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进分子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以青年毛泽东的道路探索为例
导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讲道“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光芒照亮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道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早已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回望来路，百年前，中国的先进分子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这节课，我们以青年毛泽东为例，看他是如何从旧式的“经世致用”思想、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逐步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最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从中，探讨历史风云变幻中，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
一、辛亥革命前后：传统、维新、革命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前后断断续续六年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
1910年秋，毛泽东离开了韶山冲，来到了湘乡县的东山小学堂。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地理、英语等新科目，也接触到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此时，已是辛亥革命的前夕，虽然东山小学堂是一所新式学校，但民主、革命的思想仍然尚未触及。革命派把主要精力放在联络会党、新军发动起义上，没有在普通民众的思想启蒙上下很大功夫。毛泽东此时能够读到的仍然是已经停刊三年多的《新民丛报》。通过阅读《新民丛报》，毛泽东初步主张师法英日，走君主立宪的道路。
然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君主立宪道路早已时过境迁，只是身处湘乡的毛泽东不知道而已。1911年4月27日，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了黄花岗起义，虽然因寡不敌众，很快失败了，但影响全国，加快了革命高潮的到来。正如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所讲的，“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毛泽东在革命派创办的《民立报》上读到了黄花岗起义的新闻。他的思想收到了巨大的冲击，再次发生了转变。他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跃跃欲试，不再认为君主立宪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方法，而要彻底地推翻清朝，结束君主专制，建立民国。为了表示与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并取得了很大成功，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但旋即，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得到改变，中华民族的悲惨境遇也没有得到改变。
中国的先进分子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然而在实践中，却一次又一次地碰壁。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为什么在中国却行不通？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什么在革命胜利不久就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妥协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但革命派又显得势单力薄？推翻了满清王朝，本应开始的民国建设，却又出现了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军阀割据的局面？他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
辛亥革命后的困惑也深深地困扰着青年毛泽东。辛亥革命爆发不久，他便积极响应湖南的革命党，弃笔从戎，加入了革命军。然而，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民国，推翻了清政府后，国家该向那个方向走？这些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很好的回答。没有让普通民众充分地理解。毛泽东的认识就是模糊的、懵懂的和困惑的。
首先，毛泽东对革命前途感到困惑。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人们普遍兴高采烈，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毛泽东也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于是，退出了军队，前后总共当了半年兵。他不知道革命还远远尚未成功。
其次，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充满困惑。清帝逊位了，国家未来将向何方走。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所走的封建专制老路肯定是不对的。那该怎样呢？他主张让孙中山做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他甚至不清楚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维新派政治主张的不同。
第三，对革命前途和国家前途的困惑，使毛泽东对自己的人生未来也感到了迷茫。辛亥革命后，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他曾考虑过做警察、做制肥皂的工程师、做律师、做法官、做经济学家，但这些似乎又都不是他想要的，不能够很好地回答他心中的困惑。他用半年的时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阅读大量的中外书籍。每天看着墙上悬挂的世界地图，他才知道世界有多大。他需要重新设计自己的未来。
小结：“六年孔夫子”，毛泽东接受了传统的旧式教育。旧式教育培养了毛泽东鉴古至今的思维方式，培养了经世致用的品格。至东山小学堂后，毛泽东接触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改良思想，开始倾向于君主立宪的道路。但很快，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洪流冲击下，毛泽东转向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所窃取。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道路探索的过程中，感到深深的绝望、苦闷与彷徨。青年毛泽东也对辛亥革命后，革命的前途、国家民族的前途以及自己的人生未来感到困惑。这是毛泽东在道路探索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第一次挫折。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思想转变、道路探索虽然是初步的、不成熟的，但在忧国忧民的理想信念驱动下，毛泽东能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不断求索。
二、新文化运动前期：多元并存、混杂冲突（教学重点、难点）
一些中国的先进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隔岸观火，熟视无睹。因此，要实现“根本之救亡”，必须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撑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发动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等文章中讲，共和制度所以不能真正得到巩固，中国的状况依然那样黑暗，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的批判，大多数国民的头脑仍被专制和愚昧牢牢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
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们喊出“民主”、“科学”的口号，反对专制、反对迷信，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场思想解放的潮流，促进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潮的广泛传播。
1913年，毛泽东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湖南一师学习期间，毛泽东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思想理论和文化知识的教育，也深化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新文化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身其中，广泛接受各种思潮、理论。但是，这些纷然杂陈的思潮，使毛泽东感到困惑。他不清楚，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究竟哪种理论能够指引中国，哪条道路能够救中国。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毛泽东不大赞同老师杨昌济那样的潜心学术和教育的方法。他更主张要将各种理论付诸实践，在实践中选择真理。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与蔡和森、罗章龙、何叔衡等人创立了新民学会。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性、改良人心风俗，将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思想、文化启蒙付诸于实际。设想，首先在学会内实现人心风俗的改变，然后再推行至多个社团，最后推广至整个湖南乃至整个中国，实现改造中国。然而，内忧外患之下，即便改造了人心风俗，却无法改变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现实。
