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使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改变了世界观，产生了新的认识，引发了中国社会激烈的斗争和变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而且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序幕。

    一、五四前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思想政治主张

    辛亥革命推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使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矛盾如何解决？当时的各个社会阶级、政治派别势力都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并想方设法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来影响和争取广大人民群众。

    1.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政治主张

    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政治及其教育主张，主要是由孙中山等人提出的。其主要内容如下：

    （1）宣传“三民主义”。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他尤为重视宣传民族主义。他认为，民族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他说，清朝专制统治，“贪残无道，实为古今所未有”。[1]所以，民族主义的任务就是“将满洲政府所有压制人民之手段、专制不平之政治，暴虐残忍之刑罚、勒派加抽之苛捐与满洲政府所纵容之虎狼官吏，一切扫除，不容再有膻腥余毒存留在我中华民国之内”。[2]所谓民权主义，就是“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并“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3]至于民生主义，他认为就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但历史事实证明，在资产阶级政权下是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

    （2）提倡“为主义而奋斗”的人生观。孙中山总结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深深感到革命党人必须树立一种“为主义而奋斗”的人生观。只有“多数人明白人生道理”，才能起而“自救”，“救人”。三民主义，必须反对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思想。他再三指出，革命者“要存心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不许有损人利己的事”。必须将革命内部“升官发财自私自利之思想化除，而引之入远大志愿”，使大家“一致为三民主义牺牲，而不为升官发财而牺牲，如此……革命之成功指日可期矣”。

    （3）批判封建道德，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孙中山认为封建道德“赌塞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养成盲从之性”，培养奴隶主义，使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为此，必须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他说：究竟我们三民主义的口号，和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口号，有什么关系呢？照我讲起来，我们的民族，可以说和他们的自由一样……平等和我们的民权相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在他这种思想影响下，1912年9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了新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辛亥革命过程中以及讨袁斗争失败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思想政治上也极为混乱，因而提出来的思想政治主张及其行动也很不一样。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些民主革命派，继续坚持革命，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在民主革命曲折的斗争中，以章太炎为代表的一些人则主张消灭革命。武昌起义后，他回到上海，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认为孙中山“长于议论”，只是“元老之才”，不应出任大总统。[4]以孙武、孙振武为代表的一些人是典型的“功成做官”派，他们认为革命胜利后，就应该得到高官后禄。而一旦没有达到目的，就另立山头，或者利用各种手段当议员和地方长官，甚至投靠袁世凯，放弃了革命的初心。以黄兴为代表的一些人则是“功成身退”派，清帝退位后，黄兴几次表示“事定之后，解职归农”[5]。1912年他39岁生日那天，写了一首诗：“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6]这说明了黄兴解甲归田的彷徨惆怅心境。革命阵营内部，意见不一，思想混乱，孙中山的政治见解和教育思想在当时逐步化为泡影。

    2.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主张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篡夺后，“中华民国”徒有虚名。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极力抹杀辛亥革命初期有限的民主改革，在思想、政治、教育等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

    （1）在政治制度上，破坏共和，复辟帝制。1914年5月，袁世凯公然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其主要内容有：以总统制代替内阁制，大总统是行政长官，废除国务院和国务总理，在总统府设立以国务卿为首的政事堂，以决定并实行“凡一切军国大事”；以集权制代替分权制，总统“总揽统治权”，实际上权力和皇帝一样；取消人民的权利。1914年12月，袁世凯御用的参政院又公布了一个《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进一步将总统集权制变成终身制和世袭制。

    （2）在思想政治上，大造尊孔复古的反动舆论，大力宣扬孔孟之道。袁世凯毫不掩饰地说：“国家、政治、家庭、伦纪、社会风俗”都必须以孔孟之道为本。“惟此礼义廉耻之防，欲遏横流，在循正规”、“总期宗仰时圣……以正人心，以立民教”。[7]他当了总统后，发表了一系列尊孔命令，说什么“孔教之于中国，犹如空气之于人类”，“孔孟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8]孔孟之道对于人“犹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9]。他下令恢复祭孔活动，1914年9月28日，他率领文武百官，到孔庙进行尊孔祀圣大典等活动。

