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座大山”的重压

在这个时期，中国人民继续受到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后来又增加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三者，就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中国反动势力的政治代表，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的一个时期，主要是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北洋军阀政府。

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就是以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为直接的斗争目标的。国共合作后建立的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开始进行北伐战争，在人民的支持下，基本上击溃了北洋军阀的主力。

取代北洋政府统治全中国的，是国民党控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都没有改变，不仅封建压迫继续存在，而且半殖民地化程度还进一步加深了。

（一）外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的扩张

北洋政府是以外国帝国主义列强为靠山的。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它不惜岀卖国家利权，从而使外国侵略势力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扩展。

国民党政府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的。蒋介石集团上台之后，即宣言“要联合各国共同对付第三国际”，公开站到了国际帝国主义阵线一边，不过，他们在口头上仍标榜反对帝国主义。1928年6月，南京政府发表“修改”不平等条约宣言，要求与外国列强“重订新约”。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并非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一切特权，如外国在华的租界、租借地和驻兵、内河航行等特权。按照国民党政府同一些国家订立的条约，中国对外国进口货物除原定的值百抽五以外，可增收5%~30%的附加税。这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某些积极作用。但中国并没有真正取得自定关税的权力，而且中国的海关也仍然由外国人控制，长时期内总税务司一直是由外国人担任的。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在长时间里并未付诸实行。直到抗日战争后期的1943年，中国政府才与英、美订立新约，废除了包括领事裁判权在内的英、美在华特权。但是，1946年10月成立的中美商务仲裁会，规定美国人在中国犯罪交美方裁判；同期签订的中美宪警联合勤务议定书，规定在华美军肇事须由美宪警处理，中国警局仅有旁听权而已。这就在实际上把领事裁判权变相恢复了。

从根本上说，国民党统治的建立，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是为外国侵略势力深入中国进一步敞开了大门。

从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十年间，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在中国得到进一步扩展，并且牢牢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抗战前夕，在重工业方面，外国资本即控制了中国煤产量的55.2%，新法采煤量的77.4%，冶铁工业的95%,石油工业的99%,发电量的77.1%。在中国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中，外国资本占到了71.6%。外国银行资产也比华商银行多1/3。外国资本不仅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交通运输业，而且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以及若干主要的轻工业。

在国民党全国统治建立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中国主要是美、英、日等国互相争夺的对象。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中心城市，占领了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的大片地区。中国的这些地区，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独占殖民地。日军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中国人民遭到了极其野蛮的蹂躏。在其占领区内，日本侵略者实行了竭泽而渔的政策。他们肆意掠夺中国的资源，残酷地压榨中国人民。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

抗日战争胜利后，控制中国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蒋介石集团之所以敢于发动反人民的战争，很重要的因素是依恃美国政府的支持。作为接受美国援助的交换条件，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和协定，使美国在中国享有了种种特权，美国资本迅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支配的地位。大量美国剩余物资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市场。美国战后对中国的投资超过了1936年前各国在华投资的总额，占当时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80%0国民党政府的“国营”企业和官僚资本的私营企业，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垄断资本的影响和控制。美国垄断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的统制，把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推向了绝境。

正因为如此，反对帝国主义，打破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实现的首要任务。

（二）占优势地位的中国封建经济

这个时期，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优势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经济。

封建剥削制度是以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把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借以收取地租、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为基础的。在中国，大部分的土地为地主及旧式富农所占有，只有少部分的土地属于农民。地主和旧式富农将土地出租给农民，向他们收取苛重的地租，主要是实物地租。据1934年的统计，实物地租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一般为45%左右，有的地区甚至高达5成、6成乃至7成以上。地租剥削不仅侵占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侵占了他们相当一部分的必要劳动。与此同时，农民还受到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

政府当局在运用自己的权力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同时，还通过征收苛重的赋税等直接对农民进行掠夺。首先，是征收田赋。田赋名义上是向田主征收的，实际上田赋加重，地租也随之加重，这种负担归根到底还是落在农民头上。其次，是征收盐税。农民是盐的主要消费者，因而也是盐税的主要负担者。再次，是征收各种杂税。1929年至1933年，全国农村共有188种不同名目的捐税。1937年，杂税名目达到1756种。最后，是强迫农民服劳役（如修筑公路、碉堡等）和服兵役。

在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下，中国农村的经济日益陷入绝境。由于农业生产水平的低下，农村无法为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等条件，这就从根本上严重限制了中国工业的发展。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许多人不得不吃糠咽菜，遇到天灾人祸，乃至用树皮、草根等充饥，更有大批农民被迫卖儿鬻女，流落他乡，直至冻饿而死。一些农村区域岀现了“土地荒芜，路断行人，家有饿妇，野无壮丁”的惨象。

正因为如此，反对封建主义，进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

（三）官僚资本的急剧膨胀

中国人民在受到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的同时，还受到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

中国的资产阶级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后来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即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系较少并受它们压迫的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

1927年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建立以后，官僚买办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买办资产阶级发展成为官僚资产阶级，控制了全国政权。

官僚资本是中国的垄断资本。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除国家垄断资本外，官僚的私人资本也属于官僚资本。而掌握着官僚资本的阶级，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即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官僚资本的垄断活动，首先和主要的是在金融业方面开始的。国民党政府通过落入“官股”、改组有关机构等，将原北洋军阀的两大金融支柱即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控制起来。随后，又成立了“国家的”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它们被赋予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发国币、经募内外公债等项特权。以“四行二局”（二局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为中心的金融垄断体系，不仅完全主宰了全国的金融业，而且直接操纵着全国的经济。

