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东梅州：世界客都

吴、赣、湘、粤、闽、客六大方言群中，客家的人口总数位居第二，是南方汉族中的人口第二大民系。赣南、闽西、粤东、粤北作为客家人聚居的大本营，在客家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各自不同的历史作用。赣南、闽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重要基地，客家的族群文化酝酿于赣南时期、形成于闽西时期（宁化石壁有“客家祖地”之称），粤东则是目前“客家人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片区”。

在清末客家族群意识大觉醒的过程中，时粤东嘉应州籍（今梅州）社会精英成为反抗种族歧视、张扬族群意识、塑造族群精神的中坚力量。此时，赣南、闽西以及粤东、粤北其他客家地区的人士尚未有将“客家”作为他们族群标志的自觉意识。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后，地方掀起了华侨和港澳台胞回乡探亲、参与家乡建设的高潮，“华侨之乡”梅州在各界的合力作用下成为“世界客都”，被塑造成海内外客家人的精神家园。梅州作为纯客地级市，民众对客家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在现代化生活的包围下，他们仍固执着遵循着祖辈留下的许多传统；即便再次迁移到其他城市，也坚持以“客家人”自居，在私人生活的领域恪守着客家人的传统。

一、地理、历史与人文

梅州的地理位置，界于东经115°18 ′至116°56′、北纬23°23′至24°56′之间，处于北回归线以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季常吹偏北风，夏季常吹偏南风或东南风；全市85%左右的面积为海拔500米以下的丘陵山地，日照、雨量充足，年平均气温20.7℃，无霜期300天以上，平均降雨量1500毫米。地质构造主要由花岗岩、喷出岩、变质岩、砂页岩、红色岩和灰岩六大岩石构成台地、丘陵、山地、阶地和平原五大类地貌类型。全市山地面积占24.3%，丘陵及台地、阶地面积占56.6%，平原面积占13.7%，河流和水库等水面积占5.4%。地势北高南低，山系主要由武夷山脉、莲花山脉、凤凰山脉等三列山脉组成。梅江为梅州境内最主要的水系，属韩江的支流，发源于河源市的紫金县，流经五华、兴宁、梅县、梅江区、大埔，于大埔三河坝汇入韩江。各种地貌交错分布着，千百年来，人们占山谷、盆地而居，依山建房，房前掘塘养鱼、围篱种菜、垦田种稻，屋后则栽花种果，渐渐形成家族聚落。山谷大则聚落大，山谷小则聚落小。至今粤东山区的自然村落仍多以小盆地为据点。大一些的盆地或少数的平原则发展成区域的中心，成为圩镇、县城或中心城区。有史以来，从事农业耕作的人口就占据着这一带人口的绝大多数，直至2009年，梅州市的农业人口仍占到全市户籍人口的75.3％以上，除梅江区以外，其余6个区、县、县级市以农业人口为主。这个比例在传统时期则更加明显。

南齐（约公元480年至500年间）时，官府在今梅县地区设程乡县，属义安郡；南汉时期（公元945年），程乡县升为敬州；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以敬州犯宋祖讳，改名梅州；明洪武二年（公元1567年）复置程乡县；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改程乡县为直隶嘉应州，领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1911年武昌起义后复改为梅州，翌年正名为梅县。其中“嘉应”之名影响深远，因当时直辖五邑而有“嘉应五属”之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49年10月设兴梅专区；1950年1月26日，国务院发文成立兴梅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后几经修改，于1988年3月设梅州市，辖原兴梅7县及新划县级区梅江区；1994年6月，兴宁县撤县设市（县级）；2013年，撤梅县，改设梅县区。目前，梅州市辖兴宁市、蕉岭县、五华县、平远县、大埔县、丰顺县、梅县区、梅江区等一市两区五县。

聚族而居是客家乡村社会的主要构成形态，家族聚落的形成以当地的地形地貌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自然村往往坐落于一个山谷或一个盆地之中，以姓氏作为村落人口构成的标志，许多自然村是单姓村或由两三个主要姓氏家族构成的地域共同体。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社会构成形态主要形成于明清时期，此时为客家人从闽西迁入粤东的主要时期，也是当地土著融入汉族、成为编户齐民的主要时期。此时客家人在粤东一带的内部迁徙频繁，婚姻成为新家族建立的重要资源。许多家族都流传着开基祖娶当地女为妻，并在当地开枝散叶，繁衍生息的历史传说。也有举家搬迁到一个地方定居的情况，“开基祖携全家老幼在某村落定居，子女成家后便分家析产，产生了几个独立的小家庭，经过一代代的裂变繁衍，开基祖便成了这个宗族的共同祖先。祖父母、父母、兄弟及其家庭、伯叔父母、堂兄弟及其家庭同居一个村落或一个大围屋。”客家社会借助人口的内部流动和融合、繁衍，带动了当地的开发。

