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作品简介
-
2 Nora Helmer
-
3 Torvald Helmer
-
4 Mrs. Linde
-
5
DRAMATIS PERSONAE
小说：A Doll's House ( 玩偶之家 ) 作者：Henrik Ibsen ( 亨利克·易卜生 )
Torvald Helmer.
Nora, his wife.
Doctor Rank.
Mrs. Linde.
Nils Krogstad.
Helmer's three young children.
Anne, their nurse.
A Housemaid.
A Porter.
简介：《玩偶之家》是易卜生的代表作，主要写主人公娜拉从爱护丈夫、信赖丈夫到与丈夫决裂，最后离家出走，摆脱玩偶地位的自我觉醒过程。《玩偶之家》曾被比做“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在这个宣言书里，娜拉终于觉悟到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并向丈夫严正地宣称：“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以此作为对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传统观念的反叛。
玩偶之家 （来自百度百科）
（易卜生著剧本）
内容简介
《玩偶之家》是一部三幕戏剧。故事讲述了女主人公娜拉为给丈夫海尔茂治病，瞒着丈夫伪造签名向柯洛克斯泰借钱，无意犯了伪造字据罪。多年后，海尔茂升职经理，开除了柯洛克斯泰，后者拿字据要挟娜拉，海尔茂知情后勃然大怒，骂娜拉是“坏东西”、“罪犯”、“下贱女人”，说自己的前程全被她毁了，而当危机解除后，又立刻恢复了对妻子的甜言蜜语，娜拉认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玩偶”般从属于丈夫的地位，当她丈夫的自私、虚伪的丑恶灵魂暴露无疑的时候，最终断然出走。
人物介绍
娜拉
娜拉单纯善良，优雅可人，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对海尔茂忠贞不渝的感情，她的爱是博大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婚后第一年，海尔茂得了重病，而医生告诉娜拉只有去南方的意大利疗养才能使他康复。他们当时的境况十分艰难，娜拉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去借贷，并伪造父亲的签字，因为她同样不想烦扰当时已经垂危的父亲。娜拉伪造签字触犯了法律，她无奈之下的举动却是人性中善的一面最直接的体现。她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去救治自己的丈夫，为了不让丈夫为此感到不安和耻辱，她独自保守着这个秘密。后来，为了还债，她不得不从事一些劳累的抄写工作，省吃俭用，最后终于偿还了贷款。
始料不及的是，债主竟以她伪造签名来要挟她。当她意识到自己保守的秘密即将暴露时，从当初的坚强果敢一下子转变为焦虑不安。她的确是个不谙世事的“大孩子”，面对债主的威逼利诱，她不知道该如何应付，她甚至想独自承担这一切后果，以自杀来逃离现实的残酷，只为不让丈夫因此而受到任何牵连。即使身处险境，在娜拉的内心深处，她仍然祈祷着海尔茂能坚定地同她站在一起，他们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当海尔茂从债主的第一封来信中了解到情况后，冲着娜拉咆哮不已，痛斥她是一个“爱撒谎的人”、“伪君子”，是个“下贱女人”、“犯法的人”，因为娜拉的丈夫意识到，他自己的名誉及地位受到了威胁。娜拉的丈夫甚至觉得娜拉的“无耻”行为会影响到三个孩子，担心他们也会沾染母亲撒谎的“恶习”，还警告娜拉要远离他们的孩子。海尔茂对娜拉态度的突变，击溃了娜拉心底的防线，娜拉终于在这不堪入耳的叫骂声中醒悟过来。
娜拉虔诚祈祷过的奇迹在海尔茂的疯狂咒骂中灰飞烟灭，她对丈夫惟命是从，对家庭任劳任怨，对子女尽职尽责，这种不求回报的付出，在丈夫的眼里苍白无力。她知道丈夫并不是真正爱她，她只不过是他的一个玩偶，在这个家里，一切都得服从他，丈夫喜欢什么，做妻子的必须“爱屋及乌”，娜拉看清了自己的地位，如同一个奴隶一样，任人摆布。娜拉和海尔茂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爱情，婚姻对他们来讲更多的只是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在娜拉的记忆里，他们从来没有认真聊过正经事儿，因为海尔茂根本就不拿她当个大人。当她回想起曾经跟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自己是个“泥娃娃孩子”，跟海尔茂结婚以后，又变成了他的“泥娃娃妻子”，从头到尾，她始终是个玩偶，只是从父亲手里换到丈夫手里而已，不论在谁手里，永远都逃脱不了被支配和摆布的命运。
托伐·海尔茂