    （3）在教育上，袁世凯废除了辛亥革命后教育部关于小学不读经，大学不设经学科等教育方针。他配合复辟帝制的需要，1913年6月，下令学校恢复祀孔典礼。1915年2月，下令颁布《特定教育纲要》，规定：“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以致其用。”[10]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按照经书及学校程度分别讲读。同时，把教育宗旨概括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

    （4）纵容社会上一批封建余孽如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组织孔教会，进行尊孔复古的反动宣传。孔教会是1912年10月7日由康有为的学生陈焕章等在上海发起成立的，全国设有若干分会，主要成员有劳乃宣、张勋、李佳白等。次年2月，发行《孔教会杂志》作为机关刊物。康有为任总会长，张勋任名誉会长，陈焕章任主任干事。后总会迁至北京。他们竭力为袁世凯尊孔复古活动服务。1913年8月和1916年8月，孔教会两次要求定孔教为国教，以孔子为教主，用孔孟之道统治全国人民思想，并要求将此条列入宪法。

    这种复辟帝制和遵孔复古的逆流虽然猖獗一时，但最终随着袁世凯的死亡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倒台而被世人所耻笑。

    3.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主张

    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主要是无政府主义。20世纪初期，当时留学日本和法国的中国人就开始介绍无政府主义。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篡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理想完全破灭，中国人民又一次陷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专制割据的统治之下。中国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各种复辟丑剧和卖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正直爱国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看不见国家的出路，一时也陷于苦闷彷徨之中，有的人因对国家绝望而自杀，有的人幻想逃避现实隐居山林，有的人向往老子的“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理想。这种对当时的国家、政府极端不满和绝望的心情，为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无政府主义思想于19世纪初出现在西欧，其根本思想就是主张不要政府，不要国家，完全自由。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的三大鼻祖。施蒂纳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无政府主义的先驱。他否定一切权威，凡是与个人的一切要求、愿望相矛盾的国家、社会、团体、人民、伦理、道德、法律等，统统要消灭掉。蒲鲁东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想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下巩固小生产者的地位，要求人和公民的充分自由，但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反对罢工和组织工会。巴枯宁是蒲鲁东的学生和朋友。他宣扬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要求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包括反对马克思主义作主张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反对用互助合作手段来消灭国家，主张用暴力摧毁国家机器。在这三人之后的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是出身于莫斯科皇族公爵家庭的克鲁泡特金。他曾提出“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概念，认为互助是人类社会和生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宣称通过人类互助可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构成了极大的危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对它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潮经过留日、留法学生的介绍，流传到国内。当时，革命派的《民报》和改良派的《新民丛报》都刊登过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1907年6月，中国留学生、同盟会会员张继、刘师培等人，在日本东京办起了“社会主义讲习会”，这是我国近代最早的无政府主义组织。6月10日，刘师培与妻子何霞创办了该会的机关刊物《天义报》。8月31日有90多人参加的第一次讲习会大会上，刘师培宣布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该会共举行过8次会议。1908年11月，刘师培归国投靠两江总督端方，讲习会才草草收场。

   1907年6月22日，在巴黎的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创办了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刊物《新世纪》，到1910年5月21日停刊，共出版了121期。同时，他们推出《新世纪丛书》，系统介绍了世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如《巴枯宁学说》《克鲁泡特金学说》等。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刘师复等人先后在广州发起组织“晦鸣学舍”、“心社”等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舍”由刘师复等人于1912年5月在广州发起成立，没有纲领，没有章程，也没有领导机关。为什么叫“晦鸣学舍”？刘师复在《晦鸣录》的编辑序言中说“二三人相聚读书论道于一室，名之曰晦鸣学舍”[11]，学舍标榜革命，它的行事“皆自由独立，不受指挥”[12]。1913年8月创办《晦鸣录》周刊，作为机关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后被广东军阀查封。从第三期起，改为《民声》。同时大量翻印了在巴黎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小册子，如《新丛书》《无政府主义粹言》《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刊刻》。另外，还出版了《无政府主义浅说》《平民之神》《工人宝鉴》等16种出版物。