与地区开发相适应的是通过家族精英以乡规民约、祭祀庆典的方式而实现的与官方意识形态的接轨，“在传统社会，经世累积的经验和恒常不变的价值观更多地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由于绅士掌握文字，维护儒家的价值观念，这两者的优势使他们在村落的仪式与象征方面具有支配权，他们是传统价值规范、制度仪式、礼俗习惯的解释者。国家的政权、意识形态通过绅士作用于民间，而村落也通过绅士向上层社会渗透。实际上，传统民间社会中精英分子的存在，使国家与地方处于并存的状态，充分地允许了地方社会的自主性。”日常生活以外，每一个村落、每一个家族内部都有规定性的节日庆典、祭祀仪式，周而复始地规范着村落成员一年四季的活动安排，这些构成了地方的传统习俗。

说起梅州客家，人们通常有三个方面的直观印象：一是好读书，有耕读传家的传统；二是华侨多，侨汇成为地方建设的重要力量；三是妇女是家庭的重劳力，秉承勤俭持家的传统。这三个传统的形成，与梅州的地理环境、社会历史的发展情况有密切关系。

由于山多地少、生产力低下、物资匮乏，故“士喜读书，多舌耕，虽穷困至老不肯辍业”。客家人崇尚读书的传统是集全家甚至全族的力量去维系的，家庭即使贫困，也极力节省，为子女或丈夫提供读书机会；宗族则利用蒸尝制度来设立“学租田”，用于兴办学堂或资助族中子弟。整个客家社会也从各种物质和精神层面，为其教育传统提供着支持，客家童谣中代代相传着“蟾蜍罗，咯咯咯，唔读书，无老婆，一读书，三公婆”这样的思想意识。梅州的文风之盛，在清乾嘉时，参加秀才考试的人已达到了1万多人。其教育之鼎盛，在广东一隅留下了很高的赞誉，梅县则更是以“文化之乡”著称。

地少人多、物资短缺，靠农业生产往往难以为继，于是“下南洋”成为客家男人读书求仕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安身立命之途。梅州人侨居海外的历史始于南宋末年，但直至明朝，梅州侨客的海外拓殖仍是零星的、少数人的行为。清代大部分时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因此虽有不少人出洋谋生，但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群体性气候。清末开始，随着客家原乡人口的膨胀，经济压力增大，出洋谋生成为越来越多人不得已的选择，“下南洋”达到高潮。辛亥革命后，国内局势动乱，更多的人选择到海外谋生，梅州的侨乡格局最终形成。

下南洋在最初只是客家人的谋生方式，而不是移民方式，且多为男子独身前往海外打工，家中老小并未随之迁移，因此保持了侨客与原乡之间的密切联系。这样就很好的延续了侨客们的客家原乡认同，也为他们参与家乡的建设奠定了情感基础。侨、梅两地互动不断，家族中有前辈到某个侨居地立足之后，族中子侄出洋便会以此为依靠和据点，慢慢在同一个侨居地形成与原乡相对应的宗族群体。如梅县白宫阁公岭村籍的华侨，以定居毛里求斯的为最多，1994年时有903人，当地的华侨组织仁和会馆长期以来都由阁公岭籍的林氏宗亲主持。不仅如此，林氏宗亲还成立了宗族组织——林氏集义会。原乡的宗族组织在“破四旧”和文革期间遭到破坏，改革开放后，是在海外宗亲组织的敦促下才重新成立了与之相对应的林氏集义会，来统管原乡的宗族事务。

男子应以读书入仕或外出谋生作为出路，下地干活也就变成“没出息”的事，这个传统发展到极端之时，甚至出现男子在家干活受人歧视的怪异现象。当地人的一本回忆录《白宫往事》记载了这样两段往事：

 