海尔茂一方面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他还是一个男权中心思想的拥护者。海尔茂表面上很爱自己的妻子，愿意为她花钱，可实际上他只把年轻美貌的妻子当做玩具，叫她“小鸟儿”“小松鼠”。从来没把妻子放在与自己平等的地位，不允许她有独立的思想与人格，连娜拉喜欢吃杏仁甜饼干，他也要干涉。在家庭中，海尔茂处于支配地位，控制着一切，连信箱的钥匙也“老是在他手里”。对于爱情，海尔茂是自私的，对于友情，他也是极端虚伪的。他辞退柯洛克斯泰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柯洛克斯泰曾伪造过签字，而是因为柯洛克斯泰曾是他大学里的同学，并同他有过一段交情。他对柯洛克斯泰常常与他称兄道弟，叫他的小名，大为不快，他觉得这样会有损自己经理的尊严，动摇自己的地位。他非常气愤地对娜拉说过：“他随便叫‘我’的小名儿，不管旁边有人没有人。他最爱同‘我’套亲热，托伐长，托伐短的叫个没完。你说让‘我’怎么受得了。要是他在银行待下去，‘我’这经理实在当不了”。仅仅为了这么一点小事，海尔茂不惜断送同学和朋友的地位、前途和名誉。
同样，对于经常来往的老朋友阮克医生，海尔茂也表现得非常自私和冷酷。阮克医生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特意深夜赶来向海尔茂夫妇诀别。面对此情此景，海尔茂非但没有一点儿的悲痛和怜悯，还竟然想着男欢女爱的事。娜拉对此感到异常气愤：“想着快死的朋友，你还有心肠陪‘我’？”海尔茂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者。同时，海尔茂还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曾对娜拉说：“娜拉，你知道不知道，‘我’常常盼望着有桩危险的事情威胁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话音刚落，当他看完了柯洛克斯泰揭发娜拉伪造签字借款的信，当他自己的名誉、地位受到威胁时，他就原形毕露，像一条疯狗一样地乱叫起来，辱骂娜拉是“伪君子”“撒谎的人”“下贱的女人”“是个犯罪的人”，他愤怒地指责娜拉：“你把‘我’一生幸福全都葬送了，‘我’的前途也让你断送了。”为此，他还宣布剥夺娜拉教育儿女的权利，说今后“孩子不能再交到你手里”。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而止，几分钟后，当海尔茂再次收到柯洛克斯泰退回娜拉借据并表示歉意的信时，感到自己“没事了”，安全了，又对娜拉笑脸相迎。还说，只要娜拉和过去一样依赖他，他就会指点她，教导她，他说自己的肩膀很宽，可以保护她，就像“保护从老鹰爪子底下救出的小鸽子一样”。总之一句话，他还希望娜拉继续做他的“小松鼠”，做他的“玩偶”，当他的“泥娃娃老婆”。此时，海尔茂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在他道貌岸然的外表下隐藏着的是一颗无比丑陋的灵魂。
林丹太太
林丹太太对待亲人的态度，以孝为先，以自己家庭为重。她不仅是支撑家庭的顶梁柱，母亲的重要助手，也是弟弟们心目中的好姐姐。林丹太太在嫁给林丹先生前，曾经有一个情人，就是柯洛克斯泰。由于她娘家的经济状况不好，母亲体弱且有病在身，两个弟弟年纪还幼小，而情人又没有能力帮助扶持，她便嫁给了林丹先生。后来丈夫去世，家中又变得穷困不堪。经过林丹太太的一番艰苦努力，终于使得患病的母亲，在去世前过上了几年的好日子，弟弟们也可以做事情了。对林丹太太来说，“不缺少日用必需品至少是桩痛快事”。
尼尔·柯洛克斯泰
柯洛克斯泰，律师，和海尔茂就职于同一银行，并且业务能力强。犯过伪证罪，而且喜欢散布谣言，是个没有道德、品行堕落的人。柯洛克斯泰是海尔茂大学的同学。当柯洛克斯泰的生存受到了威胁时，人性中邪恶的一面就显现出来了，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择手段。他威胁娜拉，“即使你有法子，现在也不中用了。不论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把你的借据交还你。”在利益的驱使下，柯洛克斯泰贪婪人性和报复的心理表现了出来。
软克大夫
软克大夫是一个忠诚、善良、德才兼备、年轻有为的大夫。他与海尔茂、娜拉联系密切。他还私下里爱慕着娜拉。但是，他患了花柳，不久将离开人世。
作品鉴赏
被视为宠物的妇女觉醒过程：呼唤“真正的人”的复归
《玩偶之家》为读者塑造了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娜拉，娜拉一直被认为是一位追求女性权利的战斗者。随着该戏剧剧情的发展，她从一个美丽、活泼、无忧无虑的家庭主妇形象，最后变为一个头脑清醒、向往独立、追求自由和平等，愿为真理而奋斗的性情高尚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像娜拉这样的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女性，注定是悲剧结尾，其悲剧原因也异常复杂。
1、首要原因是父权文化的制衡：娜拉的悲剧命运原因，首先体现在父权制文化束缚之下，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低下。“男人是家庭和社会核心，家庭和社会生活都要以男人为中心展开，在‘男人说了算’的支配下，第二性的‘女人’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受男人控制，女人的人格是由男人来塑造的。”女性们只能用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娜拉的父亲与丈夫，都剥夺了她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她只能选择忍耐。早在娜拉与父亲生活时，她就从来不敢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父亲。