    “心社”于1912年7月，由刘师复、郑彼岸等人发起组织。无章程、无纪律，无一定组织形式，“各凭一己良心以相结合”[13]。其宗旨是“破除现社会之伪道德、恶制度，而以吾人良心上之新道德代之”。其范围是在“个人进德”[14]。那么，什么是“良心上之新道德”呢？他们提出戒约12条：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不婚姻、不称族姓、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入政党、不做海陆军人、不奉宗教。刘师复本人是言者，也是行者。他因提倡废姓主义，后来他永远不称自己的姓，也不许别人称他的姓，而且坚持素食主义等。这些戒约反映了无政府主义者不满当时黑暗社会，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一种消极抵抗思想。

   1914年以后，在中国各地出现了许多无政府主义组织。1914年7月，刘师复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其作用是传播主义，研究学理，联络国内同志，及国外宗旨之团体，以达到“吾人所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15]与此同时，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也先后成立了“实社”、“群社”、“进化社”等无政府社团。由于对无政府主义理解的不同，辛亥革命后至五四前，中国无政府主义还出现了很多派别，主要有以下三种。

    （1）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刘师培等人属于这一派。他们把克鲁泡特金奉为祖师爷，把他的著作奉为“经典”。他们和克鲁泡特金一样，反对一切强权，主张绝对自由，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及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

    （2）新的虚无主义。这派以朱谦之为代表，他们不仅反对政府、法权，而且认为天地就是一种特权，主张“宇宙革命”。他们认为“无政府革命还是半截的，不彻底的，而最彻底的革命，在把宇宙间的一切组织都推翻，几时革到无天无地，无人无物，这才是归宿。这就可见虚无革命比无政府革命更是彻底，而虚无主义也比无政府进步得多了”[16]。而要达到“天翻地覆，人类灭种”的目的，除“破坏！破坏”外，还可以用“自杀”和“自由恋爱”两种方法。自杀可以毁灭人生，自由恋爱可以减少生育，“人类灭种”的理想就能实现。这些主张是十分荒唐的。

    （3）新村主义。刘师复、郑彼岸、邰光典等人，把他们的“理想社会”称之为“新村”。在他们看来，“新村”是以根本“改造旧社会为目的”，是以创造“新社会为归宿”的。他们认为，只要千千万万个新村在全世界普遍建立起来，美好的社会就会到来。当时在日本、美国、中国一些地方都办了各种各样的新村。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等等。

    无政府主义思潮除了宣扬无政府主义一些共同的政治主张外，在思想政治上，结合当时中国的情况，还宣传了下列一些思想：

    （1）对清朝专制制度和封建专制思想进行了批判和揭露。《天义报》指责清王朝是“恶政府”，“实行无政府革命，则满洲政府必现倾覆”，其内容是“惟当覆其君统，废其政府”[17]。另外，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思想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新世纪》第52号在《排孔征言》一文中说：“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并指出，“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刘师复在《废婚姻主义》《废家族主义》等文中，反对三纲五常，反对封建婚姻，文中认为婚姻制度无非强者欺压弱者之工具，家族者，进化之障碍物也。有夫妇而后又父子，有父子而后又君臣。故家族者，专制政体之胚胎也。因此，要使社会美善，必须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实行自由恋爱。这些言论，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斗争和反封建思想斗争起了不谋而合的配合作用。

    （2）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和揭露，同情工农群众。无政府主义者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贫富贵贱现象进行了抨击。他们指出，为什么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完全是富人不法掠夺的结果。中国人民之所以陷于苦难，一是由于“政府搜刮民财”，一是由于“资本家扩张势力”的结果。“今日中国病民之故，由于政府渐保护资本家，故资本家之罪，乃政府有以成之也”[18]刘师培发表了《悲佃农》《论中国田主之罪恶》等几篇文章，诉说农民的苦难，号召农民起来，“实行农民革命废除土地私有制”[19]。另外，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也支持工人运动。《民声》从1913年到1916年，先后开辟了“万国革命风潮”、“社会风潮”等专栏，报道了北京“邮夫”的罢工，上海、苏州等地工人的罢工，同时，报道英国、美国、日本、比利时等国工人的罢工。他们在《总同盟罢工》等小册子上，鼓励工人联合起来，进行社会革命。但与此同时，认为工人跟资本家斗争，“不可含丝毫之政治意味”，只能限于“要求增加工价及减短工作时间”的经济罢工。[20]

