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影响，戏曲爱好者居家时间充裕，短视频社交软件平台上的戏曲相关视频热度倍增。戏曲播主上传的疫情防控知识小唱段，动辄获得上万阅读量和点赞，戏曲网红们进行网络直播时，经常引发围观打赏，这不仅为群众的文化生活增添了新形式，也间接为疫情防控做出了贡献。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短视频社交软件在戏曲传播过程中的广泛使用，是科技发展过程中全新技术平台对传播渠道的改变，是受众需求变迁对传者传播理念的改变，是新型传播形式对传统传播内容的改变。然而从根本上看，是整个戏曲生态系统在当下传播语境中不断自我调试、自我改变的一次转型机遇，这次机遇或将整体改变当下的戏曲生态。

一、渠道特征增加社交变化

短视频平台或将自己定义为“短视频社区”，或自称是“音乐创意短视频社交软件”，都在定义中强化两个概念，其一是内容以“短视频”为主，其二是功能以“社交”为主。然而此类平台的内容不仅局限于短视频，还包括直播等；主播除发布短视频（包括带有文字图片等形式的短视频）之外，还可以通过其进行社交，直播以及依托直播衍生出的连线及打赏功能，强化了其社交意味。

传统媒体本身具有的社交意味，在短视频社交软件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在短视频社交软件中，除类似于微博的开放性评论点赞，还有大量具有围观性质的交流，受众的即时留言、礼物打赏常常会影响传者的直播进程，这就给受众更强的参与感。

戏曲类播主所吸引的受众，往往首先是戏曲爱好者。相对于其他文娱形式，戏曲较为小众，同样，戏曲爱好者的绝对数量虽然庞大，相对数量却占比不大。他们对于戏曲的黏性却非常大，也很容易有共同语言从而引发社交。爱好广场舞的城市居民即便相遇也未必会惺惺相惜，而热爱戏曲的城市居民则较为扎堆，在自乐班相遇后很容易成为朋友。因此，当短视频社交软件中播主和受众之间、受众和受众之间产生了互动，则非常容易实现社交功能。

而直播期间的打赏，因为主播当场致谢，让参与者有更强的现场感。相比于过去现场演出时观众的叫好和鼓掌，以及传统电视媒体的“我播你看”，具有社交意义的现场互动带来的感受更为强烈。与之类似的，视频弹幕网站上的留言，往往也能引发观众的感受，却因为“一对多”模式的先天局限性，受众之间即便有了“心有戚戚”也很难实现互动。所以，在观看直播的过程中，受众当场对主播提出批评或表扬，也会引发其他受众的赞赏和反对，从而进一步形成互动、促进社交。

更强的参与性不仅带来受众的“被重视”感受，也促进了传者即主播改变自己的交流方式，以更平等的语言行为来赢得观众追捧，同时还改变了其所传播的内容，将教化功能弱化，突出戏曲的娱乐功能。无论是为了赢得打赏，还是为了聚敛人气，主播都要不断调整，以更亲民的方式获取关注。

整体而言，短视频社交软件具有传统媒体本身固有的欣赏性，具有网络媒体派生出的互动性，同时有具有自身独特的社交功能，因此受众参与感增强、社交活力明显，容易引发受众关注。

二、平台属性决定形式变化

短视频社交软件作为一个兼具传统而又满含新意的平台，为赢得更多受众关注，其呈现形式必然倾向于占受众主体的人群。短视频的兴起，离不开的技术要求是信息传输和终端呈现，具体而言就是数据网络和智能手机，而尽管费用和价格在下降，但这两者仍旧是需要一定成本的。第一壁垒就是手机本身是否具有智能功能。

同时，从技术掌握的难易程度来看，尽管短视频社交软件不断降低操作难度，让拍摄和发言尽可能简易，却仍然有基本底线。这对于戏曲传统受众来说，特别是对于其中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智能手机操作能力较差的人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拍摄的简单往往意味着呈现形式的粗糙。相对于构思巧妙、剪辑精心、配乐巧妙、文字点睛的其他视频内容，不少戏曲播主特别是生活区域较为偏远、技术能力较为薄弱的播主，往往很难从形式上取胜，获得平台支持的推广机会也远少于美食类、文化类视频。

视频时长限制也会影响内容输出。无论是最初的若干秒限定，还是后来的若干分钟限定，短视频社交媒体都不是为戏曲视频量身定制，所以不可能充分考虑戏曲的特性。

戏曲是演员全面才能的展现，衡量演员的基本要求是唱念做打，而短视频受时长限制往往只能展示一方面或几方面，不能全面展示演员的各项基本功底；同时，戏曲又是多种文化样态的综合体，除演员自身的演唱和表演外，还要求灯光舞美音乐等因素的全方位配合，短视频强调的操作简便，拍摄者很难全面展示整个舞台呈现。这些因素的制约下，短视频就很难传播戏曲的综合美。

短视频社交软件另一重大功能是直播。但自从此功能诞生以来，就是依托于手机拍摄这一技术水准，更适合主播坐在镜头前直播，视野狭窄、空间狭小。为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主播就只能远离手机，这又造成画面不够清晰，影响受众观感。

所以类似于其他题材的主播，部分戏曲主播也在使用“短视频+直播”的方式，其中短视频使用其他设备拍摄制作，通过提前构思甚至创作剧本，再通过计算机剪辑出画面，辅以音乐配合，制作出相对精致的短视频来播放。而在直播环节，则除了自乐班或参赛或演出，大部分直播仍是在固定位置的演唱和语言沟通，甚至仅仅是化妆环节或演出前带妆吃饭。