2、直接原因是男性律法背景：1878年，易卜生在笔记上写道：“有两种精神法律，两种良心，一种存在于男人身上，而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存在于女人身上。男女互相不了解，但女人实际上是按照男人的法律受到制裁的。”而易卜生在《玩偶之家》戏剧中，通过一对资产阶级家庭破裂的悲剧，对男人制裁女人的精神法律，给予了彻底的否定，明确地提出妇女不应是男人的玩物，不应像客厅中的花瓶供人欣赏，应该有独立的人格。“在19世纪的欧洲，男女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法律上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例如：已婚妇女没有财产权、已婚妇女向银行借贷需经丈夫同意等。”上述现实足以让娜拉一直处于父亲和丈夫的附属地位，直到娜拉悲剧结局的发生。娜拉与海尔茂结婚八年，表面上看他们组建了一个完整而幸福的家庭。其实这些都只是假象，海尔茂从来没有把娜拉看作家庭中的平等成员，连娜拉喜欢吃杏仁甜饼干，他也要阻止。娜拉为了救丈夫而冒险触犯法律，使海尔茂获救。然而这样符合情理的事情在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不允许的，更不能得到认同。
3、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政治方面，海尔茂更是资产阶级不平等制度的忠实维护者。娜拉在家庭中处于受“男子的监护和压迫”的地位，她只能听从海尔茂的观点而不能反驳。海尔茂拒绝让柯洛克斯太继续在银行中的任职，娜拉只说他“你这种看法心眼儿太小”这句话，他竟然大发雷霆：“小心眼儿，好。咱们索性把这件事一刀两段。”在海尔茂的观念中，女性与社会毫无关联，她们不能参与社会活动。在海尔茂他看来，妻子对丈夫只有责任，却不可以拥有任何权利。由此便可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男女政治权利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经济方面，追求金钱和地位，是海尔茂生活中最重要的目标。作为资产阶级庸人，海尔茂貌似“正人君子”的样子，从表面看，他“守法”、“规矩”。但是，他的“守法”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秩序，从而达到追求金钱和地位的目的。他最终爬上银行经理的地位，决窍就在这里。因此他不能容忍作为妻子的娜拉伪造签名贷款为自己治病——即使娜拉拯救的人是他自己，因为这会损害他的名誉，导致他不能得到他想要的金钱和地位。由此可见，在海尔茂的这个资产阶级家庭中，夫妇之间的关系，只有以金钱和地位为中心的利害关系，根本谈不上感情、爱情。
突破“男性中心”的思想的“牢笼”：
娜拉处在男权社会之中，妇女依附于男人而生存，没有独立的地位。面对丈夫海尔茂的指责，娜拉毅然决然地摔门而去，宣告了她与虚伪、自私的丈夫和剥夺自由平等权利的家庭的彻底决裂，娜拉因此一直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的勇敢战斗者。因此，对于娜拉的出走，传统的解读是她女性主义思想的觉醒。由此，传统的对娜拉出走的原因有如下几种解读：
第一，娜拉出走表达了她要求经济独立的强烈愿望。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男性在生产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男人也就顺理成章地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女人则沦落为男人的附庸。妇女没有正当职业，在经济上只能依赖男人。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取悦和迎合男人，并以此来彰显自己的价值。而出走之前的娜拉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听到海尔茂叫她“小鸟儿”“小松鼠”“爱吃甜食的孩子”，娜拉一直很陶醉。得知海尔茂要做银行的经理，娜拉的第一反应就是“现在咱们花钱可以松点儿了”“不久你就要挣大钱了”。但是娜拉在走之前把戒指还给了海尔茂，在海尔茂提出“你手头不方便的时候我得帮点忙”时，娜拉坚决回答说“不必”。这充分证明娜拉已经真正觉醒并摆脱男人给她设的牢笼而追求经济上的独立。
第二，娜拉出走是妇女思想意识独立的一次大解放。渴望别人给予幸福很难，只有自己给予自己幸福比较容易，可能这才是女性意识觉醒的真正动因。女性通过实现物质和精神上的自立、自强，而达到内心世界的真正解放，这是女性思想意识独立的一个必然的过程。“男性中心”和“男性优越”的思想在西方影响深远，久而久之就成为妇女的行动准则和思想坐标。他们安于男人给予的地位而不去争取自身的思想意识自由。当海尔茂提醒娜拉“首先你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时，娜拉清醒地回答说“：现在我只相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要学做一个人。”这句话不仅对女性的思想意识进行了合理的诠释，也对女性的地位进行了合理的定位。她曾回应海尔茂说“不用你挑那副重担子”，这足以证明娜拉敢于担当家庭和社会的重担，至少她已具备这种意识。娜拉也一步步认清了自己的玩偶地位，“你们何尝真爱过我，你们爱我只是拿我当消遣”正是对她玩偶地位的确切认识。她不愿意再做什么“小鸟儿”“小松鼠”“泥娃娃”，这相对于经济独立的要求而言，是更高层次上的女性思想意识的独立，是精神世界的独立。
