱着马克思。她除了母亲和主妇的责任，除了为每天的生活操心之外，还担负起了许多其他工作。燕妮是马克思不可缺少的秘书，马克思的几乎所有手稿——其中大部分是很难辨认的——在送到印刷厂或出版社去以前，总得由她誊写清楚。

与出版社和编辑办交涉，一些繁琐的手续，很难处理的事务，必须写的情况，不少由她代办。马克思不是那种轻易在口头上流露心情的人，但当燕妮因母亲垂危离开了他几个月时，他便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深挚的热情由于它的对象的亲近会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迫，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像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于文字，以文字来传达轰吻。”

马克思与燕妮的黄昏之恋更加强烈。1880年，可能患了肝癌，她以惊人的克制能力，忍受着极大的疼痛。在这胆战心惊的岁月，马克思照料妻子，不离左右为了要让她快活些，马克思于1881年7、8月间，陪着她到法国去看了大女儿和几个外孙。1881年秋天，由于焦急和失眠，体力消耗过度，马克思也病了。他患的是肺炎，有生命危险，但他仍然忘不了燕妮。他们的小女儿在谈到双亲暮年生活的时候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早晨的情景。他觉得自己好多了，已经走得动，能到母亲房间里去了。他们在一起又都成了年轻人，好似一对正在开始共同生活的热恋着的青年男女，而不像一个病魔缠身的老翁和一个弥留的老妇，不像是即将永别的人。” 

1881年12月2日，燕妮长眠不醒了。这是马克思从未经受过的最大打击。燕妮逝世那天，恩格斯说：“摩尔（源自印度，形容皮肤黝黑的人）也死了。”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接受医生的劝告，到气候温和的地方去休养。可是不论到哪儿都忘不了燕妮，止不住悲痛。他写信给最知己朋友说：“顺便提一句，你知道，很少有人比我更反对伤感的了。但是如果不承认我时刻在怀念我的妻子——她同我的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那就是我在骗人。”他的这些话是多么令人感动啊！

1883年1月11日，传来了大女儿突然去世的噩耗，马克思的病情加重了。1883年3月14日中午，马克思安详地与世长辞了。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燕妮的坟墓的旁边。

1844年9月，恩格斯到访巴黎，两人并肩开始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并结成了深厚的友谊。马克思写了《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份手稿直到1933年才被发现并发表，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5年，马克思参与编写《前进周刊》，在其中对德国的专制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普鲁士政府对此非常不满，并要求法国政府驱逐马克思。同年秋，马克思被法国政府派流氓殴打，驱逐出境，被迫来到比利时布鲁塞尔。1845年12月，马克思宣布脱离普鲁士国籍。

其后和恩格斯一起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书中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进行了分析，从而第一次有系统地阐述了他们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为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奠定了初步理论基础。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改组同盟并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此后1848年革命席卷欧洲，也波及到比利时。1848年3月，马克思遭到比利时当局的驱逐。在法国临时新政府的邀请下，马克思夫妇回到法国巴黎，恩格斯也抵达巴黎。

1848年4月，在德国无产者的资助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回到普鲁士科隆，创办了《新莱茵报》。随后几乎所有的编辑或遭司法逮捕，或遭驱逐出境。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接到普鲁士当局的驱逐令。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刊印的《新莱茵报》最后一号第301号出版。6月初，马克思又来到巴黎。他被迫选择或是被囚禁于法国布列塔尼（Brittany），或是再次被迫驱逐。8月，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前往英国伦敦。从普鲁士派驻英国的密探报告提到马克思似乎从不刮胡须来看，马克思在英国仍被普鲁士政府所监视。

