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 年初鲁迅谈到了他关于人生经验的最重要的思考: 走 “人生” 长途，最易遇到的两大难关：一个是 “歧路”， 一个便是 “穷途”。 写作于 1924年 4 月的 《在酒楼上》 和 《孤独者》 暗含着鲁迅对穷途和歧路的思考。

小兄弟迁坟；给邻家姑娘顺姑带剪绒花。

《在酒楼上》对日常生活的重视和启蒙两种声音并驾齐驱，通篇讲述的都是日常琐事，但是最后启蒙压倒了日常生活，鲁迅最终还是选择了精神性的立场。

1925年，也就是《在酒楼上》发表后的第二年，鲁迅在一封信中对友人说：虽然辛亥之后已多年，但民众还在关心着“皇帝何在，太妃安否”，在这种情况下，要谈改革“只好从知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华盖集·通讯》）

《在酒楼上》写的是从辛亥革命高潮到失败后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崩溃的悲剧，它是从辛亥革命所培养的战士由积极奋进到消极落伍的角度来考察那场革命。从中体察到鲁迅对那场革命由热切地期待到深深失望的心理历程。同时，作者也在考察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

精神困境之来源：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群体中最为重视精神生活的一个部分,因而也最容易走入精神困境。在社会环境不如意或自己与社会环境不相适应等等情况下，知识分子容易感受到精神的空虚与困扰。其原因可以从《在酒楼上》窥见一二：

（1）知识分子的使命与现实

首先，源于中国古代“士”的传统精神，知识分子具有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给与知识分子向前的动力，然而在某些时候，这种责任感得不到实现，痛苦随之产生。《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年轻的时候带有强烈的责任意识，以革新社会为己任，但吕纬甫的理想无法实现，内心的信仰在与现实的对比过后产生了极大的落差，逐渐心死。

“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

“自然。你还以为教的是ABCD么？我先是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 

（2）知识分子的生存需求

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必须建立在满足生存需要的基础上，在受到外界压力、生存压力的前提下。吕纬甫在落后的社会里也只能放弃自己的理想，背弃高尚的人生境界，变得浑浑噩噩，甚至为了糊口而不得不去教给孩子们《女儿经》、“子曰诗云”之类的东西。

（3）知识分子自我价值的沦丧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定对自己的价值有充分的认识，有充分的自我肯定，从而在此力量的推动下去完成自己的理想。然而在旧中国那样一个社会环境里，知识分子极容易走向自我价值的沦丧，极有可能放弃自己的坚持。

鲁迅在小说中对中国传统循环史观进行了质疑与反思，开放式结尾以对未来的信心与期待建构了一种新型的生命态度。

“我一回来，就想到我可笑。”他一手擎着烟卷，一只手扶着酒杯，似笑非笑的向我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革命者从革命奋进到落潮的无奈的轮回。

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描述。

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