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并理解大学
摘要：
今天，大学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当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社会当中的绝大多数精英都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而且很多是名牌大学。可以说，他们今天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他们所受过的良好大学教育！
但是时至今日，可能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大学毕业十年甚至几十年之后，他们仍然没有彻底搞明白到底大学到底是什么？在大学里到底学什么？怎么学？这节课将从大学的起源与发展出发，来为更好地认识并理解大学！
大学的起源与雏形
中东地区出土了很多四千多年前的泥板，据考证是当时学校用的课本，虽然在今天看来课本内容颇为简单，不过在那个年代已经是高等教育的内容了。这说明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很早就有了大学的雏形。
在古埃及，法老神庙的一个功能就是教授知识和研究学术，古希腊著名的学者毕达哥拉斯就在那里学习过。这些神庙有点像后来中国的国子监，是全国最高等的学府。毕达哥拉斯回到希腊后，潜心办学（雅典的学园历史悠久，开办了将近1千年，直到公元529年），并且招收了大量门徒，他们不仅在一起读书，而且生活在一起，这有点像今天剑桥和牛津的直属学院（Constituent College），或者普林斯顿和耶鲁的寄宿学院（Residental College）。
与毕达哥拉斯同时代的东方先哲和大学问家孔子，也是广招门徒，据说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不但传授他们学问，而且还是他们的人生导师。这两位东西方的大学问家虽然没有把自己和学生们组成的团体称为大学，不过都具有了大学的雏形，因为中世纪后期的大学就是按照孔子和毕达哥拉斯的方式传道授业的。
与今天大多数老师只单纯教授学生书本上的知识不同，孔子和毕达哥拉斯很多时候教授的是所谓“大行之道”，这一点从《论语》以及关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各种经集记载中就能看到。
在孔子和毕达哥拉斯时期，东西方在高等教育上的理念并没有大的区别，传道的重要性要高于授业和解惑。作为学生，他们追随老师不只是为了学习谋生的手段，比如孔子的门徒子贡谋生靠做生意，但是他从孔子那里学到的是如何成为“士”的修养。
孔子有个弟子叫樊迟，欲向孔子学习种庄稼，孔子说：“吾不如老农。”他又提出学习园艺，孔子说：“吾不如老圃。” 樊迟就离开了。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这个故事在批孔时期被当作孔子看不起劳动人民的铁证。但是，单纯从高等教育的角度看，两千多年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高等教育都不是为了纯粹传授职业技能，今天很多英美的大学依然坚持这个观点。
古希腊到了柏拉图时期，建立了雅典学院（有的地方也称作柏拉图学院），学院里有很多学者开始教授各种课程，在这一点上，它和后来中世纪的大学已经非常相像了。在雅典学院里，老师和学生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亦师亦友”来形容。老师除了教授学生知识外，还和学生一起做研究探讨问题。
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拉斐尔的名作《雅典学院》，很好地描绘了这所学院里平时大家一起学习知识、研究问题的情景。这幅画中间站着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者是前者的学生，而且年龄相差40多岁，但是拉斐尔把他们并列画在一起，表明两人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
在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学生求学主要是获取知识，没有现在这么强的功利心， 那时没有文凭，也没有学位。从这些“大学”出来，并不能保证有铁饭碗。因此，求学和谋生是分开的。
雅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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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世纪时崛起的马其顿（位于希腊北方）占领了埃及，并且在亚历山大建立了亚历山大图书馆，这不仅仅是一个藏书之所，应该是那个时代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但跟欧洲中世纪之后兴起的现代意义的大学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
与雅典学院所不同的是，在亚历山大图书馆，不仅有了学术大师，而且有了便于学习和研究的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有了充足的经费，在我看来这是一流大学必备的三个关键要素。在这里，欧几里得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巨著《几何原本》，托勒密完成了影响深远的《地理学》，著名科学家阿基米德也在这里学习过。从此，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亚历山大都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学术中心。
亚历山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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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和学校）方兴未艾之际，远在东方的汉帝国进入了中华文明的第一个全盛期——汉武帝时期。当时著名的思想家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在长安兴办了太学。
最初，太学里只有少量的五经博士（相当于教授）和50名博士弟子（相当于大学生）。到了王莽时代，为了笼络天下之士，太学生人数增加到万余人。及至东汉，太学的规模进一步增加，东汉顺帝时，曾经用工11.2万人，建成240栋大楼，1850个房间，其后太学生人数多达3万。我不知道这些数字是不是有夸大，因为当时东汉人口不过5000万，太学生占的比例高达0.06%，高于新中国刚成立时。不过从此之后，中国大学的规模就在不断减小。
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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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进入中国太学，还是进入西方亚历山大图书馆学习的，大多是贵族和富家子弟，因此在经济不够发达的年代，高等教育实际上是为有钱人服务，并且成为他们的子弟进一步维持现有社会地位的手段。
