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党的五大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论述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疯狂屠杀革命群众、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中途夭折。为了挽救革命，制定新的方针和政策，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讨论了陈独秀的报告和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讨论了土地问题，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和大会宣言等10个文件。

大会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民族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这些主张都是脱离当时政纲实际的。大会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这种看法导致后来对资产阶级采取过“左”的行为；它又把汪精卫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武汉政府看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并认为是很可靠的联盟，这导致对汪精卫和武汉政府采取右的迁就主义政策，并对他们课能的背叛丧失警觉，不去做好相应的准备。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军队，但大会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涉及。

大会否定了陈独秀在报告中提出的错误主张，批评了他在领导工作中的右倾错误，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对右倾错误作了一定的斗争。但是由于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的实质及其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结果继续他担任党的总书记，右倾错误并未彻底纠正。因此，这次大会没有能负担起在紧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

二、南昌起义与赣南四整

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后，国内政局陡然逆转，曾经生气勃勃的中国南部地区陷入白色恐怖之中。蒋介石凭借其掌握的70万军队，在南京建立起一党独裁专制的法西斯反动政权，出现了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对峙的局面。

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经过一段时间的争斗，达成妥协，宁、汉两个“国民政府”实现合流。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服从国民政府”，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呢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大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由于国民党的军权控制在蒋介石集团手中，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施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独裁统治。

1.南昌起义和进军广东

中国共产党处在蒋介石集团的白色恐怖之下，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摧残。不少党员同党组织时期了联系，党内和团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脱离党、团组织，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人。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的有31万多人，共产党员2.6万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著名活动家和领导人壮烈牺牲。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使党深刻认识到必须建立起自己领导的人民军队。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党掌握和领导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举行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经过4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南昌城。当天上午，在南昌举行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由贺龙兼代总指挥。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时期。

起义部队占领南昌后，国民党当局迅速调集重兵逼近南昌。面对严峻的局势，起义总指挥部决定撤离南昌，南下广东，相机夺取广州，再次北伐。

起义军南下广东途中，总政治部以起义军代总指挥贺龙的名义发布了安民告示：“照得本部各军，富于革命精神。此次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转战千里来粤，只求主义实行。对于民众团体，保护十分严谨。对于商界同胞，买卖尤属公平。士兵如有骚扰，准其捆送来营。本军纪律森严，重惩决不姑徇。务望各安生业，特此郑重申明。”[1]

10月初，起义军在潮州、汕头地区陷入国民党新军阀部队的重围，部队的一部分转移到广大海陆丰地区，与当地的农军汇合，主要部分1000多人由朱德、陈毅率领向闽赣方向进行战略转移。他们从武平经筠门岭、寻乌、安远、三南（定南、龙南、全南）等地，向信丰以西的大庾岭山区挺进。起义部队虽然摆脱了国民党的重兵追击，但在孤立无援和长途跋涉中，困难愈来愈多，情况也愈来愈严重。一路上经常遭受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和土匪的袭击和骚扰，特别是三南地区的土围子和炮楼很多，不断给部队造成威胁。再加上山区气温低，寒冷、饥饿、流行病也给部队带来很大的损耗。有些人经不住严酷斗争现实的考验，有人离队逃跑，也有人叛变了。“不仅有开小差的，还有开大差的，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带一个连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2]到信丰时，这支部队只剩下700多人。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有些人军纪败坏，抢劫民财，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朱德、陈毅认为南昌起义虽已失败，但革命的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坚持下去。

2.南昌起义军的赣南四整

为了统一思想，加强纪律建设，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朱德、陈毅在赣南对起义部队进行了4次整顿，史称“赣南四整”。

（1）天心圩整顿思想。1927年10月，部队进入江西安远天心圩后，四面受敌、饥寒交迫、疾病流行、士气低落，陷入严重的困境。针对起义军存在的悲观情绪和逃跑主义倾向，朱德和陈毅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集中时间进行革命前途的理想信念教育。朱德拿俄国革命所走的曲折道路作比喻：“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也要留下骨干来，对将来的革命就能起很大的作用”。“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3]陈毅在会上鼓励大家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南昌起义是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4]