三、需求调整决定内容变化

一般来说，短视频的受众喜好倾向是比较固定的，但喜好内容是多变的。歌曲的受众必然都喜欢歌曲，但常常会喜欢不同的歌曲，尽管他们所喜欢的歌曲风格类似。戏曲短视频受众也是如此，爱好者可能会喜欢某一剧种、某一行当，也可能会喜欢某一演员、某一剧目，但他们的好恶表现得相对鲜明。

传统表演形式的受众，讲究的是“生书熟戏、听不够的曲艺”，对于自己所喜欢的剧种乃至剧目，有些戏迷将唱词烂熟于心，对于自己所喜欢的演员，可以对其表演特色娓娓道来。一场现场演出会让观众激动半年，一盒戏曲磁带会在录音机里反复播放，这是传统媒体时代，戏迷缺少文化娱乐形式塑造出的欣赏习惯。

在媒体不断发展的当下，可以提供内容的渠道非常丰富，而受众的时间和注意力有限。为了吸引受众关注，主播们不断创新形式，或从传统戏曲中摘出脍炙人口的部分加以演绎，或用新内容填充传统戏曲框架，从而在众多短视频中脱颖而出。戏曲动作配合《火红的萨日朗》是前者，以秦腔旋律套用防疫知识唱词就是后者。特别是防疫唱段通过短视频平台的广泛传播，让很多受众以自己熟悉的戏曲方式学到了小知识，对疫情防控起到了一定作用。

所谓刷屏的短视频，既可能是较短一段时期内很多人播放欣赏，也可能是较长时间内个别人反复播放欣赏，很难实现很多人在很长时间内反复播放欣赏，这就要求传者要不断涌现新创意、使用新方法。这对于长期浸润在传统戏曲中的演职人员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但可能也意味着新的机遇。

四、语境变迁决定传者变化

除前文所述传者的状态要发生相应变化之外，传者本体也在进行着不断的调整。最传统意义上的戏曲传播是演员演出、观众欣赏，这种方式至今仍是戏曲市场的主要呈现方式，也是剧目作为商品实现精神消费和物质交换的最主要方式。其后在广电媒体上，传者变成了媒体的工作人员，再编码的剧目作为内容传播出去，演职人员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或者至少也是剧目的制造者，仍然脱不开“我演你看”的窠臼。

而在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知名票友却已和专业演员平分秋色，担当起传者的责任。在极端的情况下，几位知名票友的粉丝量已经超过50万，而几位专业演员（其中不乏知名大奖获得者）却很难在直播间中一呼百应。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许是因为专业演员的专业首先是演出而没有时间顾及，或许是因为有其他演出渠道而不屑于在短视频渠道上过多展示；而对于知名票友来说，在短视频社交媒体上推广自己是其扩大影响力的最佳途径，也是实现影响力变现的机遇。

据观察，粉丝数很高的两位知名票友成长路径几乎是一样的，即参加广播电视戏曲选秀节目——在戏迷中获得一定知名度——转战新媒体平台播放参赛唱段——开始进行直播增加大量粉丝——知名度不断扩大并有机会变现。

前不久举行的一场秦腔网红大赛，进入决赛的几十名选手中，粉丝量超过10万的仅有两人，超过1万的仅有7人，大部分选手的粉丝量都在5千人上下。而从来源上来看，这批网红主播大部分身居西部县城，成分多为农村戏曲爱好者，通过自乐班或红白事唱出了名，遂转战其他平台。

网红戏曲主播日常收入较低，戏曲又是其唯一专长，而传统媒体提供的机会有限，因此大多试图通过短视频社交软件时间自由、时长自由的自身属性，以及关注度高、影响力大的附加属性，来实现影响力扩大乃至直播变现的目的，同时也兼具带货赚取提成、增加现场演出机会和费用的目的。

然而通过观察其直播内容就会发现，受众和传统戏迷类似，以欣赏为目的的观众居多，打赏或者购物的观众较少；传者受自身条件限制，在直播时清唱和闲聊的主播居多，能创作有创意短视频的人很少。这与戏曲短视频受众普遍年龄较大、经济有限、没有打赏意识相关，更重要的还是传播者本身创作能力匮乏。

因此，非专业从事戏曲表演的主播们更期待通过短视频来扩大知名度，从而增加线下演出的机会和价格；而专业演员则因为本身工作演出机会较多、出场费用较高等因素，普遍对通过短视频社交软件来普及戏曲知识、传授戏曲技术兴趣不大。

总体来看，短视频社交软件的兴起，已经导致很多受众的欣赏习惯逐步转变，戏曲受众也不例外。由受众欣赏习惯的转变来倒逼传者不断改变传播内容和形式，进而改变传者自身的定位，是戏曲演化过程中不可逆的趋势，也是戏曲生态渐进式演变的最大驱动力。

戏曲本身并没有固化，从诞生之日起，戏曲就是在海纳百川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以秦腔为例，从板式不断丰富、乐器不断调整、剧目不断增加开始，秦腔的行进就始终受到语境变化的影响，演职人员就收到受众的制约。那么，在当下，随着短视频社交软件的普及，戏曲依然会顺应趋势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