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过程，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简单商品经济与发达商品经济两个阶段，简单商品经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是商品经济的高级或发达形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财富表现为一种惊人的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它的元素形式。因此，剖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就自然成为揭示资本主义本质的出发点。
（一）商品经济产生的历史条件
商品经济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自然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自然经济即自给自足经济，指生产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交换的经济形式。在自然经济下，社会由许多分散的、单一的经济单位（如家长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等）所组成，每个经济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造成消费品。自然经济生产力水平低下，排斥社会分工，生产规模狭小。可见，自然经济是同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相适应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都很低，社会分工极不发达，因此自然经济是这些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形式。
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的经济形式，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商品经济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有两个：一是存在社会分工，二是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
所谓社会分工，是指社会劳动划分和独立化为不同部门和行业。随着社会分工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专门生产各种不同产品的生产者和经济单位。各行各业的生产者为了满足自身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多种需要，就要求互通有无，以取得对方产品作为生产资料或者消费资料，因而产生了相互交换产品的需求。恩格斯指出，“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1]。
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在私有制下，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私人所有，一个人要想得到别人的产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只能进行交换。私有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彼此发生经济联系和相互交换产品时，要求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因而劳动产品便必然采取商品的形式，产品的生产和交换便必然采取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品经济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所发展，但不占主导地位。这一阶段的商品经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一种简单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才成为普遍的经济形式。
（二）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
商品是用来交换、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或两种属性，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使用价值是指商品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有用性，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一切劳动产品所共有的属性，离开了它商品就不复存在。使用价值构成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2]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用来满足生产者自身需要的，而是通过交换用来满足别人的、社会的需要的。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决定商品交换的比例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价值。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的脑力和体力的耗费。价值是商品所特有的社会属性。任何有用物品都具有使用价值，但只有这种有用物品是劳动产品并作为商品时才具有价值。使用价值不同的商品之所以能按一定比例相交换，就是因为它们都具有价值。商品的价值在质上是相同的，因而可以相互比较。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商品的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商品的价值在本质上体现了生产者之间一定的社会关系。
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其对立性表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相互排斥的，二者不可兼得。要获得商品的价值，就必须放弃商品的使用价值；要得到商品的使用价值，就不能得到商品的价值。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并不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取得价值，只是为了取得价值，才关心使用价值。商品生产者只有将商品的使用价值让渡给商品购买者，才能取得价值。其统一性表现在：作为商品，必须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寓于使用价值之中。一种物品如果没有使用价值，就是无用之物，即使人们为它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也没有价值。一种物品尽管具有使用价值，但如果不是劳动产品，也没有价值，比如自然界中的阳光、空气。
商品是劳动产品，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是指生产一定使用价值的具体形式的劳动。抽象劳动是指撇开一切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的脑力和体力的耗费。
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任何一种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方面是特殊的具体劳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的抽象劳动，这就是劳动的二重性。正是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因素。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两种劳动或两次劳动，它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统一的，是商品生产者的同一劳动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另一方面，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又分别反映劳动的不同属性，具体劳动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劳动的自然属性，而抽象劳动所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关系，是劳动的社会属性。
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节选）
（三）商品价值量的决定
商品的价值包括质的规定与量的规定两个方面。价值的质的规定回答的是价值的实体是什么，价值的量的规定则回答价值的大小由什么决定和怎样决定。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价值量是由劳动者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而劳动量则按照劳动时间来计量。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不是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3]这里的“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是指劳动力的正常性质，即“劳动力在它被使用的专业中，必须具有在该专业占统治地位的平均的熟练程度、技巧和速度。这种劳动力必须以通常的平均的紧张程度，以社会上通常的强度来耗费”[4]。它意味着形成价值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条件都必须具有正常的性质。
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劳动生产率指的是劳动者生产使用价值的效率。它的高低可以用单位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数量来测量，也可以用单位商品中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测量。劳动生产率水平越高，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数量越多，生产每件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少，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小，反之就越大。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
商品的价值量同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有密切的关系。简单劳动是指不需要经过专门训练和培养的一般劳动者都能从事的劳动。复杂劳动是指需要经过专门训练和培养，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技术专长的劳动者所从事的劳动。当复杂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和简单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相交换时，商品的价值量是以简单劳动为尺度的。复杂劳动等于自乘的或多倍的简单劳动，也就是说，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在相同的劳动时间里，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大于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复杂劳动换算为简单劳动，不是商品生产者自觉计算出来的，而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自发实现的。
（四）价值形式的发展与货币的产生
商品的价值形式是不断发展演变的。从历史上看，商品价值形式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以及货币形式。可见，货币是在长期交换过程中形成的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商品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产物，货币的本质体现一种社会关系。
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等职能，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最基本的职能。随着货币的产生，整个商品世界分化为两极：一极是各种各样的具体商品，分别代表不同的使用价值；另一极是货币，只代表商品的价值。这样就使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发展起来，转化为商品和货币的外在矛盾。一切商品只要转换成货币，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就能得到解决，从而使商品的价值得到实现。所以，货币的出现有利于解决商品交换的困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货币的出现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商品经济的矛盾，反而有可能使矛盾扩大和加深。所以，马克思把商品转换成货币称为“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5]。
全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节选）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