（2）信丰整顿纪律。起义部队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南昌起义的锻炼，是一支革命的武装。但是，它的基础是旧军队，还保留着旧军队中固有的那些不良制度和不良习气。起义军撤退途中抢劫民间财务的事件时有发生。“有的军官甚至怕坏分子从背后打黑枪，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过问，以致这些违反政策纪律的行为未能及时制止和处理。”[5]部队进入信丰县城后，少数人竟然钻进酒楼饭馆大吃大喝，分文不给；个别人还闯进当铺索要钱财，动辄打人。这些人的恶劣行径，简直和军阀队伍一样，影响极坏。朱德、陈毅发现后，立即集合队伍，将部队带出城西20里外，开会斥责破坏团结、煽动逃跑、抢劫勒索的现象，宣布革命纪律，规定对没收财产的处理和分发由“没收委员会”负责，并当场处决了3个违法群众纪律、损害军队声誉的怀分子，教育了全体官兵。

（3）大庾整顿组织。部队在信丰整顿纪律后便进入了大庾地区。朱德和陈毅认为要使部队工作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对部队进行全面的整顿，重点是加强党的领导。当时起义部队中共有党员50多人，多集中在领导机关和军官中，大部分班排没有党团员，党的决定很难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对党团员进行了重新登记，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朱德和陈毅还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保存下来的800多人缩编为1个团，对下辖7个步兵连、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关枪连，对外称“国民革命第五纵队”，由朱德任纵队司令，对外化名王楷，陈毅任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

（4）上堡整顿队伍。1927年11月，朱德和陈毅率领部队达到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崇义县上堡乡，利用湘鄂赣混战的时机，对部队进行整训。朱德提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为人民打仗，针对目前的革命低潮形势，必须把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他利用在上堡休整的时机，对部队开展整训和练兵活动，提高军政素质。他明确了作战的原则：“强敌来攻莫硬打，抓住弱敌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攻，常遣精兵骚扰敌。”[6]“经过这次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7]

“赣南四整”的实践，为人民军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

1.秋收起义和三湾改编

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着重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提出了整顿队伍，纠正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党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当时参加秋收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警卫团，这支部队里有不少共产党员；二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民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共计5000多人。起义的目标是夺取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根据八七会议决定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秋收起义鲜明地打出了共产党进行工农革命的旗号，把起义部队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由于起义进攻长沙的计划受挫，毛泽东命令各部队在浏阳的文家市集结。9月1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举行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敌人中心城市的计划，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由于起义部队中有相当数量的旧军官、散兵游勇、游民无产者，甚至有部分地痞土匪分子，旧军队的影响还浓厚存在，政治工作薄弱，许多人对走向农村的意义和前途不理解，情绪不好，甚至叛变逃跑。再加上部队伤亡很大，部队人数减少到不足千人。

    9月29日，起义部队抵达江西永新的三湾村。毛泽东当晚主持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改编的主要内容：

（1）整顿思想。针对部队中有些人在挫折面前灰心动摇，少数人不辞而别的情况，毛泽东领导部队展开了方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教育，包括大会演讲、小会座谈、个别谈心等方式，向全体官兵阐述秋收起义的目的和意义，讲工农革命军与旧军队的本质区别，讲共产党领导军队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还用“贺龙两把菜刀起义”的例子，用“小石头能打破大水缸”的比喻，对官兵作队前讲话，进行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教育。他说：“我们好比一块大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中国有句古话：‘万事开头难’。要革命嘛，就不能怕困难。只要我们咬咬牙，挺过这一关，革命总有出头的一天。”他还说：“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还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8]正是通过这些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使战士们看到了自己的成立和力量，情绪迅速高涨起来。

