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九一八事变，中日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战爆发。1937年7月7日，日军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从此进入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全面抗战时期。我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同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成熟以及全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和趋于成熟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教育
一、反对“左”倾关门主义，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思想政治工作哲学基础的奠定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围绕这抗日的中心工作展开。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抗日战略方针的宣传教育，特别是进行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工作。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抗日救国成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1935年12月，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报告，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必要性及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对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给予深刻批判，为全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了使全党适应形势变化的战略转移，必须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训练教育干部。
1937年7至8月，毛泽东发表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作了完整而系统的发挥，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矛盾论》的基本内容有4个方面：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教育党的干部要特别细心研究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善于把握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论述了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原理，教育党员要善于抓主要矛盾和注意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既集中力量首先解决重点问题，又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论述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对抗性原理，教育党员干部既要努力促进矛盾的转化，又要敢于揭露暴动，正确理解和开展党内斗争；论述了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原理，要求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正确对待引起思想政治问题的原因，采取科学的解决方法。
《实践论》是毛泽东长期同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斗争的产物。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的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这是《实践论》的基本思想，它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认识论基础，也是做好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实践论》是基本实现有4个方面：一是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一基本观点，对批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端正思想政治工作态度，有极强的针对性。二是革命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轻视理论甚至否定理论的经验主义同样是错误的。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对实践有反作用的原理，要求我们在思想政治工作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并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三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也是检验思想政治工作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四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认识辩证发展过程，这一基本原理，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路线，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矛盾论》和《实践论》深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为全党端正思想路线和树立科学世界观提供了理论依据，奠定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哲学基础。
2.团结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制定了“争取西北大联合，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走向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建立”方针，积极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团结争取过着。
（1）制定争取、教育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正确政策。1936年4月，党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负责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对东北军的团结争取与宣传教育工作。6月20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对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对东北军工作的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武装力量”；“也不是把东北军变成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纲领，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1]对东北军工作的方法：在政治上的争取，主要是依靠耐心说服、解释的政治工作；不排除必须的政治斗争，包括自卫反击。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党对东北军采取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相结合、争取整体与争取局部相结合等方式进行。
党在西北军中的工作，分别由中共中央北方局、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展开。为使统战宣传工作广泛深入开展，红军各部队普遍设立了工作机构，团以上单位设立了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或工作部，连以上建立了抗日战线小组，连队党支部设抗日战线委员。这些组织建立后，便在干部战士中进行统战工作的宣传和教育，如介绍友军的情况，教唱抗日救国歌曲，解释党的统战政策，学习各种策略和宣传方法等，使红军成为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队。
（2）对东北军全方位进行团结争取工作。一是中央领导和方面军负责人直接出面或致书，与东北军、西北军上层进行接触。1935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红军高级将领共20人发布《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4月9日，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在肤施（即延安）举行会谈，就有关联合抗日问题达成初步默契。5月，党和红军又和西北军签订协议，商定双方不再敌对作战，保持联系，为一致抗日作准备。9月22日，毛泽东与张学良分别代表红军与东北军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二是贯彻执行红军的优待俘虏政策。对被俘东北军官兵，生活上给予优待，政治上给予教育，去留自由。东北军的一个叫高福源的团长被俘后思想转变，利用其与张学良的特殊关系，他回到东北军，向张反映红军的真实状况和联合的意愿，沟通了党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联系。三是红军官兵发动政治宣传战。红军所到之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联合起来打日本”、“打回东北去”等口号声、喊话声、抗日救亡歌曲，此起彼伏；门板、厕所、石崖、树皮和墙壁上写满了抗日救国的标语；宣传队利用戏剧和讲演等形式进行教育鼓动；并通过邮局和各种关系，将各类宣传品散发出去；有的红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到东北军阵地上宣传统一战线政策。经过努力，红军同东北军、西北军之间表面上处于敌对状态，实际上成了朋友。在这地区出现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团结抗日的居面。
3.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说服解释工作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扣留蒋介石，逼其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面临着两种不同的结局：一是说服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主体力量，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和平解决；二是由此造成新的大规模内战，给日本亡华制造有利条件。
中国共产党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发布了一系列通电、声明，电令中共北方局、上海分局及西安等地党组织，贯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动员群众和舆论界支持，联络上海名流及地方实力派响应张、杨通电中的抗日主张。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反对南京当局借机讨伐，挑起内战。17日，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代表飞抵西安，立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8日，党中央又致电国民党，进一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的五项条件，并指出：“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2]
