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县（现为林州市）位于河南省西北角的太行山东麓，境内丘陵遍布，山高石厚，农民生活贫困，流传着“吃水贵如油，十年九不收，豪门来逼债，农民日夜愁”的民谣。

1957年，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在全国山区座谈会上提到，林县有“三不通”：路不通、水不通、食管不通。“食管不通”是指许多人患了食管癌，当地俗称“噎食嗝”。民谣说：“得了噎食嗝，阎王就请客，神仙也难治，吃秋不吃麦”。在食管癌高发区，村村都有食管癌患者，家家都有因食管癌而死的亲人，还有祖孙三代都患了食管癌的家族。

1958年，周总理听了关于林县食管癌情况汇报后，提出要在林县建立食管癌防治基地，对食管癌要“摸清情况，研究出对策”，做到“三早”，即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959年，身为河南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副主任的沈琼参加了由河南医学院为主组建的“河南省肿瘤防治队”，来到了食管癌高发区林县。在林县县委和医疗部门支持下，沈琼带领年轻的医师开始在林县上山下乡、走村串户，进行食管癌普查。不管是炎热酷暑、雨猛风狂，还是严寒地冻、漫天飞雪，他们一直坚持不懈，辛勤工作。 

起初普查食管癌，用的是钢制的食道镜，插入病人的食道内进行检查。但这种器械检查吞咽困难，病人恐惧地称之为“吞宝剑”。而且这种检查只有在癌肿出现时才能发现，但这时，食管癌已进入中晚期，最佳手术时机已经丧失。既不能早发现病灶，晚发现又无计可施，病人感到这种检查方法既痛苦也没有多大作用，因此难以忍受，于是不少群众听说来普查就采取躲避或抵制态度。

   沈琼带领年轻医生到林县农村巡回普查，生活十分艰苦。工作地点是简陋的民房，吃的是杂粮红薯，还有霉变的米糠饼。每天行程几十里，大多是崎岖山路。没有自行车、汽车等交通工具，只能靠两条腿，翻山越岭，在崎岖小路上艰难行进。

在林县的岁月里，他既看到林县人的贫困艰苦，又目睹了林县人战天斗地，打造“人工天河”红旗渠的壮举。上世纪60年代初期，红旗渠建成，水通了；劈山架桥，路通了；三不通就还剩下了一个“食管不通”，这可是医学界的责任啊。沈琼常和年轻医生说，我们要牢记周总理的指示，学习发扬红旗渠精神，想办法攻下“食管不通”这座大山。食管癌这个祸害人的“妖孽”不铲除，我们寝食难安啊。

他感到责任重大、时间紧迫，一定要找到早期发现食管癌的方法，为此整日冥思苦想，查阅国内外有关资料，虽然有食管冲洗和探针擦拭等方法的记载，但都没有取得成效。不能就此止步，要迎难而上。他决定亲身进行试验。先是在胃管的末端装上一个密闭的气囊，外面装上指套，忍着恶心吞了下去，充气后提出，试验多次，显微镜下却没有发现脱落细胞。他想，可能是指套过于光滑所致，怎样才能提取出食管细胞？他反复琢磨，忽然想到了农村老大娘头发上使用的网套，是否能借此网住细胞呢？于是他就从市场买来这种发套，缚在气囊外面，再次亲自试吞。食管受到网套刺激，疼痛恶心，但他强忍着将其吞入食管和贲门，充气后拉出观察。令人惊喜的是，网套上取得了食管黏膜表面的细胞，将其涂布于载玻片上，固定染色，可以制成细胞涂片，通过显微镜，观察细胞是否正常。

虽然初步试验有效，但沈琼考虑到，这种发套比较粗糙，对食管有较强刺激，病人还是难以接受。于是他和同事们反复研究试验，后来改用细软脱脂棉线编织的网，制成了可以顺利吞咽的“网囊食管细胞采取器”。

在应用中，沈琼和同事们又多次试验改进，及时发现并弥补了这种方法的某些不足之处。如创制了适合采取食管和贲门细胞的葫芦形采取器；为了准确对癌定位，采取了“分段拉网法”等等。沈琼曾往返上海，在上海医用橡胶五厂帮助下，批量生产了“塑胶双腔管网囊食管细胞采取器”，以供大规模普查应用。

这种被称为“食管拉网法”的检查方法看似简单，但它可以对食管细胞进行提取和鉴别诊断，能在细胞刚刚癌变时就能捕捉到它，而且检查简单、迅速、无痛无创，利于群众接受，适合大面积普查，为开展人群预防性普查和早期发现食管癌提供了简便有效的手段。 

