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三大制定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保证了国民革命军东征、北伐的顺利进行。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统一思想认识，建立和巩固革命统一战线
1.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党的一大制定的针对资产阶级的策略是“断绝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何联系”。
二七惨案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有坚强的革命性，但毕竟人数比较少，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依靠工人阶级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采取积极措施，联合强大的革命同盟军。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它几经挫折后，虽已没有多少实力，而且成分复杂，严重地脱离群众，但它也有不容忽视的优点：一是这个党在中国社会上是有威信的，特别是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象征；二是这个党已在南方建立了一块革命根据地，允许各种革命力量公开地进行活动。三是孙中山在几经挫折后，深感国民党内许多人已经腐败，中国革命必须改弦易辙。他开始同共产党人建立联系，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正因为如此，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发布《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但是他们党内那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
7月，党的二大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制定了《关于“民族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主张同国民党等组织建立“党外合作”的联合战线。
8月，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在杭州西湖开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倡议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多数与会这开始并不赞成马林的提议，但马林说服了到会的人接受了这一主张。
1923年6月党的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党的三大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且强调，拥护工人、农民自身利益是我们一刻不能遗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
2.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进行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教育
一些党员对建立统一战线存有种种疑虑，党的三大后仍有人反对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他们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宗旨完全不同，与国民党联合，会淹没无产阶级的旗帜，无产阶级会成为附属物。针对这种情况，党开展了多个方面的教育、宣传工作。党中央和青年团团中央共同组成教育宣传委员会，颁发《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教育宣传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之政治上的主义的教育工作及团体以外之宣传鼓动”；并要求通过编辑出版、发行《新青年》《向导》等刊物，以及函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方式，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三届一中全会又通过了《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号召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要求文学的及科学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健全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观以及集体主义的人生观。党的领导干部身体力行，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在1922年8月党的西湖会议后相继加入国民党。1923年12月，党中央又为建立每月报告制度向各区及地方委员会发出了通告。经过各级党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解除了广大党员的顾虑，为建立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作好了思想准备。
3.党的四大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论述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组织工作、群众工作和宣传工作方面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11个决议案。大会特别重视党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和党内教育工作，分析了党的三大以来宣传工作和党内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党的宣传和教育工作的理论基础、方针、原则、内容、方法，以及党的教育和宣传工作的领导等内容。
党的四大认为，党的教育和宣传工作在革命的事业中居于重要地位，起着极大的作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指出：“中国近几年的民族革命运动受影响于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实际。”[1]现在，中国政局正处于军阀统治迅速崩溃、人民革命日益发展的时期，要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必须依靠我们党的及国民党左派的政策的正确和在群众中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决议案还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是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重要的，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足干劲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中国革命的成功以及我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也是不可能的。
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指出，党的教育和宣传工作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还指出：“有了健全的革命理论，然后党的宣传工作方得依此范畴融通各部。”[2]会议认为，党的教育和宣传工作的方针和原则，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进行。