到了公元2世纪末，东汉帝国瓦解了，而西方的罗马帝国也进入了风雨飘摇的时代。
三个多世纪后，中国重新走向统一，并且从隋代开始了科举制度，太学也改成了国子监，但是规模没有东汉大。由于科举选士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也是和平时期下层人士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通道，因此，中国的教育和考试开始紧密结合，然后又和社会地位、做官以及铁饭碗联系起来了。
延伸阅读：国子监
以至于到了唐代中后期，著名文学家韩愈感叹社会上“求道”的人越来越少，像当年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一起切磋学问的风尚不复存在了，韩愈为此写下了著名的《师说》，希望当时的学子们能“行古道”。但是韩愈不知道，在科举已经成为公卿阶层维持现有地位，下层进入上层唯一的手段时，他的这种主张实际上是逆潮流的幻想。自隋唐之后求道的高等教育其实在中国就不再有了。
今天，亚洲国家依然将考试、升学、获得社会地位强耦合地联系起来。如果一个成绩好的人不能升学，或者名牌大学毕业的人不能有好工作（比如去当小贩卖猪肉），整个社会都会哗然。教育越来越倾向于求术，而不是求道。
罗马帝国就没有像中国东汉帝国在隋唐重新走向统一，它在分崩离析后就再也没有统一过，欧洲从此进入了封建时期，并且延续为长达近千年的中世纪。在这一千年里，欧洲的经济文化不进反退，因此，中世纪也被称为蒙昧时代或黑暗时代。不过有意思的是，现代的大学恰恰是在政治黑暗的中世纪诞生的。
近代大学的诞生
最早的大学是一种包括老师和学生在内的团体，它受到由领主认可的契约的保护，这个团体的管理（比如招收学生的条件、聘用老师的条件、学生完成学业的认可）是独立于所在地治辖权的。大学并非简简单单是一个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学校。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术自由，从根子上讲来源于此。
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学University一词的词根是Universe，是普遍、整个、世界、宇宙的意思，因此，大学遵循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针对大学而言就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它是抱着对宇宙中未知的一切的好奇精神，是基于纯粹的好奇心而诞生的一种系统的思想，它不带有任何功利主义思想，去关心一切、怀疑一切和探索一切。如果不理解大学的这一层含义，就无法理解耶鲁大学最根本的价值观，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很多学生高中成绩很好却不能被耶鲁大学录取，即使进了这所世界名牌大学，也未必学得到其最精髓的“大道”。
为什么自由（包括管理上和学术上的）对于现代大学如此重要呢？因为在中世纪时期，教会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封建领主统治着世俗世界，凡是有悖于基督教教义的思想都是被禁止的。如果让教会和当地领主干预学校的管理，那么学校就不用办了。
1158年（也有人认为是1155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Barbarossa，1122—1190）签署了被称为学术特权（英语：PrivilegiumScholasticum；拉丁语：Authenticahabita）的法律文件。这个法律文件后来也被教皇亚历山大三世（Pope Alexander III，1100—1181）认可。在这个文件中，最重要的有这样四项内容：
1.大学人员有类似于神职人员才有的自由和豁免权。
2.大学人员有为了学习的目的自由旅行和迁徙的权利。
3.大学人员有免于因学术观点和政见不同而受报复的权利。
4.大学人员有权要求由学校和教会而不是地方法庭进行裁决。
说得再具体一点，其中的第一项权利将当时的学者和大学生的社会地位一下子提高到了神职人员的水平。要知道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神职人员是社会的第一阶层，贵族才是第二阶层。其他人，包括富有的商人，都是第三阶层。
第二项权利是今天很多国家学生签证的历史由来。
第三项非常重要，用中国的俗话讲就是“言者无罪”，这一条也是今天学术自由的重要保障，没有这一条，大学就无法做研究。
第四项使得大学可以独立于地方行政管理（当时是贵族管辖），今天这一条的意义在中国不是很大，但是在抗战时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利用这一条保护了很多教授和学生，包括很多抗日人士。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的一些大学就是利用这一条内容，拒绝执行美国政府的一些命令。如今，当一所大学想努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时，是否有充分的管理自由和学术自由至关重要。
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意义下的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因为它在1158年成为第一所接受学术特权法令的大学。其实它成立的时间更早一些，是1088年。在这所大学的校徽上，自豪地写着A.D.1088。1988年，在其建校900周年之际，该校发起了一项宣言，倡导学术独立和自由，至今已经有80多个国家的近千所大学签署了这项宣言。
延伸阅读：博洛尼亚大学
继博洛尼亚大学之后，中欧和西欧相继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大学，它们的规模都不大，一般只有几个教授和几十个学生，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书院。不过和中国的书院不同的是，这些大学传授的大多是神学知识、拉丁文写作技巧和少量的自然科学知识，师生关系很像当年的雅典学院。
由于在中世纪，除了修道院和王室，整个欧洲就没有几本《圣经》之外的书，因此这些大学大多是教会和王室资助创办的。教会办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教士们掌握知识，以便布道，同时证明上帝的伟大。哈佛早期办学的目的也是如此。不过，教会没想到的是，一旦让人们自由地研究学问，就会产生出动摇基督教教义的新知识。
1170年，一所重要的大学在巴黎成立，这就是巴黎大学。这所大学不仅成为了欧洲最著名的大学之一，还成为了欧洲最著名的有“大学之母”美称的大学。
延伸阅读：巴黎大学
早期中世纪大学的特征
独立自治，可以“说走就走”
与很多现代大学不同，在欧洲中世纪，作为社团形式的大学，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就是师傅( magis-ter) 与学徒( discipulus) 的关系，享有高度的自由，实行完全的自治。它既不受任何上级的管辖，也不受所在地方的限制。如果学校与市政当局发生矛盾，或者对所在地的条件及环境感到不满意，便会全校搬到其他地方继续办学。