   沈琼和病理学的同事们，经过大量拉网涂片，对各种食管细胞的形态特征和有关数据等进行了观察分析对比，将其划分为正常、轻度增生、重度增生、近癌（癌前期）和癌等几个阶段，便于鉴别诊断，同时进一步明确了食管细胞上皮增生与食管癌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又对食管癌细胞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将其划分为四个类型：髓质型、溃疡型、缩窄型、菌伞型，并且研究了不同类型的生物学特性及预后等，为食管癌防治提供了参考依据，创建了食管细胞诊断学。

在病理学、放射学、内科、外科等各方面专家共同努力下，河南医学院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对早期食管癌通过拉网及时准确诊断，然后采取手术、药物、放疗等综合治疗方法，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此后经过多年来有关单位大力协作，共同努力，我国在食管癌的病因学、发病学和防治研究等方面，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威廉·奥斯勒一生都是一流的临床医师、医学教育家，他发表的医学文章多达1158篇，文学性文章182篇。他所著的医学教科书《医学原则与实物》(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1892)，奠定了英语世界医学教科书的标准，并且翻译成多个版本，遍布世界各地。此外，威廉·奥斯勒还多次发表演讲，分享他对医学的思考和对生命的敬畏，其醇厚的人文素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医学人。

威廉·奥斯勒提倡“病床边教学”和“实习学生制度”，他认为教学应该完全以病人为中心。“由病人开始，自病人引申，于病人完成”。他认为临床教育的真谛，是“学习临床医学，如果没有书本做导读来学习病人的临床症状，就好像没有航海图来导引海上的航行。但是，如果没有从病人身上观察来学习医学，而只读书本，就好像学习航海，却从来没有出海航行过。”

他曾举过一个生动的实例。一个饱读诗书的医师，在面对一桩紧急的流产事故时手足无措，究其原因，并非是他掌握的知识不够娴熟，而是缺少足够的实战经验，“如果他从未经过产房，从未受过接生的训练，从未有机会享受过每个医科学生应有的权利，在那个紧要关头，他就很有可能使一个或两个生命变成无知的祭品，而那种无知却不是他的错”。

威廉·奥斯勒将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临床体系与学院的实习教学结合起来，要求医学生在学习的第3年就要进入病房进行“病床边”的训练，他要求医学生要学会记录病史、查体和实验室检测，所有的医师先经过7~8年的全职住院医师轮转培训，在轮转培训的时间里，住院医师要全天住在医院之中，事无巨细、全方位地监护病人。唯有经历这样的磨炼，才能成为对得起病人的合格医生。

威廉·奥斯勒深信，医学院的学生不仅要掌握生物、物理、化学的基本知识，还应受到人文教育的熏陶，每一位导师的言传身教都将会为他们的学生点亮一盏灯。所以，他要求学生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也勉励他们兼顾教育的两个层面：一是医学技术的研究，另一个就是内在的修养，让自己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好人。

威廉·奥斯勒认为，医生有三大敌人：傲慢、冷漠和贪婪。医疗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病人向医生寻求帮助，医生也从病人身上获取经验，二者本应互相关怀，“行医是一种艺术而非交易，是一种使命而非交易。在这个使命当中，用心要如同用脑”。威廉·奥斯勒认为医学的奇妙与特别都是可以从病人身上发现的，因此，“要从日常病房工作中接触的平凡人身上，感受他们的爱和喜悦，他们的忧伤与悲痛。”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急速发展，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不断提高，绩效与利润仿佛成为终极目标。在这样的变化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逐渐淡化，医疗服务面临市场化经营的冲击，失去了人性的温度，忽略了人性的关怀，背离了“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照顾。

医患关系的矛盾，100多年来都或多或少存在，前辈的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威廉·奥斯勒为医学工作者布置了人生的3门功课，其中第一条就是“碰到无足轻重的冒犯时，当学会沉默以对，养无言之品，消有形之怒，埋首工作，心地自宽”。面对任何危机，心灵的“宁静”是一个医师最重要的素养，有了这样的素养，面对病人瞬息万变的病情，才能够专注于医学考量;在病人无理取闹之时，才能心平气和地去包容处在病痛中的人。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医疗技术日趋智能，尽管医疗的发展让医师们能够使用比威廉·奥斯勒有效千百倍的药物，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减除病人的病痛，能够为病人提供更多的治疗与照顾，然而，病人对医师的信任与尊敬反而变少了，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医学人文是医学科学发展的航标，这也是威廉·奥斯勒极力主张的人文修养。“在一根树枝生出的两串果实，就如医学的人道与科学，必须互相补足，才不至于严重地受到伤害”。所以，在传道授业解惑之时，应考虑到医学知识的有限，需以人文修养辅助。“人文修养有如酵母之于发面，可以催化医疗的关怀、同情心与同理心”。

如今100多年过去，威廉·奥斯勒以悲悯的胸怀，睿智的思想，激励着后辈。唯有精神上的追求和教育上的改革，才能真正地促进医疗行业守住医学初心，开创医学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