在伦敦，马克思度过了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在5年时间里，马克思因为经济和债务问题，精神焦虑，受疾病所苦情绪不佳，四个孩子中的三个死亡。但在这期间，马克思写出了他的最重要著作——《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在思想上是富有者，在经济上却是严贫户，这位对资本主义经济有着透彻研究的伟大经济学家，本身一贫如洗，他的一生几乎是在贫困潦倒中度过的。马克思没有固定的工作，一家人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他极不稳定而又极其微薄的稿费收入，加之资产阶级对他的迫害和封锁，使饥饿和生存问题始终困扰着马克思一家，差不多把马克思置于死地。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常常囊空如洗，衣食无着，在困境的泥沼中挣扎。如果不是恩格斯在经济上长期无私的援助，马克思无法从事领导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和专心理论创作。

从1852年2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我们看到这位全世界著名理论家的困境，马克思写道：“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苦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帐，我不能再吃肉。”不久又写信向恩格斯倾诉：“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有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现在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饥饿贫困和家务琐事，困扰着马克思，他心情愤怒烦躁，无法集中精力和智慧进行理论创作。 对马克思的困境，恩格斯当作是自己的困难。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2月初我将给你寄5英镑，往后你每月都可以收到这个数。即使我因此到新的决算年时负一身债，也没有关系。……当然，你不要因为我答应每月寄5英镑就在困难的时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写信要钱，因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照办。”此时的恩格斯在欧门——恩格斯公司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办事员，收入也是十分低微的。

恩格斯后来作了公司的襄理，月薪有了提高。从1860年以后，对马克思的支援增加到了每月10镑，还常常“另外”给些资助。从1851年至1869年，马克思总共收到了恩格斯的汇款3121镑。对当时的恩格斯来说，这已是倾囊相助了。正是由于恩格斯的慷慨相助，才使马克思勉强维持生存，得以长期地一心从事科学著述，为写作《资本论》进行广泛深入的经济学研究。恰如列宁所说：“如果不是恩格斯牺牲自己而不断给予资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势必会死于贫困。”对恩格斯的无私奉献，马克思非常感动，也十分不安，他在1867年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魔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这是马克思的肺腑之言。 对马克思及其家人生活的关心，恩格斯更是无微不至。马克思的一生多灾磨难，每当马克思受到了挫折和打击，思想感情有了悲痛和压抑，恩格斯总是想办法进行抚慰，他已成为马克思一家躲避生活风雨的港湾，马克思一到这个港湾，就显得安静和快乐多了。贫困和苦难先后夺去了马克思的四个儿女。

1855年4月，马克思最喜爱的儿子埃德加尔病逝，这给马克思沉重的打击，他感到自己快支持不住了。在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倾诉了无限悲痛的心情：“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恩格斯把马克思夫妇接到了曼彻斯特，在恩格斯的精心安排和照料下，马克思夫妇度过了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刻。恩格斯已是马克思家中的一名“编外”成员了，每次去马克思家里，全家就像过节一般高兴，马克思的女儿们把恩格斯看成“第二个父亲”。当然，马克思一家人对恩格斯的健康关注，更是牵肠挂肚。1857年7月在恩格斯生病的时候，马克思写信安慰：“亲爱的恩格斯，你可以相信，不管我们如何不幸，我和我的妻子对你最近健康情况的消息比我们自己的事更为关切。

”两位老战友在异地工作时，经常通信相互交流思想，毫不保留地倾诉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在他们的1000多封通信中，我们看到这两位战友的情深意笃，有几天接不到对方信件，彼此就相互挂念起来。马克思在一次致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恩格斯，你是在哭还是在笑，是在睡觉还是醒着？最近三个星期，我往曼彻斯特寄了各种各样的信，却没有收到一封回信。但是我相信都寄到了。”同样，如果有几天听不到马克思的音讯，恩格斯就会发出“连珠炮”似的追问“老摩尔，老摩尔，大胡子的老摩尔，你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听不到你一点消息？你有什么不幸，你在做什么事情？你是病了？还是陷入了你的政治经济学的深渊？”他们畅所欲言，无所不说，无所不谈。对与恩格斯之间的友谊，马克思作了高度的评价，1866年2月20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们之间的这种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崇高友谊，为人类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这两位伟人的伟大友谊告诉世人：建立在共同信仰和追求基础之上的友谊，是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