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四  《尚书》与中国古代会计

儒家的传统经典著作主要是“四书五经”。“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则指《诗》《书》《礼仪》《春秋》。《诗》即《诗经》，《书》为《尚书》，《礼》包括《周礼》《礼仪》和《礼记》，《易》指《周易》，《春秋》由《春秋》本身与注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组合而成。”四书“之名始于宋代，“五经”之名始于汉代。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政治历史文献汇编，由《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组成，主要的形式是虞、夏、商、周各时期君王的文告以及君臣谈话的记录，也有史官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先生评价“尚书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使”。汉代著名学者孔安国在《尚书序》中称，春秋以来的转本有100片，他说：“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遗世，世莫得闻。”流传到现在的版本为58篇，其中有25篇被学术界认定为后人伪托先人而作的“伪古文”，从时间序列上看，《尚书》的时间跨度涉及了包括虞、夏、商、周在内的先秦各个历史阶段；从空间分布上看，《尚书》涵盖的范围包括虞、夏、商、周各个历史时期重大的政治、思想、经济、历史、法律、文化等方面。《尚书》面世以来，一直是人们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乃至封建社会政治、思想、经济、历史、文化的一部重要典籍。

《尚书》以记载重大政治活动和重大历史事件为主，但在反映政治活动的同时，也反映一些包括财政、税收、会计等在内的经济活动，是研究上古经济史和会计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历史资料。

一、《尚书》中的会计管理机构

《尚书》中关于会计的历史记载主要表现在反映了西周时期的会计管理机构和西周时期的会计记录和计量的痕迹。历史文献表明：西周时期已经设有管理会计业务的管理机构，配备了从事会计业务的业务人员。

先秦历史文献反映西周时期政治制度的著作主要有两部：一部是《尚书》，另一部是《周礼》。学术界一致认为：虽然《周礼》反映的是西周时期的政治制度、政治机构组成、政治机构的职能等，但是《周礼》是战国时期一些儒生按照自己理想化的政治构想，而”创作“出来的一部政治文献，其史料价值不能与《尚书》相提并论，因此，史学界考察西周时期的社会政治制度，一般以《尚书》为主要依据，《周礼》仅仅作为参考，今传本《尚书》反映西周政治制度的文献主要有两篇：一篇是《周书·立政》，另一篇是《周书·周官》，前者是学术界公认的真上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则以被学术界认定为伪《尚书》25篇之一。

从内容上分析，《周书·周官》与《周礼》的内容十分一致，学术界怀疑它也是战国或战国以后某些儒生理想化的政治构想，《周礼》把中央官制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记。我们再把《周书·周官》中有关中央官制的部分摘出来，与《周礼》的相关内容加以比较，周书周官的记载是：”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贰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由此可见，《周礼》与《周书·周官》除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和少师、少傅、少保三孤有所不同外，其余的机构和官名几乎完全相同。《周礼》是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记；《周书·周官》是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二者的差异仅仅在冬官，《周礼》叫考工记，《周书·周官》叫司空。因此，《周书·周官》不宜作为西周的政治制度进行研究，只可以作为研究西周政治制度的参考。因此，考证西周会计主要的历史依据是《周书·立政》这一篇。

《周书·立政》对西周时期的中央机构的记载是：“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亳阪尹。”在《尚书》中列举的中央机构组成人员中，管理财政税务事务的官员应该是以准夫为首的小尹、携仆、司空等人，而从事会计工作的职员应该是太史和百司中的某一部分人。

二、《尚书》中的会计记录

《尚书》所反映的历史事实表明：西周时期的会计已经基本成型，有了较为固定的记录方法和顺序。

《尚书》中与会计业务有关的史料共有三篇，分别是《召诰》《洛诰》和《文侯之命》，均为反映西周时期的史料，其中《召诰》反映的是周朝初期，周成王欲建洛邑委派太保召公先行勘察地形，召公在新邑南郊连续两日举行祭天、祭土神的一系列活动；《洛诰》记载了召公勘察选定新邑城址后，周公前去营建成周城并派人向成王汇报占卜结果等历史事件；《文侯之命》记载的是周平王对晋文侯的册命辞。这三篇文献最早的是《召诰》，时间约为公元前10040年，最晚的是《文侯之命》，时间约为公元前760年，时间跨度大约为280多年。

《召诰》中有关会计业务的记录是：“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效，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意思为：第二天的乙卯时辰，周公早早来到洛河旁，视察新邑。第三天的丁巳时辰，在南郊祭天，用了两头牛，又过了一天的戊午时辰，又在新邑祭土神，用了一头牛、一只羊、一头猪，这一系列的记录，有以下特点：一是记录的时间非常清楚；二是记录的对象非常清晰；三是记录对象的数量非常明确。不难看出这些记录已经具备了会计记录的主要基本元素：时间、对象、数量。这段历史的时间约为公元前1040年，与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武丁时期甲骨文相距200年左右，与武丁甲骨上的会计记录非常相似并有所发展。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素材告诉我们，西周时期的会计记录已经趋于成熟。

