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而家焉：族群历史与族群意识

    “客家”是一个在人口迁移、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地方性族群，它形成于闽粤赣边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中，曾受到当地不同族群文化因素的影响。客家饮食是客家人为适应地方环境而构建的生活文化，与客家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研究客家饮食应将其放置在具体的地方、社会和历史背景下进行，否则就是脱离“语境”的论述。因此，在具体问题展开之前，有必要对客家族群的历史和客家社会的基本情况进行一个简要的概述。

第一节 从移民到“客家”：客家族群的历史脉络

赣南、闽西南、粤东北三地结合部是客家民系的发源地，在地理位置上比邻相连，地形、地貌和气候环境相似。未开发之前，这片区域山林茂密，山地多、平原少，多瘴疠，虫兽横行，人烟稀少。

秦时实行郡县制，闽粤赣主要在南海郡、闽中郡、九江郡范围。东晋咸和六年，兴宁建县，是为梅州历史上第一个县；南齐时设程乡县，即今梅县。唐朝废郡设州，初有虔州（今赣州）、潮州（今梅州当时属潮州），后在闽西设汀州、漳州。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在粤东北设敬州，北宋时改为梅州。至此，闽粤赣边地区全部实现了帝国的州一级行政建置；除汀州外，当时的行政建置大部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

闽粤赣边地区现在是汉族聚居区，但汉族移民在这里大规模繁衍生息，是较晚近之事。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非汉人族群才是该地区的主人。非汉人族群的消失以及汉人成为该地区的主体族群，是一个历史层累、渐变的过程。

一、山都、木客

研究表明，从汉武帝时期至唐中叶，在南方一些未经开发的山区，有一些原始人类的活动痕迹，他们被称为山都、木客，过着巢居的生活，通过采猎获得食物，喜食山涧中的鱼虾蟹，懂得使用火，因行踪隐秘、行为怪异常被外界误以为是神仙或鬼怪。蒋炳钊考证称，这个汉晋、唐宋时期出现在史书上的人群，“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和南方诸省，尤以赣、粤、闽交界的山区较为集中”。

山都、木客获取食物的方式是直接采集或猎取，而不是种植或饲养，生活方式较为原始，文明进化程度较低。文献记载的山都、木客以闽粤赣交界山区较为集中，应与该地区开发较周边迟缓有关。作为闽粤赣三省最迟得到开发的地区，当三省交界的边区开始受到关注、被历史文献记录时，三省的核心经济区已获得了较充分的发展，进入了较高的文明发展阶段。尚待开发的闽粤赣边地区的原始人类因生活在条件恶劣、封闭的深山中，在较长的时间内未受外来文明的影响，保持了原有的生活方式，直至被外界观察、记录。所以，山都、木客应该是因寄居深山、较晚消失而被后人记录到的原始土著，代表该地区族群的最初级阶段。

二、百越与溪峒

闽粤赣交界地区已发现存在以百越文化为特征的“浮滨类型文化”，出现的时间大约在殷商晚期至战国前期，可见闽粤赣边地区进入“百越”期的时间应该在战国以前。在“溪峒社会”以前，该地区一直呈现百越杂处的族群特征。

历史上，包括现在的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广东、福建等大部分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曾一度被称为“溪峒”。闽粤赣边地区大约在六朝隋唐起进入“溪峒社会”时期。溪峒社会的形成，与南朝以前湘鄂五溪地区盘瓠蛮向闽粤赣三省的迁徙，对当地社会格局和民族生态产生的影响有关。

“溪峒”的“溪”原指小溪，泛指各类水系；“峒”指山洞、石洞，都是南方各族群常见的居住环境。“溪峒”实际上是用居住环境来标志族群特征，反映了当时南方地区的族群现象，是继“百越”之后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南宋刘克庄《漳州谕畲》称：“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可见闽粤赣边地区的“溪峒”也是多个民族的统称，是一个与汉人族群相区别的概念。

在“百越”时期，社会生产力普遍比较落后，各族群之间的生计模式还没产生很大的分化。随着外族的入迁，地方社会的资源被重新分配，族群的生计特征被环境所强化，出现专门依赖某种自然资源生存的人群，水上人家、农耕人群、山居人群之间的族群边界趋于明显。从“百越”到“溪峒”的称谓变化，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的变迁和族群状态的变化。