各家族里的男人，从小都要读书，读书后外出去教书、当兵、经商，几乎没有在家耕田务农的。有一次，我的堂兄万伟哥从西阳中学读书放暑假回到家，见到母亲正在老屋前的一块稻田里忙着割禾（稻子），就拿了把镰刀，下到田里帮着割。这时，我的四叔公的小老婆，细（小）叔婆，正巧从这里走过，见到了就说：“是谁前世没有修行好，把儿子当儿媳妇使唤！”这么一说，万伟哥也只好住手。在人们的心目中，男人最好的出路就是外出，做什么都行，否则，被人看不起。年轻力壮的男人都走了，家里只留下老人，妇女和孩子。耕田打柴，操持家务，养育儿女，全靠妇人家（妇女）。没有妇人家，男人在外也做不成事。

 

二弟跟着堂兄弟、表姐妹们到深山里去挑石炭，挑到西阳镇，挣点脚力钱。……有一次，他作挑担的工钱，换回一条咸鱼，全家都高兴极了。阿婆叹了口气说：“前世么（没有）修炼好，赖子（儿子）准（当作）心舅（媳妇）。”

 

作者记录的是民国时期的往事，“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影响到了百姓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但在现实生活中，男人耕田种地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不以读书取仕或外出求生存为念的男人，在当地人看来是不够有出息的。这种风习造成了“男子多逸，妇女则井臼、耕织、樵采、畜牧、灌种、纫缝、炊爨无所不为”的传统。“中上人家妇女，纺绩缝纫，粗衣薄妆，以贞淑相尚，甘淡泊，服勤劳，其天性也”，女子尚勤俭，即使富裕也秉持勤俭持家的传统。客家地区流传着一首《勤俭姑娘》的童谣，用来赞扬勤劳的妇女：

 

勤俭淑娘，鸡啼起床。梳头洗面，先煮茶汤。灶头锅尾，抹得光亮。

煮好早饭，刚刚天光。洒水扫地，担水满缸。未食早饭，先洗衣裳。

上山打柴，急急忙忙。养猪种菜，熬汁煮汤。纺纱织布，不离间房。

针头线尾，收拾柜箱。唔说是非，唔乱纲常。开锅铲起，先奉爷娘。

爱惜子女，如肝如肠。砻谷做米，无谷无糠。人客来到，先敬茶汤。

有了询问，细声商量。欢欢喜喜，捡出家常。鸡蛋鸭卵，豆豉酸姜。

有米有谷，晓得留粮。粗茶淡饭，老实衣裳。有买有卖，唔蓄私囊。

唔偷唔窃，辛苦自当。越有越俭，唔贪排场。若么米煮，耐雪经霜。

唔怨丈夫，唔怨爷娘。子女大了，送进学堂。教育成人，艰苦备尝。

此等妇女，正大贤良。人人说好，久久留芳。能够如此，真好姑娘。

二、侨乡白宫

本文主要调查点梅县白宫，位于梅县东南部，得名于宋元丰年间（1078－1084）在白宫圩市上建起的白色庙宇“明山宫”。白宫距梅城17公里，东与大埔银江为邻，西南与西阳和丰顺县沙田交界，西北有梅江，东北与丙村、三乡接壤。历史上，白宫一直与西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数次被并入西阳，又数次从西阳独立出来。最后两次分合是1987年设白宫镇、2003年再次并入西阳镇，目前，白宫作为西阳镇的一部分，在地方行政建置上已不存在“白宫”这个地名，但在民间的习惯中，白宫仍然是区别于西阳的一个具有自身传统的地方。由于西阳和白宫在传统习俗上存在一定的区别，本文的田野调查重点在白宫，故仍按民间习俗，将其视作独立的地名。

白宫的总面积为17.5万亩，山地面积占84.51%，为14.87万亩；耕地面积占5.6%，为9805亩。四面环山，中部偏西为河谷盆地，是白宫的主要产粮区；地势东南高，中间低，地势落差极大；降雨量平原少、山区多，易旱易涝，且旱涝的重灾区恰为地势较低平的中部产粮区。白宫圩建于白宫河畔，处于中部盆地区域，地势地洼，容易发生内涝。白宫不仅山多地少，而且灾害频仍，水、旱、寒、风等灾害常年困扰当地农业生产。从1950年至1991年间的天气情况看，除1983、1985年以外，每年都发生春旱，其中1963至1964年的那一次旱期长达183天；秋旱只1956年未发生，最长的秋旱时长81天；暴雨洪灾只1956年未发生，其余年份均曾因暴雨引发不同程度的洪涝。另外，倒春寒、寒露风、霜冻、冰雹等自然灾害天气也经常影响当地。 