宋子文、宋美龄出于蒋介石的安全考虑，接受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并亲赴西安斡旋。宋美龄明确表示：“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3]
24日晚，周恩来回见蒋介石，陈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张、杨与两宋达成的协议，答应联合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2月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返回南京。
对于为什么释放蒋介石，以及释放的时间和方式，许多人不甚理解，存在种种疑虑，加上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又扣留了张学良。西安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内战危险重现。周恩来进行了细致的解释工作，及时解决了一系列棘手问题，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
党中央也有针对性地在党内、红军内部进行各种说服教育工作。1936年12月28日，红军总政治部发表为什么释放蒋介石的文章；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2月15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在这些文件中，讲清了释放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承认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国民党代表的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释放爱国将领和政治犯，保证民主自由，联俄联共，召开抗日救国会议等条件”、“捉蒋介石，为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放蒋介石，也是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各界民众，要大家一致团结，组织救国团体，组织抗日义勇军，用我们的力量，督促蒋介石实行他所承认的抗日救国条件”，“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
4.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作出了一些让步：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等。对此，有些人心存疑虑，认为这是向国民党投降，不愿与国民党再度合作；也有些人盲目乐观，没有认识到国共两党的阶级差别，失去对国民党应有的警惕，以致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还有些人滋长了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为了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党中央连续颁发多个文件，印发宣传材料，组织学习讨论，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
1937年4月3日，中央宣传部发布《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的宣传大纲，大纲指出：中日矛盾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主要矛盾；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始了政策的转变；三民主义中关于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给中国人民以民主权利、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展国民经济部分，是与共产党的主张相容的；党目前的基本任务首要应注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月15日，党中央发表《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指出，决不能把我们对国民党的“四项保证”解释为所谓“共产党投降”，“首先因为这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必要步骤”，“其次，这种让步与妥协，决不等于取消或降低削弱本共产党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最后这些让步与妥协，不但不是束缚与削弱本党的发展，正是为了要使本党取得全国范围公开活动的机会，千百倍地去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于组织力量，以增强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没有这个条件，民族革命是不能胜利的。”[4]
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党内的认识基本趋于一致，国共合作在此得以顺利实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5.红军和游击队改编过程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0月2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这是我军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的正确决策。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还是在部队中出现了一些思想认识问题和抵触情绪。有人说：“十年苦斗换了国民党的一顶帽子”；有人说：“我宁愿回家当农民也不穿国民党的军装，不戴青天白日帽徽！”甚至少数在山上进行土改的游击队不愿停止土改，更不愿意接受改编。也有少数人对国共合作、红军改编盲目乐观，产生松懈麻痹思想，贪图享乐，不愿艰苦奋斗。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抓住战局暂时平稳的时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开展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内容的宣传教育工作。1936年12月7日，总政治部《在党的新任务面前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草案）》规定：今后红军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有计划地“加强对于整个红军部队与干部的基本政治教育，和党的新政策的教育”；1937年3月6日，党中央宣传部和红军总政治部专门印发了宣传教育材料，采取问答形式，对部队中存在的疑虑作了详尽的解释。5月，毛泽东在党的苏区全国代表会议上对我党向国民党所作的适当让步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会议对红军改编及保证无产阶级的性质所应采取的措施作了规定，即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加强党对军队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制度；充分发挥政治机关的组织领导作用。8月1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对抗战爆发后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党和政治机关的组织机构作出了明确规定。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各级军政首长深入部队，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收到了良好效果。
（2）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健全政治工作机构。在红军改编过程中，共产党为顾全大局，实现国共合作抗战，采取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正确策略，曾同意取消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改政治部为政训处。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的一条重要的政治原则。党中央在整编之日起就强调：“在原有红军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的动摇。”1937年8月29日，党中央在中央军队之下成立前方军委分会，以朱德为书记，代表中央对部队实施领导。1938年1月，新四军成立后，党中央又决定设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委分会，由项英担任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10月1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在延安成立，任弼时任主任。16日，中央军委通告全军：为统一并加强前后方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贯通前后方的联系，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作为军委的办事机构，军委对部队党的工作的指示，亦通过总政治部，规定所有第八路军和各留守部队、医院、学校及边区各地方部队，全国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均由军委总政治部负责统一领导之。10月19日，朱德、陈毅等人致电中共中央，建议部队仍保存党代表制和政治部（处）。
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1.加强独立自主教育
1937年9月，国共合作的达成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但这个统一战线还够巩固和广泛，有些人对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继续推行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性，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1937年8月党的洛川会议确认了党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和加强党对抗日战争的组织领导的正确主张，但这主张在党内是有争论的。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到处宣扬“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形成了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王明的错误思想严重影响了全面抗战路线和一系列方针策略的贯彻执行，必须及时肃清与纠正。毛泽东发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报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诸多重大方针政策。毛泽东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抗日战争是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一个必经的阶段，要将抗战的胜利引向人民胜利的结局；统一战线中既要统一，又要独立；既要团结，又要斗争。“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都是错误的；要正确处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但阶级斗争依然存在。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清算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全体同志通过学习文件，讨论、辩论、争论，明确了是非。会议要求各级党部应该加紧向全党同志解释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作用与意义，使他们清楚了解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是和扩大巩固共产党不可分离的。应该加强对全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使他们能够灵活地使用这个尖锐的武器去为民族解放的事业与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
