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上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关系

 

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动与往来以及族际关系的协调，主要解决互通有无的基础问题，形式上包括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民族成员个体之间的交往、民族之间的直接交往和间接交往。

民族交流是民族交往程度的深化和内容的拓展，主要实现民族间互补互利的共生问题，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交流。经济交流主要涉及经济上的联系、分工、商品交换，实质上是各种利益的实现关系。包括经济上的协作、相互依赖、互惠互利。政治交流在我国历史上主要包括不同民族的和亲、使节往来(正面)、民族之间的战争、冲突等(负面)等。文化交流主要是吸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并变成本民族文化新的组成部分。社会交流涉及婚姻家庭、人口等方面，比如民族间通婚就是民族交流发展的重要表现。

民族交融是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造成的稳定状态和过程，是民族交往交流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结果。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整体，交往是形式、是基础，交流是内容、拓展，交融是本质、目的，三个层面层层递进、不可分割、不能替代，贯穿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民族关系始终。

我国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历史从未中断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而维系这种持续性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各民族通过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你去我来而又各具个性的共同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自我完善发展的强大推力。从历史上看，我国各民族在交往中加深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和谐共赢，在每一次深度的交往交流交融后，都是形成更加强大的政权和更大范围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一、 经济的交流发展

经济贸易往来促进了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形成。在经济文化方面，秦汉以来在中原地区种植的许多农作物以及瓜果蔬菜，都是由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比如葡萄、芝麻、蚕豆、黄瓜（胡瓜）、胡萝卜、胡椒、波菜（波斯菜）、大蒜、石榴等。宋代以后才开始在中原种植的高粱，也是来自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后来才推广到全国各地。契丹破回鹘得到西瓜，又将西瓜种植法传给了汉族。擅长畜牧的少数民族培育的马、羊、驴、骡等牲畜输入中原后，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方便了人民的生活。被司马迁称为“奇畜”的驴骡从塞外陆续大量输入，从而使中原地区获得了用于农耕的两种重要牲畜。

在中国古代民族经济贸易和民族融合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是茶马互市，也称作茶马贸易，主要是指我国北部与西部从事牧业经济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围绕马匹等牲畜、茶叶、布帛等开展的大规模集市性质的贸易活动。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吐蕃王朝就请求与中原唐王朝划界互市，提出交马于赤岭（今青海湖东岸日月山），互市于干松岭（今四川松潘西北），由此，茶马互市便在北方地区开始。同时，唐朝与回鹘也进行着马绢贸易，通过进贡与回赐的形式。在元朝时期，茶马互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吐蕃两族可以自相贸易往来而不受限制。到了明朝，由于政局稳定和民族交往更加频繁，茶马互市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 

中原的粮、丝、茶与游牧民族、渔猎民族的肉类、奶类、油类等产品，构成整个中华古代农业生产的基本产品。这种经济上相互补充，互相依存的兼容性，必然形成经济上的民族亲和力，由此而产生政治上的凝聚力。

二、文化、生活互鉴融通

在古代中国的大地上，至少形成了三大类型的文化区：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农耕文化和南部的游耕文化，伴随着中央王朝的更迭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三大文化区之间或主动或被动地进行交流交融，相互撞击、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习近平同志将其生动地描绘道，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都展现了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最终都汇融到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世俗性等特质的中华文化中，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各民族的衣、食、住、行也都程度不同地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汉族的菜肴制作方法和以谷物为主的饮食结构，逐步被其他民族所接受。同样由周边民族地区传来的磨面技术、烧酒制作技术也被汉族充分利用并得到了发展，从而丰富了各自的饮食文化。中原地区的砖、瓦结构的建筑已被几乎所有的民族接受并付诸实施，而由少数民族传入中原的床、桌、椅等，又被各民族所喜爱并广泛使用。

在经济政治往来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在饮食、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也有了一定融合与共通，促进了中华民族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形成。

三、民族大融合

我国各民族在中原和边疆跨区域双向流动、交错杂居，呈现出频繁互动、交融共生的历史格局。

自秦代以降，历朝历代都有汉民屯边。秦代移民数十万至岭南、河套地区，汉代屯垦戍边广布西北、东北，唐代西域屯田遍布天山南北，元代军屯与民屯并举，明代“寓兵于农，屯民实边”，清代前期在新疆屯丁十几万，屯垦戍边相袭至今，规模巨大。比如，秦始皇时期屠睢、赵佗率兵50万南征百越，后驻守当地。秦灭亡后，赵佗在岭南实行“和辑百越”“汉越一家”的民族融合政策，自称“蛮夷大长老”，带来的中原官兵和移民后来融入当地。汉武帝募民十万屯卫朔方 ( 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 )，又徙关东贫民70多万至今甘肃一带，开发了边疆。

在内地民众屯边的同时，由于自然和社会环境等原因，西部和北部周边的各民族也不断向内地迁徙。两汉时期南匈奴内附迁移至长城沿线，魏晋南北朝之际“五胡内迁”，隋唐以后北方少数民族不断进入中原，元朝大统一使边疆各民族大批迁入中原和江南，清朝建立后满族入主中原，边疆少数民族同汉族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往越来越密切。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宋辽金元时期等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融、密不可分。比如，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西部和北部周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开始持续地向内地迁徙，同汉族长期杂居，相互影响，促进了民族融合。到西晋统治时期，“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万余口，“戎狄居半”，在汉族影响下，这些内迁的民族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几千年来，生活在中华大地的各民族在迁徙、贸易、婚嫁以及碰撞、冲突中，交往交流范围不断扩大，融合程度逐渐加深，从而形成和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