《白宫镇志》“大事记”记录了明朝永乐年间白宫将军阁村张文宝和四平村邱俊赴考中举的事迹，可见早在明朝初年，白宫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开发。这里自古就是梅县通大埔、丰顺的交通咽喉，商业发展较早。白宫圩形成于明万历年间，至清末时已具备一定规模，被称为白宫市，民国时曾一度繁荣。1920至1930年代，白宫市有店宇200余间，行业包括银行、百货、布匹、医药、日杂、油米豆、屠宰、金店、饮食、旅店、铁器、石器、柴炭、木料等，门类甚至比现在还齐全。《南山季刊》第55期登载旅港同胞丘松喜老先生的回忆文章《童年时代的西阳圩》，记载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西阳圩的生活场景：

 

当年陈济棠主粤时代，黄任寰对家乡的建设，功不可没，市场上亦较为繁华。米市街上，人流较多，店铺亦稍具规模。例如：有丘宜记、昌兴隆、黄泰来的油米豆行；通济堂、吉安堂、罗铨文的中药店；黄长珍、梁贤记的筵席猪肉店；丘喜华、丘鹏记的果菜店；又有张梅昌油烛；郑松利纸扎；丘清记糖果糕饼；黄富来理发；陈玉华熟食；巫建文西药等等。再推及上街市，陈双记杂货；何鑑记百货；胡海记生果；丘宜昌灯笼；彩华庄服装等。下街市则有：黄仁记香烟、生果；丘俊昌代办邮政及修整钟表；赵正记豆干；捷记纸扎；赵铎记、黎曦兵的傢俬木材；魏荣昌的石碑。当年，我经常喜欢看黄肇康、梁淼荣的碑石书法。文明街有德昌隆文具；陈泰昌找换；刘文曦牙医等。

太平盛世时，每逢神诞节日，有《杀子报》《双摇船》等的汉剧节目演出，我偏中意丘引的丑生角色，很引人发笑，有吉祥的出神入化、熟练技巧的吊线戏；话剧有《放下你的鞭子》、《凤阳花鼓》，又有男扮女腔的黄敬钊，表演《拾玉镯》、《桃花江》颇觉维肖维妙，十分动人。

每逢圩日，有江湖卖艺者，例如，同仁堂、现武功、耍狗熊；江西佬玩猴子戏，引逗天真孩儿嘻哈而笑；莊花开、鬼马祥、何云标的魔术把戏和武功，看得津津有味；马戏班的表演，更引人惊奇震撼！

 

1987年时建镇时，白宫有14个行政村，1个居民委员会，177个村民小组组成，2003年并入西阳镇后，人们观念中的“白宫”基本延续了这个格局。白宫的乡村，与大部分客家村落一样，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社会，此社会形态的成熟大约在明中期以后。白宫的各个自然村，基本上都有一两个大姓，如龙岗村的李姓、丘姓，新联村的丘姓，岗子上村的李姓，将军阁村的钟姓、张姓，阁公岭村的林姓等。这些姓氏从历史上延续下来，已固定成为地方性文化，当地人说起各村的主要姓氏，可以如数家珍。

村中的大姓一般都会有关于开基祖的口头传说，作为凝聚这个家族的共同记忆。如由林氏和钟氏组成的阁公岭村，两个宗族在村中和睦相处数百年，林氏的人口不断增长，钟氏的人口增长始终有限。关于两个姓氏的关系，在林氏族人中流传着两个故事：1、其他姓氏都无法在村里立足，唯独钟氏可以，因为林氏开基祖的夫人为钟氏女，村民称“钟婆太”；2、林氏祖先开基不久，与钟氏互为邻里，家境相仿，儿女数量也相仿。某天，一流浪汉到此处“讨吃”，钟氏先祖将其赶走，而林氏先祖则施舍了粥饭。饭后，流浪汉表明“地理先生”的身份，为林氏祖指点风水，并预言钟氏必只维持八户人家，而林氏必开枝散叶、瓜瓞绵绵。客家人关于开基祖的传说，风水、善缘、生殖能力是其主要的文化意象，同一母题的故事在不同姓氏中有着不同版本的异文。