溪峒各族到明代仍是闽粤赣边地区的主要人群，直至客家社会的形成，溪峒社会才宣告结束。随着非汉人族群越来越多地被汉化或被消灭，“溪峒”之称也在文献中慢慢淡出。故此，“溪峒”应为继“百越”之后，闽粤赣边地区的一个过渡性社会形态。

三、溪峒与畲

按照谢重光的观点，大约在南宋中叶，一个以南迁武陵蛮为主体、融合了闽越土著及部分逃入溪峒的汉人、具有相同族群文化特征的畲族，已经在闽粤赣边的汀、漳、潮、梅、循、赣等州郡山区形成，他们信仰盘瓠，耕山种畲，汉人称其为“畲”，他们自称为“山客”。

畲族有“好入山林，不乐平旷”的传统习俗，积累和练就了一套适应山区的生存技能,是溪峒社会时期闽粤赣边地区的重要族群。作为渊源深厚、历史悠久的族群，畲族先民有着自觉的族群意识，在向南、向东迁移的过程中仍坚守着自己的族群文化。但当他们固守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文化无法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时，他们仍然无法逃脱被外界异化的命运。在“客家”形成的后期，大部分畲族人最后接受了汉文化，消失在“客家”族群中；少部分人继续迁移他乡（如浙江）或坚守在很小的地域范围内，保留了部分畲族的民族特征。畲族先民南迁后，认同潮州“凤凰山”为祖地，至今梅州仅存的一个畲族村——丰顺县潭江镇凤坪村就位于凤凰山区。

四、汉人南迁与族群融合

自从在黄河流域起源开始，华夏族文明就随着人口的迁移向四方融合、渗透，在此过程中，中华帝国的版图不断向外扩张，华夏族群的边界不断被修改。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一个地区的汉化水平一定程度上成为评判该地区经济开发水平和文明进化程度的标准。

唐宋以后北方移民的大批入迁，使闽粤赣边地区进入以汉族势力为中坚的多族群杂处时期。五代十国时，闽粤赣边区的非汉人族群势力仍然很强大，尤其是闽、粤边区，峒獠、畲蛮据山立寨，江河湖泊之间则多夷蜑。随着南宋国家政权中心的南移，闽粤赣边区从地理上较前代相对接近了王权中心，也在政治、经济上比以前受到更多的控制。刘克庄《漳州谕畲》称：

 

自国家定鼎吴会，而闽号近里，漳尤闽之近里，民淳而事简，乐土也。然炎、绍以来，常驻军于是，岂非以其壤接溪峒，茅苇极目，林菁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先朝思患豫防之意远矣。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奸人亡命之所窟穴。

 

这段文字给我们的提示有以下几点：1、南宋早期，漳州地区受到官府的骚扰较少，民风淳朴，社会安定，是一片“乐土”。2、南宋建炎、绍熙年间以后，因漳州“壤接溪峒”，族群复杂，为预防少数民族发动暴乱，官府在漳州驻军，从而加强了对该地区的控制。3、其“壤接”之“溪峒”即客家发源地之汀州、梅州一带，“溪峒”种类有蛮、猺、黎、蜑等族群。蛮、猺、畲应为同一族类的不同分支；山越与黎、蜑应为古越族后裔；“省民”则应是政府的编户齐民，主要是汉人和已汉化的人群。汉族政权的深入管控，必然使该地区汉化的速度加快，对客家族群的形成起到催化作用。虽然南宋末年，具有相同文化特征和生活习俗的、后来被称为“客家”的族群已经出现在闽粤赣边区，但尚未完全改变当地多族群杂居的动乱状态，“溪峒”仍是该地区重要的族群状态。

从宋代至明末数百年间，闽粤赣边区不仅多民族杂居，且常有乱民嚣窜，社会动乱不安。官府最初对闽粤赣边乱民多实行暴力镇压，明以后，逐渐转为以安抚为主、以镇压为辅，其策略主要有：将乱民或不课粮税的溪峒族群纳入管制，使其成为可以承担赋税徭役的户籍人口；用文明教化对地方百姓进行启蒙和约束；用科举选士的制度加速当地的汉化等。在官府政治权力的主要影响下，溪峒社会各族群慢慢融入汉人社会，“客家”逐步形成。“溪峒”向“客家”过渡的进程在明代得到加速，至明末，闽粤赣边地区基本进入了以汉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客家社会”时期。

明代以后，客家向闽粤赣边客家腹地以外的地区再迁移，与岭南其他汉族民系之间的磨擦和互动增加，外界对客家的识别在客家人内部产生影响，促进了明清以后客家族群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