    （3）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思想。1908年1月15日发行的《天义报》第15期上，就全文译载了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刘师复在“编者按”中指出：“《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学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21]同时，还刊登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节译文。接着，《天义报》又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的译文。在《新世纪》第1期《新世纪之革命》一文中，赞扬了巴黎公社的创举，称它为“平民社会革命”。“为将来社会革命之先导”，热情地歌颂它为“于革命进化史中留一大纪念”[22]。这种对巴黎公社历史意义的评价是可贵的。

    （4）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并宣扬复古思想。无政府主义由于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一切政府，所以，对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主张也竭力反对。《天义报》批评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是“学术之谬”，表现了“心术之恶”，是复仇主义，指责民权主义是自私主义，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以暴易暴”。把讨袁斗争也说成是一种“以政府倒政府”，“以暴易暴”的行为。[23]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不少人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探索，颂扬封建主义。认为中国广大贫民失业贫困，是西方科学技术、物质文明传入中国的结果，他们认为，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早就享受自由了。因为封建专制，“名曰有政府，实与无政府无异”[24]他们把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老庄联系起来，称老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发明家”。悟虚在《中国古代无政府主义思潮之一瞥》一文中说：“老子的思想，纯粹是无治的。他的主张，与进世的无政府主义者诸先觉所说的，竟无二致。”[25]

    这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进步性，加之它的一些带“革命”的言词，在当时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迅速得到传播，它的政治思想对人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而且对工人运动也有较大影响。李大钊在他初期的思想中也没有摆脱无政府主义影响，在他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等早期著作中，就有受克鲁泡特金“互助”思想影响的痕迹。毛泽东在谈到他青年时代时曾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26]就是在日本，同盟会的不少人，也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很深。吴玉章曾回忆说，当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有许多无政府党人逃亡到日本。当时我们在日本的一些中国革命者，从他们那里不仅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学到许多从事恐怖活动特别是制造炸弹的技术。于是，在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组织对清政府官员的暗杀，一时成为风气。当然，同盟会搞的暗杀是作为建立新政府的一个手段，它和无政府主义者搞的不要政府的暗杀是有本质区别的。

    如果说十月革命前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有某种进步影响的话，那么，随着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它的反动性就越来越突出了。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现代思想政治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件大事。它使千千万万中国人改变了世界观，产生了新的认识，从而引起了中国社会激烈的斗争和变动。

    1.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情况

    马克思主义最初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一种，是随着西学东渐和国人留学运动传入中国的。最早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其思想的是来华传教士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早在十月革命前，他们就曾翻译出版过有关马克思生平及其学说的著作和文章。

    根据现在查到的文献看，中文报刊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名字是1899年2月广学会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与中国作家蔡尔康节译的英国进化论者颉德的《社会进化论》第三章（题为《大同学》）中两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并援引了《共产党宣言》的一些内容。但他们将马克思误认为英国人。同年4月《万国公报》第123期刊登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译文，其中有“德国人马克偲，主于《资本论》者也。”此后，在日本的中国学生陆续传回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名词和译作。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称：马克思为“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次年，梁启超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又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鼻祖”，以后他还多次在文章中提到马克思和引用过马克思的话。

    1903年，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12期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称：“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释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27]赵必振翻译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书中愿意了《共产党宣言》的内容。

    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1905年，朱执信（署名势伸）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某些内容。

   1906年，日译全文《共产党宣言》由堺利彦在《社会主义研究》期刊上刊载。同年，《民报》第5号上还刊登了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略史》，介绍了第一国际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并把《共产党宣言》视为“平民的武器”。刊登了渊实（廖仲恺）的《社会主义史纲》等。1912年，孙中山发表了《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一文，称赞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圣人，是科学派社会主义；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使无条理之学说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