（2）整顿组织。在编制上，把三个团缩编为一个团，重新任命干部，剩余干部编入军官队。毛泽东认为，要保证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必须把支部建立在连上。在前委的统一领导下，团营建立党委，连队设立党支部，班排成立党小组，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连队的主要工作，无论政治、军事或后勤方面的大事，都要经过党支部集体讨论决定，然后由党代表和连长分头执行，形成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通过整顿，解决了机构臃肿的问题，部队更加纯洁和精悍，大大提高了战斗力。这样，不仅在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且为党开展广泛的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3）整顿作风。旧军官出身的人留恋“三金”（金牙、金戒指、金丝眼镜）、“五皮”（皮鞋、皮鞭、皮挂包、皮绑腿、皮武装带）和“四菜一汤”的生活。他们过不惯艰苦生活，有的军官还随意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等。为了破除军阀作风，前委规定：军官不许侮辱士兵、废除肉刑和繁琐礼节，允许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实行经济公开，官兵在衣着、伙食上待遇平等；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既是民主监督机构又是宣传娱乐机构，委员由士兵选举产生，遇有重要事情，由主任召集委员以至士兵讨论，大家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些措施构成了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它建立了官兵之间的崭新关系，增强了部队的团结。

（4）密切军民关系。为了搞好军民关系，毛泽东再三强调了革命军人的纪律：一路行军要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工农革命军刚到三湾师，老百姓纷纷躲进山里。毛泽东立即带领部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派人到山里喊话，帮助躲进山里的群众收拾好耕牛和劳动工具，打扫干净院子和道路，挑满水缸。群众了解情况后，陆续回到村里。党的组织印发传单、书写标语，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毛泽东要求部队要尽可能帮助群众进行生产，甚至将打土豪获得的财物分给农民。三湾很快就传开了这样的歌谣：“天上降了北斗星，漫山遍野通通明；一九二七那一年，三湾来了毛司令。毛司令吆真英明，带来将官代来兵；红旗飘飘进村来，九陇山沟闹革命。”一位连长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衣也没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前的社会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9]

三湾改编一是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二是开创了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从而保证了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在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它把党早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推进到一个新水平，堪称我党独创性思想政治工作的开端。

当年参加三湾改编的罗荣桓在1957年说：如果不是毛泽东解决好了这些根本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10]

2.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其思想政治工作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于1927年10月上旬率领工农革命军挺进井冈山，创建了我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位于罗霄山脉中段，跨湘赣两省边界，范围所及有莲花、永新、宁冈、遂川、酃县、茶陵6个县，距离大城市远，是国民党统治势力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一地区的人民深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这个的第一支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井冈山，党和军队围绕这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大任务广泛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

（1）开展红军宗旨和任务的教育。部队刚上井冈山时，由于红军主要来自工人、农民和游民无产者，存在着一些旧军队的思想作风。毛泽东认为，必须把这支军队变成服务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1927年11月，部队攻下茶陵县城，派出的县长仍承袭旧政权的一套办事制度，派捐收税，升堂审案。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批评，重新建立了以谭震林为主席的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民主制度。回师宁冈县砻市时，毛泽东提出了革命军队的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1928年3月，毛泽东在给部分上政治课是指出：我们这支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人民自己的军人，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是为人民的解放而打仗的，阐明了革命军队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2）确定新型官兵关系。军队中存在着军阀主义作风。“第二十八团有一个干部，因好打人而得名‘铁匠’。意思是他打人像铁匠一样狠。有个旧军官出身的人，打人成瘾，打得军需、士兵、传令兵、伙夫差不多都跑光了。还有老兵打新兵的。越是打人，纪律越涣散松垮。”[11]红军被围困在山上，生活极端艰苦，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菜金，经常断粮。井冈山的基础本来就差，加上敌人的封锁，就更困难了，部队生活异常艰苦。“天作房，地当床，盖的是金丝被（稻草），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这首歌谣是红军生活的真实写照。红军久战不溃的原因在于红军内部实行了民主制度，官兵待遇平等，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毛泽东处处作艰苦奋斗的表率，他在寒冬腊月也和战士一样穿两件单衣，盖一床薄线毯，在一根灯芯的油灯下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名著。朱德年过40仍和战士一样下山挑粮，肩负百多斤的担子，翻越十几里的山路。战士劝他不要去，并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又削了一根新扁担，还写上“朱德记”三个字，照样去挑粮。部队中流传着一副对联：“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12]红军久战不溃的重要原因就是建立了良好的官兵关系。