第三，娜拉出走是对传统“男性中心”的思想文化束缚的挣脱。男权社会中，社会是男性的舞台，法律和社会制度是男性权利的保护伞。娜拉要求摆脱文化上的束缚，对家庭内外的事都要求参与和表决，当丈夫生病时她像个男人一样去借钱并伪造签名，事后又独自偷偷还债，这正是娜拉自身所具备的对男权社会文化的挑战，是她敢于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但是，这种挑战是漫长的，在历经海尔茂的不断指责之后，娜拉才真正意识到传统“男性中心”的思想文化就像枷锁一样束缚着自己。海尔茂说“‘我’可没有缺点，并且希望永远不会有”，传统“男性中心”的思想，正是这种自负和骄傲的温床。海尔茂自以为他是家庭重担的承担者，他看不到娜拉为他做的一切，他时常说“你瞧着吧，‘我’的两只阔肩膀足够挑起那副重担”之类的话。然而，海尔茂的这种“男性中心”的思想是多么令与他朝夕相处的娜拉窒息和压抑啊。海尔茂曾经这样对娜拉说：“亲爱的宝贝，‘我’常常盼望有桩危险事情威胁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这话语似乎很让人感动，却深深暴露了海尔茂自认为是救世主的本质。“男性中心”的思想一直困扰着娜拉，困扰着他们的家庭。直到娜拉最终出走，才真正宣告了娜拉对这种思想文化的彻底挣脱。
娜拉出走的原因：第一，娜拉出走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法律制度的强烈控诉。娜拉出走的直接原因是她伪造的签名触犯了法律，因而影响了丈夫海尔茂的工作及前途。而这根本上，是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不合理的一面造成的。柯洛克斯泰告诉娜拉“从前‘我’犯的也是这么一桩罪，那桩罪弄得‘我’身败名裂，在社会上到处难站脚”，由此可见，这种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不合理性，不仅是对于女性而言的，对于男性也是一样的。当听柯洛克斯泰说“法律不考虑动机”的时候，娜拉说“那么那一定是笨法律”，“‘我’不信，难道法律不许女儿想法子让病得快死的父亲少受点烦恼吗？难道法律不许老婆搭救丈夫的性命吗？‘我’不大懂法律，可是‘我’想法律上总该有那样的条文允许人家做这些事”。后来她还说“‘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从一定意义上说，娜拉最终出走，也是对这种非人性化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控诉。不管结果如何，娜拉出走，迈出了十分可贵的一步。
第二，娜拉出走是对自己爱情的再审视和再思考。娜拉与海尔茂之间的爱情是建立在男人绝对权威的基础上的。一旦女人超越了男人的地位，这段感情就会出现危机。虽然海尔茂在即将做银行经理时，他对妻子说，你的一双可爱的眼睛和两只嫩手不用吃苦了，看似是对娜拉的爱，但更多的是他对权利、地位、金钱的崇拜罢了。他所真正高兴的是他有了“一个稳固的工作和丰富的收入”。娜拉对自己借钱的事，一直遮遮掩掩，是因为她深知如果海尔茂知道了，他们的感情就会冷淡，“美满快乐的家庭也会改样子”。娜拉总是“偷吃”杏仁甜饼干，因为海尔茂不允许她吃，原因是怕她把牙吃坏了。娜拉说海尔茂常说要把自己独占在手里，刚结婚的时候一提起一个朋友海尔茂就嫉妒，因此娜拉就不再提了。软克大夫却喜欢听娜拉讲，所以娜拉喜欢跟软克大夫聊天。
娜拉和海尔茂之间，应该说不是正常的爱情生活该拥有的状态，软克医生的出现就更印证了这一点。他们之间更像是一对惺惺相惜的恋人，无拘无束，有共同的话题，在一起轻松又快乐。而且娜拉与软克大夫之间存在暧昧不清的关系，她让软克大夫看她的肉色丝袜，从“只许你看我的脚”到“别处也让看”。在这个过程中，或许娜拉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爱情是有问题的，她的出走或许也是对这段爱情的重新审视和重新思考。
第三，娜拉出走是对正常婚姻生活的期待。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易卜生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但是娜拉出走时，海尔茂极力挽留，娜拉说了一句话，那就是：“要等奇迹中的奇迹发生。”并解释说：“那就是说，咱们俩都得改变。”虽然娜拉说她现在不信世界上有奇迹了，但是如果他们夫妻都做出相应的改变，或许娜拉期待的“奇迹”还是会发生的。应该说，这种“奇迹中的奇迹”，在现代社会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在娜拉那个时代，可能她的这种期待还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第四，娜拉出走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孩子的教育和抚养失去了信心。娜拉有三个可爱的孩子，但是她出走的时候却一个都没有带走。从该戏剧中看到，娜拉并不是不爱她的孩子，而是太爱了。圣诞节，娜拉给每个孩子都买了礼物，她自己却什么都不要。但是当海尔茂说，年轻人犯罪的案子差不多都可以追溯到撒谎的母亲身上时，娜拉想到自己因为借钱的事而撒谎，就开始紧张起来了。当安娜带着孩子来找她的时候，娜拉吞吞吐吐地说：“不行，不行，别让他们上‘我’这儿来。”显然，娜拉害怕自己撒谎的行为，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利的影响。娜拉在自己撒谎这件事情上，可能最不能面对的就是孩子。因此，对娜拉而言，只有出走，才能让孩子摆脱撒谎妈妈的阴影，娜拉自己的内心也才能获得解脱。