在办学过程中，大学还争取到其他一些特权，如免纳捐税、平时免受兵役，甚至不受普通司法机关管辖等。因此大学在开办之初就相对独立于市政当局，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今天我们所强调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理念在这里都能找到源头。
类型：“学生主持校务”和“教师掌管校务”
中世纪大学按照领导体制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以最早兴起的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学生大学”，由学生主持校务，教授的选聘、学费的数额、学期的时限等均由学生来决定。欧洲南部的大学，如法国（巴黎大学除外）、西班牙、葡萄牙等地的大学多属于此类型。
另一种是以法国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教师大学”，由教师掌管校务，欧洲北部的大学，如英格兰、苏格兰、瑞典、丹麦、德国等地的大学。
中世纪大学统一用教会的官方语言——拉丁语作为教学语言，这使得欧洲各地的学生可以聚集一起共同学习，又由于当时民族国家尚未形成，使得大学在一开始就具有了很强的国际性。
学科和经院教学方法
中世纪大学绝大部分是依据教学理念和知识分类来建构的，学科基本上就是各学院的名称，即神学、法学、医学以及文科。除了刚性的学科分类，中世纪大学继承了古代的文化和教学传统，以及包含在学科内部的等级观念。
在中世纪的所有大学中，使用的教学方法是完全相同的，沿用神学院所使用的所谓“经院方法”, 包括讲授( Lectio) 和辩论( Disputa-tio) ，旨在训练学生的思考和表达能力。与我们今天的闭卷、纸质试题不同，欧洲中世纪大学的考试方法主要是口试，以此来确定学生是否掌握了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是否从一个被动的听讲者转为复述者。
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推行学术自由，鼓励学者和学生探求真理，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它不仅是西欧国家本土的产物，也是中世纪留给当代世界最为宝贵和最富有成果的遗产。”
中世纪大学的结构与制度在几百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与完善，在人类文明传承、延续与创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近现代世界高等教育制度的直接先驱。
中国古代教育机构和制度的演变
从词源学来说，“大学”一词古已有之，主要有两义。一是《礼记》的一个篇名——《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显然与现在的大学含义不同。
延伸阅读：简书：《大学》全文及解释
古时是“大学”的第二个含义是指古代的一种教育机构及其制度的统称。《礼记·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又云：“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
那么，中国古代的教育机构及其制度到底又是如何演变的呢？这需要我们作一个简单的历史性梳理方可明白。
夏商周时期，学在官府，《礼记·学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大学设置于官府之中，实质上为“政教合一”的教育制度。西周已设有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大而言之，可分国学与乡学两类，而国学又分为大学与小学两级，这种制度一直延用至晚清。西周天子所设大学有“五学”之称，即中为辟雍，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南为成均，北为上庠。诸侯设立的称为泮宫。
延伸阅读：辟雍——百度百科
汉初没有固定的教育制度，至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始在长安设太学，为中央官学、最高学府，可称之为大学；后地方陆续设立小学或中学性质的学校，聚、乡分别设置序、庠，县、道、邑设立校，郡国设学。太学教师称博士，学生称博士弟子或诸生或太学生，高峰时达万余人，教学内容主要是“孔子之术，六艺之文”。西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初立国子学，与太学并立，至晋惠帝元年(291年)规定五品官以上子弟许入国子学，六品官以下子弟入太学。隋朝初设国子寺，隋炀帝时改为国子监。唐设“六学二馆”，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律、书、算，统属于国子监，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具有大学性质，律、书、算具有专科性质；二馆即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崇文馆，属于大学性质的贵胄学校。
延伸阅读：太学——百度百科
唐代教育发达，外国学生纷至沓来。宋代教育制度仿效唐代，中央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属于大学性质，统归国子监管辖。明以后不设太学，只有国子监。
明朝国子监创于明太祖建都南京之时，建校舍于鸡鸣山。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迁都北京，设置京师国子监，于是明代国学有南北两监之分(亦称南北两雍)。
延伸阅读：国子监——百度百科
清因明之旧制，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学部，国子监遂废止，正如当年光绪皇帝谕旨所言“国子监即古之成均，本系大学，所有该监事务，著即归并学部”。1905年是古代大学制度改变的关键之年，科举制废止，新学堂兴起，结果导致社会整个意识形态的解构与崩塌，乃至几千年封建王朝制度的终结。世人曾作如此评价：“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它(科举废除——笔者注)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
中国近代大学的起源
中国古代大学虽然有着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但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却是舶来品。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大学是北洋大学堂，紧接着就是京师大学堂，但都是诞生于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晚期。