（3）建立新型军民关系。毛泽东非常重视搞好军队与群众的关系，针对刚上山时有人挖路边的红薯吃，还有侵犯小商人的利益的情况，宣布了“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筹款要归公。1928年1月，毛泽东又宣布了“六项注意”：“一、还门板；二、捆稻草；三、谈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不拉夫，雇夫要给钱；六、不打人，不骂人。”1928年3月，毛泽东将六项注意的后面两项改为“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并正式向部队颁发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作为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官兵行动的准则。1929年1月，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毛泽东又在六项注意之后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准搜俘虏腰包”两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红军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也是广大官兵行动的准则，大大密切了军民关系。

（4）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是用革命思想教育官兵，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1928年3月，毛泽东提出采取半天讨论的方法，对部队进行形势教育，讲解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中国革命的任务和特点，以及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意义。1928年5月，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阐述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并说：现在我们有了“家”，就不要乱跑，要在这里“发家”。毛泽东善于运用事例对官兵进行政策教育。如对俘虏，规定一不许打、二不许骂、三不许搜腰包，有伤的给治疗，愿留的吸收当红军，愿去的发给路费。有的战士不理解，说俘虏是“阶下囚”，为什么待为“座上宾”。毛泽东说，有钱人是不当兵的，杀了他们，地主豪绅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放他们回去替我们做宣传，要是放一个能争取十个，这账就很合算。为了培训干部，红四军在砻市开办了军官教导队，每期有100多人参加，对提高干部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5）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红色政权。红军刚上井冈山时，到处都冷冷清清。毛泽东制定了“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政策，要求每个连队设有5名固定的宣传员，向群众讲打土豪、分田地和建立农会、根据地的道理。他们把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在宁冈的象山庵和井冈山的茨坪开办了党团员训练班。到1928年2月，已先后建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委和酃县特别区委，农会和农民武装也建立起来了。红四军军官教导队担负了培训地方武装干部的任务。各区县赤卫队和乡村暴动队，是一种半脱产和不脱产的地方武装，既可保卫当地政权，又是红军的重要兵源。有党团员作骨干、有武装力量作支柱，边界各级红色政权纷纷建立起来。1928年12月，由边界政府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

（6）教育和改造地方武装。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前，袁文才、王佐占山为王，他们队伍的成员大多是帮会色彩浓厚的游民无产者。1927年10月，毛泽东在宁冈县古城召开前委会议，听取了当地党组织的汇报后说，决定争取和改造这些农民武装，要求对他们只能动文、不能动武。毛泽东派何长工去见袁文才，希望能够合作共事，并送去100多支枪。毛泽东还到茨坪与王佐交谈了大半夜，王佐说：“毛委员有学问，跟他谈一次胜读十年书。”在毛泽东的耐心教育下，袁文才和王佐都认清干绿林没有前途，只有投身革命才有出路。何长工应邀上山，帮助袁文才、王佐练兵，又通过上政治课、文化课、开展讨论等形式，帮助他们了解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袁文才和王佐都欢迎秋收起义的部队上山，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使这支部队成为党领导的一支重要力量。改编后，毛泽东派去20多名干部，继续对他们进行军政训练和思想改造，使这支部队的旧习气和旧作风得到明显转变。

---

[1]《河南日报》1981年5月4日。

[2]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3]《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2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

[4]《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2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5]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6]姜思毅：《中国共产党政治工作七十年》第1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

[7]《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5页。

[8]《中央党史研究论文选》中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79页。

[9]《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1页。

[10]《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62页。

[11]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

[12]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