例如，当时挪威作家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在中国非常流行。女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离家出走。当时很多人都赞扬这种“女性的自觉”，但对中国社会有深刻认识的鲁迅先生则指出，“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东西之类。”当时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中，离开了社会改造，根本谈不上“女性自觉”，也谈不上“人格独立”、“个性解放”，以及改造人心风俗。
而当时又发生了长沙赵五贞自杀事件。长沙女学生赵五贞因对父母包办婚姻，嫁给吴姓古董商人做二房不满，遂在迎亲途中割腕自杀。赵五贞被称作“中国的娜拉”，很多人赞赏赵五贞的行文，认为是女性觉醒、个性解放的体现。
毛泽东也认为，一个生长在封建传统家庭的女子经由新思潮的洗礼，逐渐由无人格变得有人格，这不仅是个体的变化，更是整个社会的变化。但同时更赞同鲁迅先生的观点，赵五贞自杀的根源不是有没有独立人格，而是“社会万恶”。赵女士自杀举动，不是无故而死。“社会里面既含有可使赵女士死的“故”，这社会便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他可以使赵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我们现在未死的人，还有这么样多，我们就不能不预防这危险东西遇着机会随时给我们以致命伤。我们就不能不大声疾呼，警觉我们未死的同类，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
然而，要如何改造这个“万恶”的社会？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先进的中国人提供了改造社会的新道路。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与中国相似，都是封建压迫严重，经济文化落后。但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团结俄国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广大群众，实现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后，俄国充满生机，一派光明前景。而此时的西欧国家深陷战争的混乱颓败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是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18年7月，李大钊就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表达了自己对西方文明的失望与对俄罗斯新文明的欢呼与接受。此后，李大钊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指出，中国人应该走俄国人的道路。他热情地高呼，并大胆预言：“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此时，毛泽东自湖南一师毕业，来到了北京，来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在杨昌济的介绍下，他认识了李大钊，并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做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虽然薪酬不高，生活拮据，但毛泽东可以阅读到最新的报刊，可以结识名流学者和进步青年。更重要的是，可以当面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交流、学习。
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聆听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演说，欢欣鼓舞；第一时间研读李大钊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从李大钊那里，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1936年，在接受埃德加·斯诺的访问时，毛泽东曾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做图书佐理员时，已经很快地倾向马克思主义了。”
倾向不同于信仰。
马克思主义对于毛泽东来说，与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理论观点一样，都是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同甚至是对立的，都可能成为救国救亡的道路。但是，这些理论显然又有着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地方，毛泽东没有时间静下心来梳理、分析这些思想观点。他还需要将这些理论付诸于实践，在实践中找寻出正确的道路。
正在此时，五四运动爆发了。毛泽东的思想迎来了又一次的转折。
小结：这一部分是本节课重点难点所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毛泽东广泛吸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理论学说，逐渐确立了改造社会的道路目标。然而，在改造方式的选择上，仍然寄希望于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和平改良的方式，而不主张暴力革命的方式。在阶级立场上，仍然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的先进分子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期间，开始接触并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受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的影响，毛泽东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社会问题。
三、五四运动后：实践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教学重点、难点）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做为战胜国的中国，却被西方列强当作了牺牲品。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合理要求竟全部被拒绝，甚至规定将德国在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界民众的强烈愤怒。一些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西方民主主义彻底丧失了信心，对资本主义列强不再抱有幻想。
吴玉章在回忆录中，提到五四运动后“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个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
吴玉章所说的“依靠下层人民”，主要指的是依靠中国的工人、农民等。第一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得到了壮大。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显示了伟大的力量，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七万工人罢工，极大地促进了五四运动的斗争目标的实现。
中国的先进分子们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工人，关注工人运动，在实践中开始自觉地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劳工神圣”、“到民间去”、“向农村去”成为当时响亮的口号。
此时的毛泽东重新回到了湖南长沙。他开始对空想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社会改良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他认为有价值的各种思想理论，进行亲身体验和社会实践。他创办了《湘江评论》，撰写文章，不断地对实践中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刻思考，不断地对各种理论进行比较、鉴别。他着重思考了如何改造“社会万恶”的问题，对于“万恶”的根源，他非常赞同李大钊主张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社会历史。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指出，“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所以，经济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根本。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无非就是知识、金钱和武力这些东西。”如何改造呢？“我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赞成暴力革命的方式。
一个人思想上的转变，常常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蜕变过程，不是一步就可跨到的。促使毛泽东思想转变的是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的失败。
小结：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毛泽东一方面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中，另一方面创办了《湘江评论》，撰写文章分析社会问题、探索救国救亡的道路。在五四运动的实践中，在不断的理论反思中，毛泽东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先进分子们越来越多地在五四运动以及工人运动的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四、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教学难点）
