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批判精神胜利法。
“人民性”、“民族性”显然不是“国民性”,均应该有“进步”与“落后”两个方面。国民性,它不科学,按字面讲,那就是中国国民都有的性,这是不可能的。鲁迅所讲,是指“国民劣根性”,某些国民的落后性,不是指的进步思想。
《阿Q正传》是鲁迅对旧中国病态国民性的一次集中展示和系统的大清算。精神胜利法贯穿阿Q的一生,阿Q要被杀头了,也还在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忘记杀头的苦楚。用鲁迅的话解释精神胜利法:“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精神胜利法的主要功能:是维系奴隶的心理平衡,用自欺、瞒自己、骗自己的方式使自己麻木。阿Q的精神胜利法纯然是奴隶们在失败面前闭上眼睛,用瞒和骗制造胜利的幻觉麻醉自己,把奴隶的屈辱和失败的痛苦变成精神上的自满自足,从而使自己麻木不仁、安安心心地做奴隶。鲁迅用近乎漫画的夸张的手法,将精神胜利的荒谬性揭露得淋漓尽致。在阿Q们的灵魂里有着四千多年积淀下来的沉重的奴隶意识,这也是鲁迅对旧中国国人灵魂的一个重大发现。所有的中国人,上自宰相、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一律都得跪下来称臣。王公贵族、大官小吏、乡绅地主,他们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皇帝的奴仆,又是他们以下的百姓、仆役的主人。只有最下层的平民百姓,他们“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板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他们世世代代做奴隶,受的封建文化奴役最深,灵魂里积淀的奴隶意识也最沉重。阿Q从来不把自己当人看,安于做奴隶,把做稳了奴隶视为最大的满足。面对压迫,面对肉体和精神的凌辱,他敢怒而不敢言,只能默默地忍受。阿Q精神的麻木,是因为做了几千年的奴隶习惯。在等级制中,被强者欺凌似乎顺理成章,欺负弱者也似乎理所应当。鲁迅曾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显凶兽样。”阿Q头上的癫疮疤虽然是比他强的闲人们欺侮和取乐的材料,然而,阿Q还有又癫又胡的王胡可以嘲笑取乐。阿Q打不过王胡,但还有更弱的人向他求饶,他也得势不饶人。
鲁迅通过阿Q性格的塑造,突出地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1、批判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2、指出了阿Q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与必然性;3、与此相联的是深刻地评价了辛亥革命。
鲁迅不仅从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方面对封建制度加以揭露,而且着重揭露了封建制度用其整个反动思想体系,给劳动人民套上的精神枷锁。鲁迅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批判,就是为了砸烂这个精神枷锁,使人民觉悟起来。吕俊华从“自尊心”分析出发,指出“人类有了自我意识就有了自尊心”、“奴隶也要保持奴隶的尊严才能活下去”。阿Q的“自尊心很强,甚至达到自负自傲的程度”,因与实际相脱离,就变为“虚荣心”,即所谓“面子”。阿Q在一次次实际生活中所受的打击、凌辱中,在“自尊”无法维护的、屈辱的境遇中,只得求于“追求思想上的安慰”,阿Q就用精神胜利法来弥补他的实际失败。精神胜利法使阿Q在挫折、屈辱中“转败为胜”,尽管是虚幻的,但也得到一些快慰的效应,所以就成了他“克敌制胜”的法宝。所以说精神胜利法是“自卫的反应”和“求生的本性”。可见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失败虽然是相反而实际都是为了保全自己,都是出于生物的本能。但是,虚幻的精神胜利究竟解决不了“生存要求”的实际问题。如阿Q的“恋爱悲剧”及其引起的“生存危机”不得不进城谋食,尽管一度“中兴”,令未庄“侧目”。这就说明了“阿精神胜利法的失败”。阿Q的精神胜利是变态的反抗,是愚昧麻木的表现。阿Q的精神胜利是“被逼出来的”,也就是说阿Q的病态是旧社会造成的,是旧社会病态的反映。阿Q正是旧中国病态社会的产物,是几千年来封建专制主义的愚民政策、等级制度的产物。
《阿Q正传》充分反映了赵太爷一伙就是愚民政策的代表者、受益者,他们虽然也有阿Q精神,但他们并不是愚民,而是愚民的愚弄者、制造者。他们自发或自觉地、有意和无意地体现和实现着愚民政策,他们君临着、主宰着阿Q和未庄居民,他们垄断着做人的资格、权利而把阿Q置于非人的地位,他们不准阿Q姓赵,不准阿Q恋爱,不准阿Q革命。总之,不承认阿Q是个人,也决不允许阿Q企图争为人的地位。
阿Q性格、阿Q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有如大石重压下的小草一样地扭曲生长、畸形萎黄、枯死。
《阿Q正传》通过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阿Q的塑造,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旧中国国民以“精神胜利法”为主要支柱的种种精神劣根性,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失败的根本原因,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
《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暴露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国民的弱点,而且也揭示了民族衰败的根源。阿Q的失败不仅是国民性的失败史,也是民族的失败史。通过阿Q这个典型,鲁迅揭示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也渗透了作者对民族和人民伟大的爱。
《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