    这一时期，在国内先后有几十种报刊刊刊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这些报刊报刊《民报》《天义报》《广益丛报》《东方杂志》《浙江潮》等。1912年，《新世界》杂志以《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标题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整本著作译成中文。当时，留学生译出的《近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精髓》《世界六大问题》等30多种书籍中，有半数提到了马克思主义。

    当然，这些人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信奉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照，只是将其视为用来改造中国社会的一种理论范式而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也没有为人们所重视。很多人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观察、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有的甚至一面介绍，一面歪曲、怀疑马克思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宣传毕竟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了先导作用。

    2.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书本上的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自己民族解放的道路。这是因为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相近（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对中国人民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在中国的真正传播。1917年至1922年，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类刊物都参与介绍或谈论马克思主义。有30多种经典著作被译成中文，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科学的社会主义》《工钱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列宁的《过渡时代的经济》《民族自决》《俄罗斯的新问题》《国家与革命》（部分）《劳农俄国的建设事业》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阶级斗争》，刻卡朴的《社会主义史》，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等，也都有了中外译本。

    当时极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先进知识分子首推李大钊。李大钊，子守常，河北乐亭人。1913—1916年留学日本期间，他就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回国后，他极为关注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发展。1918年，他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左翼人士。十月革命后，他经过深入观察和缜密思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论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十月革命意义，并肯定十月革命一定会成功的第一篇文章。他在文中说：“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的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28]11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进一步讴歌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李大钊认为，法国大革命开辟了世界资本主义革命的新纪元，俄国十月革命则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前者恒为战争之源泉，后者是为和平之曙光。德国战败是资本主义失败，俄国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仿效十月革命的潮流，不是各国政府所能遏制得住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了《新纪元》一文，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将“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中国人民应当走十月革命的道路。1919年5月，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文章说，“马氏以前也很有些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29]接着，李大钊较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历史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运动论。在文章中，李大钊引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中的有关段落，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他指出：“凡以前存在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30]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解决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他认为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全阶级学说的根本观念”[31]最后，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李大钊的上述文章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形势的正确评价，也标志着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开始，也是李大钊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重要标志。

    李大钊除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外，还在自己周围集结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向他们灌输新思想，帮助他们组织团体和创办刊物。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组织了我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并由校内扩展到校外，由北京扩展到其他地区。在此前后，李大钊还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他轮值《新青年》时，将其第六卷第五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陈独秀是又一位有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9年4月，他在《每周评论》第18号上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的文章，称赞俄国十月革命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并预言：“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于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1920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劳动者的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文章，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真相，阐述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前途。随后，他在《谈政治》一文中，更明确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研究和对中国社会改革方案的探索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誉为“知识界”领袖、“新思潮”明星、“政治革命”先遣。在他的主持下，《新青年》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两年间，共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137篇，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毛泽东进行了积极而广泛的宣传活动。在五四运动中，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作为核心，积极发动和领导了湖南的学生运动，同时团结各界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爱国民主斗争。五四运动后不久，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杂志，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毛泽东又主编了《新湖南》，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1920年，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着手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和马克思研究会，同时加强了在工人群众中的活动，开办工人学校，对工人进行思想教育。这些活动，为以后湖南的工人运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从日本回到天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以宣传群众，指导天津的学生运动。1919年9月，他发起成立觉悟社，介绍和研究新思潮。1920年11月，周恩来前往欧洲留学。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地考察，经过对改造社会的各种学说的比较和选择，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各地还有其他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留日归来的杨匏安于1919年11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连载《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系统介绍，并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李汉俊于1918年底从日本回到上海从事翻译和写作，1920年9月出版《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发表了《劳动者与“国际运动”》等30多篇论文和译文。李达从日本留学归来后，翻译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书籍，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在美国的张闻天也发表《社会问题》一文，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陈望道于1920年8月在上海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个用中文印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全译本，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性文件的全貌。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等五四运动中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是主体部分。

    3.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

    五四运动前后，除科学社会主义外，其他社会主义学说和流派也有很大影响，如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欧文的合作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柯尔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这时，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作为新思潮占据了多达400种以上的时尚刊物。马克思主义在同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了激烈较量后才确立了主导地位。

