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景星学社社员。 [1-2] [19]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1915年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约翰·杜威、攻读教育学博士。 [3-4]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9年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表彰他为中国教育改造事业作出的贡献。 [5] 1931年主编《儿童科学丛书》,在上海先后创办“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等。 [6] 1933年,他与厉麟似等来自政学两界的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2] [7] [20]
1946年7月25日上午,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不幸于上海逝世,享年55岁。 [8]
陶行知丨国内的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

2020-11-01 22:39亲子领域爱好者关注
1926年,陶行知在《新教育评论》上发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针对当时乡村幼稚园照搬外国模式,费用高不能普及,导致只是少数贵族才能享受的现状,提出要立足本国实际,从乡村民众的需要出发,用本土的材料来陶冶儿童,训练乡村中有才干的妇女作为幼稚师资,即用科学的方法去试验和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省钱的、益于平民的幼稚园,并普及到全国的乡村,为每一个乡村儿童谋幸福。
陶行知认为六岁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培养得好,以后只须顺着他继长增高的培养上去,自然成为社会优良的分子。”但对于乡村现实情况来说,农妇忙时无暇照看孩子,且没有幼稚园,农村的小学以设备不够、性质不合拒绝照看幼儿,在这种情况下,开设乡村幼稚园就显得尤为重要。
但在陶行知看来,当时的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
一是外国病。幼稚园中耳目所接皆为外国货,弹外国、唱外国歌、讲外国故事、玩外国玩具,甚至吃的都是外国点心。“中国的幼稚园几乎成了外国货的贩卖场,先生做了外国货的贩子,可怜的儿童居然做了外国货的主顾。”
二是花钱病。幼稚园花费过高,甚于小学好几倍。“这固然难怪,外国货哪有便宜的。既然样样仰给于外国,自然费钱很多;费钱既多,自然不易推广。”
三是富贵病。过高的学费导致只有富贵子弟才能上得起,幼稚园成为富贵人家的专用品,平民是没有份的。
对于这三种弊病,陶行知提出“要把外国幼稚园化成中国的幼稚园;把费钱的幼稚园化成省钱的幼稚园;把富贵的幼稚园化成平民的幼稚园”的改革思路。
一是建设中国的幼稚园。充分运用眼前的音乐、诗歌、故事、玩具及自然界陶冶儿童,具有普遍性、永久性的外国材料适当选用,但必以家园所出的为中心,并要“力谋幼儿教育之适合国情,不采取狭义的国家主义。”
二是建设省钱的幼稚园。第一个办法是打破外国偶像;第二个办法是训练本乡师资教导本乡儿童。第三是运用本村小学手工科及本村工匠仿制玩具。“如此办来,三个办法同时并进,可以实现省钱的幼稚园。”
三是建设平民的幼稚园。乡村幼稚园是农民普遍的永久需求,尤其农忙时节,无人有暇照应小孩子。开设幼儿园不仅可以免去家长挺累,又能让儿童快乐玩耍,“得其所哉”。要使幼稚园向平民方面发展,有两个条件:一是幼稚园省钱建设,其取费自廉,平民的儿童当能享受机会均等;二是老师取之乡间,与村儿生活气味相投,自易亲近。“但一个制度是否真能平民化,要看他是否应济平民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