发行“法币”，是四大银行完成其金融垄断的有决定意义的步骤统一币制，本来是有必要的。但在长时期内，无限制地发行纸币，一直是国民党政府解决财政危机、发展官僚资本的主要手段。滥发纸币，造成了通货的恶性膨胀和物价的急剧上涨。人民手中持有的货币也就由此一天比一天贬值。到全国解放前夕，物价飞涨已如脱缰的野马，甚至一天之内要上涨多次。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不仅使广大人民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洗劫，到了无法生存下去的地步，而且为官僚资本家进行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制造黑市以及吞并其他企业等项投机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

官僚资本集团在垄断金融的同时，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依靠雄厚的金融力量，从事大规模的商业投机活动。官僚资本实际上主要是商业投机资本。外汇和对外贸易，是由他们垄断的。如孔祥熙家族独资经营的祥记商行专门贩卖匹头、煤油、颜料等洋货；宋子文家族经营的华南米业公司享有洋米进口免税、垄断洋米运销的特权。他们借助于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贸易统制政策和专卖制度，控制了大量商品。他们以低价收购，又以垄断价格出售，从而获取高额利润。

官僚资本集团还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工业实行垄断性的掠夺。1935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资源委员会垄断了全国主要的重工业和矿业。它下属的厂矿一部分是接收的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僚资本企业，一部分是依靠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的贷款和技术新建的企业。由官僚资本控制、支配的以“民营”或“官商合办”形式出现的工业企业，大多是通过兼并民族工业而来的。1937年9月，国民党政府又成立了工矿调整委员会，其任务是：扩大官营工业；以“适应非常时期生产上的需要”的名义，对于原有或新设之民营厂矿，采用接管或加入股份的办法，“由政府统筹办理或共同经营之”，即兼并民营工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接收了日伪工厂4411家，其中发还原主或标卖的仅10%,其余绝大部分成了官营企业，或者化“公”为私，成了官僚资本家的私产。新中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已经占到整个工业资本的2/3、工业运输业固定资本的80%。它拥有全国电力的67%，煤炭产量的33%，水泥产量的45%,纱锭设备的40%，织布机设备的60%,糖产量的90%,轮船吨位的45%，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的100%。

总之，官僚资本不是在正常的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而是官僚资产阶级利用超经济的特权，主要在从事金融和商业投机的过程中，在充当外国帝国主义的买办的过程中，通过掠夺广大劳动人民和兼并民族工商业而发展起来的。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

正因为如此，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艰难处境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经营的，是中等规模和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占主体地位。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

首先，是外国资本的压迫。由于外国资本在中国实行商品倾销并直接投资经营企业，致使中国的市场被它们的廉价商品所占领，民族工业由于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其产品在市场上很难与之竞争。

其次，是官僚资本的排挤。由于官僚资本在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占据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在资金、技术、设备、原材料供应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民族工业也很难与之抗衡。

再次，是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由于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仍然受到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束缚，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村购买力极其微弱，由此也就使得国内市场狭窄，轻工业原料供应不足，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最后，是军阀官僚政府的压榨。由于反动政府征收苛重的捐税,实行经济统制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更使得经营民族工商业获利困难,而陷入严重危机。

正因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艰难地生长起来的，它也就具有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它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1936年，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8%,加上工场手工业产值占20.5%;1949年,现代工业产值也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加上工场手工业是23%。而在这少量的现代工业中，民族资本经营的又只是非主体部分。民族工业资产净值，1949年时也不过20.08亿元，其力量之微弱，于此可见一斑。

第二，在民族资本中，工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的比重大。全国抗日战争前，民族资本中80%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只占20%。

第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技术、设备以至原材料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1949年，在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只占18.5%,其中，机器生产只占1.4%;消费资料的生产则占81.5%。中国工业只不过是装配工业（即以外国零件装配成机器）或加工工业（即以外国原料加工制成日用品）。商业资本因无强大的国内工业，它所经营的主要是批发外货和趸卖原料以供外国资本主义企业。这类情况，明显地表现出中国民族资本缺乏独立性。

第四，民族资本所经营的工业，规模狭小，经营分散，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低。多数工厂没有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为手工业工场。这种情况，使得民族工业的产品成本高，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面对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力，民族资本家力求通过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挣扎图存。这是他们害怕工人觉醒和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势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当一部分民族资本家的前身是官僚、地主。由于经营工商业没有获利的确实保障，一些民族资本家还用经营工商业所获得的利润，到农村去购买土地，然后出租给农民，从而兼有资本家和地主这样两重身份。正因为民族资本家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相当密切，他们也就不敢提岀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政治纲领，从而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去动员和组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的力量。

上述情况，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而在另一个时期，就有跟在买办资产阶级后面，成为它的助手的危险。

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经济实力不强，但在政治上有着很大的重要性。他们具有爱国的立场，不少人还掌握着发展生产所需要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以这个阶级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的。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出身于这个阶级，或者与这个阶级有比较多的联系。这个阶级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现代工业，形成了民族市场，同时传播了资产阶级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它逐渐形成为民主革命的一种政治力量。

一  外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的扩张

二 占优势地位的中国封建经济

三 官僚资本的急剧膨胀

四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艰难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