按照六中全会决定，各地党组织和各部队加紧组织传达，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八路军前敌总政治部拟定了对部队的宣传教育大纲，电令全军在党员、战士、干部中分别传达学习。各部队普遍采取干部集中训练，上课等方式学习贯彻，并编印战士课本，供广大战士学习使用。通过深入学习六中全会文件，有效地澄清了存在的许多模糊认识，保证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顺利地贯彻落实。
2.在整军中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红军整编后，国民党军队成为友军，有些人就认为红军改编“相当地改变红军性质”，主张“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军”，认为部队“政治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工作”。1939年2月新四军召开第二届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通过的《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只字不提共产党的领导，反而把国民党、国民政府和第三战区领导人的言论编成讲话材料、教育材料。针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错误，总政治部发出《对于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指出：“政治工作必须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一切迁就国民党，迁就军队指挥的上下系统，而丧失或减弱我党独立性的办法，都是有害的。”“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条例基本上现在仍旧适用。你们起草的政治工作条例是不妥当的。我们必须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切减弱党的领导作用的企图办法都应该坚决拒绝之。对战区政治部的反动命令，绝对不应服从，因为国民党的政治工作，完全是反共的特务工作。”[5]
为了提高军队素质，中央决定进行整军。1939年2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了《为迎接相持阶段来临关于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指示》的整军训练，华北各部队连续进行了三期整军。同年12月，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发出《政治整军训练》。中央军委指示：“新四军及华中根据地应采取八路军之经验加强政治教育（除抗日教育外应加强阶级教育）”[6]整军的总方针是：从政治、组织、思想、装备、战术、纪律等方面巩固部队，提供质量。八路军总部规定的整军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加强部队党与政治工作，巩固党的领导，提高自觉纪律，提高战斗力与技术教育。切实建立军队中的一切制度。克服游击主义，使之正规化，特别注意提高各级干部军事政治与文化水平。通过整军，深入开展了党的路线教育、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教育，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并逐步建立了政治文化教育制度，促进了部队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3.提高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
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这一军事战略方针在党内外都遭到一些误解和非议。党内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的作用，党外也有人以此来散布共产党“游而不击”。能否提高对游击战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战略地位的认识，关系着人民军队能否顺利实行从过去的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为了回答党内外对游击战的疑议，提高党和军队对游击战略地位的认识，毛泽东在1938年5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从抗日战争的性质和特点上深刻精辟地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一是中国是弱国，没有现代化国防。国民党军队人多但战斗力弱，我军质量高但人少且装备差，所以不能依靠原有的部队而要用逐渐生长的人民抗日武装来夺取最后胜利，游击战就是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最好形式。二是中国是个不发达的大国，在敌人占领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情况下，仍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能够在乡村进行游击战争。三是抗日战争是进步的，党的领导是先进的，这就能够使游击战顽强地坚持下去。另外，一面打游击，一面发动群众是我军的传统和优势。因此，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看似倒退，实则是一个根本的进步。正是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提出和解决了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问题，及时进行了这一军事战略思想的宣传教育，使我军得以顺利完成战略转变，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为克服国民党投降危险，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4.加强“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教育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开始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面对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党内军内一些人认为国共合作将要破裂，斗争手段可以无限制地使用。还有些人则存在着不敢同顽固派斗争的倾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策略原则教育，使全体党员、干部和八路军、新四军战士懂得与掌握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既不因为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放松阶级的警觉性，又不因为感到反共顽固派的磨擦与挑衅而放弃对日斗争和统一战线的根本之策，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最重要内容。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布了一系列指示，系统解释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和各项基本政策。1940年3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磨擦斗争的指示》和《关于反磨擦斗争中统战工作的指示》。同年，毛泽东发表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文章，指出：党的统一战线的根本指导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为反对顽固派的反共磨擦，党及时制定与宣传“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所谓有理，即自卫原则，体现了斗争的防御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谓有利，即胜利原则，体现了斗争的局部性，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所谓有节，即休战原则，体现了斗争的暂时性，不可恋战，适可而止。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并不等于统一战线破裂，不求一时痛快而忘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因一时挫折而动摇与悲观失望。
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有人主张进行彻底反击，甚至不惜破裂国共合作。中共中央采取正确有效的斗争策略，一方面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反革命暴行。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声讨国民党的反动行径；另一方面，针对国民党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倒行逆施，我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八路军亦做好随时出击配合反共的准备。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反击为辅，照顾抗战大局，争取多方面的同情与支持，适当地作出让步，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使之陷入孤立的境地，用事实教育了全党同志，也教育了广大中间阶层。
[1]《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3），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90页。
[2]《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3]《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196页。
[5]《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5），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47页。
[6]《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4），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