五四运动后，毛泽东打算在湖南建设无政府主义的新村，实践自己民众联合改良社会万恶的主张，但受到军阀张敬尧的阻挠。张敬尧封禁了《湘江评论》，强迫解散湖南学联。毛泽东发起了驱张运动。他到北京寻求帮助。在此期间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并与李大钊、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等人讨论马克思主义，讨论改造湖南应该选择哪种社会主义的问题。他到上海与陈独秀谈了湖南建设计划，自然也谈到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究竟能不能做为救国救亡的行动指南？毛泽东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去探索。为此，1920年7月开始，他先后创办了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共产主义小组。通过这些初步的实践，毛泽东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自己思想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解决中国问题。
张敬尧被赶跑后，谭延闿主政湖南，表现得相当开明，做出了同意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姿态。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自决》等文章，推动建设一个理想的湖南、自治的湖南。在他组织领导的这场湖南自治运动中，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群众组织了起来，做为民众联合互助的一部分。然而，7月22日，谭延闿通电全国，将“湘人自治”与“湘人治湘”混淆在一起。毛泽东向谭延闿递交《请愿书》，希望用和平行动迫使军阀妥协。从《请愿书》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湖南自治的根本在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湖南自治建设应采用民治主义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还包含着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既要采用革命精神，与旧思想、旧文化、旧制度一刀两断，又要避免再有流血革命。因此，这这个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主导，但却是充满了矛盾。这反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混乱。他仍然在艰难地探索。同时，在军阀统治之下，采取“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自治运动”，无异于与虎谋皮，必将以失败而告终。谭延闿接到请愿书后，断然拒绝了毛泽东的所有主张。此后，赵恒惕取代了谭延闿，命令警察厅询问毛泽东，并制造一种高压恐怖的气氛。
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原来设想的路走不通了。他必须对自己的思想认识进行彻底的清算。必须要另外开辟一条新路。1920年11月、12月，毛泽东与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人有多次的信件交流，阐述了自己对道路的选择。
小结：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开始系统地尝试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学说，发起、领导了湖南自治运动。当时，中国先进分子中以小资产阶级为主，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使他们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改良的方式。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中，主动地吸收、采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基本观点，尝试依靠工人、农民等广大群众。但是，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认识到原来的路走不通，需要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彻底的反思与清算，需要寻找一条新的道路。在实践中，大多数中国先进分子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开始转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同情俄国革命，走俄国人的路。
五、结语
回顾本节课内容，青年毛泽东的道路探索有三个关键词：理想信念、社会实践和自我反思。
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屈辱面貌，使毛泽东自幼年时起，就萌发了救国救民的理念，希望能够改变社会上的不公平。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在求学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毛泽东的理想信念不断跃升，由救国救民、改造中国，发展到要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具备了远大志向与理想。在这种理想信念的指引下，毛泽东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领导、参加社会调查、工人夜校、学生社团、工人运动以及湖南自治运动等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比较、鉴别各种理论学说。在对道路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显示出突出的独立自主性，他不人云亦云、不盲从照搬。他要经过深思熟虑、经过多次亲身实践，才确定理论是否科学、是否正确。也正是因为经过不断地这样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多次实践，毛泽东在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后，能够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动摇。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五四前夕，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讲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世界人民心目中马克思至今仍然是最伟大的思想家。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青年毛泽东也正是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倾向马克思主义、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丰富的革命、建设、改革以及当代中国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对广大青年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而这四者也涉及了我们前面所谈的，青年毛泽东在道路探索过程中的“关键词”。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点希望：
一是要爱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青年毛泽东在道路探索的过程中，始终以救国救亡的理念为指引，将自己的人生未来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相联系。
二是要励志，立鸿鹄志，做奋斗者。在倾向、接受，进而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中，青年毛泽东的理想信念逐渐跃升，并最终立下了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的远大志向。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说，“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
三是要求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青年毛泽东在道路探索的过程中，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求真，不畏惧在学习、求真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挫折、磨难。
四是要力行，知行合一，做实干家。“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青年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最终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最主要的是他能够将思想、理论付诸于实践，能够始终面向实践、深入实践，由实践得真知。
同学们，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也希望大家能够结合青年毛泽东的道路探索，认真思考、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希望，扎根人民、奉献国家；求真学问，练真本领；知行合一，苦干实干；珍惜伟大的时代，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从青年毛泽东的道路探索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先进分子始终以有益于国与群，即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解放为根本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苦苦摸索，经历了迷茫困惑，经历了流血牺牲。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后，很快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领导下，中国人民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