《玩偶之家》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娜拉，成了爱情话语的牺牲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度陷入失语状态。海尔茂在名誉和妻子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不惜以牺牲妻子为代价来挽回自己的面子。从娜拉和海尔茂的关系看，婚姻是一个以男人为中心的权利堡垒，女人在这样的堡垒里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幸福出路的。娜拉虽然处于男权社会下的从属地位，却一步一步走向了抗争和独立，在不断寻找婚姻幸福出路的过程中，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和解放。《玩偶之家》通过中产阶级出身的妇女娜拉追求生活意义和人的权利的觉悟过程，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恶，歌颂了妇女的解放。
艺术特色
双重反讽
1、线索梳理：《玩偶之家》戏剧中有两条线索，娜拉与海尔茂夫妻2人是一条显性的主线，林丹太太和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是一条隐性的副线。该戏剧一开场，便截取一段圣诞节的生活场景，展现娜拉与海尔茂的日常婚姻生活；接着，副线人物林丹太太、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相继出现。在林丹太太与娜拉的交谈中，逐渐地把主线和副线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促成了戏剧冲突的关键导火索：娜拉帮林丹太太谋取银行职位，以顶替掉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但柯洛克斯泰手中却有娜拉伪造签字借款的把柄（冒名签字借款在当时的挪威是违法犯罪的行为，足以身败名裂）。而副线的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在第三幕一开场林丹太太与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的对话中得以揭露：二人在林丹太太结婚以前就谈过恋爱，如今在娜拉家再次重逢。最后，主线中海尔茂与娜拉翻脸决裂，娜拉出走；另一条副线，林丹太太与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旧情复燃，走在一起。主副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共同推动剧情的发展，婚姻爱情观和叙事情境上的双重反讽便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2、婚姻爱情观上的反讽：在娜拉的婚姻爱情观上，易卜生一方面运用了先扬后抑的手法，反讽之中饱含着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以副线林丹太太现实与实用主义的婚姻爱情观，对娜拉的浪漫与自我牺牲婚姻爱情观进行反衬式的反讽，这种反讽产生的悲剧性更明显地表现在娜拉身上——最终离家出走震撼人心。
娜拉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优越，其父对她呵护备至，嫁给海尔茂，一直做家庭主妇，或精心准备圣诞节，或打扮参加化妆舞会（虽有一段经济危机，但娜拉冒父亲之名借款便轻松化解，可见其父的社会地位不一般） 没有外出谋事，这样封闭自足的中产阶级生活环境，使得娜拉像一个仍在襁褓里的婴儿般纯洁善良，像一个还未长大的女孩子充满着罗曼蒂克的幻想；她天真地认为冒名签字借款是她做过的“一桩又得意又高兴的事情”，救了海尔茂的命。而谈话的另一方林丹太太却认为这件事“做得太鲁莽了”，更加反衬出娜拉未经历世事的浪漫、单纯和为了救丈夫的不顾一切。为了还清债务，同时又不让海尔茂知道而烦恼，娜拉“只能东拼西凑，到处想办法。”，“买东西老是挑最简单最便宜的”，还“弄到了好些抄写的工作”，“每天晚上躲在屋子里一直抄到后半夜”，更加反映出娜拉在婚姻爱情上的自我牺牲，在娜拉的心里，为了丈夫，为了家庭，做一切事情都是值得的，连牺牲自己的幸福也是可以的。
但当娜拉浪漫/自我牺牲的婚姻爱情观遇到知道真相的海尔茂时，却像肥皂泡一样一触即破，自私、没有责任心的海尔茂根本不能理解娜拉的浪漫和单纯的爱，粗暴的认为冒名签字借款“把‘我’一生幸福全都葬送了”，甚至无视妻子娜拉的自我牺牲，轻蔑地认为即使娜拉死了，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这把之前娜拉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所幻想的种种美好做了全盘的否定，在前后处境有着巨大落差的娜拉身上，产生了悲剧性的反讽，表现出易卜生对于现实爱情的深刻把握和认识。
