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散文概况:
明代的散文创作没有出现类似唐宋八大家那样杰出作家,但优秀的篇章还是不少。明代散文的取材较为广泛,后期散文的表现手法也较为多样,不少篇章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小说、寓言、笑话、八股的影响。尤其是晚明小品,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从散文观念到创作实践都有显著的变化。明代的散文创作,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

洪武至天顺年间散文明代初期的散文作家多是由元入明者。他们经历了社会动乱,创作较能注意现实。这种创作倾向,对扭转元末纤弱萎靡文风起了良好的作用。其代表作家有宋濂、刘基。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但也强调“辞达”。
高启、方孝孺的散文创作。
明初散文创作的繁荣期。
杨士奇、杨荣、杨溥所倡导的“台阁体”。
明代散文步入低潮。
明初散文创作的繁荣期。
以后能继承宋濂、刘基散文传统的是宋濂门生方孝孺。他的散文纵横跌宕,如<蚊对>指责同类相噆甚于毒蚊,《指喻》说明大患常发于至微,都写得顿挫浏亮,畅达剀切。
随着明王朝的政治巩固,文网日渐严密。当时封建统治者一方面明文规定:“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罪该杀”;另方面着意提倡理学,编定《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定为生员必读之书,并以此为内容进行八股取士。这种情况必然大大限制散文作家的视野,使创作逐渐失去应有的生机。内容贫乏、文气冗弱的台阁体也就应运而生。

成化至隆庆年间散文成化以后,台阁体散文的弊病日渐暴露,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于是,茶陵诗派、前七子也就应运而生。他们在变革台阁体文风方面起了推动作用。茶陵派的首领是李东阳。他也是台阁重臣。
当然,真正从内容到形式给予台阁体以有力打击的首先还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包括徐祯卿、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的前七子。他们作品的内容较为充实,随着前七子所倡导的“文必秦汉”的复古运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生吞活剥、字剽句窃的现象,自然引起许多文人的怀疑和不满,其中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在肯定先秦两汉散文传统的同时,强调学习唐宋八大家散文法度,世称唐宋派。正是马中锡、王守仁唐宋派诸散文作家的努力,使明代散文创作出现了一个高潮。
前唐宋派的理论主张也因具有道学论文的格调和因素,所以未能深入人心,当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思潮再起时,他们的影响就几乎消失了。后七子的声势更盛,但他们之间拟古的程度却不相同。李攀龙模拟的程度更严重一些。而宗臣、王世贞在散文创作上,并不过分强调模秦拟汉,所以他们都有一些清新畅达的作品。
唐宋派的理论主张也因具有道学论文的格调和因素,所以未能深入人心,当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思潮再起时,他们的影响就几乎消失了。后七子的声势更盛,但他们之间拟古的程度却不相同。李攀龙模拟的程度更严重一些。而宗臣、王世贞在散文创作上,并不过分强调模秦拟汉,所以他们都有一些清新畅达的作品。

万历至崇祯年间散文从嘉靖末开始,封建社会进入末期,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开始萌芽,孕育出一股朦胧要求个性自觉的思想潮流。因此,这时期的散文作家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已不像唐宋派那样,只是改变一下学习的对象,变秦汉为欧、曾,而是站在文学应反映“童心”、“性灵”这样自觉的理论基础上,指出前后七子拟古主义扼杀创作个性的危害性。
他们创作的散文,题材多样,形式也很活泼,摆脱了古代散文规矩的束缚,往往格局短小,但追求“幅短而神遥,墨希而旨永”,无论是叙事抒情、说理谈天,都信笔直书,流畅隽俏,其中夹杂着不少“怡人耳目,悦人性情”的诙谐和幽默。这一大批散文,一般都称为“晚明小品”。
李贽:
“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
“公安派”: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性灵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竟陵派”:锺惺、谭元春——“幽情单绪”、“幽深孤峭”。
晚明小品文作家:
公安派:三袁;
竟陵派:锺惺、谭元春、徐渭、陈继儒、王思任、祈彪佳等。
张岱:
晚明小品文之集大成者。
小品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