阁公岭林氏的开基祖维公奉母命于1846年迁居该地，已非客家地区的始迁祖，属于客家人内部的再迁徙。他迁移至此后，娶当地的钟姓女子为妻（钟氏是畲族的姓氏，这个家族故事可能是畲客合流的又一个个案），在当地落地生根，后来反客为主，林氏成为这个村的大姓。目前阁公岭村林氏共有十二房（以开基祖林维之孙林宙系下十二子繁衍至今）、数百人，除祖祠外，长房、三房、五房、六房、十房、十一房均保存了若干老祖屋，可大致窥得族内分房而居的情状。而钟氏确实长期维持八户人家的格局，聚居在位于村里三口塘的祖屋周边。当地的宗族组织和活动在1949年至1978年间遭到破坏，但宗族成员的地域分布并未打破，姓氏仍是村落构成的人口单位，宗族文化修复的社会基础仍然存在，故1980年代政策放宽后，当地的宗族组织陆续获得了重建。

梅县是梅州市华侨最集中的县区，南口和白宫则是梅县的重点侨乡，这种结果与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恶劣有关。白宫人早在清初已开始出国谋生，据统计，至1994年底，白宫的旅外华侨、华裔与港澳台胞有20482人，超过在乡人数，分布在印尼、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毛里求斯、缅甸、印度、英、美、法及法属留尼旺、澳大利亚、塞舌尔、日本、南非、卢旺达、越南、巴西、巴基斯坦、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其中以印尼最多，其次是毛里求斯。归侨和侨眷2813户，约占总户数的80％。

华侨、侨汇对当地的社会风俗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本地资源贫乏，建“大屋”的人家却不少。华侨主持建造的这些“大屋”，有些以规模超群著称，有些以中西合璧著称，形成了当地独特的侨乡风貌。华侨对家乡和宗族的认同和牵绊，为原乡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侨汇，为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维持当地社会组织的运转和强化宗族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这也在生产力低下的传统时期，为这个生产环境恶劣的乡镇带来了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和相对宽广的见识，对当地人文环境的塑造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虽然在华侨力量的影响下，白宫出现了许多建得起“大屋”的家族，但他们的生活仍称不上富裕，日常生活依然拮据。侨汇的资助只能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穷困，受地区条件的影响，他们并不能占有大量的土地，成为类似于北方平原地区那种可以靠收取地租过上锦衣玉食生活的大地主。南方山区的这些“地主”可能有少量土地用于租赁，但仍然需要坚持辛勤劳作，并过着粗茶淡饭的平民生活。

小结

综上所述，闽粤赣边地区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原始土著（山都木客等）、百越族群、溪峒族类、畲族、汉族等族群，从社会形态的变迁过程来看，则经历了原始土著——百越——溪峒——客家四个大的发展阶段。从山都木客身上，我们可以一窥原始土著的生活面貌；从战国时期起，闽粤赣边地区进入百越杂居的历史时期；六朝隋唐以后，社会向溪峒阶段过渡；至明中后期以后，随着溪峒各族群的普遍消失，客家社会慢慢建立起来。闽粤赣边地区的溪峒族群在明末以成为农业人口、获得“编户齐民”身份的形式完成了汉化的过程，客家社会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完善起来。

“客家”之名，与其所指称的族群之文化特征并不同步形成，而是伴随着“客家”族群意识的觉醒出现的观念产物，它后于客家民系产生，是在该民系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历史的层累机制慢慢建构出来的一个族群认同符号。其形成，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从宋末至明初，为酝酿期，官方文书的各种与“客”有关的表述，及客家民系之文化特征的形成，是其诱因；明中叶为其滥觞，客家人从腹地往外拓殖，促成了族群意识的第一次觉醒；清代为其形成期，土客械斗对其影响甚大，直接导致了徐旭曾《丰湖杂记》和林达泉《客说》的问世，是为客家人自我觉醒的第一次高潮；清末至民国，是其成熟期，“客”名终以“客家”为标准称呼，成为族群的象征性符号，并成为该族群在现代社会建构自我形象、获得社会影响的观念旗帜。

梅州是一个纯客地区。梅州客家的出现晚于赣南、闽西的客家，但这里成为二十世纪初客家族群意识觉醒的重要基地，被誉为“世界客都”，是客家文化的典型代表。梅州客家与其他地区的客家既属于一同文化系统，又因其自然环境、社会发展的差异而形成了其文化的特殊性。为了将讨论落实到具体的“语境”中，本文将梅州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梅州客家内部也存在诸多不统一的文化现象，为了更客观地论述饮食文化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本文许多具体的文化表现形态将以梅县白宫为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