面对强寇环伺的岌岌危局，光绪皇帝祈愿能够出现“中兴”之局面，便下诏征“自强”“求治”之策。1895年，盛宣怀邀请中西书院院长美国人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共同草拟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上书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希望能奏请光绪皇帝开办一所“天津中西学堂”。《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也就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大学章程，它对大学学制、招生办法、规模、课程、经费和管理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盛宣怀筹设的这所学堂，虽名曰“中西学堂”，但其章程中所规定的课程内容均属“西学”范畴，王文韶索性将其直接改为“西学学堂”，1895年9月30日(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向光绪皇帝上奏折《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两天之后，1895年10月2日(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光绪皇帝就在这份奏折上作出了“该衙门知道，钦此”的朱批，然后又以军事急件的形式，当日就送返天津。清廷同意开办的批准日期为1895年10月2日(现在天津大学以其前身西学学堂的批准日10月2日作为校庆纪念日是准确又合理的)，而开办日期为1895年10月18日(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至于该学堂之名，光绪皇帝御批的是西学学堂，此乃毫无异议。然而，获得御批之后，政府公告则是名为天津头等学堂，与当年9月22日王文韶《天津头等二等学堂批示》文相符合[31]，时人却称之为北洋大学堂。据考证，“1895年11月8日，《直报》上刊登的一篇政府公告出现了‘天津设立头等二等大学堂’的表述。12月7日，英文版的《京津泰晤士报》也刊登文章，并标有中文标题‘北洋大学堂见闻’，文章结尾对盛宣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建起了一所西方式的大学表示了高度赞赏，并用中文再次明确标示了‘北洋大学堂’的名称”[32]，实质上，1903年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方才正式易名为北洋大学堂。1899年底，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头班25名学生完成了四年的学业，经直隶总督考试合格后，成为中国人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届大学本科毕业生。1900年初，当时年仅19岁的王宠惠，从北洋大学堂获得了绘有蛟龙出海图样的“钦字第一号”“考凭”，堪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由中国政府颁发的第一张大学本科毕业文凭。中华民国教育部1912年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令“所有学堂，一律改为学校”，1912年北洋大学堂更名为北洋大学校，1913年又根据中华民国教育部令改称国立北洋大学。1913年是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冠名“大学”之正式开启年，从此这一作为机构名称的专有名词开始行遍神州大地，“大学”之名指向了具体的机构之实，并真正以新的内涵与外延进入了中国概念史，可谓是“旧瓶装新酒”。“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洋务派的盛宣怀创立的北洋西学学堂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中国政府行使教育主权在自己的国土上创办的“国批官办”大学，也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近代大学，毫无异议！
与北洋大学堂相比，京师大学堂就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批国办”的大学。由于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我们还是需要在此回溯其开办之初的情形。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在第六次上书《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提出“自京师立大学”，2月15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御史王鹏运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光绪皇帝当日诏谕：“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須开办，其详细章程，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妥议具奏。”由此看来，按照通例，2月15日应是京师大学堂获得“准许状”的建校纪念日。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而成立京师大学堂成为唯一写进这一维新纲领性文献“天字第一号”的变法项目，明确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7月3日，总理衙门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所奏拟之《京师大学堂章程》为梁启超代总理衙门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起草，该章程明确规定，“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这就使其在充当“各省之表率”的“全国最高学府”角色的同时，还必须身兼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职能，直到1905年学部成立为止。由此看来，京师大学堂创立之初身兼传统的太学制度与现代的大学建置的双重身份1898年8月5日和8月10日意大利和德国公使分别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干涉京师大学堂设置之事。8月26日管学大臣孙家鼐复总理衙门片称：“查中国开设大学堂，乃中国内政，与通商事体不同，岂能比较一律。德国、意国大臣，似不应干预。由此可见，京师大学堂创办过程中受到了外国势力对我国教育主权的干预。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开学。后与教育行政管理职能分离，独立成校。1912年5月3日，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大学校校长，严复为首任校长；分科大学监督改称学长。5月24日，“北京大学校之关防”启用。但是，民间已经称北京大学校简为北京大学了，5月15日，蔡元培参加北京大学校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称北京大学校为大学，并言“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地”。7月22日，校长严复向教育部写了《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已称北京大学。由此看来，“北京大学”冠名是由非正式开始的。1913年4月改称国立北京大学，该月《中华教育界》第一卷第四期报道“北京大学第一次毕业”，社会媒体亦称北京大学。近代教育机构“大学”冠名之初发生了“非正式”这一有趣的历史现象，外国教会起初将“齐鲁大学”作为非正式之名使用，而国办的“北京大学”起初也是由个人作为非正式之名开始使用的，“大学”之冠名经历了一个由非正式到正式的过程。