《洛诰》反映会计业务记录的地方共有两处，分别为“伻来毖殷，乃命宁予以秬鬯二卣。”“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意思分别是：上次派人来慰问殷民时，大王让他们给我带来两卣黑米香酒问安。戊辰这天，成王在新邑举行冬祭，祭祀新年，分别给他的祖父周文王和父亲周武王各祭献了一头红牛，成王还让负责记录的人宣读册书，告慰先祖说周公暂时留在洛邑，管理新都。这段历史记载的时间与《周书·召诰》的时间差不了多少，也是在公元前1040年左右，但要稍晚于《周书·召诰》。从记录的规律和形式来看，两者相差不大，都有记录的时间、对象、数量。不同的是，《洛诰》记录的对象有所扩大，记录的经济活动过程也不仅限于祭祀，已经开始涉及遗赠礼品——秬鬯、骍牛。

《文侯之命》是一篇记录周平王对晋文侯册命的诰辞，时间为公元前760年左右。《文侯之命》中说:“王日‘义父和!其归视尔师，宁尔邦。用赉尔一卣秬一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意思是:平王说:“叔父义和，你要回去治理你的民众，安定你的国家了。我现在赐您祭祀用的黑米香酒一卣，红色弓一张，红色箭一百支，黑色弓一张，黑色箭一百支，马四匹。”这篇诰辞虽然没有具体的时间，但记录经济活动的内容比《召诰》和《洛诰》都丰富。记录的对象包括了“柜鬯” “彤弓”“彤矢”“卢弓”“卢矢”“马”，记录的数量有“”“_”“百”“一”“百”“四”，并且对重要物资还有了实物计量单位，如柜鬯的实物计量单位为“卣”， 马的实物计量单位为“匹”。

三、《尚书》中的经济计量

《尚书》中较多地阐述经济计量的篇章是记载吕侯劝说周穆王沿用夏代赎刑的历史事实的《吕刑》。《吕刑》记载的是周穆王时期的一段历史， 时间约为公元的940年。《吕刑》开首便有“惟吕命，王享国百年， 老，荒度作阳以话四方”一段话。这段话的大意是:昌侯对周穆王说，周人建国已经整整一百年了， 天下百姓和四方诸侯不像建国初期那样小心翼翼了，许多百姓和诸候开始放肆，现在必须考虑制定一部完整的刑法，用来约束四方的不法之徒。可见，从西周灭商至周穆王时期的“享国百年”，就是距公元前1046年100多年后的公元前940年。从政治与法律的角度看，《吕刑》通过吕侯对苗民的残酷刑罚的反思，提出了“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的“明德慎罚”的政治主张，阐明了“典狱非讫于威，惟讫于富”的法律本质，揭示出法律的本质不是为了威慑百姓而是为了百姓的富强。可见，西周先人对法律本质的认识至今都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祖先对世界法律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先人们在维护法律尊严的同时，对一些证据不足的案件灵活地采用了经济手段进行调整，我们可以从中考察到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一些经济计量技术。《吕刑》中说:“墨辟疑赦， 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拥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放，其罚六百锅，阅实共罪。 大群疑放，其罚干钱，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朝罚之属干，相罚之属五百，官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周三千”意思是:判墨刑而案情有疑点，减刑判罚金100锾，并查实案情;判劓刑而案提有疑点，减用列罚金20银，并查实案情:判润刑而案情有疑点，减刑判罚金500锾，并查实案情:判官刑而案情有疑点，咸刑判罚金60，并查实案情;判死刑而案情有疑点，减刑判罚金1000缓，并查实案情。墨刑条目1000条，劓刑条目1000条，制刑条目500条，宫刑条目300条，死刑条目200条，五刑条目共3000条。文中的“罚”是指罚金，当时的罚金是铜，“锾”是古代的一种计量单位，合6两，是墨刑罚金110缓的1倍);16两为1斤: “惟倍”指1倍于前者(则刑罚金20银“低差” 指1.5倍于前者 (润刑的罚金500缓，即15由此可见，还有“倍”“倍差”等替代数字的文字。西周时期的经济计量除直接用数字计量外，总之，《尚书》作为距今2700-~ 000年的中国国最古老的政治历史文献，在主要为后人传达政政治历史信息的同时，也为我们传递了当时社会的经济信息和会计信息，使我们在几千年之后仍然能够通过这些信息了解先人的政治理念、政治管理、财政思想、财政管理方法以及会计管理技术 ，是我们研究会计起源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