党的四大对党的教育和宣传工作的领导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央应有一强固的宣传部负责进行各事，并指导各地方宣传部与之发生密切且有系统的关系。中央宣传部下应有一真能负责做事的编译委员会。”[3]在《对组织问题之决议案》中规定：“地方执行委员会由三人组织之：书记兼宣传部……”[4]该决议案还决定，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是党的基础组织的职责。大会规定，有三个党员即可成立一个支部。“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并且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支部在一个企业中，应当时常善于利用企业主和其使用人之压迫工人或冲突或致于罢工……的机会，去宣传工人群众，促成他们阶级的自觉。”[5]
党的四大对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决定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集中力量办好《新青年》，同时加强《向导》《中国工人》和《党报》的工作，使之成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重要宣传阵地，并提议在条件可能时和可能的范围内设立党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以便对党员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
4.党在五大前后关于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的论述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群众运动有了很大发展。但在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排共倾向，面对新的形势，党需要总结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确定以后的斗争方针。1925年10月，党在北京召开了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是党的宣传教育问题，并通过了一个《宣传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认为：“现时革命高潮之中，我们党的职任是吸收工人及革命的智识分子的群众，巩固并且发展我们党的势力于全国工人阶级之中，开始在乡村农民中工作，建筑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基础。”“必须使我们的党变成真正群众政党的组织，才能巩固我们对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指导地位，对于这民族革命的领袖的指导地位。”“要实行这种重大的职任，我们的党应当作群众中的鼓动和宣传。每一个党员不论他在什么地方，都应当宣传我们党的主义及口号。”
关于对群众宣传教育的方法和形式，该决议案指出，应当用极通俗的谚语文字，使群众都能了解、都能懂得。内容上也要接近群众，要根据工农群众眼前的事实，考察群众的言论，知道他们的需要，表现他们的心理。形式以“宣传动员”和“工人俱乐部”为主。
关于党内的宣传教育问题，该决议案指出，“对于党内的鼓动也要特别注意。这种鼓动应当使全体党员，从下至上都参加积极的政治生活。”“党员自己的阶级觉悟应当把不断地提高，这是党的胜利的唯一保证。每一党员不但自己应当能为党的政策而奋斗，而且应当会引导别人去奋斗，发展党的势力到群众中去。”“党的支部是实行党的职任的机关……各支部的鼓动应当取材于各该支部日常生活中为党及工人阶级奋斗的问题。”
该决议案着重强调了宣传教育人才的培育问题。它指出：“群众的鼓动和宣传中应要有一种鼓动和宣传的人才。所以开办各地党校确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根据党现有的力量，办党校的形式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各地委之下的普通的党校，造成群众的鼓动员。这种党校应当是工人的，毕业期限之多一月或一个半月”。另一种是“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教育一班政治智识较高的同志和已经有工作经验的同志——造成能够办党的能够做成负责任工作的人才，毕业期限不要过三个月”。“党校内的教育方法，应当根据国内革命运动的经验，说明共产党在许多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在党校听讲的同志，不应当与群众隔离，党校里的学生应当同时在校外工作，在同志或同志间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校的学生得着真正的无产阶级思想。”
该决议案还提出，要“发展我们党的机关报，使他们通俗化。编辑通俗的小册子歌曲等，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同时还要收集整理种种材料，以便根据马克思主义编辑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作解决民族革命及阶级斗争中种种问题的理论上根据。因此，必须在中央设立相当的机关，指导和收集材料的工作。”[6]
这次会议为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发展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其中关于宣传和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有关政策，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宣传部工作的决议案》，提出了整顿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具体办法。
在出版物问题中，该决议案提出：党的中央政治机关报《向导》，应当更加增加鼓动的性质，应再多加宣传各地工农运动的意义；中央理论机关报《新青年》应集中党的理论力量，设法增加中国经济的研究及工农运动之历史的理论论述，还应增加共青团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中央通俗机关报《劳农》应当给工农群众读者以政治的指导，“使工农群众能明了全国革命斗争的状况及意义，并充分表现实际的生活及其斗争”。[7]党报应能集中中央各部及各地之党内生活和工作经验，以为训练同志之材料及指导。
在编译工作问题中，该决议案指出了中央宣传部急应开始编译的工作，特别是继续编译共产主义ABC的理论书籍；党校的教本及党员教育大纲（如《革命常识》《党务知识及》初级党校教授方法等）和鼓动的小册子；各种纪念日宣传大纲等材料。
在地方报告问题中，该决议案要求，每月各区委及地委必须按期向中央报告宣传教育工作的情况，如鼓动成绩、教育成绩、地方所出各种刊物期数及当时的中心口号、中央各种刊物在当地的影响等。在教育成绩方面，要求“支部中每月一次理论上的讨论，以试验同志在主义上了解的结果；时局讨论上每月总论党员群众对于政治的了解程度；纪律上每月总论同志间的意见或组织问题中所发现的原则中的某种倾向”。[8]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发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疯狂屠杀革命群众、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国民革命进入了紧急时期。为了挽救革命，制定新的方针和政策，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讨论了陈独秀的报告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7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讨论了土地问题，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和大会宣言等10个文件。
大会否定了陈独秀在报告中提出的错误主张，批评了他在领导工作中的右倾错误，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对右倾错误作了一定的斗争。但是由于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实质及其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结果继续选举他担任党的总书记，右倾错误并未真正解决。因此，这次大会没有能担负起在紧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和陈独秀右倾错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
二、共产党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过程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1.帮助孙中山改革国民党