继北洋西学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兴办之后，清政府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初宣布实行所谓“新政”，8月颁布“兴学诏书”：“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是年，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并获准，11月16日在济南泺源书院正式创办了官立山东大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省立大学堂，成为后来各省举办学堂的榜样。1902年(壬寅年)第一次出现具有学校系统的“新教育”制度，称为“壬寅学制”，1903年又推出了“癸卯学制”，制订了“大学堂”“通儒院”作为最高学府。辛亥革命后，1912年10月24日，民国教育部颁布《大学令》，规定了大学教育方针和组织原则，改“高等学堂”为“大学预科”，“通儒院”为“大学院”，1913年当局又公布了《大学规程》，基本仿照西方的大学制度安排。
新中国成立70年高等教育制度的探索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它发展时期，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迁，中国的大学模式经历了又一次重大转型，开始对苏联模式的照搬，中国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改革开放后，高校迎来了春天，开始突破过去三十年形成的苏式体制，重新回归到1949年以前的欧美大学模式。
第一阶段1949年—1966年：高等教育制度的初建时期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最重要的国家政策，其中关于教育的条文为新中国教育确定了基本的发展方向。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高等教育方面，1950年颁布了《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和《专科学校暂行规程》。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对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层次产生了很大影响。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很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和民主原则。1961年，教育部草拟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中国教育中有益的经验，学习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具有很强的混合色彩。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原因，高等教育管理存在重政策、轻法律的倾向。
第二阶段1966年—1976年：高等教育制度的破坏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法律法规失去了权威性，高等教育工作受到了毁灭性打击。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教育界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重新颁布了大中小学《工作条例》，恢复学校的教学秩序。
第三阶段1977年—1998年：高等教育制度的重建期
1977年5月，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迅速传开，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这重新点燃了广大教育工作者心中的希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任务。198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第一部有关教育的法律。之后，国务院相继制定了《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等行政法规。1982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在我国法制建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为教育事业提供了法制保障。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在法律上确立了教育的战略地位。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立法已取得重大进展，它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依法治教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第四阶段1999年—2019年：高等教育的治理变革
1999年之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引发了大学制度与社会转型的矛盾，传统的管理方式等受到了严峻挑战。2000年之后，我国学者开始引进治理理论并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探讨，其重点是探讨大学治理变革。与此一致的是，我国政府也在这一时期积极推动大学治理方面的改革实践，典型的改革事件有：北京大学2003年人事制度改革；武汉大学的政学分权；南方科技大学的整体创建；北京师范大学的治理结构创新。
2010年之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出现了新动向，力图通过治理改革超越传统管理以解决高校行政化问题，培育大学精神，创新治理机制和提升高校活力。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部署，2012年，教育部启动了我国高校的章程制定工作。大学章程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其使命在于提高大学的内生发展质量。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小组办公室正式批准了《清华大学综合改革方案》和《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这些治理变革有可能冲击到我国高校传统上的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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