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手术基本操作包括切开（incision）、结扎（ligation）、缝合（suture）、打结（tie）、分离（separation）、切除（excision）、插管（intubation）等。

#科学与人文# 

A good surgeon must have an eagle's eye, a lion's heart, and a lady's hand.

一名好的外科医生必须有鹰的眼睛，女人的手和狮子的心

止血

Ambroise Pare(1510-1590)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在文艺复兴时期外科学的复兴和崛起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对外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将外科学推入一个新时代，被誉为现代外科奠基人之一。在医学史上，很少有人比这位16世纪法国外科医生更出名，他的高超医术、可爱的性格和自谦精神均为人们称颂。他最突出的贡献是使外科学摆脱了中世纪的迷信盲从的状态，进入到以现实为依据的较为理性的时代。这种转变对现代外科的发生、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从1536年直至去世，Pare 一直在法国军队从事随军外科医生工作，或者在巴黎从事民间外科工作。尽管同时代的其他外科医生也察觉到了用沸油来烫灼处理新鲜枪伤伤口毫无意义，反而会使情况更糟糕，但是，只有Pare采用了刺激性小的润滑剂（由蛋黄、玫瑰油和松节油混合而成），这正是他能够成名和引以为荣之原因所在。Pare在截肢手术中还有一项重要发现，那就是单独结扎血管比大块结扎组织或沸油止血效果更好。Pare有一句名言：“我只是实施了治疗，是上帝治愈了他们(Je le pansay，Dieu le guerit.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人体解剖学知识

Andreas Vesalius(1514—1564)在外科手术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Vesalius是一名供职于意大利Padua大学的解剖学和外科学教授，他认为学好人体解剖学的唯一方法就是观察人体解剖结构。他撰写的解剖学大作《人体结构学》(1543)，对人体解剖做了全新而详尽的叙述，这是他之前的所有前辈们都望尘莫及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Vesalius对这些希腊和罗马解剖学大师传播了13个世纪之久的传统解剖学教学中存在的错误进行了驳正，因为这些解剖学大师的见解都基于动物解剖，而非人体解剖。Vesalius甚至明确提出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必须亲自完成人体解剖操作，摒弃了长期以来人们对解剖实验的不屑看法。这种动手操作的教学原则正是Vesalius对解剖学教学最重要的永垂青史的贡献。

外科疾病的病理生理基础

人类对手术所致疼痛的科学控制的理论基础大多基于18世纪英格兰外科先驱John Hunter(1728-1793)的工作。Hunter 一直被认为是最有影响的外科医生之一。最为难能可贵的是，Hunter不迷信前辈权威人士的论点，笃信个人的实验观察。他撰写了一部权威性病理研究巨著《论血液、炎症和枪击伤》(1794)，还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研究和临床资料，标本数达13 000件之巨，成为他留给外科界最尊贵的遗产之一。这是一所举世无双的标本库，分门别类地陈列着器官系统，通过对最简单的动植物与人类系统的比较，展示其结构与功能的联系。数十年来，Hunter的标本陈列馆一直位于英格兰皇家外科医师学会内，是一所当之无愧的世界级的比较解剖学和病理学博物馆。遗憾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轰炸伦敦时，Hunter的馆藏品大部分毁于一旦。

麻醉

长期以来，外科医生无法实施无痛手术一直是阻碍外科学发展的主要绊脚石之一。在前麻醉时代，外科医生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尽快结束手术，而不是手术的临床效果。同样，病人拒绝手术或尽量推迟手术也是出于对外科手术刀的畏惧。尽管大麻、曼陀罗花和鸦片之类的止痛剂、镇静剂和催眠剂已经被人类使用了数千年，但是，人们还无法进行体腔内手术，外科学的发展步履维艰。随着解剖知识和外科技术的进步，寻找安全的止痛方法迫在眉睫。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人们已经发明了氯仿、乙醚和氧化亚氮（笑气）。很快，内科医生和牙科医生们就发现乙醚和氧化亚氮的“疼痛缓解”作用可以用于外科手术和拔牙。1846年10月16日，波士顿的一位名叫William T．G．Morton(1819-1868)的牙科医生说服了麻省总医院的外科教授John Collins Warren(1778-1856)为一位外科病人上乙醚，该病人颈部患一枚先天性小血管瘤，Warren教授也希望在无痛的情况下将肿瘤切除。Warren教授被这一新发现强烈震撼，手术后他说了这样一句闻名世界的话：“诸位，这可不是白日做梦哦！”

很少有医学发现能像吸入麻醉那么快被人们接受。这条重要新闻很快传遍美国和欧洲，也宣告了一个外科新时代的开始。自波士顿那个首例手术公共演示后数月内，乙醚迅速在全世界医院普及。

抗菌术、无菌术和对感染本质的认识

从很多方面来说，对抗菌术和无菌术的认识要比吸入麻醉的问世在外科学发展史中的地位重要得多。如果没有抗菌术和无菌术，外科大手术的结局就很可能是病人死亡，而不仅仅是疼痛。显然，外科学的发展既不能缺少麻醉，也不能没有抗菌术。但是，就单项技术在整个外科学中的重要性而言，抗菌术所起的作用更大。

在世界外科漫长的成长过程中，贡献卓著的大家屈指可数。1847年，匈牙利医生Ignaz Semmelweis最先提出在检查产妇前用含氯石灰水（漂白粉）将手洗净，这一举措使他经手产妇的死亡率从10%降至1%，被誉为“产妇的救星”。1867年，苏格兰医生Lister首先采用苯酚（石炭酸）液浸泡器械、湿敷伤口，还将苯酚喷洒用于手术室的空气和手术台的消毒，截肢术的死亡率自46%降至15%，奠定了抗菌术的基本原则。1877年，德国医生von Bergmann对开放性创口进行清洁和消毒后包扎，提倡蒸汽灭菌。他认为，不能将所有的伤口都视为感染的，而不让伤口被再沾污更为重要，建立了无菌术原则。

德语区的外科医生以专业精神著称于世，他们最早抓住了细菌学和微生物理论的这一要点，最早成为Lister石炭酸消毒法的发扬光大者，后来又采用了煮沸法和高压锅灭菌法。热力灭菌法使得手术大褂、巾单、器械和缝线的无菌成为可能。面罩、手套、帽子和手术衣的灭菌也应运而生。至19世纪90年代中期，不太完善的无菌操作雏形已经出现在欧洲绝大多数外科手术室，并且被美国外科医生近乎全盘接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对Lister这一重要概念的真实性和意义的一切疑虑都得以消除。在战争情况下，即使最普通的消毒对外科医生来说也是无比珍贵的一课，同时战乱不仅使得外科和外科医生成熟，也为外科和外科医生在全世界医学界奠定了应有的地位。