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民间舞借鉴——巧妙的拿捏传统与创新的尺度

文化是各种观念的综合构成，通过调整而适应于周围的环境。这种适应过程具有两个特征：创造与传统。前者是一种结构和模式的进化，这种特定的结构和模式能使一种文化根据环境进行必要的调适，在文化适应中体现创造性的主要结果之一，便是它在特殊环境中产生的多样化，在舞蹈创作中即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创作风格。后者则为一种稳定化趋势，即保持已实现的合适的结构与模式。文化的稳定性就是文化的传统性。这样， 尽管创作趋势是创造性的，但同时也是自我限制的。特定的技术产生特定的社会组织和观念系统，后两者反过来也会巩固与保持这一技术基础，这也就是说，文化有保持现状的倾向，这可以称之为“稳定性原则”。民间舞的稳定性体现在他特有的风格韵律和气质形象上。

不论是政府举办的民间节日中所跳的舞蹈，还是旅游演艺中的民间舞蹈，不论是风靡大街小巷的广场舞蹈，还是专业院校民间舞组合、剧目、舞台作品，他们都或多或少都有创作的成分。当不吐不快的创作冲动袭向编导时，可以从创作的前认知中得到创作灵感和新知，正所谓“温故而知新”，同样也可以从前认知中知晓哪些是保持稳定性的民族文化属性。孔雀舞从使用又大又重的架子进行外形态模仿的孔雀舞到去掉架子的徒手孔雀舞，再到杨丽萍表现孔雀灵性的《雀之灵》，又到田露创作的《孔雀飞来》，我们可以看到创造性表现为服装道具的变化、表现形式的变化、不变的却是特有的民族气质与格调，是以小见大地体现着傣族孔雀之灵性。在任何民间舞创作中都体现着创造与传统两种特性，但这两种特性的根基都可从前认知中获得。我们可从创作前认知中获得哪些是可以发展的，哪些是需要留住的，通过创作的前认知把握创新的尺度，拿捏传统的成分。

在民间舞创作的发展中随波而不逐流，从共通中寻找个性

  创作是彰显个性，表达不同理念的过程。由于每一个人对同一地域同一民族的认识是不同的，创作又同时追求着差异，身处当代的编导受到多种文化资源的滋养，于是， 在微观环境中，民间舞创作呈现出趋异化及自身多样性的增长趋势。

但由于文化通过不同系统间的传播与延伸，相分离的部分通过影响而趋同。一个阶段内在宏观环境中会有某种创作风格的流行，是的后继的编导有了的“同质化”倾向。出现“同质化”大多是编导没有进行广泛的前认知的后果，主要原因如下：

（1） 一些编导只从他人编创的作品中获取认知资料，并没有通过亲身获得第一手认知材料，作品必然有别人的影子，同质化在所难免；

（2） 还有些地方院团并没有树立全然的文化自信，缺少对自身民族文化的深入认知，反而是抬头一致向“京”看，觉得“北京”引领着趋势潮流，“北京”才能创作出最好的东西，于是自己的个性被拥有更强大话语权的“中央编导”同化了，身处全国各地的编导应该回到自己脚踩的大地上，去寻找自己的文化根脉，需要的是艺术创作的独立精神和民间文化的自信精神。

（3） 编导们在追求民族之间差异和在凸显和强调某些共性的民族符号的同时，有时却不自觉地消解了民族内部的差异性。我国的民间舞蹈资源确实太丰富，但活跃在舞台上的民族风格形象却有限。如蒙古族常常出现马、鹰的形象及肩部动律，这是蒙古族共有的民族符号、图腾和崇拜的动物形象，但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域或部族所表现的内部形象性格是不同的，动律是有差别的，服饰、道具是有细微差异的。如蒙古族有些部族便以鹿、狼、牛、羊、驼作为图腾，一些不同民族混居的区域所表现出的艺术形态是有民族内部个性的。通过广泛深入的创作前认知，编导们完全可以创作出具有民族内部个性的作品。

民间舞编创的前认知是对创作结果的保障，保障在真实的基础上去体现情感，去发展形象与动律，而不是在“虚幻”“假想”中去完成创作，没有前认知对文化，偏差就很大。只有在“真”的基础上，再谈自己的个性感受，才能扎根到民间。

创作意在表达自我意识，彰显个性，有着独一无二的魅力，理应避免同质化的创作倾向。民间舞蹈创作的“特色”与“个性”固然可以通过融合其他舞种或个人的巧思妙想来实现，但体现民族特性和风格气质的基础上形成“特色”、百花齐放才是让大众认可的民间舞创作，才是对民间舞蹈的保护与传承。这样，对民间舞创作开展广泛深入的前认知，为意图创作不脱离民间风格又期望与众不同的个性表达的编创者们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思路。创作在面对认知素材是像是做一道排列组合数学题，创作前认知越深入， 掌握的材料越丰富，对民族文化舞蹈素材越了解，“排列”的元素就越多，“组合”的方式就越丰富。于是经过认知丰富的排列组合之后，就可能出现更有个性的形象与情感。方且能够“避普遍，求特殊”、“避共性，求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