    （1）“问题”和“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快速传播，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恐惧。他们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污蔑为“过激主义”。北京的反动政府和各省的军阀统治者都曾下令或张贴布告，要求“严防”和“查禁”“过激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公开站出来向马克思主义挑战。1919年7月，信奉实用主义、主张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右翼代表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文章，他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情，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情。他认为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是很危险的，声称“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研究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来代替对社会作“根本解决”。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革命，宣传改良主义。

    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于1919年8月17日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全面驳斥了胡适的观点。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交互为用、并行不悖。“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32]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绝不是胡适所说的骗人的抽象名词，他能和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世界文化的大变化，要研究问题就离不开主义和方法，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求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而其手段必须是革命。1920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主义与努力》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好比行船的方向，改革社会与行船一样，掌握方向与努力划船同样重要。瞿秋白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文中，也对实用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斗争的第一回合。通过这场斗争，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得到了传播，扩大了影响，推动了一些进步青年去接受马克思主义。

    （2）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1919年，研究系分子张东逊、梁启超创办《解放与改造》（后改名《改造》）半月刊，研究伪社会主义学说，抵制科学社会主义。1920年9月，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前后10个月，发表了许多演讲和文章。他反对十月革命，宣传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宣扬中国实业不发达，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即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罗素的讲演受到了研究系分子的拥护。他们配合罗素的讲演，发表了很多文章，向马克思主义展开猛烈的攻击。1920年冬，张东荪在《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上发表《自由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等文章。1921年2月，梁启超也发表了《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他们虽承认“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但又说中国产业落后，没有形成劳动者阶级，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不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穷，只好先让财阀来发展实业，实行资本主义。中国工人的痛苦在于得不到工作，得到工作后，工人受苦，不是来自自己，而是来自工头。中国农村落后和农民贫穷的根源不是地主对农民得不剥削，而是“天灾兵祸”。目前，工人只能开展基尔特社会主义运动，谋求一些经济上的利益，就算达到目的了。他们还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工农运动，反对成立工人阶级的政党。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运动不能在中国兴起。“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张东荪甚至污蔑中国农民太无知识、保守，与原始人相差无几。正因为如此，中国不会发生真正的劳革命和不能宣传社会主义。如硬要宣传社会主义，必然也是“伪劳农革命”。他们强调，劳动阶级没有完成与自觉，马克思主义就不必在中国传播，共产党也不必成立。张东逊、梁启超等人的言论，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混乱，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危害极大。

    针对研究系的主张，陈独秀组织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新青年》《共产党》等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反击。其中有李达的《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并质问梁任公》和《劳动者与社会运动》、李大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何孟雄的《发展这个的实业究竟要采用什么方法》、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他们批判研究系搞阶级调和，实质上是帮助资本主义取消社会主义，阻止变革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他们认为，从当前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况来说，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中国要发展工业教育，但是绝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还提出，中国的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必须通过暴力夺取政权，“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国家手里，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这些文章辑成《讨论社会主义专辑》。毛泽东还以通信的方式指出：现在资本家掌握着政权，也掌握着教育权，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能的事，因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或帝国主义，或军阀主义，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他说：“往往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激进派共产党人数目日见其多，组织日间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33]这就是说，中国无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只要客观条件成熟，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经过一年多的辩论，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3）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经过“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传播，但曾经迷惑了一些人的无政府主义这时却泛滥起来。区声白、黄凌霜等以“左”的面目出现，反对一切国家和强权，也不要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1919年，黄凌霜先后发表了《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和《马克思学说的评批》两篇文章，露骨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易家钺、郭梦良、朱谦之等人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奋斗社”，并出版《奋斗》旬刊，他们在这个刊物上公开喊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据不完全统计，五四以后的短短几年间，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就有48个，刊物69个，分散在北京、上海、天津、安徽、广东、福建、湖南、湖北、江苏、四川、山西、杭州等地。无政府主义者晓星说，中国传播无政府主义的，当时“实不下数千人”[34]。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任何组织纪律，主张绝对平均主义。他们污蔑马克思主义只知有社会不知有个人。他们对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集中力量进行攻击，大骂无产阶级专政是压制个人的表征，是“独裁”，是“专制”等。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迎合了那些不满社会现实，陷于破除境地的小生产者和在政治上感到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既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侵蚀了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