在《玩偶之家》中，呈现出来两对截然相反的婚姻爱情观念：一种是主线中显性地——娜拉对海尔茂的浪漫/自我牺牲型的婚姻爱情观；另一种则是隐含在副线中的——林丹太太现实/实用主义的婚姻爱情观。二者看似对比，一主一次，一个呈现一个隐藏，“从构成上看，反讽不可能孤立存在，它必然是两种对立物的矛盾统一的产物”，“但不是所有的对照都是反讽。反讽中的对照是矛盾因素的对比，由此产生一方对一方、甚至双方之间的相互否定”，“而普通的对照只是差异因素的并置，缺乏否定性”，易卜生在戏剧高潮处，给出了他心中不言自明的“胜负”：娜拉看清真相，离家出走，林丹太太要求与柯洛克斯泰生活在一起；这一悲喜交加、明暗交错的落幕立刻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效果，扩展了阅读过程中的想象视野。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局，产生出这种反讽的效果，根本原因就在于两位女主人娜拉和林丹太太所坚持迥异的婚姻爱情观念。
3、叙事情境上的反讽：《玩偶之家》在叙事情节的安排上，易卜生巧妙的设置了一种反讽，即叙事情境反讽，围绕着主线中心人物娜拉的日常婚姻生活得以展开。它在该戏剧作品中的表现方式十分丰富，“是一种更具整体性的反讽方式，它是文本在叙事风格、主题立意与情节编撰等文体要素中呈现的对立状态共同孕育的一种内在的张力”。
在《玩偶之家》戏剧中，主要采取的表现方式是“情节的发展或与小说人物的预想背道而驰，或者干脆连读者的如意算盘也打破”，具体可以概括为：善良娜拉有心助人却婚姻破碎；林丹太太无意求助而好事成双。这种表现方式的情境反讽具有了两种重要的功能：
其一：建构成整体叙事结构上的反讽格局，成为《玩偶之家》戏剧情节推进的方式和戏剧冲突成立的前提，例如为婚姻爱情观念的反讽提供了情节上的可能性，形成大反讽格局之中套层层反讽的模式。反讽格局使得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目标与实现的南辕北辙，主观努力与客观实情的事与愿违”，大量的情境反讽均是不可预测的，对于娜拉来说，没想到顶缺掉的是名声狼藉的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更想不到柯洛克斯泰会卑鄙的拿借款的事威胁她，万万想不到的是自己深爱的丈夫在知道事情真相后的无情责备和轻蔑；对于林丹太太来说，谋求职位却与旧恋柯洛克斯泰相遇，甚至二人在诉求和相互理解之后迅速的走在了一起；对于海尔茂来说，原本听话的娜拉竟会瞒着他做他不允许做的事——冒名签字借款，更不能理解一时气愤的话会导致妻子娜拉离家出走；对于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来说，被人顶替、丢掉工作无异于让他去死，吃惊的是顶替的却是曾经抛弃他的恋人林丹太太，当林丹太太说两个“像翻了船，死抓住一块破船板的人”要生活在一起时，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其二：展示了生活的原貌，悖论与联系相反相成，“籍此升华到主题反讽，更深刻地揭示出主题意旨”。没有刻意的安排和设置，《玩偶之家》三幕发生的场所都是在娜拉和海尔茂家的客厅里，剧中的所有人物都是正常的人、当时时代中的人，既没有神秘的超现实因素，也没有抽离出来的内心独白，只是日常现实生活中，人物为了某种目的或极力避免某种事件发生而作出的种种努力，最终却扭合成事与愿违的矛盾或困窘，如此种种都是现实性的叙事情境反讽。“在情境反讽的作品中，可能没有反讽和讽刺性的词句和言语，甚至可能隐藏具体的反讽者，对表象后面被揭露的反讽性真实好像也没有给予一个清晰的确定”，其实，经过分析不难发现，这些夫妻之间、情人之间不理解、不和谐产生的分分合合正是易卜生对现实世界中家庭伦理问题的严肃思考，该戏剧中所揭露的反讽和抨击对象就是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家庭伦理的桎梏——在家中妻子没有实际地位，只是丈夫的附庸，对丈夫要言听计从，只要一纸休书妻子便无法生存。
叙事技巧
《玩偶之家》成功地运用了“倒述法”。“倒述法”就是剧中某些重要情节在开幕之前早已发生，观众在开幕后看到的，只是幕前情节发生的后果。该戏剧剧本一开始，海尔茂就要当经理了，以前他生病，娜拉伪造签字借钱等都是运用“倒述法”描写出来的。该戏剧剧中运用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结构紧凑，容易显示戏剧冲突和人物性格。该戏剧剧本幕前最重要的情节，是娜拉伪造签字借钱。该情节对展开戏剧冲突和对人物性格的刻划，都有很大作用。它既推动了柯洛克斯泰与海尔茂之间的矛盾，又揭露了娜拉夫妻表面幸福而实际虚伪的资产阶级夫妇关系。如果没有“倒述法”交代了这个前情，就无法在短时期集中揭露海尔茂的伪善性格；同时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力地展开娜拉的叛逆性格。林丹太太和柯洛克斯泰相恋的悲剧，软克大夫得了不治之花柳病的悲剧，也都是运用“倒述法”描写出来的。
作品影响
《玩偶之家》又名《娜拉》，1879年，当该戏剧剧本刚出版两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就上演了该戏剧；1880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和德国的慕尼黑演出；1889年在英国演出；1890年在美国演出；1894年在法国演出。中国“五四”运动后，开始上演。
1918年《新青年》出版了一个“易卜生专号”，使中国人知道了西方有个女性名叫“娜拉”，她敢于反抗性别歧视并勇敢地离家出走，最终摆脱了受制于夫权束缚的“玩偶”命运。于是一时间，“女性解放”之声不绝于耳，“娜拉”不仅成为了中国女性的效法对象，同时更为处境尴尬的新文化运动，注入了一针令人兴奋的强心剂。因为将妇女问题升华为社会问题，无疑会增强中国国人对于思想启蒙的关注热情；而《玩偶之家》中国化的意义阐释，又直接导致了“五四”时期“所有价值观念的变革”。易卜生以其《玩偶之家》拯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空前繁荣。 [10]