1922年2月，孙中山在上海召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国民党改组的会议，着手进行改组的准备工作。陈独秀、李大钊、马林等在上海先后回见了孙中山，说明共产党的主张。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设立了改造国民党的机构。随后，苏联政府代表越飞与孙中山及其指派的代表廖仲恺进行谈判。1923年1月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反映了孙中山的联俄愿望。孙中山虽有进行国共合作的愿望，但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很大。共产党依靠自己的许多重要活动价，运用多种形式，积极支持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共产党决定国共合作的原则为：（1）共产党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共产党党报及其各级刊物对国民党施政可以自由批判；（2）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组织，不受国民党及其政府干涉，工会、农会享有集会、结社、罢工、纠察、自卫之自由；（3）共产党员（包括团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出任群众工作，但一般不做国民党政府官吏，工人运动领导者及共产党所属工会会员不得加入国民党；（4）在组织上，1923年7月起，中共中央由仲甫（即陈独秀）为代表出席国民党最高会议。自中央到各级地方组织按系统派遣党员分别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国民党党部及基础组织，训练干部，整饬宣传机构，协助国民党解释，以期改变国民党在民众中的不良影响，帮助国民党改善军事训练，建立革命军队。10月25日，孙中山主持国民会议改组会议，正式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顾问。共产党在帮助国民党改组的过程中，对孙中山同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妥协、单纯迷恋军事行动、忽视民众力量等倾向，也进行了善意的批评。
2.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是国民党（包括其前身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30年历史上第一次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开幕式的代表有165人，其中共产党员有20多人。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孙中山特别强调：“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候了！”会议基本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后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三、毛泽东在统一战线内部宣传教育工作中的贡献
1925年10月，毛泽东从湖南到达广州，不久担任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他积极在国民党内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
1.注重包括书籍等文章宣传的作用
毛泽东于1925年12月创办《政治周报》，亲自担任主编。到1926年6月，《政治周报》共出版14期，毛泽东撰写了10多篇文章，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揭露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污蔑和对孙中山的背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资产阶级各派进行了深刻的阶级分析。毛泽东的文章提高了革命派党员的认识，纷纷来信斥责西山会议派。毛泽东还把这些信汇集起来以《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等标题，摘要刊登在《政治周报》等报刊上，打击了右派势力。毛泽东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主管《民国日报》《国民新闻》《党声周刊》等报刊，并根据形势需要印发传单83种，出版书籍30余种，营造了强大的舆论氛围。
2.指导各地国民党党部和革命团体的政治宣传工作
为了加强对各地各部门宣传工作和报刊的思想政治指导，毛泽东制定了各种宣传大纲，如1925年12月亲自起草的《反奉战争宣传大纲》。毛泽东分析了各派军阀、国民军和革命民众等方面的力量，指出此次反奉运动的主体，应是全国的革命民众。他认为，反奉的胜利就是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重大胜利。他还提出了分辨敌友的标准，认为人们于敌友之分辨，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给各地党部，许多报刊都以醒目标题加以刊登。毛泽东还以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的名义，向各地发出了《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
3.为国民革命训练政治宣传干部
为了加强宣传工作，中央宣传部设立了“宣传员养成所”，廖仲恺任所长。廖仲恺被刺后，毛泽东兼任所长，还兼任政治讲习班的理事。政治讲习班是专门训练从事军队和地方工作的政治工作人员的培训机构，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领导。毛泽东亲自担任政治讲习班政治思想课程和农民运动课程的讲授任务，组织学员认真学习《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等课程。通过学习，学员的政治觉悟很快提高，许多人都以坚定的政治立场走上了军队和地方的政治工作岗位，有多人在该所结业后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政治宣传干事，或任营、团党代表。
4.加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自身建设
毛泽东认为，宣传部要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要把宣传部自身建设好。他调进了政治立场坚定和具有写作才能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如沈雁冰任秘书、萧楚女任检阅干事等。毛泽东制定了宣传计划，定职定岗，安计划实施。他还提出要充分运用文字宣传、图画宣传和口头宣传等形式，扩大政治宣传的影响；要增设宣传部图书室，为宣传部人员学习创造条件；设立检阅会议，检阅党内外出版物；设立交通局，沟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关系；编印国民运动丛书，为革命左派和工农群众提供思想武器。毛泽东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将宣传工作运用于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的初步尝试，为以后加强党的宣传工作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1]《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页。
[2]《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
[3]《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页。
[4]《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页。
[5]《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8—481页。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页。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88—1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