    从1920年起，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谈政治》一文，并编印了《讨论无政府主义专辑》。1921年，《共产党月刊》连续刊载李达的《社会主义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施存统的《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等文章。这些文章指出：我们的最终目标也是没有国家的，不过现在不能消灭国家，将来建立了新国家也还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所谓不要政党、不要政权、不要纪律，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所要求的绝对自由，在现代生活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说：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democaracy）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任何社会如果没有组织纪律，各行其是，社会必然发生混乱。我们要纪律，是为了保证大多数人的自由。马克思主义者还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后如果不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改造经济制度，不能保护革命，防止被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就不能成功，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也就不能实现。通过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使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逐步认识了它的反动面目，逐渐脱离了他们，并转向了共产主义。

    通过上述论战，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使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论战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思想基础，而且也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4.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传播的意义

    虽然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传播尚不属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但考虑到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思想政治工作领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促成寻求救国道路的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使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激进民主主义者经过各自的努力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通过他们的积极活动和串联，为在中国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其次，促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们对工农群众的态度和改造社会的认识发生质的飞跃，他们明确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即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大力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这又为日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

    最后，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向新的方向发展。1915年《新青年》的创办为标志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是进行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主要内容是批判儒学，打倒孔家店和文学革命。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新青年》杂志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逐渐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三、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结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造中国，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必须有按照其革命理论和风格建立起来的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日益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准备到正式建立的过程。革命政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35]，不可能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下来，任何脱离组织化的观念都等于空想。

    1920年1月，有人在报刊上发布《劳动团体与政党》的文章，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政党”。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讨在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问题。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多次商议后，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即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等人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讨论了在中国建党的问题。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到上海见陈独秀，交换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研究了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汉俊、李达、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有10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目的。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当时就叫中国共产党。11月，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此，要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起着重要作用。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不久，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毛泽东和何叔衡在长沙、董必武和陈潭秋在武汉、谭平山和陈公博在广州、王尽美和邓恩铭在济南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地方组织。各地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为了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

    1.创办刊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理论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1月，上海党组织创办半公开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各地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还创办了一批通俗的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工人周刊》、广州的《劳动者》、济南的《劳动周刊》等，都以大量材料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报道国内外工人运动的消息，为工人阶级指明解放道路。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创刊号发表李汉俊所写的《为什么要办这个报》，明确宣布：“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也就是说，《劳动界》的宗旨是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进一步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劳动界》刊发文章的内容包括演说、国内劳动界、国外劳动界、读者投稿、时文、调查、通讯、小说、诗歌、闲谈、趣闻等11个专栏，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深受工人欢迎。1920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3周年纪念日，北京地方党组织创办了《劳动音》周刊，由邓中夏具体负责编辑。邓中夏在创刊号上对刊物的宗旨作了说明：我们既要排斥那班不劳而食的人以维持我们的真正劳动同胞的生活，那么我们不可不有充足的知识和善良的方法，作我们排斥他们的利器，阶级斗争的工具。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阐明道理，增加一半劳动同胞的知识；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进行。1921年上半年，北京地方党组织又创办了《工人周刊》，该刊除介绍国内外劳动消息、报道各地工人受奴役的痛苦生活，启发工人的觉悟，号召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工人周刊》很快行销北方各地，成为北方最受工人欢迎的一种刊物，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北方劳动界的言论机关”。上海的《共产党》月刊也称赞它“办得很有精神”。