民国时期的中国一些女性知识分子，效仿“娜拉”，主动提出离婚、走出家庭、建立事业的女性多了起来。首先，主动提出离婚的女性比重上升。中国封建父权制赋予男子休妻的特权，向女子灌输“贞洁烈妇”、“从一而终”，如果女子不满婚后生活而提出离婚则被认为有悖伦常。随着“娜拉”与“五四”妇女解放运动融为一体，一部分获得教育的女性开始成为觉醒的“新女性”，从态度到行为上，她们均迈出了“出走”的关键一步。这一时期，城市中由女方主动提出的离婚案件的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从1921年到1925年间，上海妇女主动提出的离婚案已经接近15%。1928年到1934年，北平女性主动要求离婚者已经达到66.1%。其次，涌现出众多独立的女性从业者。
《玩偶之家》戏剧，不仅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欧美戏剧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女权运动的发展。
作品评价
《玩偶之家》用活生生的娜拉的形象，向社会发出了关于“人的价值”的呼喊：人不是玩偶。
——鲁萌（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
娜拉的出走，象征着娜拉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挑战。
——吴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作者简介
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19世纪后半期挪威著名的戏剧家。1828年3月，生于挪威希恩小镇的一个富足家庭。1836年，父亲破产。迫于生计，16岁时，经由父亲安排，到一家小药店当学徒。工作之余，自学希腊文。1848年至1849年期间，创作了第一个剧本《凯替莱恩》。1850年，研读古典文学。1906年5月23日逝世。
作品有：《彼尔·京特》、《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海达·加布勒》、《野鸭》、《当我们死而复醒时》等。
A Doll’s House explores the ways that societal expectations restrict individuals, especially women, as the young housewife Nora Helmer comes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she has spent her eight-year marriage, and indeed most of her life, pretending to be the person that Torvald, her father, and society at large expect her to b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lay, Nora believes that all she wants is to be happy, which she defines as “keep[ing] the house beautifully and hav[ing] everything just as [her husband] Torvald likes.” She further defines freedom as having more than enough money in order to create a life free from care. Yet her self-sacrificing actions—illegally obtaining a loan to save her husband’s life and then keeping this loan a secret in order to placate his manly pride—prevent her from attaining this freedom. As Nora realizes that her selfless actions are now the source of her sorrow, she begins to question whether the life she leads is capable of providing her with happiness.
Featured on Sparknotes
