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诗、词、散文创作三个方面都表现出超凡的才能。他的作品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

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

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

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一）政治论文

苏轼散文，首先在其政治论文中大露峥嵘。在《策略》《策别》《策断》等篇章里，作者满怀儒家的政治理想，凭借大量的历史事实加以周密的论证，字里行间颇有贾谊、陆贽的气势、神韵。

文脉晓畅，文采飞扬，所受《战国策》的影响，明显可见。

（二）历史论文

苏轼的历史论文，如《平王论》、《留侯论》等，是其政治论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借描画、评述历史人物、事件、典故，阐释政治见解。这些文章写法上善于随机生发，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

（三）随笔、游记、杂记、赋等 

这些精致典雅、小巧玲珑之作，大都夹叙夹议，挥笔轻盈自如，抒发了作者坦诚的胸怀，也表达了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喜爱之情，成就大大超过他的政治论文。

苏轼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馀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形象地阐明对文艺问题见解的散文，实际上是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相交融的文论佳篇，论述精辟，才气横溢，如《传神记》和《书吴道子画后》便是最能令人心折称道的例子。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一见解，虽是就绘画而言，但其精神对其它艺术门类也可以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