    2.了解工人生活状况，开办工人文化补习学校

    在李大钊的推动下，1920年初，北京的一些革命积极分子曾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调查他们的悲惨的生活状况。1921年元旦，邓中夏、罗章龙等开办的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为工人子弟上课，夜班为工人上课。上课的工人多是青年工人。讲课的内容从做工、劳动、下雨打雷讲起，讲到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团结？为什么要向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作斗争？由浅入深，通俗易懂，很受工人群众的欢迎。陈独秀在上海也到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李启汉、李中等在上海沪西开办的小沙度纱厂工人半日学校。1920年冬，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工作，曾克服许多困难，创办了民众夜校和青年补习班，吸收附近工厂的工人来校学习。他们一边教识字，一边传播革命道理。有一次，毛泽东讲课时把“工”和“人”两个字连起来，写成了一个“天”字。他对工人说：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于天。开办学校，是党对工人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成立工人组织。这些学校都结合识字，对工人进行阶级觉悟教育。李大钊委托何孟雄、高君宇去天津、唐山、太原等地的工厂，或者到工人家中进行谈心，编写民谣或儿歌诉说工人的痛苦，鼓励工人起来斗争。其中一首歌谣的歌词是：“如今世界太不平，重重鸦片我劳工。一生一世做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红旗一挥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只要我们团结紧，冲破乌云满天红。”这些通俗易懂的语言，迅速提高了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增强了斗志的决心和信心。

    3.成立工人组织，开展工人运动

    经过宣传教育，觉悟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陈独秀在《真的工人团体》一文中告诉工人，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必须结成团体，靠大家共同的努力。1920年11月，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开始时有会员370多人，出版会刊《机器工人》。接着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会员有1300多人，出版会刊《友世画报》。在沪西小沙度还成立了上海纺织工会。1921年1月，上海党组织还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专门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5月1日，北京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工会）成立，《共产党》月刊第6号刊登文章称赞它“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此后，广州的理发工人和泥木工人、武汉的人力车工人、长沙的纺织工人和泥木工人等，也都建立了工会组织。济南津浦机车厂也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并在津浦、胶济两铁路以及青岛、淄博、枣庄、益都等地建立了工会。这些工会都注重发动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活动。1921年五一劳动节，长沙工人和学生1000多人冒雨举行游行，《民国日报》报道：“这次要算湖南几千年来的创举”。

    4.成立青年组织，创办书社和销售进步书刊

    为了把更多的进步青年团结在党组织周围，陈独秀于1920年8月委托俞秀松在上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向党培养和输送干部，掩护革命活动，上海地方党组织又开办了外国语学社，选派20多名青年团员赴俄学习。随后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地也成立了团的组织。毛泽东在长沙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和文化书社，还组织湖南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帮助湖南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王尽美在济南组织励新学社，谭平山等在广州创办宣传员养成所，恽代英等在武汉开办利群书社，周恩来、蔡和森等在欧洲勤工俭学学生中从事建党建团活动。早期共产主义者向工人和学生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发行《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开展平民教育和社会调查，成为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形式。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为了能在工人中进行有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如俞秀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做工，并给工人讲课。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李中，“以一师（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并帮助陈独秀等组织机器工会。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这样，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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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7页。

[2]《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0页。

[3]《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6页。

[4]《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27页。

[5]《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4页。

[6]《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6页。

[7]《政府公报》，1913-06-23。

[8]《政府公报》，1913-11-27。

[9]《政府公报》，1914-09-26。

[10]《中华民国史资料从稿》特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6页。

[11]《晦鸣录》，1913-08-20（1）。

[12]师复：《论社会党》，《民声》1914-05-09（9）。

[13]《晦鸣录》，1913-08-27（2）。

[14]《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年版，第230页。

[15]《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民声》1914-07-04（17）。

[16]朱谦之：《革命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年版，第204页。

[17]何震、刘师培：《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报》1907（6）、（7）。

[18]《衡报》，1908-6-18（6）。

[19]《衡报》，1908-6-28（7）。

[20]刘师复：《上海漆业罢工风潮感言》，《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年版，第84页。

[21]《天义报》，1908-01-15,（15）。

[2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976页。

[23]文定：《师复行先生传》，载《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年版，第5页。

[24]公权：《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天义报》1907-09-01（6）。

[25]《国风日报》副刊《学汇》，1923-03-07（138）、（139）。

[26]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8页。

[27]

[28]《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版第102、104页。

[29]《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6页。

[30]《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2页。

[31]《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8页。

[32]《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1、232页。

[33]《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34]晓星：《怎样宣传安那其主义》，《互助月刊》1923-03-15（1）。

[35]《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