The play begins with Nora cheerily returning home from Christmas shopping, but Torvald, emerging from his office, quickly creates an oppressive atmosphere with the diminutive titles he bestows on Nora and the ways he controls her life, from her spending to the food she consumes. Nora appears cheerful and childlike, her enthusiasm about Torvald’s raise and promotion unbridled even in the face of a downtrodden childhood friend, Mrs. Linde, arriving for a visit. However, as Nora speaks with Mrs. Linde, she hints at the fact that she is not as childlike as she may appear, for she saved Torvald’s life by raising the money to take him to Italy to recuperate from an illness. When Mr. Krogstad, an employee at Torvald’s bank, arrives, the main action of the play begins. Krogstad lent the money to Nora, and in order to secure his position at the bank, he will blackmail Nora with the fact that she illegally signed the contract for her dying father.
The play comes to a climax when Torvald reads Krogstad’s letter. Nora, convinced of Torvald’s utter love for her, believes that a “wonderful thing” will happen, showing once and for all that Torvald would sacrifice anything for her well-being. She believes that Torvald will take the blame for the forgery himself, sacrificing his own reputation for hers and balancing out the sacrifice she made to save Torvald’s life. But when Torvald reads the letter, he never considers sacrificing his reputation, as “no man would sacrifice his honor for the one he loves.” As Torvald rages at her, Nora’s delusions about her marriage and her life suddenly shatter, and she realizes that Torvald has always viewed and treated her as a doll to be shaped any way he pleas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erself and engage with the world on her own terms, Nora leaves Torvald and her children to start a new life, where she knows herself as a human being above all.
Nora craves freedom and happiness, but up until the very end of the play, her definitions of these things are skewed by the conventional society she grew up in. Though the lie around the forgery initially threatens Nora’s marriage, its actual destruction comes via the revelation of the truth. In the face of Torvald’s rage, Nora sees that the real lie is the one she has been living. Her decision to leave Torvald represents her first chance to find true freedom, which she now defines as the ability to make her own choices. Nora’s entire outlook on life shifts by the end of the play, and she now understands that marriage needs equality to work. Whether Nora ever returns to Torvald and the children remains ambiguous, leaving the audience to wonder whether true, fulfilling matrimony is possible in a society that holds one gender in greater esteem than the oth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